编辑导语：教育行业的内卷不是近年才开始的，早在20世纪初就慢慢开始了。最近，我国开始对教育机构严查，并提出相关的规定，致使各大K12教育机构受到了威胁。作者以韩国、日本、印度、新加坡等国为例，分析其教育内卷情况以及如何直面教育内卷。
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各有各的卷法。
周三晚上11点，我和另外五名教育办公室的职员接到举报，前往当地的一栋废旧建筑。在里面，我们发现了40个正在补习的学生。男孩女孩们知道自己被发现了，一个个都吓坏了，想往楼顶上跑，我赶紧安抚他们说，“违规的是补习班，不是你们。你们回家吧。”
这是2011年《时代周刊》发表的一篇文章：《韩国：孩子们，不要这么努力地学习了！》，里面写道，韩国6名教育公职人员在某个星期三的雨夜巡逻，而巡逻的目的只为了：找到晚上十点以后还在学习的孩子，然后阻止他们。
学生们补习，像违法勾当一样被驱赶，这源于2009年韩国当局的一纸禁令——十点钟之后不得上补习班。
禁令之下，一部分人跑去偏僻的废旧建筑偷偷补课，而另一些人则选择了时间上的腾挪：先补到10点，然后睡觉，睡到12点之后再起来补习，就算第二天早上了。
最终，这个禁令不得不取消。
使得韩国当局出台这样禁令的，是民间几十年以来持续的补课热潮。
当我们放眼东亚甚至全球，就会发现教育内卷化是一个普遍性的存在，各个国情不同，却各有各的卷法。
一、韩国：40年的整顿轮回韩国整顿校外补习班的历史，已经有40年了。
1959年韩国普及小学义务教育，96%的适龄儿童都能入学。然而小学人数的大增，导致小升初压力骤升，家长们纷纷报班参加小升初培训。
不得已，韩国在1968年废除了小升初考试，小学生不用考试就可以直接以推荐分配的方式上初中。
然而初中人数的大增又导致初升高的竞争加剧，学生们又不得不参加初升高培训。于是韩国在1974年又废除了初升高考试，高中也可以就近入学。
再一次地，课外补习随之转移到了高中阶段。
为了遏制校外培训，1980年韩国政府出台《教育规范化及消除过热的课外补习方案》，禁止课外补习行为。然而该方案却没有得到家长们的支持，并最终于2000年5月被法院裁定违宪，理由是：“过度侵犯了儿童的受教育权、表达性格的权利和选择职业的自由等基本权利。”
禁令解除后，补习班迅速反弹。
1961年韩国课外培训企业有521家，1975年增加至2977家，1990年达到28862家，现在更是接近10万家。根据韩国统计厅2012年的数据，全国中小学生以升学为目的的课外培训（Hagwons）参与率达到了69.4%，当年补习费高达1140多亿人民币，占整个韩国教育预算的36%。
韩国家庭在教育上的支出，已经远远超过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而从可支配收入的占比来看，他们的支出超过了除智利和英国以外的任何经合组织国家。
2017年经合组织国家每名全日制学生的家庭教育总支出
如今，在寸土寸金的首尔市江南区，大量的补习班扎堆于此。江南区大峙洞有一条著名的“补习街”，光是这条街上，各种名目的补习班加起来有一千多家。
这么多补习班，你本以为可以随便挑了，但事实上，还真不是想上就能上的。
每逢补习班报名季，有意向的家庭常常要通宵排队抢号。拿到号之后，孩子还要参加入班考试，考试通过后再根据成绩被分去对应等级的补习班。有些知名培训机构尽管价格不菲，但报名仍然需要排队。
二、日本：宽松教育的败退日本的教育，可以算是东亚文化圈里的佼佼者了，但也依然难逃内卷的命运。
日本的教育，一直都是“ 知識詰め込み – 填鸭式教育 ”，这种教育方式可以上推至明治维新时期。
1955年起，日本经济开始高速增长，日本大企业逐渐形成了终身雇佣制（5000人以上的大企业中，年龄在39~45岁且一次都没有跳槽过的职员在1980年为46%，到1994年上升至77%）。
因此，日本的学历观也被重新构建：通过文凭进入像三井、日立这种一流大公司，在终身雇佣制度中度过一生，被视为最佳的人生路径。
此时，又恰逢战后婴儿潮的高峰期，学生竞争压力巨大，日本遍地鸡娃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基本上比中国早了几十年。
1967年，有76万考生考大学，被称作日本历史上考大学最难的一年。
当时的竞争性补习从高中到小学一路蔓延，景象之惨烈，被日本媒体称为“受験地獄”。
在日本，他们管这种补习机构叫学习塾。到了70年代，不少学习塾都开始扩大经营、开办分校，甚至上市。但这种鸡娃模式注定引起大家的反思和批判。70年代末，日本政府开始整顿校外培训，大力查处在职教师在外兼职授课，学习塾也便随之沉寂下去。
整顿学习塾的同时，日本还开始推行“宽松教育”。什么是宽松教育呢，说白了就是对过去鸡娃模式的一次反方向矫正：你们不是抱怨孩子们太辛苦吗，那就减负：
减少教学内容，降低教学难度，缩减教学时间。
常看日本动漫的人应该知道，里面的高中生们基本都是下午两三点放学，剩下的时间要么花在各种兴趣爱好社团里，要么去打工挣零花钱。
但减负的结果却并不如预期。
首先是导致了学生的整体学力水平的下降和学力差距的拉大，其次助长了学习塾的反弹。
