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吴瑞瑞位于安徽蚌埠的600多亩小麦，高度基本上都没过小腿了，去年的秋汛对这里的影响不大，小麦长势不错。今年，吴瑞瑞又多租了几块地，价格比往年都高，夫妻俩的压力也更大了。在黑龙江哈尔滨，苗加上租的5000多亩地，正在进行春耕前的准备，今年的地租涨了100元，每亩租金达到了1100元。
3月25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实施新型农业经济主体提升行动的通知》，鼓励有长期稳定务农意愿的农户适度扩大经营规模，成长为“家庭农场”。并在将来为家庭农场统一赋码，提供产品销售、品牌推广、贷款保险等提供便利服务。
到2021年，全国家庭农场数量已经超过390万家，他们大多像吴瑞瑞一样，以家庭为单位，通过流转土地实现规模经营。然而，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这些家庭农场，也面临着土地不稳定、风险不确定、成本过高等种种困境。专家指出，“让真正种地的人得到土地，家庭农场才能更好地发展。”
黑龙江哈尔滨，进入4月，苗加上的农场里开始整地备耕，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租地种田太不稳定了”
家庭农场并非中国本土的产物，而是农业现代化之后的舶来品。最早开始研究家庭农场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臻介绍，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有了一些承包大户，在实践中渐渐形成了几个特点，第一是家庭劳动力为主，区别于雇工农场，第二是适度规模，区别于传统小农户，第三是农业为主业，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区别于兼业农民，第四是稳定性，可以实现代际继承，区别于短期承租。
“改革开放后，家庭农场这个词就一直在用，但真正写入中央文件是在2013年，最近几年，作为新型经营主体，已经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多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朱启臻说。
吴瑞瑞家的地是夫妻一起打理，最接近家庭农场定义的经营者案例，但和真正的家庭农场仍有距离，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土地。“稳定性是基础，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是基本条件，唯有长久不变，才能给农民以长远预期，农业经验和对土地的感情才能形成，并在代际之间传承。”朱启臻说。
4月1日，吴瑞瑞在农场里进行飞防作业。受访者供图
但稳定性，恰恰是吴瑞瑞他们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吴瑞瑞的600多亩地，分散在几个不同的村庄，都是零散的地块，而且时常有变动。“有的刚租几年，忽然就不给租了，刚种熟的地，又不能种了，只能再找地方。”他说。
“太不稳定了”，位于河北省邯郸市的郝科向说，他和父亲、妻子、儿子一起租地种粮，目前有1300亩地，种了十多年，经历了太多波折，“1300多亩，都是从农民手里，一小块一小块租来的，有些能连成片，但经常有一家人或者几家人忽然不租了，因为别人给的价格更高，最多的一次，300多亩地说不租就不租了。”
同样租地种田的苗加上也告诉记者，他的农场在黑龙江哈尔滨，现在有大约5000亩地是每年一签合同，没有农户愿意签长期合约，“因为租金每年都在涨，2019年的时候，一亩地还是400元，2020年涨到了600元，2021年1000元，今年1100元。这个价格，实际上已经没什么利润空间了。”
“最怕的就是游资进来”
对家庭农场的经营者来说，不稳定的土地关系，带来了高昂的成本。
“有时候，合同也没用，说不租就不租，还没法儿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郝科向说。郝科向在河北邯郸种地，他告诉记者，今年最高的租金已经达到1050元了，最低的也有800元。
“最怕的就是游资进来。”郝科向说，“这些年，经常有游资来租地种植，他们不懂农业，也不了解农业的收益，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流转土地。比如说忽然有一个企业，以比市场价高150元的价格租地，农民立刻就把地租给他们了，我们跟不跟呢？不跟没地可种，跟了赔钱，游资赚不到钱，第二年就走了，可价格却下不来了。”
