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不是‘四大发明’，而是以汉语语言铸造而成的以音韵美、凝练美、意境美为主要特征的中华诗词。”诗美学家、古典诗词鉴赏专家李元洛曾这么对他的学生、诗人蔡世平说。后来他又补充道：“我意四大发明是伟大的，但那是物质的、有时效的，诗词为精神的，时效永恒，故‘最’伟大。”
这“最伟大”的发明中，情诗最为瑰丽浪漫，也最容易引起读者共情。
余光中先生曾在某本情诗集上题句：“情人老去，而爱不朽；诗人老去，而诗年轻。”李元洛在新书《人间情诗》的前言中引用了余光中先生这一金句，认为爱不朽、诗年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论如何时移世易，观念更新，无地之间总有两心相悦、地久天长的永恒爱情，必有芬芳浪漫、千古不磨而让读者得到美的享受的爱情诗”。
李元洛先生从芬芳浪漫、千古不磨且浩如烟海的情诗中挑了100首，一一用心涵咏，以美文赏析，这便有了8月初出版的《人间情诗》。
中国的爱情多声部乐章起源于《关雎》
被认为写尽爱情万象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只是写尽了他了解到的那些爱情。爱情，这种让人甜蜜又让人痛苦的情感，究竟是人类发展到哪个阶段才产生，全世界的人类学家们到现在还没有定论。
有科学家认为，动物的大脑在数千万年的时间里一直保留着某种形式的爱情基础。在演化的道路上，其他因素促使我们的祖先演化出更大容量的大脑，使浪漫的爱情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黑格尔认为，在古代中国，由于人们普遍缺乏主体性，作为一般范畴的爱情意识并不存在，而是被通过婚姻同化在国家一体的社会结构中。中国一个叫戴伟的学者也认为，古代中国人的爱情类化到了天地、夫妇、阴阳、乾坤等框架中去。
据现在能查到的资料可知，唐朝经学家孔颖达主编的《五经正义》之一《礼记正义》中最先使用“爱情”一词，他在《礼记正义·乐本篇》中写道：“若外境亲属死亡，心起爱情；爱情在心，则其声和柔也。”这是“爱情”作为汉语词汇的最早出处，只是，这里的“爱情”，指的是怜爱之情，和现在我们认为的爱情无关。
古代中国人的爱情真如学者所说，类化到了天地、夫妇、阴阳、乾坤等框架中去了吗？显然不是。尽管“爱情”这个词出现得晚，但爱情早已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存在。
“在东方中国的两千多年前的《诗经》中，爱情的多声部乐章也早已于十五国风中鸣奏，开篇的琴瑟与钟鼓喜庆和鸣的好音《关雎》，就是中国人乐此不疲咏唱至今的青春序曲。”李元洛先生在他的新书《人间情诗》的前言中如是写道。
李元洛先生沉潜中国古典诗词70余年，他认为自《关雎》“在河之洲”美声领唱之后，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爱情“如繁华盛开，照花了万千读者的眼睛；如美音齐奏，敲醉了万千读者的耳朵”。
中国古老的情诗《关雎》诞生的具体时间不详，但《诗经》全部的诗作，公认为创作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即使从公元前6世纪算起，《关雎》的流传也有近3000年。也即，不管爱情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萌发究竟起自何时，我们的祖先对爱情的歌咏，从《关雎》开始传唱的年代算起，至少有近3000年。
近3000年的反复咏唱，仅流传下来的情诗就浩如烟海。《人间情诗》便是李元洛先生在耄耋之年回首青春从中精选出100首，一一注释并翻译成白话，再用文学小品般的文字加以赏析。非常难得的是，在赏析短文中，李元洛先生还找了不少现代诗和外国诗歌与之对照、对比。
“爱情不受时间的愚弄，”莎士比亚在其十四行诗第116首中写道，“爱情不会因短暂的时日而改变，它会恒然持久直至末日尽头。”爱情之所以不受时间愚弄，因其而生的情诗广被传诵或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情窦初开的男女少年，试涉爱河的青年男女，曾经沧海的中年人，甚至夕阳无限好的老年人，如果他们能捧读古代那些优美的诗章包括悦读其中的爱情诗，领略我们前人的感情之真、心地之善与人性之美，品味并共情于他们的欢乐、苦痛与哀愁，憧憬未来，珍惜当下，回首年华，当也会如同赴一场美好的约会或品一席精神的盛宴吧。”这是李元洛先生编写《人间情诗》的初衷，也是每个读者打开《人间情诗》的目的和收获所在。