国际上有一个针对15岁学生的阅读、科学、数学能力的评估，简称PISA，在PISA测试中，日本成绩显著下滑。
既然“宽松教育”减少了校内教育内容，那许多有上进心的孩子就只能去学习塾补课了。
于是在1981-1993年这个阶段，日本学习塾迅速增加了27173所，年复合增速达到9.4%。中学生参加的比例从1976年的38.0%上升到1985年的44.5%乃至1993年的59.5%，小学也从12.0%、16.5%到23.6%节节攀升。
最终，2007年安倍政府再次推行教育改革：延长上课时间，增加了教学内容和教学难度，高度重视数理化、英语和编程教育。至此，日本持续了30年的“宽松教育”正式终结。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早些年日本大规模办大学，叠加后来的出生人口大降，现在日本的大学录取率已经很高了。
照理说，学生的焦虑情绪应该会减轻不少，但实际来看，他们依然无法放松。因为日本的学历歧视非常严重，光考上大学还不行，还要考进好大学。
据说在日本的相亲市场，每个人都必须写上自己毕业的大学和工作地点并附上照片，但如果是东京大学毕业，则可以破例不贴照片。
如今的补习产业已经不如以前兴旺了，但要考名校，也依旧得和他们前辈们一样“四当五落”（每天只睡4个小时能考上，睡5个小时就考不上）。
调查显示，日本小学生大约有40%上补习班，初中生则有65%。
每天放学后，他们就到学习塾补课到晚上9点或10点，然后回到家吃饭、洗澡，继续学习到凌晨1点左右，全年无休天天如此。这是许多日本高中生的常态。
一家名为河合塾的补习班：别担心，在这里深呼吸，东京大学就在不远处了。
三、印度：真正的高考地狱不管是中国，还是日韩，在印度面前都要相形失色了！真正的高考地狱在印度。
由于印度的大学录取率极低，人口又多，激烈程度就不用多说了，我们只从一个城市就能看出来。
印度北部有个城市叫科塔（Kota），全国有名的补习之都，又被称为死亡之城。
科塔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业城市，上世纪90年代工业衰败，当地一家工厂的职员开始尝试办补习班作为营生。
1995年，他们辅导的49个学生考上了印度理工学院——相当于中国的清华北大，在印度是神一般的存在——科塔从此一举出名。
如今，每年有超过20万的学生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科塔大大小小100多家补习中心一年就能给当地带来上百亿卢比的收入，这座工业城市也因此重新振兴了。
靠补习班振兴一座城市，这在高考大国中国也是难以想象的。
十几岁的考生被密密麻麻塞进一间教室，每天接受14到16小时高强度课程，每一次课堂测试就是下一次分班的直接依据，不停不休，直到高考结束。
越来越多的学生不堪重负，选择了自*。根据当地政府的数据，从2013年到2019年共有77名补习学生在备考期间自*。为此，补习班甚至需要专门开设心理调节课。
印度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公立学校质量实在太差了。
印度目前五分之二的中小学还没有通电，教师有四分之一的上班时间实际是在旷工。从2011年到2015年，印度投入教育的经费增加了80%，但是对印度8个邦的教育调查显示，这些年来学生成绩却是下降的。
于是，人们在对公立学校失望之下，纷纷努力掏钱让孩子去上私立学校。从2010-2011学年到2015-2016学年，印度公立学校的入学人数减少了1300万，同时印度私立学校的入学人数则增加了1700万。
可想而知，这必然导致家庭的教育支出大大增加， 以及贫富阶层之间的不公平。
四、新加坡：人才的筛选机器和韩国日本印度不同，新加坡实行的是精英教育和素质教育，可以说最接近欧美的模式。
他们的高考试卷，甚至要运到英国去批改。
相比中日韩，新加坡在明面上看不到家长们的焦虑，也看不到学生们的军备竞赛，然而新加坡形成的一套变态的分流评级体系，却裹挟着所有人的命运。
所谓的分流评级体系，就是一个学生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直到高考，会被一次次地测验，然后分入不同等级的班、选修不同层次的课、然后进入不同类型、不同水平的学校。
这个分流评级体系源于1979年新加坡教育部发布的一份《吴庆瑞报告书》（吴庆瑞为当时新加坡副总理），报告认为：以单一的方式来教天赋各异的学生是不科学的，不但相互影响，还会造成大量教育资源的损耗，因此建议采取分流制度。
李光耀回忆录中也写到：“强迫智力较差的学生在同一个制度下学习，是这个教育制度的主要缺陷。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在11秒内跑完100米。”
从此，“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上的分流行动正式开始。
首先要说，新加坡让中国人羡慕的一点，就是大学录取率极高。
只要能上高中，90%都能上大学。而且还是实力不俗的大学，相当于国内211及以上的水平。根据剑桥大学官网数据，新加坡高中生每年有约100名被剑桥大学录取；2018至2020年，牛津大学招收外国学生数量排在前3的国家分别是：中国大陆（425人），新加坡（187人），美国（184人）。
