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祀文庙”是古代读书人的至高荣誉之一。清末，众多官员学者围绕“明末三大家”是否“从祀文庙”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
1908年9月27日，上谕正式批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均着从祀文庙”。为这一场历史公案，画上了一个句号。
然而，围绕此事的讨论，却远远没有结束。
有人认为，这一论争拖延了三十余年的从祀事件，在20世纪初得以解决,应该与1906年学部《请将教育宗旨宣示天下》的奏折有关。
该奏折反复强调“忠君尊孔”，说明“尊孔”的现实作用是“国教愈崇，斯民心愈固”，特别是“中国当列强雄视之时,必造就何等之国民，方足为图存之具,此不可不审者”。
正是“忠君一尊孔”的总体框架，使得王夫之与黄宗羲、顾炎武一起又被包装成了“儒学大师”——忠君样板这一模式中的理想人物。
借助抬高先朝忠臣的儒学地位以示尊孔，通过倡道尊孔以强化忠君观念，把当时人们的立宪要求引入忠君的圈子，以达到“巩固皇权”的目的，“这就是王夫之在清末得以入祀文庙的真正背景”。
但这一结论用以解说晚清末造皇权政治的现实目的或许不为已甚，如果用来了解并复现围绕着晚明三家从祀问题所发生的论证背景，却还远远不够。
实际情况是，当时在朝在野的三教九流，于此其实各执一端、各怀心计、各抒己见，其具体运作过程中的经权腾挪,已经近乎一场话语较量与智力游戏。
七年以后的民国,上海扫叶山房出版的《文艺杂志》在1914年第8期登载了涵秋（即雷瑁）所作之《娱萱室随笔》，中有《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三先生从祀记》一文，详细记载了这一事件始末的“民间传说”版，其中伏见朝野人心，趣味盎然。
这一次,在民初文人笔下，晚明三先生于有清一代无法大显于世、难得从祀之荣的原因，乃在他们“时时有伸张民权之思”，而“康雍两朝,专制之焰正炽”。
只有到了咸、同朝，因为“中外通商之局成，而士人犹惑溺于科举,大率昧于经世之学,交涉动致失败”，这才使得“朝野上下颇思留意于政治,冀有所沟通中外”。
因朝野两端对于“经世有用之学”的共同渴望，晚明三大家才再次浮出历史地表，但“于时潘祖荫、陈伯潜诸人，咸请以顾黄王三先生从祀两庑”的说法并不准确。
陈宝琛递呈的奏章，应该是仅为顾黄请祀，结果“下所司,议不准行”。这篇随笔的描述重心，在于光绪末年赵启霖奏申前议之事。
既然圣上颁下钧旨，以令“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各衙门议覆”，而当时所谓主黄派、驳黄派之间的分歧，又近乎水火不容，这便给予了朝阁各派势力一个各显身手、力争达成己意的绝佳机会。
这场不见硝烟的文化战场上，唱主角的，被指为主祀派的健将曹君直：时吴县首君直中翰元忠方任礼学馆编纂事，甚为总栽溥玉岑尚书所倚重，乃代为草奏，主张从祀之说甚力。
又惧势孤不易达目的，为之奔走眷说，求得各朝士之同意，朝士中固多明达者，巳十之七八赞成从祀之议矣。
但大学士孙家鼐却“极力反对此说”。曹君直料想孙既反对，则“陈奏必有理由”,“非先破其说，恐终不得其要领”，本着搶贼先擒王的精神,曹“乃特于晋谒时，潜探其意旨”。
结果，孙家鼐居然上了他的当，实话实说：（寿州）谓咸同时之奏案，予亦预其列，彼时颇主张从祀之说。
但现今默察时变，民权日渐扩张，着再尊崇顾黄王之学说，流弊所及，深恐长少年囂张之，于国家前途必多危险。因是改变宗旨，且甚梅从前见解之谬误。
这里又一次重申了这篇随笔开篇即强调的“民权日张”与三大家学说之间的必然联系。至于孙家鼐奏折中的具体措辞，则是针对“曾国藩刻黄梨洲著述中多方圈，足证其必有诋毁本朝之语”发难，主张因此罢其从祀。
而曹君直在故弄小巧搞到情报以后,“既探得其情,立即辞归，取所代具之折稿,重加删改”。曹针锋相对、对症下药，“谓后世避讳之法,断不能绳之二百年前之遗老，况曾奉雍正朱谕,凡刻书避去戎虏夷狄等字者，为大不敬”，据此可以“先据优胜之地位也”。
这些言辞表达的理由，其实正是上述《国粹学报》转载的《礼部议先儒从祀折〉陈述的内容，或者说，是一种“事后推论”。
