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穷人是咎由自取：他们之所以贫穷只是因为懒惰或邪恶。但到了19世纪，作家维克多·雨果在他最为著名的小说《悲惨世界》中讲述了芳汀的故事，她在丢了工厂的工作后只能将自己的门牙卖掉来养活女儿。芳汀并非懒人或恶人，她是唯利是图的残酷经济的受害者。人们开始对穷人应该为自己的不幸受责备的观点提出质疑，一些人认为他们不应该再继续忍受穷困。
工业革命使一些人变得富有，但仍有很多人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人们涌进生活艰辛的城市。成千上万的人和芳汀一样，儿童因工厂无休止的工作受伤致残，疾病肆虐。在英国，最穷困的人可以进入济贫院，获得食宿，如果他们可以忍受那里艰苦的环境。
之前我们提到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二者都认为贸易和竞争会带来繁荣。他们知道赚钱并非没有坏处，但总体上他们相信资本主义意味着进步。一群不同的思想家对周遭的社会感到彻底绝望，他们深刻体悟到城市的丑陋卑劣：骨瘦如柴、不识一字的孩童以及整日买醉排解忧愁的工人。只有全新的社会才能拯救人类。
法国人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便是其中之一，他曾从事多年枯燥无味的职员工作，后来通过努力摆脱了这种生活，抛出了离经叛道的论作《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在书中傅立叶抨击了整个欧洲文明，认为这种由工厂和铜臭组成的社会是残暴和非人性的。让我们回忆一下斯密的扣针工厂，每个人负责一项细小的分工，扣针的产量得到了提高，但是整天磨扣针的工作是多么地无聊！商业社会造成了人们情感的冷漠和疏离。玻璃制造商希望暴风击碎每家的窗户，这样便可以出售更多的玻璃。此外富人和权贵阶层殚精竭虑地通过对穷人的压榨巩固自己的地位。
傅立叶构想出了一种新的社会，称之为“和谐制度”。他设想人们都居住在一个名为“法郎吉”（phalansteries）的小型社会组织里。这是一座长方形的建筑，容纳工厂、图书馆以及一个歌剧院。在这里每个人可以尽情发展自己的爱好。傅立叶探讨了这些耳熟能详的爱好，比如友谊、理想以及对美食和音乐的热爱。同样，还有“蝴蝶”般的爱好，即对许多不同活动的涉猎，甚至是对“神秘哲学”的爱好，对阴谋的兴趣。根据傅立叶的统计，这些爱好可以相互组合成810种人类性格。
在法郎吉里，爱好会被精心组织起来。每一天人们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共同在一个团队里工作。他们可以种植玫瑰、饲养家禽或创作歌剧。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可以选择不同的团队。你可以从事任何自己感兴趣的工作而不是日复一日的无聊地磨扣针。但是人们如何赚钱呢？与资本主义制度支付工资的形式不同，人们可以按股份分享法郎吉的收益。
傅立叶每日中午在家中等候人们捐款建立他的这个法郎吉，但无人响应。这个新世界仅仅是脑海中的蓝图。他曾畅想，在法郎吉建成后人们可以长出带眼睛的尾巴，六个月亮将升起，大海会成为柠檬汽水。野生动物会和人类成为朋友：友好的“抗虎”（anti-tigers）会成为人类的坐骑。所有这些都令人们认为傅立叶是个疯子。此外，他提出了传统经济学几乎很难涉及的关于工作的问题。一旦我们获得了食物和住所，我们如何能找到充分施展我们个性的工作？或许今天校园里帮助学生选择适合自身技能和兴趣的工作的职业顾问是对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尝试。
如同傅立叶，威尔士人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认为新型社区组织的创造可以解救人类。欧文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人。他是英国年轻的工业经济的受益者，在自己的纺织厂中使用新式蒸汽机作为动力。他从一个店员最终成为著名的工业家，与从工人到公爵的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他为自己左右逢源的能力感到自豪，这也成为他的论著《新社会观》的灵感源泉。欧文相信人们的性格是周围环境的产物。恶的人性来源于糟糕的环境，只有建立正确的环境才能获得良好的社会。在一个摒弃了资本主义残酷无情的竞争的环境里，穷人可以变成善良、快乐的人。对于完美环境的创造，欧文有自己的蓝图。