通古今之邮的情诗赏析，共情古人爱情的欢乐与苦痛
“爱情，是无分中外古今的世上芸芸男女不可缺席的必修功课，维系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缺少的必要链条，也是文学创作不可缺失的永恒母题，文学园林不可缺位的亮丽风景。”这是李元洛先生眼中的爱情，爱情之下，无帝王将相和贩夫走卒，也就没有高低贵贱，只有芸芸男女，因此，李元洛先生在选诗时，也就不管其身份阶层，而只看其作品。
汉武帝刘彻，作为热衷开疆拓土的皇帝，因其“雄才大略”历来备受称颂。他的曾祖父刘邦，因为其诗作《大风歌》入选过教材，诗名广为人知。刘彻的诗名却除了古代文学和古代历史的研究者外，少有人知。明代文学家徐祯卿在诗话《谈艺录》中，称刘彻的诗“壮丽宏奇”，而明代另一文学家王世贞则认为刘彻的赋作成就在“长卿（司马相如）下，子云（扬雄）上”。李元洛认为这两位前人对刘彻的评价，虽然不无道理，但难免有吹捧帝王的嫌疑。
刘彻是历史上的知名帝王，也是知名情种。他宠爱的李夫人是倡优李延年的妹妹，李延年给他妹妹编了首歌《北国有佳人》，歌里说北方有个佳人“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刘彻听了后，惊为天人，后来知道是李延年的妹妹后，就把这位佳人召进后宫，宠为夫人。佳人薄命，刘彻在其去世后请了个方士为其招魂。如真如幻，刘彻竟然看到了一个酷似李夫人的女子，只可惜只出现了一小会，很快就不见了。刘彻惆怅不已，在恍恍惚惚中提笔写道“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
刘彻的这首《李夫人歌》被李元洛选入了《人间情诗》“离情篇”中。李元洛选取的原因是觉得这首诗是情真意切的恋歌，也是一首缠绵悱恻的哀歌。他在赏析文章中引用了前辈学者郑文《汉诗选笺》对这首诗的评议：“短短数语，将扮演者之动态与自己之急切心情描出，何令人神往乃尔！”认为这是确评。
民歌《高高山上一树槐》也是李元洛精挑细选的百首情诗之一。“高高山上一树槐，手攀槐枒望郎来。娘问女儿‘望什么？’‘我望槐花几时开。’”李元洛觉得这首颇似一幕小喜剧的短小抒情诗中，娘女间的对话风趣横生，便把它也从灿若繁星的情诗中挑了出来。
非专业诗人刘彻的《李夫人歌》和《高高山上一树槐》等民歌的入选，让《人间情诗》呈现出的爱情更为丰富。而其对元稹的《离思》、白居易《采莲曲》等大家熟悉的情诗精到而观点鲜明的论评，则让读者对原诗有了更深的认识。
例如，他在赏析《离思》时，既批评了元稹的用情不专，又为该诗首两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而叫好，认为设喻巧妙，且概括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心理情结和人生情感。李元洛先生认为元稹的这首诗算是元稹的“将功补过”——“将文学之功，补个人用情不专之过也。”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盟主，也是影响一时的政治家。他的一首词牌名为“南歌子”的词是这么写的：“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鸳鸯两字怎生书？”李元洛在赏析这首词时，批评那些指责这首词浮艳的论者“头脑冬烘”。还有人认为这首有浮艳之嫌的词不是欧阳修写的，“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李元洛也对此给予了否定。他认为一代文宗欧阳修“除了许多正言谠论的大文之外，当然可以有如此风光绮丽的小调”。
在对《采莲曲》的赏析中，李元洛先生拿徐志摩的《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与之对比，认为徐志摩诗中的“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和《采莲曲》中“逢郎欲语低头笑”的意趣既一脉相承，又各有千秋。
