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052.秘密图纸1

其时新中国已经成立，过去的地下党大多摇身一变成了“地上党”，不必再伪装身份，有些还穿上了军装或警服，可对于焦允俊这样的秘密工作者来说，依旧与军装或警服无缘。出于对付敌对势力渗透和破坏的需要，其处境基本没有变化，一举一动都必须小心翼翼，否则，一旦身份暴露，可能会导致无法弥补的严重后果。

当晚七时差五分，焦允俊化装成一个商贩模样，抵达华东局社会部设在上海西郊虹桥路的一处秘密联络点。很快，又陆续进来了六个男子，或高或矮，或胖或瘦，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其貌不扬，在大庭广众之中绝对不会引人注目。

七点整，新领导准时出现在众人面前。这位领导焦允俊以前曾经见过，但没打过交道。焦允俊大约是副营的级别（当时还没定级），而这位领导是红军出身，早就是相当于旅一级的处长了。领导的记忆力惊人，根本没问什么，进门后就说出了七位部下的名字和职务。焦允俊一听，都和自己的资历差不多。继而领导宣布，由在座的这些人组建一个新的专案组，并任命了组长和副组长。

那么，究竟是什么案子，竟然会如此兴师动众？

一、洋美女结交小瘪三

北四川路区的虹镇老街在初解放时被坊间称为“穷街”，可想而知那个地区大部分居民的经济状况。这样的地方，很自然地被乞丐、瘪三作为据点，穷街子弟中颇有一些少年读不起书，就整天跟着那帮乞丐、瘪三厮混。由于家境贫穷，这些少年通常营养不良，脸色跟乞丐相差无几，衣着更是补丁叠补丁，肮脏不堪。不知道底细的人乍见之下，很容易把这类少年和乞丐、瘪三混淆。而本案的发生，就是缘于一个外国美女在这方面的误会。

虹镇老街有一户工人家庭，男主人姓秦，系一家私营铁工厂的锻工，其妻姓汪，在纺织厂做挡车工。这对夫妇结婚十多年，生下八个子女，那个年代医疗条件差，婴儿存活率比较低，可这八个子女竟然个个成活。虽是双职工家庭，但因收入不高而且吃饭的嘴太多，生活捉襟见肘。

导致洋美女误会的那个九岁男孩儿，在秦家子女中排行第四，大名秦永锦，小名阿四头。阿四头长到九岁，身上还没沾过新衣服，穿的都是上面三个“光榔头”（沪语，即“光头”，代指男孩儿）穿剩下的衣服，其破旧程度可想而知；又因褴褛衣衫不耐洗涤，所以尽可能少沾水，其肮脏程度也可想而知。虽然没上过学，但阿四头心思活络，智商比同龄孩子要高出一截，可以把一本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本从头念到底，算术课本上的题目也运算如飞——这还是他去小学操场上玩的时候，蹲在教室外面偷学到的。阿四头还有一个特长——擅长讲故事。不论哪里有热闹，只要让他瞧见了，回去之后就能把那件事情的核心经过、现场情景甚至人物对白说得一清二楚。如此，他也就成了他那帮小伙伴中的“新闻播音员”。

8月27日那天，阿四头又向他的一班小伙伴讲了一桩新闻。这次的新闻与以往不同，故事的主角就是他自己，而故事本身更是令人难以置信——有一个外国美女请他明天上午去老城隍庙“乐圃茶楼”吃早茶。此语一出，小伙伴们都认为阿四头在吹牛。阿四头遭到小伙伴们的质疑，自尊心颇受伤害，就冲着叫嚷得最厉害的男孩儿劈面一掌。那孩子的个头儿虽然比阿四头大，却不是阿四头的对手，只斗了片刻就倒地大哭。这下，另外几个孩子不依了，一起围了上来。阿四头双拳难敌四手，顿时落于下风。正挨打时，他的两个哥哥阿二头、阿三头捡煤渣回家正好经过，见状二话不说就加入战团。对方挨了打的一个男孩儿赶紧奔回家叫人，眼见就要酿成一场有成年人参加的殴斗，幸亏被户籍警小李看见，当即喝止。询问事由，听说有个外国女郎约请阿四头明天去吃早茶，不禁愕然。

那个年代，这种事必然会引起警察的注意，小李思忖片刻，就把阿四头带到了派出所。阿四头再三声明，这件事绝对不是他编造的——

这天早上，阿四头因为淘气被母亲罚掉了早饭，他只好饿着肚子去外面转悠。平时经常跟叫花子混在一起，他对乞讨那一套很熟，就在临平路上的一家茶馆前驻步。正待入内向茶客讨些点心充饥时，有人把他唤住。回头一看，竟是一个外国女子。外国女子阿四头是见过的，但都是打扮得花花绿绿，通常还有一股浓重的香水味，张嘴就是叽哩咕噜的洋文。可是，此刻唤住阿四头的外国女子却是另一副做派。

