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按：
叶辛（1949- ）原名叶承熹。上海人。1969年赴贵州农村插队务农，1979年调入贵州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历任《山花》杂志主编，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坛》杂志主编。全国第六、七届人大代表，全国青联第六、七届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第五六、七届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副*，上海市人大常委。著有《我们这一代青年》《蹉跎岁月》《家教》《恐怖的飓风》《在醒来的土地上》《三年五载》(三部曲)《省城里的风流韵事》《孽债》《叶辛中篇小说选》《发生在霍家的事》《闲青河谷的桃色新闻》《带露的玫瑰》《火娃》《收获的季节》等。由其本人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家教》《孽债》等多次荣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这篇文章原名《处女作的草稿》，
发表于《新民晚报》读书乐专栏，后编入曹正文先生主编的《名家谈读书》。文章虽然不是直接谈论读书，但是通过自己锲而不舍地读社会这部大书，坚持写作的故事，给我们许多启发。
这是1973年的晚秋，我插队落户的第五个年头快过去了。在多雾多雨的贵州山区偏僻村寨上，秋收之后，照例有一段农闲的时节。我在这段寂寞、枯燥的农闲时间里，干些什么呢？除了学习着写点东西，我还能怎么样呢？总不能让大好的光阴，白白地虚耗去呀!
可写作真难啊。在这之前，我寄出的稿子,收到的总是退稿、退稿，已经接连两次了…难道劳动之余挤出的时间，难道无数个不眠之夜付出的耕耘，仅仅只能得到一张退稿笺，仅仅只能看到排列成行的一、二、三、四…条意见吗?
我心情抑郁，情绪低落，但还有些不服气儿，我那些在上海工作的同学、朋友，好心地写信劝我,在这个年头，只有疯子才梦想着当作家，还是现实点吧，趁着农闲，和大队、公社的干部搞好关系，早早地让人推荐出去,不论是读书、当工人、当教师，有个工作，有个归宿才是上策。但我不这么想。
在五年插队落户的日子里，我时常听到一些老贫农告诉我：嗨，现在变多了，工作组喊开会，哨子吹几遍，人也到不齐。清匪反霸那年头，工作队喊开会，我们穷得穿条单裤儿，打着光脚板，在雪地上跑得可欢哪！话是简简单单一句，可这句话是个多么清晰的画面，穷苦人对共产党的信赖，对工作队的信任，对清匪反霸闹土改的热心，都出来了。类似的话，我听得多了，对解放初期的山寨形势、人情风俗，逐渐逐渐有了底儿。
在苗岭腹地修建湘黔铁路的日子里，我借住在一户苗族老乡家里。冬夜，苗家老人陪我在火塘边摆龙门阵。讲道，如今你们汉族老大哥成干上万人进到我们苗岭深山，帮我们修“铁龙”，汉苗之间亲如兄弟。解放前，可不同，没一个汉人敢走进我们这里来，一进来，莫想活着出去。是啊，历代反动统治者搞汉苗隔阂，造成的民族怨仇，在这句话里体现出来了，解放后的变化，也体现出来了。
在我刚插队第二年的夏天，县里面下令，全县出动围捕逃跑的罪犯，每个山洞都要搜，我也随着民兵，钻进了山洞，这使我对贵州山区熔岩形成的喀斯特地形，有了非常形象的感性知识，知道了这些洞中奇妙无比，洞中套洞,别有番天地。
所有这些零零星星的感受和体验，在农闲时节到来的那些日子里，全都浮现在我的脑子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构思。我七拼八凑地买了几本练习簿，找了几张白纸裁开,把同学、朋友的来信也利用上——在反面写。在山寨外的一所破庙里，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想好了的构思写了出来。
这就是我的处女作《高高的苗岭》的草稿。
两年以后，在上海改稿的日子里，我把它誉抄在稿纸上，送到了少年儿童出版社。
我碰上了两位热心的责任编辑姜英和周晓,他们给我提意见、出主意,理清人物的思想脉络,前后经过三次不大的修改，在文句上作了比较详尽的润色，竟然定稿了。
经过画插图、看校样和一番波折，这本薄薄的小书,在打倒“四人帮”以后的第一个春天1977年的早春出版了。
小说第一版二十万册,1979年5月印行的第二版十七万册。上海美术出版社很快改成连环画本,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学院又根据小说拍摄了儿童故事片《火娃》公映,以后又译成了盲文、朝鲜文。
所有这些,都是我当初写这本小说时做梦也想不到的。从那以后,我的书一本一本印出来了……至今已出了七十多本。
回想《高高的苗岭》的写作经过,有一点是我深有体会的，那就是不要怕退稿，不要怕失败，要有“韧”性，锲而不舍地写下去，从失败中走出自己的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