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研究的目的是追溯当前尼罗河流域监管框架的历史演变，并研究其对当前尼罗河沿岸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采用案例研究设计，以尼罗河流域的深入定性分析为例，说明共有水域复杂的跨界关系。
它使用源自新制度经济学（NIE）的分析框架来分析管理尼罗河流域的制度框架的演变，以及它如何影响分配给每个沿岸国家的年度水份额。该研究认为，沿岸社会的历史信仰和社会规范是影响过去一个世纪合作尝试并决定其结果的主要因素之一。
因此，发展可持续合作的先决条件是通过消除阻碍合作的信念和规范，同时确定能够支持合作的信念，从而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介绍》—●
尼罗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全长约7000公里，流域面积超过3万平方公里。尼罗河流域约占非洲大陆总表面积的十分之一。河道及其支流横跨11个非洲国家的领土，这些国家是布隆迪、卢旺达、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苏丹、南苏丹（自2011年起）和埃及。
尽管河流很长，流域面积很大，但尼罗河的总流量相对较小。总流量的较小是由于对尼罗河流量有重大贡献的区域相对较小且孤立，只有两个小地区是尼罗河的主要来源：东非湖泊区和埃塞俄比亚高地。
相反，五分之二的流域面积是干旱和超干旱的，对河流的径流贡献很少或没有，为尼罗河提供水源的径流量占盆地总降雨量的很小一部分。虽然流域年总降雨量平均达到近1800亿立方米，但到达埃及南部阿斯旺的尼罗河年流量约为84亿立方米。
换句话说，尼罗河到达埃及并与苏丹共享的年流量不到盆地降雨总水量的5%，尼罗河流域的历史及其重要性促使研究人员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该盆地。这些观点包括水文研究、历史研究、法律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政治研究。
最近，尼罗河沿岸国家之间持续的紧张局势促使研究人员使用博弈论来分析这些国家之间的战略互动。然而，这些研究既没有审查尼罗河流域监管框架的历史演变动态，也没有审查它们对尼罗河流域现状的影响。
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追溯当前尼罗河流域监管框架的历史演变来填补这一空白，并研究其对当前尼罗河沿岸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
●—《分析》—●
本文采用源自新制度经济学（NIE）的分析框架来分析管理尼罗河流域的监管框架的演变，并调查它如何影响分配给每个沿岸国家的年度水份额。所采用的NIE框架依赖于Elinor Ostrom开发的机构行动领域分析（IAAA）模型。
IAAA 模型是一个静态模型，用于分析公共池资源 （CPR） 的监管结构。因此，它被用来绘制尼罗河流域监管制度演变的主要阶段。
IAAA模型有三个结构组件，在第一个组件中，检查作用于心肺复苏术的物理环境。影响行动领域的物理环境条件包括：共同资源规模，资源系统中的占用者数量，资源系统中资源单位的时间和空间变异性，共同资源的当前状态，资源单位的经济条件以及有关资源系统的数据的可用性。
次级模型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CPR的体制环境。这一层包括管理共同资源系统的正式和非正式机构的现状。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现状体制环境下，CPR福利在分配者之间的分配模式。此组件有三个参数：流向每个分配者的资源单位的平均流量、流向每个分配者的资源单位流的可变性以及每个分配者收到的资源流的质量。
奥斯特罗姆遵循了道格拉斯·诺斯在他的制度环境模型中引入的制度定义。North将机构定义为行为者通过减少不确定性来降低互动成本而制定的约束。特定社会的体制环境由正式和非正式机构及其执行特征组成。
正式制度是管理政体和经济的书面规则。非正式机构是行为特征背后的不成文惯例和守则。这些非正式机构可分为互补性、规范性和认知性机构。补充机构可以是正式机构的扩展、增强或调整。
规范性机构涉及限制个人行为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认知机构是潜意识接受的标准，信念和“发展意义的框架”，内部约束行为。