这女子看上去比较年轻，长得也漂亮，长波浪头发挽成一束马尾辫垂在脑后，穿着却很大众化，淡蓝色劳动布裤子和米黄色细帆布上衣，也没喷香水。更让阿四头吃惊的是，对方还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称阿四头为“小阿弟”，先递上两个烧饼。阿四头啃烧饼的时候，洋美女问了他的姓名和家庭情况，阿四头一一作答。接着洋美女又问他有没有去过老城隍庙。阿四头说去过。那么，老城隍庙“乐圃茶楼”的点心尝过吗？这个，阿四头只有摇头了。

“这样吧，明天早上七点，我在老城隍庙‘乐圃茶楼’门口等你，请你吃早茶，各式各样的点心让你吃个够。”说着，洋美女掏出一张两千元纸币（此系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10000，下同）放在阿四头手里，“这是给你的车钱，怎么乘车知道吗？”

见阿四头点了头，洋美女说声“拜拜”转身离去。刚走了几步，被阿四头一声“阿姨”叫住，原来是问她叫什么名字。洋美女一笑：“你这孩子还真聪明，就叫我玛丽阿姨好了。”

说完经过，阿四头从脏兮兮的裤袋里取出那张两千元纸币给户籍警看，以证明自己的这番陈述并非编造。户籍警小李认为此事有些反常，那个金发碧眼的“玛丽阿姨”如此善待形同乞丐的阿四头，原因是什么？是纯粹行善呢，还是另有企图？如果是后者，阿四头这么一个贫寒家庭的小孩儿，为什么会有人对他感兴趣，而且还是个外国人？小李立刻把这一情况向派出所所长杜辛汉汇报，杜所长的观点跟小李相同。这样一来，派出所就得对此事进行跟踪调查了。

杜所长让阿四头第二天早上准时赴约，同时指派一名老成持重的中年民警老曹换上便装，也去那里吃早茶，监视现场情况，兼带保护阿四头。另派民警小李、小王在现场附近守候，等“玛丽阿姨”离开茶楼后进行跟踪。往下如何进行，待查摸到“玛丽阿姨”的落脚处后再作计议。

次日是星期天，老曹、小李、小王按照领导的安排，于七时前抵达老城隍庙，一个进入“乐圃茶楼”，另两个则在茶楼附近的九曲桥一带溜达。老曹进茶楼后，先楼上楼下转了一圈，没见阿四头或者“玛丽阿姨”，就在底楼选了一个适宜于观察门口和楼梯口的位置，落座后要了一壶茶水、两样点心，一边吃着一边等待目标。可是，等了半个小时，阿四头也好，“玛丽阿姨”也好，竟然一个也没出现，这不是奇怪了吗？跟阿四头说得好好的，这小子怎么不见人影？又等了一阵，外面二位已经不耐烦了，在门口探头探脑，老曹遂决定收队。

回到虹镇老街，小李连派出所也没回，直接就奔老秦家。进得门去，小院子里聚着七八个孩子，正围着阿四头伸手要吃食。定睛一看，这小子竟然买了十来根脆麻花，装在一个纸盒里，每人发一根。见到户籍警，孩子们拿着麻花一哄而散。阿四头把纸盒往前一递，说李叔叔您也来一根。小李自然火大，把脸一沉：“跟我走一趟！”

把阿四头提溜到派出所一问，原来这小子是去了老城隍庙赴约的，不过没进茶楼，就在附近一家香烛铺前跟“玛丽阿姨”见了面。对方好像是知道他会从香烛铺前经过似的，预先在那儿等着呢，看见阿四头来了，迎上前说跟我走。来到“老饭店”门口，“玛丽阿姨”说茶楼我去看过了，人太多，要等座的，就在这里吃面吧，还有小笼包子呢。吃早点的时候，阿四头终于明白了对方如此对待他的用意——

三天前的傍晚，阿四头提了个老爸自制的大号老鼠夹子，去附近的小学放置，想捕捉黄鼠狼。这所小学比较简陋，围墙、大门都是竹编的，里面也没有什么值钱的物品，所以从来不设门卫。此时学校尚未开学，而竹篱笆早就给类似阿四头这样的顽皮小鬼拆了几个洞，随时可以出入。阿四头设置好鼠夹正准备离开，忽听见附近有人说话，驻步张望，只见来了三个比他大五六岁的少年，鬼鬼祟祟地进了一间教室。阿四头年纪虽小，社会经验却十分丰富，意识到这三位必有古怪，便蹑足悄然靠近。

