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工种植种植虫草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入侵市场，冒充野生冬虫夏草，以次充好不仅是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更是对当地市场经济形态有一定影响。
藏区的虫草市场和社会之间呈现复杂的互动关系，从表象看市场经济控制了土地、劳动力和价格，甚至政府的工作重心也随虫草市场而动，但事实上地方政府，国家的政策导向和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变化为虫草市场预设了发展框架。
那么，冬虫夏草对人、自然、经济与社会文化带来哪些变化，虫草的经济形态变化又是如何的呢？这就要从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形态进行分析，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行商时期、坐商时期、电商时期”。
今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第一个时期：
行商时期
1980~1996年
虫草市场每一阶段的变化，既有市场本身的因素又有社会因素。对于藏区虫草市场的研究，不能只看到经济现象本身，孤立的研究没有意义。这里先讨论当时的政策语境和牧民的生计问题。
在此阶段，家庭承包责任制虽然在东部地区渐次展开和推行，但在青藏高原的草原牧区，还依然延续着人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土地流转的坚冰未破。
当虫草价值被发现而成为农牧民生计的重要来源时，挖虫草并没有准入条件的限制，人人都可以进入草山采集，这种个体经济行为叫做“散挖”。那时的虫草商人多为奔波于牧区和县城的药材收购者，这种既无店铺又无雄厚资金的药材商贩叫做“行商”。
贫困与生计问题
经过20世纪80年代初的繁荣后，牧区因草原退化问题逐渐陷入贫困化的泥潭。贫困是一个令地方政府头疼的问题。三江源区贫困人口达5.4万人，占当地农民总人口的63%，是青海贫困人口最集中、贫困程度最深重、脱贫任务最艰巨的地区。
拥有14万人口的果洛藏族自治州，2005年财政收入仅有2000万元，只能满足支出的3%，97%要靠国家补贴，是典型的“补贴吃饭财政”。
全州年收入在8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3.5万，占总人口的33.85%；全州有121个牧委会不通公路；有7.3万牧民和173万头(只)牲畜难以解决饮水问题，牧民年收入接近1 000元。
由于草原制度和环境退化的原因，单一的牧业生产方式陷入发展瓶颈，牧民无法从牧业以外获得收入，因而贫困问题成为青藏牧区的一大顽疾。
三江源地区许多县域都是资源依赖型经济，比如兴海县80%以上的财政收入来自采矿业，但是采矿业对企业和国家的利润贡献颇多，而对牧民的收入贡献很少。
虫草资源在兴海县的蕴藏量十分可观，年产量虫草生长的高海拔牧区正是贫困化最为集中的地区。如果牧民以采挖的虫草参与市场交易，地方政府就可以达到两个目标：
第一、借助市场带来的繁荣解决牧民贫困问题，减少单一依赖牧业生产的压力。
第二、激活地方经济，改变过去严重依赖矿产资源的财政结构，让经济指标变得更好看一些。
以前藏区很少有商业活动，人员流动少，缺乏生机。虫草经济改变了这一切，商业活动充满了生机，人和商品都在集中，顺势带动了当地畜产品、土特产和旅游业的繁荣。
在散控阶段，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市场体系。土地归属权延续着人民公社时期的公有制，土地支配权归属村社集体而非个人家庭。也就是说虫草经济行为与草原承包制度的状况高度相关。
1983年青海省颁布《关于实行业包干到户责任制若干问题的试行办法》，1983—1992年该地区的土地制度改革并不彻底，仅完成了“牲畜作价归户”的目标，土地尚未承包到户，仍由村社管理。
1992年青海省发文《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草场承包制的意见》，1996年基本完成冬春草原承包的目标，但秋夏草场的承包还未触及。
在整个散挖阶段土地基本上属于集体所有，虽然后期实现了冬春草场的承包制，但冬春草场多为低海拔区域，与虫草关系不大，而虫草一般生长在高海拔的夏秋牧场。
在土地公有制条件下因缺少土地流转而无法形成真正的市场经济，散挖的生产方式和行商的商业模式与之相适应。
采挖者都是自主的个体行动者，他们宁愿冒着风险到草山碰碰运气，也不愿出卖劳动力去做雇佣者获取一份固定的收入。
虫草和其他药材一样都是收购的对象，不是什么有价值商品。个体采集者在散挖阶段的初期获得不错的收益，但随着外来挖草人的逐年增多，收益变得愈加微薄且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这时土地、劳动力市场和价格体系皆尚未成形。
20世纪90年代来藏区的人开始多起来，有时候一个草山就有上百人在挖虫草。那时候草多，如果一个人一天挖上100根，每根卖上一块钱，比当时外出打工好很多。那时候的人基本上没有生态保护意识，挖过也不回填；另一方面，政府也没有严格管理，生态破坏比较严重。
采挖者除了本地牧民外尚有人数众多的外来者，这些农牧民来自青海的民和、共和、贵德和甘肃临夏。采集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私有权概念，即不存在出让土地给他人的行为，按当地人的说法就是“野生无主，谁挖谁有”。
个人对特定的自然资源拥有使用权，当地人拥有社会公认的优先权。对于土地资源的使用问题，“公地悲剧”遭受很多学者的质疑和诟病，然而在虫草市场发展过程中，的确存在公共资源被过度使用却无人愿意保护的问题。
在青藏虫草产地，凡是有资源的地方，追逐资源收益的人就集中到那里，包括社会内部成员和外来者；凡是资源丰富的地方，往往成为生态环境和文化连续性遭到双重破坏的地方。
一些文化禁忌在牧民社会内部依然保持较强的连续性能够支持这一假设：在交易方式上，汉藏回的虫草交易者依然使用“袖里吞金”的“捏价”传统；在采挖方式上，藏族传统严格约束人们挖掘草地的行为。
传统藏族人在动土前先要煨桑祭祀，请求神灵的原谅。过去藏医采虫草入药，曼巴(医生)必须严格遵守采挖的时间、地点和数量的规定。一些牧民在采完虫草后有时会丢下几粒青稞并回填土壤，表示对滋扰神灵的补偿和歉意。
虽然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经济行为，但市场经济却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传统文化。市场的拉动，特别是收购商与牧民签订的虫草供货协议，使采挖虫草成为常规行为和生计手段，从而打破了神山圣湖制度所包含的基本思想。这一阶段人们对生计和财富的考虑开始增加，文化禁忌开始松动。
尽管这样的经济形态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冬虫夏草仍然是和很多藏区牧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想青海玉树每年鲜草季节会有“虫草假”，照当地人的话说：“今年的生活保障全在这一个月了”。
不管是过去行商时期，还是现在的电商时期，冬虫夏草都是青藏地区的一大主要经济体，人工种植草的外生物入侵会势必会让这一群体的利益受损。
国家脱贫攻坚战打得很不容易，依山傍水靠生态脱贫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国家大计的后顾之忧，然而，一旦人工种植虫草冒名顶替，劣币驱逐良币，让野生冬虫夏草烂在山里，这些牧民只能依靠畜牧业时，届时很多地方可能会出现返贫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