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我生于北京。当时父母亲都在北京为伦敦传教会工作。父亲J. B. Tayler的中文名字是戴乐仁。他和蔼可亲，从来没打过孩子，或大声骂过我们。他在中国担任过化学、物理和经济学教师，帮助创建了工会组织，参加过赈荒救济工作；他还是庚子赔款管理委员会的托管人，该款是用于送中国学生赴英国留学的。我们家共有五个孩子，我排行第四。上面有两个哥哥——伯纳德(Bernard)和哈罗德(Harold)，一个姐姐——希尔达(Hilda)，下面有一个弟弟——约翰(John)。由于我们同辈的亲戚都是男孩，所以家里的女孩很受重视。希尔达的出生给家里带来了巨大的喜悦。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候的北京城绚丽多彩，令人眼花缭乱的店铺招牌、富丽堂皇的婚丧队伍、正月十五的花灯、清明节的风筝，还有厂甸活色生香的春节庙会，在那儿花上几个铜子就能买到绝妙的玩具。达官贵人坐着华贵体面的轿子或人力车，一队队的骆驼将煤拉进城来。
《我有两个祖国——戴乃迭和她的世界》
我记得我们第一个家是在抽屉胡同，一座老式四合院里。我们养了兔子，还培植了一点园艺。有一年，我们从北戴河回来，发现院里的棉桃全都绽了苞，露出了雪白的棉絮，让人十分惊喜。院里还有个大沙丘堆。父亲从英国为我们带回一辆童车，希尔达和我就比赛，看谁能第一个从那沙丘堆上骑到走廊那边。我赢了。我现在还记得那种胜利的感觉。
父亲开始在燕京大学教经济学时，我们搬到了海淀的一所大房子里。在那儿，我们的玩伴儿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教师们的孩子。我们在那儿认识的大多数中国成年人也都是会说英语的。
难忘的还有北戴河。母亲在海边买了一幢两层小楼。旁边就是一道小海湾，正适于写生。去北戴河是一大远征。我们要带上两个仆人、猫咪、冰淇淋机和大量的储备用品。我们有时会在那儿住上三个月。那实在是好时光。做完功课，我们就赤脚到海滩上一起玩游戏，或者骑骑小毛驴，再不就是疯跑。那时的英雄之一是埃里克•利德尔(Eric Liddell)。他当时执教于天津新学书院(TACC)，那也是我丈夫后来就读的中学。电影《烈火战车》展示了他是如何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赢得一枚赛跑奖牌的。这位最招我们喜欢的叔叔就在海滩上跟希尔达赛跑过。英国国旗在我们花园的旗杆上升起时，我们知道该回家吃饭了。
不过，那些无忧无虑的夏天要结束了。在燕京校园里冰封的湖面上溜冰，那样令人激动的冬天也不会再有了。1926年，我们乘远洋客轮离开了中国。
悠扬的还乡海行是很惬意的。沿途停泊在许多风光旖旎的港口。不过，我们抵达伦敦时，却发觉它十分令人失望。灰暗、阴沉、一股煤烟味，根本没有我们在北京所喜爱的那些五颜六色、鲜活生动的街景和诱人的味道。
在英国，我在柴郡(Cheshire)读了一年的女子小学，接着至七栋区瓦汉斯托堂的一家教会女校当了十年的寄宿生。学校有些老师是极为出色的。我也很用功，赢得了一项国家奖学金。我们的日常生活十分严谨，不过偶尔也有放松。其中有一次是到伦敦去看一场中国艺术大展。看到展品中的绘画和瓷器，我们这些在中国长大的孩子不禁怅然生起了对童年时代的怀念之情。
1937年，我进了牛津，学习法文。但我学习并不是很用功。大学里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也有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修文斯先生(E. R. Hughes)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协会。他是一位没有学生可带的中文教授，从前在福建做过传教士，跟我父母亲是朋友。
宪益是(中国)学会主席。他对祖国的热爱打动了我。在他房间的墙上挂着他自己绘制的中国历朝历代的疆域图。进牛津之前，他已在伦敦呆了一年，创办发行了一份报纸，以使当地的中国工人能了解到战争的形势。跟绝大多数在牛津的中国学生不同，他是高中毕业直接来英国的。他决心学习古典文学，只学习了一年时间的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通过了牛津的大学测试。另外，他还在欧洲漫游。这一切都使他成为一个有趣的同伴。他在英国学生中间有些亲密的朋友，经常跟他们一起喝上几杯。
宪益在墨顿学院的一位朋友B当时正在追求我，同时宪益对我也越来越依恋，我也爱上了他。B发现，如果他邀请“尊敬的杨”一起出来，我也就会乐于接受他的邀请。他们俩开始来听我的法语课，一边一个地坐在我身旁。一天，导师让我们翻译《罗兰之歌》的片段，他们只好承认自己没准备，只是来旁听的。然而，仅凭这段短短的法文训练，宪益后来还是把那首长诗译成了中文。他还曾用中世纪法文给我写过诗，他的确是才华横溢。