屋里三个家伙正在喝啤酒，桌上放着几包卤菜。三人一边吃喝，一边说话。听了一会儿，阿四头终于弄明白他们刚刚偷窃了一个皮包，用里面的部分钞票买了这些酒菜，这会儿正议论如何分赃。阿四头寻思，按江湖规矩，见者有份，他们应该分点儿给我的。于是咳嗽一声，大模大样进了教室。那三位自是吃了一惊，待看清不过是一个小孩儿，开口便骂。阿四头说，你们先别骂人，听我把话说完，我阿四头你们肯定是不知道的，可虹镇老街的秦大力你们总听说过吧？那是我老爸！

秦大力身高力大，年轻时练过拳脚，据说师傅是武术家王子平，在虹镇老街周边是有点儿名气的。那三个少年原本是要奉送这个不速之客几个“麻栗子”（沪语，即用指头关节弹脑门儿）的，待听说面前这位是秦大力之子，就不敢冒失了，请阿四头坐下喝酒。阿四头不会喝酒，就把桌上的四样卤菜逐样尝了一遍，然后说兄弟告辞了，您几位有啥话要对我说吗？嘿嘿，你们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可是都听清楚了。这一说，三少年就只好“破费”了，商量片刻，把那个钉着洋文铭牌的空皮包送给了阿四头。

次日，阿四头偷偷拿着家里的户口本，去淮海路旧货商店把这个皮包卖了，得了十万元钞票。他没想到可以卖这么些钱，不敢使用，更不敢吭声，偷偷藏在家里。现在，“玛丽阿姨”来找他就是为这事，她说那个皮包是她的，被人偷了，现在来找阿四头，不是为了算账，而是想知道是什么人偷的，皮包又是怎么到了阿四头手里的。“玛丽阿姨”许诺，只要说出真情，她可以给阿四头一些钞票。阿四头自然心动，但提出要先给钱。“玛丽阿姨”掏出一张五万元纸币递给他，阿四头则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当然，阿四头并不认识那三个偷包的少年，只说了说大致模样。

阿四头提供的信息使警方更加感兴趣了。那个时代，别说警察了，就是寻常群众脑子里对敌斗争那根弦也绷得甚紧。杜所长听了小李的汇报，认为必须予以充分重视，宁可怀疑错了，也不能轻易放过这个疑点。汇报分局后，分局领导也认为必须认真对待，随即指派两名治安民警老林、老方协助调查。老林、老方跟派出所的小李碰了头，稍一研究，认为应该先设法找到偷窃皮包的那三个少年。

三个少年既然在作案后选中虹镇老街的那所破旧小学作为分赃的地方，说明他们对虹镇老街并不陌生。而且，阿四头在露面后一报老爸秦大力的名号，他们就服软了，足见他们是知晓老秦的情况的。小李对虹镇老街派出所管辖范围内的治安情况比较熟悉，而且从小在这一带长大，对本地区有哪些不良少年心中有数，印象中并无这样的角色。

林、方都是留用的旧警察，按说对分局辖区内的治安情况也比较熟悉，不过那是老黄历了。上海解放虽然不过三个余月，但治安方面管控对象的变化却是极大，以往的那些帮会人物、地痞流氓，一部分已经被抓，有的甚至被枪毙；另一部分则脚底抹油逃之夭夭，不知去向；剩下的慑于人民政府的威势，都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不敢露面。即便如此，治安情况并未明显好转，旧时那些不法之徒销声匿迹了，但马上就有了替补，比如阿四头在小学遇到的那几个少年之类。林、方对于这类角色就不甚了解了，因此提议去分局翻阅最近的失窃报案记录。

这一番查下来，果然发现在最近两个月内的报失记录中，不少失主都提到过被窃前后周边有可疑少年出现，其中七起的描述与上述三个少年的外貌特征相符。再查看分局治安科专门侦办偷窃案件的第三组编制的动态简报，终于发现一个名叫刘小狗的少年似是其中的一个。当天傍晚，刘小狗在其家附近的临平路上闲逛时，被小李、老林迎面拦下，带进了分局。一个不良少年哪是三个警察的对手，刘小狗乖乖承认了窃包之事。