类似的古今对比、中西对照，在《人间情诗》中比比皆是，《人间情诗》虽说是赏析了100首情诗，实际上读者读到的远不止100首。此外，作者“通古今之邮，荟中西之萃”，用今人、当下的眼光重新打量这些历史上的情诗、情事，则更能让读者共情于那些情诗当事人的欢乐、苦痛与哀愁，也能开阔视野，得到更多样的审美愉悦。
对话｜我就是要让年轻人看看古代的爱情是怎样的
潇湘晨报：“不学诗，无以言。”虽然这是孔子在他那个时代语境下的感慨，但其实仍适用于今天，您怎样看待诗歌在今天受冷遇的状况？
李元洛：新诗创作，包括旧体诗词的写作，虽有各种各样的协会与活动，表面上看起来热闹，实际上相当冷落。这主要表现在读者很少、社会影响力很小。从大的方面看，也反映出了时代和社会对这种文体不接受的程度。
为什么唐诗那么繁荣，那么受欢迎？这是那个时代和社会决定的。唐诗还被反过来称为诗唐，唐代是诗的。唐代诗歌的繁荣并不是偶然的。从诗歌本身的传统源流来看，从《诗经》到唐朝，经历了1600多年的历史，中间经过了楚辞、汉赋、汉魏晋南北朝的文人乐府诗的创作，以及六朝的骈文，诗歌的实践有着非常深厚的积淀，再加上唐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南北对立的局面，北方的刚健文风和南方的婉约文风结合交融，再加上诗歌本身的规律——它在思想内容、艺术表现以及体裁的趋于成熟都有丰富的积淀，唐诗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诗人碰上了一个好时代，没有文字狱，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思想自由。唐朝也非常开放，胡人都可以当官。另外，唐朝帝王提倡开科取士要写诗也是重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讲，今天诗歌的冷落，有时代背景、社会氛围的原因，这个时代已经不是诗歌地位很高的时代，历史上我们诗歌的地位一直是南面而王的，即使后来有戏曲和小说的出现，但还是难以撼动诗歌的地位，但现在，诗歌已经不如别的文体那样受欢迎。更何况，今天我们的诗歌很多还写得那么糟，散文化与恶性西化现象严重，要人喜欢实在是勉为其难。
潇湘晨报：诗歌的没落是不是和文人的追求发生变化也有关系？
李元洛：先不对比文人的追求古今有什么不同。诗歌创作者所处的环境古今很不一样，很多古典诗歌歌颂的是美好的自然，人和自然的交流达到了天人合一，出了很多好诗，像王维、孟浩然等人的诗。我们的大自然在近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已经破坏得疮痍满目了，大自然能够给人提供的诗意被人们葬送了不少。另外，说老实话，现在的诗歌作者，有多少人有应该具备的古典诗歌素养？有几个像杜甫那样忧国忧民？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大多数诗作者，其精神世界、审美世界和诗学修养存在问题，诗歌怎么能够兴盛得起来？我有时比较怀疑，现在有些诗歌作者、诗歌评论家到底懂不懂诗？我看现在的诗歌评论文章和现代的诗歌一样看不懂了，观念很玄虚，总是西方这个谁说，那个谁说；另外，文字还晦涩。他们还常常把常识性的东西，认为是守旧、落后和僵化，大谈现代、后现代，天花乱坠，不知所云。
潇湘晨报：近些年随着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的推动，人们对传统诗词的兴趣有所增长，但对现代诗歌的热情仍然有限，您对诗歌的热爱和精研却不分古今中外。《人间情诗》中，您在赏析传统诗词的时候，用作对比或类比的现代诗处处可见。这样的您，是怎样“炼成”的？
李元洛：你说的这个，一是和我个人的爱好与多年的阅读积累有关系；另一个，和我从事诗歌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时的想法有关系。