此后不久，我攻读的方向就从法文转到了中文。修文斯先生大为高兴，因为他现在有了一名攻读学位的学生，他便成了中文方面的讲座教授。我的课本是一些中国古代典籍的节选，有《诗经》《论语》《易经》，还有些唐代传奇和佛教书籍。学习上没人竞争，我也就不太用功，只管跟“尊敬的杨”一同享受生活：撑一竿轻篙，划一叶小船，去乡间长途漫步，或去电影俱乐部或剧院……
我们像玩儿似的译出了《离*》，实际上是宪益将中文译成了英文，我又把它改写成了对偶句叙事诗。现在我认为该诗体是极不适于那首浪漫长诗的。译本发表之后，一位学者评论说：“杨氏夫妇译的《离*》与原作比较，就像复活节彩蛋同一个煎蛋饼那样不同。”确实，我在牛津学到的中文实在是微不足道，后来自己都羞于承认拿过牛津的中文学位。今天的青年汉学家们对汉语的掌握要好得多了。
杨宪益和戴乃迭的结婚照
母亲看过了太多不幸的异国婚姻，极力反对我嫁给宪益，尽管父亲认为只要我们俩在精神上和谐就能白头偕老。所以，一直等到我过21岁生日，到了可以自主的年龄，我们才订婚。我还向母亲保证，正式结婚之前，我会先在中国过上半年，看自己能否适应那里的条件。宪益也有一定的顾虑。他引用摇篮曲《鬈毛儿》里的歌词来形容，说我这样的人应该“坐在软垫儿上，衣着做工讲究，吃的是草莓、糖和奶油。”但在战争时期的中国，生活会非常艰苦。我对这些意见根本不予理睬。哈佛大学向他提供了一项研究经费，但我们俩都想回中国。
到了四川，仿佛是一脚踏回中世纪。宪益雇了两辆人力车，将我们送到一位朋友家。朋友告诉我们，宪益的母亲和妹妹敏如就在重庆，并派人过去通报我们已到。然后我们坐上滑竿，被他们送到了那里。敏如看到她哥哥，激动得又蹦又跳。他们告诉我称她母亲为“妈”。妈向我表示欢迎，气度优雅端庄，但我听不懂她的话。后来我才得知，她听说我们订婚，曾经掉过泪。但她对我一直很和气，这一点从来都没有变过。敏如是燕京大学毕业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也很懂西式礼仪。她们住的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的房子。这所大学是从南京疏散来的。罗家伦主动提出，让我们到他们学校在柏溪的师范学院任教。我们原计划去昆明，为了让妈高兴，只好改变主意，接受了这份工作。
柏溪是乡下，风光秀丽。当地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尊严，又有幽默感。我们住的是一件小泥屋，茅草苫顶。到了周末，我们就穿过片片稻田，沿着石子路一直走回市郊，到妈的住处去。春天，空气里满是豆花和稻花的香气。
1941年2月，我们跟敏如和罗霈霖在重庆一家饭店举行了一场双婚宴。一切都由他们安排，地点、日期改来改去的，结果我们将确切的地点和日期都忘了。空闲时间里，我们从鲁迅和周作人的作品开始，合作将中文译成英文。宪益译初稿，我来编校，并将英文与原文对照，以提高我的中文水平。
1941年，我们去贵阳师范学院任教。贵阳是个落后的小城，单调乏味。一位同事将我们介绍给当地的一些文人。我们大约每周聚餐一次，要么在某人的家里，要么在饭店。这些文人的妻子都被严格地排除在外，我是聚会中唯一的女性。用过饭之后，男人们做起古诗。宪益自幼习诗，十分长于此道。他能够飞快地草成一首。诗人卢冀野有一次从北碚来探访我们，对此留有深刻的印象。这些美食家们的文学夜会充满了浓厚的封建气息，在那段历史时期完全是一种遁世行为。
我在贵阳时有了身孕，我决定去成都。我母亲在那儿，那里也有一家很好的教会医院。宪益接过了我的课，后来也到成都跟我会合。1942年8月，我们的儿子杨烨出生了。
那时候换工作很容易。宪益每年都接到不同高校或机构的邀请。这种流动性给了我们了解内地不同地区的机会，我们曾引以为乐。但现在带着个小儿子，另一个孩子也将诞生，似乎是该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了。卢冀野邀请我们到北碚的国立编译馆工作。我们在那儿开始了《资治通鉴》的翻译，一直进行到解放后。
在北碚，我们交上了新朋友。我们的邻居杨荫浏，是位中国古典音乐的权威，酷爱猫咪，喜欢跟宪益下围棋。他认识我父母，告诉我说：“你父亲是位圣人，他生活得实在简朴。”卢冀野常常跑来，饮酒作诗。我们还去跟梁实秋和龚业雅打麻将。梁实秋是作家，龚业雅女士着实令人敬畏。复旦的梁宗岱教授，翻译过瓦莱里及其他一些法国诗人的诗作，是一位生龙活虎的人物。他常来闲聊，也是好酒量。我们贮了一坛虎骨酒，有一天给他倒了一碗。他一饮而尽，说道：“味道挺怪的。”我们才发现错给他倒了一碗煤油。而我们的煤油坛子跟酒坛子是差不多的。幸亏他并未因此吃苦头。
老舍和胡絜青跟我们住得不远，也欢迎我们前去拜访。老舍家里寄居了一位独腿的退伍国民党兵萧亦武，一个出色的人，是个激进分子。他是为了逃婚才从家里跑出去从军的。家里人要给他娶一个比他魁梧得多的女人。他的种种历险经历让我大开眼界，我们也很欣赏他的幽默。我们的同事孙培良远离政治，却喜欢同宪益讨论些历史问题。宪益当时正利用空闲时间做文学和史学研究，写一些这方面的论文。的确，如果我们不是合作搞翻译，他大概早已成为一名历史学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