那是8月25日，他和两个朋友许金根、张有宝去南京路闲逛，当然主要目的是“捉兔子”。“捉兔子”系上海滩黑道切口，意即偷包。这个“包”不光指钱包，也包括旅行包、手提包、坤包，以及直接用各色棉布包着的体积不等的包裹。这种作案手法技术含量很低，只需要找准目标跟踪，趁目标选购商品或做其他事情顺手把包放在一边的机会，凑过去悄悄拎走就是，如果旁边有同伙“打枪篱”（即掩护），那基本就是一拿一个准。

刘小狗三人是上海解放后方才自学出道的雏儿，想走发财邪道，却又没技术，所以只有“捉兔子”了。没想到，两个多月干下来，少说也得手了二十来回。只是财运一般，偷到的包里少有现钞，更无珠宝首饰。25日算是他们出道以来运气最好的一天，刘小狗在永安公司三楼无线电柜台瞅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平头男子正聚精会神地选购收音机，便示意许金根、张有宝凑上前去“好奇观望”，分散目标的注意力，他则趁此机会一举得手。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褐色皮包，包盖上装有拎襻，两侧包脊上附有背带，可拎可背。刘小狗得手后立刻下楼，出门取下拴在腰间的洋面袋把皮包装进去，一口气直奔外滩。不一会儿，许金根、张有宝也气喘吁吁地赶到了。他们找了个隐蔽角落打开皮包一看，都是又惊又喜，这次真是丰收了，竟有八十多万钞票！此外还有一块怀表、一个精致的硬皮封面本子和两块崭新的手帕。他们三人就用“战利品”买了卤菜和啤酒，往回走经过虹镇老街小学时，说这学堂里面晚上鬼都没有一个，去那儿喝酒是再好不过了，于是就从竹篱笆墙上的破洞钻了进去。再往下，就碰到阿四头了。

那么，那个皮包给了阿四头，里面的其他物品呢？刘小狗说，钞票都分掉了，那块怀表，因为是他下的手，所以归了他；两块手帕，许金根、张有宝每人一块。至于那个本子，对这三个文盲少年来说似乎没有用处，况且已经用过了，又是写字又是画画的，写的还都是洋文，谁也不懂；画的图更是看不明白，像是房子，还有互相交织在一起的直线曲线。这样的东西，旧货店是不肯收购的，刘小狗见没人要，就拿回家去放着了。

讯问结束，警方随即去刘家起获了赃物。那个本子用过的几页上确实全是英文和草图，画的像是建筑物室内室外的简易轮廓，至于直线和曲线，似是机械物件的草图。本子随即送交分局领导，领导翻了翻，没发表任何意见，却亲手装进牛皮纸卷宗袋，用火漆封条封好口，唤来机要通讯员，让立刻送交市局。市局收到这个本子，没有耽搁，又马上递送华东局社会部。随后，焦允俊等七人被紧急抽调，组建了这个专案组。

二、跟丢了目标

领导介绍了案情，看看手表，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让大家休息一下，到外面透透气，抽支烟。早就犯了烟瘾的焦允俊正暗暗感叹领导体恤部属时，又听见领导说了声“正副组长焦允俊、郝真儒同志请留一下”，只得暗叹一口气。其他五位侦查员知道这是领导有意把大家支开，对两位组长另有交代，于是赶紧拔腿走人。

趁领导喝水的当儿，焦允俊暗暗打量一起留下的郝真儒。这位刚被任命的专案组副组长看上去要比自己大两三岁，一米七左右，身材显得有些单薄，戴着一副褐色玳瑁架眼镜，五官端正，脸上毫无表情。焦允俊暗忖，这老兄也不知什么来路，看长相，在部队里挺适合做政治工作，当个团政委、政治部主任什么的。转念一想，那也太抬举他了，俺老焦1940年参加革命，现在不过是个副营，他能做得了正团？

正胡思乱想的时候，领导开腔了，说还有一项党内任命，之所以刚才没有宣布，是因为专案组七名成员中有一位同志不是党员，目前虽已解放，但党组织还没公开活动，所以在有非党员在场的情况下，不宜谈论党内事务。具体的任命是，由郝真儒同志担任专案组党支部*。焦允俊听着，觉得自己猜得挺准，这位仁兄果然适合做政治工作。不过，一个专案组还要组建党支部，这事以前从没听说过……

这时候，领导终于说到了正题，透露了一个在全组会上不适宜透露的情况：那个上交华东局社会部的本子里记载的内容涉及中央向上海下达的一项重要使命，这项使命的核心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造海军舰艇，准备用于解放尚被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东南沿海岛屿、澎湖列岛以及台湾。显然，敌特分子已经察觉了我方的行动，正在着手收集相关情报。不仅是上海市公安局、华东局社会部的领导，就是接到报告的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也感到震惊，连夜来电要求华东局社会部直接组织专案组进行侦查，力争在最短时间内侦破该案，斩断敌特分子伸向该项工作的黑手。