欧文赚取了足够的财富后想打造一个“理想型的”村庄，在大城市里创造有别于危险、肮脏的工厂的替代品。他在苏格兰新拉纳克收购的棉花磨坊里开展这项实验。欧文设想的世界里布满了这类村庄。最终他的梦想并未实现，但即便如此，他的创举在当时还是令人称赞的，不断有要人来考察他的小型社区。他开设了英国最早的儿童学校，取名为性格养成研究所。他缩短工时，鼓励工人保持住宅的清洁和个人卫生，并拒绝酗酒。为了推广良好的工作习惯，欧文在每个工人面前悬挂了一个“无声监视器”——每面涂上不同颜色的木质方块。每种颜色代表了工人不同的行为：白色是优秀，黄色是良好，蓝色为一般，黑色为不合格。监工可以根据工人一天的表现转动方块，颜色将被记录在“性格登记表”上。当工人偷懒时，监工可以将方块转成黑色而不是冲他吼叫。最初大部分人得到的是黑色或蓝色。后来黑色减少，黄色和白色逐渐增多。
随后，欧文在印第安纳的新哈莫尼建立了一个社区。这个社区的设计要比新拉纳克的更加雄心勃勃，这是一个容纳了农场、工厂和学校的小镇，欧文相信它完全可以取代资本主义。向往更好生活的科学家、教师和艺术家从美国各地和欧洲蜂拥而至（也吸引了一些无赖和古怪的人）。遗憾的是，迁至那里的擅长写作和思考的作家、思想家却搞不定挖掘水渠和伐木的劳动，无赖们终日游手好闲，不久人们之间就发生了各种争吵，实验宣布失败。年迈的欧文后来转向了“唯灵论”——维多利亚时代与死者的灵魂进行交流的狂热。他会和莎士比亚、威灵顿公爵对话，认为新社会会在已逝伟人的幽灵的帮助下建立起来。最终，欧文和傅立叶这样的人都期盼一种能提升灵魂，而不仅是提升物质或人民生活条件的经济形式的出现。尽管他们并不清楚该如何将其实现。
一个野心勃勃的法国贵族圣西门（Saint-Simon，1760—1825）对这种社会形式有着极为迫切的渴望。他自幼就胸怀大志，认为自己是苏格拉底的化身。当他还是孩童时，仆人都会在早上这样叫醒他：“起床吧，伯爵先生，今天你有大事要干！”他的第一部著作的致辞是“给人类”。他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在法国大革命中入狱一年。释放后通过购买教堂的土地发财，但没几年就倾家荡产，最终因幻想破灭而试图自*。
圣西门认为社会应该由有才华的人统治，而非公侯子爵。每个人都应该全面发展。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能力有大小，但出身不分贵贱。人剥削人的现象将不复存在，他们会合力开发自然，使用科学的原则积累社会的财富。科学家和工业家将在顶层指挥经济，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作坊。在他们的领导下，工人以合作的精神统一行动。国家应该创造一个人性化的、消除贫困的社会。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圣西门发表了《新基督教》，将他的观点变为工业时代的一种宗教。他的追随者们在他去世后建立起了多个教堂。他们身着白色裤子、红色教服和蓝色祭袍。白色代表爱、红色代表劳动、蓝色代表信仰。他们专门设计了一种必须在别人帮助下才能穿上的马甲，象征人与人之间友谊的联结。
傅立叶、欧文和圣西门认为市场和竞争并不能带来一个良好的社会，这也是他们经常被认为是社会主义鼻祖的原因。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替代，并在此后的几个世纪被一些国家践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源并不是由个人作为私人财产拥有。相反，人们共享资源，没有贫富差异。实际上，这些思想家的观点是繁杂的，并非都被今天认为具有社会主义的属性。例如，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私有财产只要不导致巨大的贫富差距就是有益的。
他们一致相信一个完美的世界——“乌托邦”（utopia），可以借助人们的理性和善意得以创造。他们反对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革命和纷争。其和平转变的希望在19世纪中叶席卷欧洲的各种革命中土崩瓦解。他们的蓝图在马克思的革命著作中被视作幼稚。虽然受到这些人观点的影响，马克思称傅立叶、欧文和圣西门是空想家，他们设想建立新的世界，但却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他认为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实现不能依靠人民的善意。劳资之间的抗争将会变得极为激烈，资本主义将在强大的革命浪潮中灰飞烟灭。新世界不会以和谐的方式产生，而是在喧嚣和剧变中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