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飞行坦克的概念曾是数个未成功实验的主题。设计者们希望这些坦克能够被飞机拖曳或携带，以滑翔机的方式进入战场，支援步兵部队。在战争中，空降部队使用降落伞将士兵投放到敌后以夺取并守住重要目标，直到更重装备的友军到达。军事策划者一直在寻找方法，以便为空降部队提供作战支援装备，如轻型装甲车或可以通过降落伞或军用滑翔机投放的火炮。空投车辆的问题在于，其乘员需分别跳伞，可能会延迟或无法使车辆投入战斗。军用滑翔机允许乘员与车辆一同到达投放区，同时最小化了宝贵的拖曳飞机的暴露，因为这些飞机不需要出现在战场上空。一个改进的想法是，坦克能够滑翔进入战场，丢弃其翼，然后在几分钟内准备战斗。这将允许乘员立即开始操作。
J. Walter Christie是一位美国工程师和发明家，以其在20世纪早期坦克设计领域的非传统思维而闻名。他的“飞行坦克”概念虽然未被广泛采纳，但对坦克设计原则的演变做出了贡献。Christie是设计重视机动性坦克的先驱，他开发了一种独特的悬挂系统，使用大型路轮和螺旋弹簧机制，相比当时的传统坦克设计，允许更好的越野性能。Christie的悬挂系统对未来坦克设计产生了显著影响，特别是对苏联的BT系列坦克，如BT-5和BT-7。这些坦克采用了他的悬挂系统，显著提高了它们的速度和机动性。
Christie的一个更为不寻常的设计是“飞行坦克”。这一概念特色是可扩展的履带或“翼”，可以部署以在跨越水体时提供额外的浮力和机动性，基本上将坦克转变为临时的两栖车辆。这个想法旨在克服早期坦克面临的挑战——它们有限的水上航行能力。尽管“飞行坦克”概念展示了Christie的创新思维，但它并没有在军事圈中获得广泛接受。这个概念面临着实际挑战，包括设计的复杂性、在战斗情况下扩展履带的潜在脆弱性，以及需要额外的工程和维护。
在1930年，Grokhovskiy特别设计局尝试投放装满部队的“空中巴士”：陆地上的自行车轮G-45和水上的两栖“水上巴士”。当“水上巴士”在着陆时解体，主设计师和他的助手被绑在G-45上进行了测试投放；他们幸存下来，但项目被取消。后来，苏联使用重型轰炸机在战场上着陆，携带T-27坦克和T-37轻型坦克，并试验了空投轻型坦克（有无降落伞均有）。1941年，空降部队被配发了T-40两栖坦克。这些都不完全令人满意，所以在1942年，苏联空军命令Oleg Antonov设计一个用于着陆坦克的滑翔机。Antonov更有野心，他在轻型T-60轻型坦克上增加了一个可拆卸的摇篮，配备了大型木制和织物双翼和双尾。尽管完成了一次半成功的试飞，但由于缺乏足够强大的飞机以所需的160公里/小时的速度拖曳它，项目被放弃。
日本帝国陆军的实验性特别3号飞行坦克So-Ra或Ku-Ro于1943年开发。与苏联模型一样，它有可拆卸的翼，但它也可以由重型滑翔机运输，即Kokusai Ku-7“Buzzard”和Kokusai Ku-8 I“Gander”。这些可以由如三菱Ki-21“Sally”重型轰炸机的飞机拖曳。然而，日本飞行坦克项目在投入生产之前被放弃。坦克运输滑翔机在1944年被部署到菲律宾。另一个原型是前田Ku-6飞行坦克，但它也没有进入实验阶段。1941年，L.E. Baynes为一架100英尺（30米）翼展的“载体翼滑翔机”制作了设计，这是一架大型无尾翼，用来携带坦克。一个缩小规模的实验性滑翔机——Baynes Bat——进行了测试。它是满意的，但项目被放弃，转而研究可以内部携带车辆的滑翔机。这导致了Airspeed Horsa和General Aircraft Hamilcar的研发，它们分别可以携带吉普车和轻型坦克。
二战后的发展苏联继续发展高效部署空降车辆的方法，但重点转向了从大型固定翼飞机上降落伞投放，以期使他们的“有翼步兵”完全机械化。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们能够使用降落伞和反推火箭的组合，携带机组成员投放BMD-1。尽管“飞行坦克”的具体概念没有成为坦克设计的标准特性，但Christie在悬挂系统和机动性方面的创新对装甲车辆的演变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影响了其他国家生产的坦克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