听到这里，焦允俊心中油然升起一股自豪感：俺老焦参加革命将近十年了，从事情报工作也七个年头了，还从来没摊上过这等高级活儿；如今不但摊上了，还是专案组长！这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也是对自己以往工作的认可，可千万不能把这活儿干砸了，否则，自己岂不要遗憾一辈子？

接着，领导又给焦允俊和郝真儒互相作了介绍。这下焦允俊不得不对郝真儒另眼相看了——这位老兄参加革命比他还早一年半，早年曾在公共租界中央捕房做事，对上海各个方面的情况都很了解。后来因叛徒出卖被捕，在严刑拷打下仍能够严守党的秘密。被地下党营救出狱后，郝真儒去了皖南新四军军部，先是从事组织工作，后又做敌工工作。这样的经历，让焦允俊不由得心生敬意，赶紧起身跟郝真儒握手：“老兄厉害！兄弟佩服得很！”

哪知，郝真儒却一点儿不给面子：“焦允俊同志，革命队伍中互相称呼同志，不宜称兄道弟。”

领导离开后，专案组立刻开会分析案情。焦允俊是专案组长，当仁不让主持会议，他心里对郝真儒刚才的那番“正经”颇不以为然，因此，在开场白里多少有点儿跟专案组的“党内领导”、“业务副手”老郝同志过不去的意思，没用“同志们”、“战友们”等词汇，反而带着浓重的江湖气：“诸位同僚，从今天起咱们就在一口锅里搅勺子了，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眼见郝真儒推着眼镜像是快忍耐不住了，这才言归正传，“案情呢，刚才领导已经作了详细介绍，大伙儿有什么思路，都说说吧。”

侦查员张宝贤马上提出疑问，刚才领导介绍案情时只说那个本子送到了华东局社会部，然后就没了下文。那么，现在要调查的是什么？那本子上写的都是英文，翻译出来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焦允俊转头看着老郝。郝真儒依旧是不咸不淡的语气，扳着指头说了三点：第一，发现了一个疑似敌特收集我方绝密情报内容的本子；第二，这个本子被三个少年偷窃；第三，要查明这个本子系何人所有，以及上面的内容是怎么来的。

焦允俊暗忖，这个老郝还挺会概括的，真正是言简意赅啊！在场的侦查员也都不是外行，一听涉及绝密，谁都不提“本子”二字，接下来发言时都用“那件东西”代指，只有焦允俊不以为然，照旧说“本子”。大伙儿先根据领导交代的案情还原了一应情况——

敌特分子通过目前我方尚未侦知的途径获得了绝密情报（或是与绝密情报相关的线索），其载体就是“那件东西”。“那件东西”放在一个中年男子随身携带的皮包里，在他去南京路永安公司选购商品时，却被三个“捉兔子”的少年偷走了。中年男子发现皮包失窃，定然惊慌失措，回忆起之前曾有少年在他身边转悠，料想就是他们偷的，打算追回失物，最起码要把“那件东西”追回来。

对方（应该是一个敌特小组）认为，失窃皮包中的钞票多半会被小偷花掉，怀表和皮包则会卖掉，出售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合法出售，即拿着家里的户口本去旧货商店；另一种是非法出售，那就是拿到黑市上去销赃。三个少年会采用哪一种方式呢？估计是前者，因为小偷是少年人，去黑市销赃很容易受欺负，黑吃黑把赃物给吞没了。于是，对方走访全市旧货商店查摸小偷的来路。在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他们找到了线索（通过购买皮包时留下的原始发票，使旧货商店营业员确信来人是皮包原主，从而获得拿着家里的户口本前往出售皮包的阿四头的基本信息）。往下，对方对阿四头进行了外围调查，然后指派专人接触，企图获取“那件东西”的下落。

还原了上述情形，专案组决定兵分三路，张宝贤、孙慎言对上述分析中属于合理推理的情况进行查摸核实；谭弦、支富德向淮海路旧货商店了解近期前往打听出售皮包信息者的情况；焦允俊、沙懋麟则立刻通知看守所把尚被关押着的刘小狗释放，并由所方跟其谈话，关照他出去后对自己被捕之事守口如瓶。刘小狗离开看守所后，侦查员就开始对其进行跟踪——估计敌特方面还不知道刘小狗已被我方拿获，他们正在寻找刘小狗及另外两个少年许金根、张有宝。不过，许、张两人即便被找到，于敌特分子也并无帮助，因为“那件东西”是由刘小狗带回去的，带回去后怎样处置，许、张并不知道。所以，敌特方面最急于找到的应该是刘小狗。跟踪刘小狗，就可能发现正在寻找他的敌特分子，然后顺藤摸瓜查找线索。