考虑到新加坡每年的高考生大概只有15000人左右，那么以人口比例来算，新加坡学生被名校录取的比例高得惊人。
只要能上高中，上大学就没问题。问题是，有超过70%的孩子上不了高中。
新加坡的初升高的通过率只有20%多。在中国，50%的通过率已经让家长们叫苦不迭了（和中国类似，新加坡不能升入高中的学生基本会进入大专或技校）。
所以，问题的关键就来到“怎样升入高中？”
刚才讲的分流评级体系，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
新加坡的初中分为几个类型：普通学术型、普通技术型、快捷班。前两种基本注定了上大专和技校的命运，因为它们的课程设置就没打算让你考高中。只有快捷班的学生有望升入高中，但也要看是好学校还是差学校，是快班还是慢班。
差一点的学校，全校只有了了几个人考上高中的并不罕见。一般的学校，从初一开始就要分快慢班，初三选科再次分流，只有一路过关才会胜利。
而初中的这一切，就不免要追溯到小学六年级的离校考试。
小学离校考试是学生生涯中最关键的一次分流，被家长们称为“小高考”。成绩好的学生可以直升初级学院（相当于高中），读六年后直接考大学，中考也不用参加了。略差一点的进入初中快捷班，剩下的大部分就进入“普通学术型和普通技术型”的初中，学制5年，为将来掌握一项谋生技能做准备。
而小学离校考试的成绩，又可追溯到三年级的分水岭。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每个学生都要做一次测试，成绩最好的进入天才班，剩下的从A班到F班，分别对号入座。
为了让孩子进入好一点的小学，很多家长在学前阶段就开始拼了。
新加坡的小学也是划片入学的，所以优质学区房的价格也是相当生猛。但光有钱买学区房还不保证能上，他们还有一系列的先后次序：
家长在该校工作的优先，家长曾经在该校上学的优先，有哥哥姐姐在该校上学的优先，校董家属或校董推荐的优先，对该校有贡献的义工子女优先，该社区基层领导子女优先。经过这些筛选之后，留给普通家庭的名额已经所剩无几，往往就要摇号了。
摇号也有顺序：1公里内公民先摇，1公里~2公里的再摇，2公里~3公里的最后摇（学区房不能超过3公里），如果还有剩下的，永居移民才可以去摇。
金融大亨罗杰斯定居新加坡后，都不得不做义工来为孩子争取小学名额。
五、直面教育内卷这段时间，中央出台了教育“双减”方案，开始了校外教培行业的整顿。相关股票应声大跌，也引起大家对于补习教育问题的大讨论。
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减少校内授课的内容不会降低课外辅导的需求，高校扩招对补习班降温的作用也不明显。
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改变选拔方式、整顿培训班、甚至直接下发禁令，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小国寡民的新加坡，实行精英教育似乎对整个国家的人才培养有不少助益，但对普通民众来讲也是压力重重。
而被众多国人羡慕的欧美素质教育和快乐教育，也是穷人轻松（认命）、富人加码。美国大学要看学生的特长、课外活动、所获奖项及人生经历，而这些丰富多姿的课外实践对于家境不好的学生来讲，可能压根就无力接触。
在《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红皇后对爱丽丝说：“在这个国度中，你必须不停地奔跑，才能保持在原地。”
这个“红皇后假说”，被认为是内卷的最佳诠释。而所有内卷的源头，一定会被追究到教育上。所以无论是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卷都是要卷的，就看怎么个卷法。
参考资料：
- 大流行的长期影响：韩国的财政和生育前景，彼得森经济研究所
- 从韩国教育看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2019，上海证券
- 行业深度报告：回溯日本学习塾发展史，塾校逐步走向融合，2021，平安证券
- [Seoul Saunter] Hagwon, road to freedom, orserfdom?， 2017，韩国先驱报
- South Korea: Kids, Stop Studying SoHard!TIME
- 日韩教育改革启示-摇摆中前进，2021，华创证券
- 令和2年度学校基本調査の公表について，2020，日本文部科学省
- 新加坡残酷的分流，2015，荞颜观色
- 新加坡模式研究：超级理性主义在教育中的应用，刘劲
- 李光耀回忆录，李光耀
- 印度高考，一场离“死亡”最近的考试，有间大学
- 印度基础教育面临的困境，2017，光明日报
作者：端木清树，编辑：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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