十多年的种地生涯中，郝科向经历最多的，就是不可预知的价格，这让他不敢在土地上投入资金。“比如打井，打一眼井，除了政府补贴之外，自己还要掏1万多元。但有时候，刚打好井，农民忽然就不租给你了，等于白投入，也没办法追回投资。”郝科向说，他经历过三次同样的事情，三眼井白白给别人打了，“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即便要投资，也缺乏资金来源，苗加上告诉记者，“流转的土地，肯定不能作为抵押物，对农民来说，农机、房子也不能抵押，只能通过信用贷款获得小额资金，远远不够改造土地的投入。事实上，因为地不是自己的，也没法儿投入过多的资金去改造。”
家庭农场如何“传家”
“土地不稳定，是家庭农场发展最大的难题，也是制度瓶颈。”朱启臻说。“家庭农场面临的困境，是很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认识问题，有些基层的管理者，不懂什么叫家庭农场，一味地追求大户引入资本，结果经营情况并不好，反而扰乱了市场。还有的地方，把土地收回来，划成规模化的地块，5年一承包，认为这就是家庭农场，其实也不是。”
土地的不稳定，给家庭农场的经营者带来了高昂的成本，也间接助推了短期行为的普遍化，“不能稳定获得土地的经营权，谁会真正去保护土地，在土地上投入呢？”朱启臻说。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着重强调，“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朱启臻认为，这也是为家庭农场这样的新兴经营主体提供了保障，“家庭农场和其他的农场、商业化种植不一样，是农民自己为自己劳动。”朱启臻说，“都说农民是土地的保护神，事实上，只有在家庭农场的环境下，才最容易实现。无论是藏粮于地，还是藏粮于技，家庭农场都是最有效的实现路径。”
只是，这条路还不够畅通和平坦，“其实，不管是中央文件，还是各种政策，都是非常好的，对家庭农场的发展很有帮助，但在具体的执行中，有些还很难落实。主要还是观念问题，没有真正理解现代农业发展的机制。因此，在具体实施的时候，经营者只能通过流转获得不稳定的土地，面对不确定的未来。而事实上，理想的家庭农场，应该可以支撑起一个家庭长久的收入和生活，唯有如此，才能在土地上实现充分就业，才能让农业经营后继有人。如果都是小农户经营，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农业劳动自然后继乏人，以后谁来种地呢？”
“土地碎片化，劳动力短缺，农机成本很高，所以，没有年轻人愿意继续务农。”苗加上说，他的农场规模不算小，但他的孩子，也都不愿意继续从事农业。
相同的问题，郝科向也在考虑。目前，郝科向的儿子和他一起经营农场，但流转来的1300亩土地，并不能给儿子带来足够的吸引力，“他还是不想干农业，我自己也很难确定，这份事业能不能持续下去，”郝科向觉得，稳定和规模是一个家庭农场能否传递到下一代的基础，而其中，稳定尤其重要，却恰恰是最缺乏的。
“迫切需要建立土地退出机制”
“让真正种地的人得到土地，家庭农场才能更好地发展。”朱启臻说，而要实现这一点，最迫切的，是建立土地退出机制。
家庭农场不但需要适度的规模，也需要稳定的土地经营权，而短期租赁，显然无法实现。而要让愿意种地的人，获得更多的土地，并非不可能。几十年来，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入城市，大量劳动力离开土地，朱启臻认为，有条件建立土地退出机制，“当一个农民离开土地，有了稳定的非农收入，并被纳入到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又无力耕种土地时，就应该无偿退出耕地。”
朱启臻认为，进入老年的农民，也应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建立土地退出机制，“老年或失去劳动能力的农民，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获得了合适的保障，是可以退出土地的。”
此外，已有的退出机制，同样也可以达到“让种地的人得到土地”的目的。朱启臻介绍，“我国《土地管理法》中规定，耕地撂荒两年就可以收回，但在现实中，这一规定极少执行，更有一些地方，通过政府进行规模化流转后，却因为难以经营，而出现了规模化的撂荒，同样没有被收回。如果能够严格执行，这些撂荒的地，可以通过承包的形式，让愿意种地的人来承包。”
土地承包权的转变，是否和“三十年不变”的政策相悖？朱启臻认为并非如此，“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是保护农民的利益，那些已经不再是农民，或者有了稳定的非农收入、纳入到社会和保障体系中的人，是可以退出的。比如说，我们的土地承包制度，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如果一个家庭，全家人都已经进城了，有稳定收入，且有各种社会保障，他们是否可以退出呢？显然是可以的。而他们退出的土地，就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将承包权转给那些真正愿意种地的家庭。”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