至于专案组副组长郝真儒，焦允俊建议他坐镇本部兼带整理案卷。焦允俊觉得这位仁兄身体瘦弱，又是高度近视，似乎不适宜在一线奔波；再说，专案组的专职材料员还没来报到，整理卷宗材料的工作总得有人去做。这个建议一提出来，众人皆表示同意，郝真儒也点了点头。最后，焦允俊请郝真儒说几句。郝真儒又习惯性地推了推眼镜，说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见，自己是全组侦查员中实践经验最少的一个，理应向大伙儿学习，不过，他虽然于侦查工作是外行，但此刻还是要说一句外行话。跟踪刘小狗是目前案件侦查的中心点，考虑到敌特可能会使出反侦查手段，人手肯定紧缺，而第一拨、第二拨四名侦查员的任务比较容易完成，他的想法是待他们完成任务后立刻转到第三拨去，一起执行跟踪使命。

话音未落，焦允俊便连说“高见”。散会后，郝真儒把会议记录送到焦允俊面前请他过目。焦允俊翻都不翻就签名，说老兄你动作真快，这么厚一沓会一散就记录好了，老弟我要向你学习。郝真儒不再理会焦允俊的“挑衅”，一板一眼地说：“焦允俊同志，你负责的这一摊在目前阶段是关键环节，请务必小心谨慎。”

焦允俊寻思自己多年从事情报工作，在敌占区、在敌人眼皮底下不知闯过了多少艰难险阻，眼下执行这么一桩盯梢使命还会砸锅？这老郝同志也真是操心过度了。当然，这层意思只能心里想想，当面是不便表露的。哪知，郝真儒担心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刘小狗于当天傍晚前已经从看守所出来了。这小子年龄虽小，不过十四五岁，胆子却大，看守所翁所长跟他谈过话宣布予以宽大后，他并没有寻常羁押对象获释时的激动，而是嬉皮笑脸地向翁所长讨几个零钱，好买票坐电车回家。翁所长又好气又好笑，差点儿一巴掌撩过去，不过，既然专案组来电关照尽快让这小子回家，料想其中必有奥妙，只好自己掏钱（公家没有这笔开支）把刘小狗打发走。刘小狗确实是坐电车回家的，他到家时，负责监视的侦查员已经在他家对面的糖坊里就位了。

次日一早，已经完成使命的第一拨、第二拨四名侦查员向焦允俊报到，焦允俊给他们作了分工，张宝贤、支富德进入监视点，中午由焦允俊和孙慎言、谭弦接替。意外就发生在焦允俊三人接班两个多小时后。

刘小狗昨晚一直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次日上午，他吃过早饭刚要出门，两个狐朋狗党许金根、张有宝来了。那二位根本不知道刘小狗折进过局子。刘小狗的母亲搬出一张摆台（即折叠式桌子）放在家门口，三人围桌而坐，磕着西瓜子聊天。午前那二位告辞时，焦允俊三人刚好来接班。

刘小狗给关了两天，出来后又在家里窝了一夜，早就憋不住要往外面去散心了。午后一时许，他出了家门，信步往南，焦允俊、孙慎言在马路两侧远远地跟踪。看来专案组之前的估计是准确的，对方对刘小狗早有预谋，和侦查员们一样，也在暗中关注着刘家的动静。刘小狗出门没多远，刚拐过一个路口，一辆宝蓝色摩托车忽然在他旁边停下，骑车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平顶头，穿着黑色短袖衫和浅色西装短裤，高鼻梁上架着一副硕大的墨镜。他停车后没下来，用一条腿撑着地，对刘小狗说了两句话。刘小狗稍一迟疑，便上了摩托车。

两个跟踪的侦查员自然着急，焦允俊四下一望，恰见驶来一辆邮电局送电报的绿色摩托车，赶紧一个箭步冲到马路上拦下，亮出证件向送报员晃了晃：“市局的，借用一下！”

摩托车载着两人疾驶，几分钟后总算看见了在前面不紧不慢开着的宝蓝色摩托车。后来问了刘小狗才知道，开车的男子自称受“一跤头”的指派，接刘小狗去坐坐，有点儿小事要跟他谈。“一跤头”是沪东地区有点儿名气的道上人物，刘小狗一直想拜“一跤头”为师，学几招摔跤的手段好去耀武扬威，当下不疑有他，只是他根本不知道“一跤头”家住何处，上了车，任人家开到哪儿算哪儿。后面跟踪的侦查员自然也不知目标要去哪里，驾车的焦允俊暗暗祈祷自己这辆邮电局的破摩托千万不要半路抛锚。