而大权在握的重臣的参与，才最终使得决议的天平导向主祀一派，“张南皮（张之洞）鹿定兴（鹿传霖）诸等枢臣亦同具说帖”，“袒溥而驳孙”，特别因为这里面还夹带了私人情分:“盖南皮定兴亦素重曹君,故允为尽力相助耳。”
会奏折上，主从祀者竟居了大多数,附和孙家鼐者寥寥。慈禧遍览各折，“意不能决，乃独召询张南皮,坚请断自宸衷，准予从相。至是议始定”。
作者对此事能够成功的原因进行分析，以为“主动力实系曹君一人”，特别其先探孙寿州意见一节,“为此事主要关键。论者或疑其近于智术，不知其时寿州方正位秩宗，握权甚重,不如是则无由破其落管,势之所迫，不得不尔也”。
这个“近于智术”的权变故事，确实带有几分小说野史的味道。从祀事件本身成为朝臣斗智斗勇的战场,其起意，则在激发“经世有用”的士气而非“尊孔忠君”的布道。
就此而言，则随笔作者最后谓“三先生之学术最切于今日之情势。得行其道与否，实与国家有密切之关系”，进而断此举之“有功于国政人心”，并非故弄虚言妄语，而是符合清末民初的实际情形。
二、“明末三大家”对晚清学术界的影响这场智力游戏中的决胜功臣曹君直，即曹元忠（1865-1922）,君直乃其号，光绪二十二年举人，曾参与公车上书，生平与冒鹤亭最善。
冒在《登岱诗》中曾以吴梅村故事比拟曾，这固然是终其一生晚明情重的冒鹤亭积习所致，但亦为我们间接提供一个佐证:
晚清的江南（籍隶吴县）文人曹君直,如此热衷于三家从祀之事件，很可能乃因怀有对晚明的特殊兴趣。
据称,1907年冒鹤亭也曾作《明儒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议》，后郭春榆据此上疏,请以黄、顾、王从祀孔庙。
特别这个“民间传说”的三家从祀事件的最终命运，朝廷（慈禧）之最后决断，要“独召询张南皮”私下商量，反而有成为“士论”与“政府”傀傷的嫌疑了。
有趣的是,涵秋此文的题目本身，又将三家的排序作了一次下意识的顺倒，从祀奏议中的“王、黄、顾”再一次成为更符合历史尘埃落定之后的学术划分的“顾、黄、王”。
《民报》第22号（1908年7月）上章太炎的文章《王夫之之从祀与杨度参机要》，所谓“满洲贵胄无所恶于衡阳王氏，而恳恳欲黜余姉，汉人之处枢密者，则畔余姚藩蔽，斯可怪矣”之缘由，即如上两文屡屡言及黄宗羲著述中“间留墨匡，疑涉指斥”的问题、“多方圈，足证其必有诋毁本朝”的指斥。
章太炎此文名义上说的是王夫之从祀两庑问题,矛头却处处指向黄宗羲，连带批评立宪派。其称王夫之为“民族主义之师”而黄宗羲为“立宪政体之师”：
“今之言立宪者，左持法规之明文，右操运动之秘术，正与余姚异世同奸矣。”章文中谓“满洲政府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为汉土学者所宗，奉其主纳之两庑,为收拾人心计”的诛心之论，更多为后世学者继承。
而且章太炎还自作主张把上谕中“王、黄、顾”的排名又顺而倒之为“顾、王、黄”，昭示了三大家在顾氏心目中的高下轻重。
倒是“两庑从祀之典，自明季至今,浸益为学者所轻”、“世之视从祀亦若乡里祭社公而已，此宁足以示民趣向哉”的说法，既符合章太炎学者身份的严谨清醒，也正表明了“从祀文庙”这一传统中国最为隆重的文化大典，落实在近代，当时即已显得陈旧，对于朝野两端的人心主观的殷切希望，可能都显出有点不合时宜，更无法达到“收拾人心计”的“尊孔忠君”的政治目的。
较之章太炎的明敏决断,《国粹学报》第3年第9号上黄节所撰《明儒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从祀孔庙论》，执著于“出处之大，名节所关”，而不满于赵启霖奏请中所言“所以光道学崇国粹”的说法,其辩驳就显得颇为迂讷。
倒是“三先生志节，无待议礼者之表扬，亦无关从祀与否之轻重”一语，同样显现了晚清知识人对这一“从祀文庙”的象征性行为的共同的不以为然。
邓实没有针对此事直接发言，但他加诸《宜复汉儒卢植从祀孔庙议》（孙师郑）后面的按语，声称“从祀之典，学祭先师，其事宜主之于学,不能出之朝廷”，则褒贬讥弹之意已见,强调的乃是学术自由问题。
按照邓实本人对三大家的尊崇之情，文中如下论断只可能是指向“庙堂”本身的:“以圣道之尊，经师之望，或升或黜，定于一二不学无术议礼之臣之手，以媚人主而尊朝廷，而行其学术之专制。”