我从小受我父亲的影响，他是书法家，也是诗人。我很小的时候，1945年，8岁，我在汉寿，日本投降，汉寿县城三天三夜鞭炮不停。我们中小学生连续三个晚上举起红灯游城。我父亲在日本投降那一天写了首诗《喜闻日寇投降》：“声声爆竹沸湖城，闻缚苍龙喜不胜。扶醉还来窗际立，错将星斗当花灯！”“错将星斗当花灯”，这个想象非常新奇，我就牢牢记住了。我很受父亲影响，经常听他摇头晃脑哼诗。后来回到长沙读高小，当时岳麓山的寺庙很荒凉。我进了一个小庙，地上有青苔，菩萨的脸上有蜘蛛网。看到这个场景，我突然来了诗兴，念念有辞：“碧苔围宝座，佛面绕蛛丝。”这是我的“旧体诗我处女作，写给父亲看了，他说还可以，但要改两个字，把“围”改成了“侵”，说围太呆板，把“绕”改成了“挂”，理由同前。后来我没再写过旧体诗，只想写诗歌评论，直到十年前才“死灰复燃”，新近出版了七绝与对联合集《夕彩早霞集》。
我很长时间没写旧体诗也和鲁迅有关。鲁迅曾在致杨霁云信中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下面还有一句：“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太圣’，大可不必动手。”鲁迅在被捧为神的时候，好像很有道理，大家不敢非议。现在看来，有有道理的一方面，但未免太绝对了，他自己的诗也写得很不错嘛。我的观点是：世界上万事万物，它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不管是人还是物，乃至宇宙，诗词这种体裁也是这样，它的登峰造极是在唐宋，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它内在的艺术能量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它的表现手段也被唐宋两代诗家开掘得差不多了。当然，现在并不是说完全不会出好诗。有才华的、有血与火的经历的，还是能够写出好作品，像陈寅恪、聂绀弩等。
我对新诗的接触是从中学开始的，教材里有新诗，我中学和大学还写过一些新诗。不过，我真正意义上的旧体诗的处女作，是1980年写的《登张家界》。
潇湘晨报：现在，作为“80”后的您，看待爱情和年轻时候有没有不同？您有没有关注现在年轻人的爱情？
李元洛：我知道现在年轻人的爱情观念和我们那一代很不同了，这是很自然的现象，我们这一代人和古代也不一样。我就是了解到现在年轻人的一些爱情观念，才写了这本书，我是为了古典之美的爱情，或者说为了美的古典诗歌中表现的爱情招魂。总有人看这本书嘛，我就是要把这些魂魄招回来，让他们看看古代的爱情是怎样的，有着怎样的执着，而且有着怎样美的文学与艺术。
潇湘晨报：您有没有关注到余秀华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人间情诗》中，您对同是女性大胆示爱的诗作《越人歌》有着非常精彩的赏析。历史上，女性大胆示爱的诗作不多，这和历史上女性受教育程度以及受到更多束缚有关。余秀华的这首诗备受争议，您怎么看余秀华的这首诗？
李元洛：《越人歌》出现的时候还没有儒家的那一套，还很开放。唐代有薛涛、李冶、鱼玄机等女作者，因为唐代很开放。后来女诗人就少了，宋代的李清照是个奇迹，难能可贵。再后来有清末的秋瑾。到民国时才有写新诗的冰心与林徽因。
余秀华的诗歌，我在网上看过一些，有一些下半身写作的格调低下之作不知道是不是真是她写的，不过，余秀华有一些好句子，有一定的诗才。她的这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让我想起台湾诗人余光中37岁时写的《当我死时》——“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我感觉余秀华的“睡”这个意象，可能就来自于余光中的“睡整张大陆”，她不是白手起家，余光中的诗她肯定读过。
很坦率地讲，余秀华的“睡”作为一种正常的生理上的需求，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她写的这首诗，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心理的饥渴。所以，她这么写，与余光中的“睡整张大陆”比较即高下立判，有云泥之别。
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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