这一跟，就跟到了外滩，宝蓝摩托上了北京东路，又拐到虎丘路停下，戴墨镜的男子把摩托车停在一条弄堂里，然后和刘小狗一起进了距路口三十来米处的一家咖啡馆。这家咖啡馆有两个门面两层楼，名唤“摩登小馆”，地处偏僻，上海解放后消费者锐减，又不是高峰时段，所以顾客不多。先跟入的孙慎言见目标上了楼，便在楼梯侧的一副座头上落座。稍后，焦允俊停好摩托也进来了。两人一个要了咖啡一个要了绿茶，一边喝着一边等候目标下楼。

孙慎言来自山东老区，武工队出身，1946年组建山东社会部时被抽调过去当了侦查员。他的性格跟其名字一样，平时寡言少语，开口都是慎而又慎，没人跟他说话一天不开腔属于正常事儿。此刻他坐在那里，神情却略微透着不安。焦允俊看在眼里，便悄声问道：“老弟你怎么啦？”

孙慎言说他心里有些不踏实，如果这咖啡馆有后门的话，没准儿目标就从后门溜了。焦允俊原本不知他这个部属的来路，听他这么一说，便猜测他是上海解放后才进城的，对上海不熟，一问，果然。焦允俊自1948年底秘密潜入上海搞地下情报工作后，熟读组织上下发的上海市区地形、社情等情况资料，又有大量的实践经验，对上海滩适宜于作为地下工作接头点的场所了如指掌。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这家“摩登小馆”在上海解放前经常被地下党作为接头地点，焦允俊对这里非常熟悉，知道没有后门，便对孙慎言微微摇了摇头。孙慎言这才放心，继续低头喝茶。

可是，等了一阵，却不见目标下楼。焦允俊看了看表，已经进来二十分钟了，隐隐觉得不对劲儿。想了想，便出门走到隔壁那条弄堂口，只一瞥，便是一个激灵——那辆宝蓝色摩托车不见了！

原来，“摩登小馆”在上海解放后易主，新老板对咖啡馆的结构作了改动，开了道后门，跟旁边那条马路连通，还在二楼店堂的后部增加了一道窄窄的扶梯。目标不知是发现了已被跟踪，或是另有原因，总之是从后门溜了！

三、追查摩托车

目标脱梢，专案组随即举行紧急会议。焦允俊请副组长郝真儒主持会议，他自己首先作了检查，说他犯了“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要求上级免去他专案组长的职务，并请求处分。这时，惜言如金的孙慎言开腔了，说这个错误他也有份儿，甚至承担的责任应该比焦组长多一些，因为是他先跟踪目标进咖啡馆的。

焦允俊眼睛一瞪：“你瞎掺和什么，你一个普通组员，还不是一切都听我的？再说，咖啡馆是否有后门的问题你是想到了的，还提醒过我，问题在我老焦身上！”

两人还要争下去，被郝真儒打断：“你们别争了，这件事由上级领导说了算，在领导没有下达指示之前，焦允俊同志还是专案组长，应继续主持侦查工作。目前最重要的不是揽责任，而是赶紧进行案情分析，看下一步该怎么做。焦允俊同志，请你把本案侦查工作进行到目前为止的情况向同志们介绍一下。”

焦允俊朝郝真儒瞥了一眼，暗忖这老郝看上去一副软不溜秋的样子，处理事情倒是果断干脆，他说得对，眼下处分事小，破案才是头等大事。管他日后给老子什么处分，工作不能停下来。于是，便把眼下的情况向大家作了简单的介绍——

昨天，侦查员张宝贤、孙慎言对专案组对案情的估计进行了核查，基本符合事实。另一路侦查员支富德、谭弦向淮海路旧货商店进行了调查，得知确有一个男子找上门来，向该店出示上海解放前（1948年11月）购买皮包的发票，说该皮包已经失窃，要求查询是否有人前来出售。店员应其要求查了查记录，的确收购了这么一款皮包，并告知该男子出售方的信息——敌特就是通过这个办法找到阿四头的。

本案破获后，经专案组向上海市公安局书面建议，市局下文规定全市旧货（含寄售）行业今后一律不准向任何私人透露货源信息。这项规定一直坚持实施到改革开放后国营旧货行业消失。