民元之后以遗老自居的胡思敬（1870—1922）,其轶事笔记《国闻备乘》中对“三先生崇祀”的追忆，再一次特别强调了张之洞于此事的关键作用,所谓“御史赵启霖疏上，张之洞适入军机,遂同时邀准。死后馨香之报，犹必借枢要贵人之援。以此知当时朝局，凡乘时窃取禄位者，皆非无因而至也”。
胡因回顾这次从祀始末之争议，慨叹“是时今上（指光绪皇帝）即位甫二年，政府虽专,部臣颇能自立”的旧时风光不再。
应当说，胡思敏这篇笔记文，与上述陈勇勤文中部分结论有特别吻合之处（例如赵启霖三家并提的上奏缘起、郭嵩春与徐桐个人关系恶化于此事之影响、张之洞于从祀之争的权力干预等等），不过陈文中没有提及胡此篇笔记。
胡文的论述中心，亦是先围绕王夫之进行，且说“王氏学初不甚显”，至曾国藩刊其遗书三十余种，“湘人始知尊重。然国藩序文有纯疵互见之语，亦未甚倾心推服也”。
文中并提及郭嵩煮1876年奏请王夫之从祀被驳议以后，“于船山祠，私制楹联，末云请从祀于庙，是有待于后贤”，有此热情不减，难怪后人屡屡疑郭为“一乡阿好”呢。
而光绪二十年（1894）孔祥霖上书请祀之被驳议的情况，除礼臣再引《四库总目》，“言遗书有《老子衍》、《庄子通》、《三藏法师八识规知》等目，儒佛老庄混为一途”，胡又提及王著中其他缺憾:“《潇湘怨》、《黑鼓词》、《龙舟会戏》各体，事涉游戏，不得谓为无疵。”
则上述驳议中谓王夫之所学得失互见、过于驳杂的罪名，又加一等。胡文证实了顾、黄崇祀的提议首发自陈宝琛,当时的人心向背局面十分鲜明:
“是时朝臣分南北两党，北党主驳,以李鸿藻为首，孙毓汶、张之万、张佩纶等附之。南党主准，以潘祖荫、翁同稣为首，孙家鼐、孙诒经、汪鸣銮、李文田、朱一新等附之。”
胡文并且提供了顾炎武、黄宗義此次从祀提案不被通过的原因:“主驳者谓二備生平著述仅托空言，不足当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之目。推礼部主稿,汉大学士李鴻章领衔，合词以驳。”
这一思路，其实是盛清汉学尤其是四库馆臣思维方式的延续。虽然议上以后，南党朝臣以潘祖荫为首，联名疏争，使得“诏下廷臣再议”。但这次北党朝臣复推出“满大学士领衔，请仍照礼臣前议”，使得“其事遂寝”。
不过，在胡思敬此文的记载当中，赵启霖奏请从祀之时,主张驳黄的关健人物不是孙家鼐，而是“唯礼部郎中吴国锦不好新说,以黄氏书驳杂，摘其可议者数条,上说帖于堂官”，并且在尚书溥良（“以为是”）和侍郎郭曾折（“以为非”）之间引起了争端。
然而“部务当由尚书主政”，溥良此时说了算,“遂拟稿准顾、王驳黄”。但开会批文的当天，事情有了戏剧性变化:通行六部九卿大臣诣内阁会衔，邮传部尚书陈壁先画诺。
吏部尚书陆润庠、督察院左割都御史陈名侃饌之。画未竟而之洞遣使持说帖至，大意言黄学与孟子相合，驳议非是。举座愕然，各遼巡遁去。其畏惧政府如此。
张之洞当时能够权倾一时且性情骄悍霸道，以及胡文字里行间于此的不满情绪，历历如画、栩栩如生。
胡文又载张之洞之所以欲动用权力使得“梨洲若驳，当并顾、王黜之”，是因为“盖以启霖、国傭皆湖南人，疑其有私于王也”，果然还是“一乡阿好”的问题在作怪。
正因了张之洞的劈空一掌，竟使“礼臣不敢坚持初议，遂准炎武而胪陈王、黄事实，请宸断”，而且“严修、宝熙、吴郁生、定成、刘若曾、徐定超各具封奏,如之洞指”。
这才最终使得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初三日奉上谕:“礼部会奏一折，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均著准其从祀文庙。钦此。”
就当时的士论而言，的确也深以此说为是:“顾黄王三儒从祀孔庙,出南皮所请也。”在胡文的记载当中，顾、黄崇祀之议，北党主驳、南党主准的局面很是有趣,不知是否作为“南人”的顾、黄，此时的遭际亦存在“一乡阿好”问题。
而此处胡文所给出的晩明三家从祀两庑的议案之所以能够在庙堂众臣中间“主准者十居八九”的另一个原因，值得重视：
自科场废八股，改试策论，又废科举，改学堂，《日知录》、《明夷待.访录》、《读通鉴论》三书盛行于世。
这恐怕才是晚清“是非听诸天下,公论出于人心”的主流声音的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