当一个制度框架的行动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其机构内化时，它才能在社会中获得稳定。这种内化过程，也称为制度化，首先是逐渐发展非正式机构，作为现有正式机构的补充非正式机构。
随后，行动者将这些非正式机构内化，然后作为其形成感知的内部过程的主要决定因素，并根深蒂固并坚持不懈地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行为者将其非正式机构作为规范性机构传递给其后代，然后由后代将其视为客观现实。
因此，这些非正式机构随着逐渐制度化为独立于其起源的客观规范现实而加深。非正式机构越深入，制度框架就越稳定，对变革的抵抗力就越强。
●—《条件》—●
本文对尼罗河流域进行了深入的定性分析，建立现代法律框架的努力始于1882年英国对埃及的殖民统治。因此，研究期从1882年开始，一直延伸到2010年，就在埃塞俄比亚单方面宣布在2011年建设埃塞俄比亚文艺复兴大坝之前。
由于这座大坝的建造以及关于其填埋和运作的谈判仍在进行中，我们决定研究这一单方面声明之前的时期。我们的重点是四个沿岸国家：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
在研究期间，这四个国家被认为是“尼罗河流域主要利益攸关方的四方”。由于实际限制，本文主要使用二手资料，提供深入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本文使用奥斯特罗姆的模型考察了尼罗河流域制度结构的层次，首先分析了尼罗河流域的物理环境条件，尼罗河流域代表了该结构的第一层，并将这些条件与这一时期河岸各方的行动简要联系起来。
分析包括对尼罗河流域监管环境的审查。监管环境的起源植根于在尼罗河周围生活了数千年的社会的习惯传统和文化。这篇论文描绘了这些规范尼罗河水的文化信仰和习惯规范。这些信念和规范代表了尼罗河监管体制框架的非正式机构。
通过逐步增加我们现代缔结的正式法律协议的不同层次来继续分析。这些协定代表了我们全流域体制框架的正式机构。最后，研究了构成尼罗河监管环境网状的非正式和正式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
●—《状况》—●
本节使用IAAA模型的第一个分析组件，即作用于CPR的物理环境，来绘制研究期开始时尼罗河的物理条件。分析表明，这一时期尼罗河的物理条件是沿岸国家在法律和技术上管理尼罗河水域努力的重要催化剂。
几乎所有管理尼罗河的主要管制协定都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上半叶末的时期达成的。这个历史时期根据尼罗河的年流量可以分为两个子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870年开始，一直延伸到1898年。第二个时期涵盖二十世纪上半叶。
第一个子时期的特点是尼罗河年排放量大，由埃及开罗的尼罗河测量仪测量，该子时期的年平均排放量为109，775亿立方米。尼罗河年排放量在该分期的大部分时间均在100亿立方米以上。这一时期尼罗河最低的年排放量约为80亿立方米，非常接近喀土穆目前尼罗河的年平均流量。
第二个子时期的特点是尼罗河的年排放量低，除100年外，记录的年排放量大部分时间都低于5亿立方米。这一时期的年平均排放量为82亿立方米。6年，尼罗河年流量下降到1913亿立方米，是近代史上尼罗河最低的流量之一。埃及是受尼罗河流量下降影响最大的国家。这种下降是45-5年亚时期尼罗河流域物理环境最重要的方面。
自1954世纪初以来，尼罗河年排放量的下降是促使埃及作为当时尼罗河水的主要用水国集中努力保证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增加其年度供水量的因素之一。这些努力有两种形式：技术努力和外交努力。
技术努力旨在埃及和其他尼罗河沿岸国家建立水库和水坝，以减轻洪水和干旱时期对埃及人口，特别是对埃及农业部门的不利影响。由于这些技术努力被认为不足以实现这些目标，埃及还必须加强其外交努力。
埃及与之前的殖民国联合王国合作，建立了一个法律框架，保证埃及每年的用水需求。这些法律框架采取的形式是与其他沿岸国家签订具有约束力的双边协定。
●—《文献》—●
【1】奥马里一世（1421）《马姆利克·阿姆萨尔 — 第四部分》
【2】Allan（1999）《尼罗河流域：尼罗河水管理方法的演变》
【3】Assmann（2002）《埃及的思想：法老时代的历史和意义》
【4】Atkinson（1989）《乌干达阿乔利人种族的演变：前殖民阶段》
【5】Ayalon（2000）《伊斯兰教和努比亚大坝的传播》
【6】Bitsue（2012）《尼罗河：从不信任和剑拔弩张到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