今天的事故发生之后，因不能向咖啡馆方面暴露身份，不便打听目标是进了咖啡馆多长时间才离开的，只能去询问宝蓝色摩托车停靠处附近烟纸店的店主，得知目标是在十来分钟之前把摩托车开走的，只有那个戴墨镜的男子，没看见刘小狗。据此似乎可以推断目标并未发现受到跟踪，因为侦查员在楼下店堂待了大约二十分钟，而目标和刘小狗在楼上待了十分钟左右，说明他们在楼上进行了谈话——可以理解为对方已经把要对刘小狗说的话说完了。如果目标发现被跟踪的话，按说不会有那么大的胆子继续跟刘小狗谈话，应该尽快脱梢才是。目标之所以从后门离开，可能仅仅是为了方便——从后门出去就是他停车的那条弄堂。但他来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从后门进入咖啡馆呢？这一点就不清楚了。

尽管焦允俊、孙慎言跟踪失利，但他们记下了那辆宝蓝摩托车的车牌号码，这是一个可以继续调查的线索。专案组决定，这条线索由沙懋麟、支富德、孙慎言去调查。至于那个墨镜男子是否发现自己被跟踪的问题，可以向刘小狗核实，此事由焦允俊、张宝贤、谭弦负责。

会后，郝真儒要求焦允俊、支富德留下，这三位都是专案组党支部成员，他们继续开了一个支部会。由于时间比较紧，主要是由郝真儒说了说，对焦允俊跟踪失利之事进行严厉批评。焦允俊寻思这是“木匠戴枷——自作自受”，无话可说，只有听着的份儿。不过，老郝说得完全在理，他心服口服。最后，郝真儒当场写了一份百来字的报告，说要以专案组党支部的名义上报，写完后请焦允俊、支富德过目，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支富德看后表示完全同意，焦允俊却提出了不同意见。

原来，郝真儒在报告中竟把脱梢的主要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因为他是支部*兼副组长，分工安排时未能强调小心谨慎对待工作中每个环节的问题。焦允俊坚持要自己承担责任，郝真儒说你可以保留意见，但我和支富德同志是支持这个决定的，少数服从多数，还是照此内容上报吧。焦允俊只好照办，但在报告末尾写上了自己的保留意见，放下笔之后寻思，别看老郝白面书生一个，倒是很讲义气的。

接下来，焦允俊立刻投入工作，和张宝贤、谭弦通过派出所悄然传唤了刘小狗。据这个少年说，他上午被那个戴墨镜的男子以“一跤头”有请为由骗上了摩托车，来到外滩附近的那家咖啡馆后，对方却不谈什么“一跤头”了，而是把一张两万元的钞票放在他面前，说是只要实话实说，这张钞票就归你了，不肯说实话呢，“一跤头”自会叫人收拾你小子，信不信由你。

像刘小狗这种角色，自幼顽劣，挨打、斗殴、受骗、骗人属于家常便饭，对方这一套若是用在其他同龄人身上，那百分之百会奏效，可是他却根本没当一回事，点点头，伸手把那张钞票放入衣袋，问爷叔你要我说啥实话呢？对方说你偷了别人一个包，现在人家要找你算账，你说是公了还是私了？公了呢，人家就要把你扭送派出所，要是私了，那就老老实实把赃物交出来。

刘小狗寻思，还公了私了呢，老子为这件事官司都已经吃过两天了，政府也没说让我退出赃物嘛，只是把那个本子没收了。不过，这话不能说，昨天释放时看守所长反复交代的，若是透露一丁点儿口风，重新收监没商量，说不定还要送提篮桥坐大牢。那应该怎么跟对方说呢？这对于刘小狗来说并不是什么犯难的事儿，张嘴就来：“那自然最好是私了，不过我有难处。您可能也知道，我们是三个人下的手，里面的东西都分掉了，钱也花得差不多了，现在让退回人家，您说这可能吗？”

“钱花掉了，那其他东西呢？”

“怀表也卖掉了。”

“还有那个本子呢？”

“那个本子啊……好像给我放哪个旮旯去了，不知还能不能找到。”

对方顿时目露凶光，压低了嗓音：“必须找到！把本子原封不动交出来，人家可以给你一笔钱。否则，等到‘一跤头’收拾你的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刘小狗对“一跤头”还是有些敬畏的，万一对方真是“一跤头”派来的，自己可是得罪不起。于是他说：“要么……我回去找找看。不过，咱有言在先，如果找到的话，给的钱可不能太少，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否则你干脆还是公了吧，把我扭送公安局我也认了。”

“那就说定了，明天这时候，你还在今天上车的那个地方等我。”言毕，对方招呼侍者结账，顺手把找回的零钱给了刘小狗。

可巧，此时两个侍者正搬桌子准备擦天窗，挡住了通往底层店堂的楼梯，男子见状，不由得皱了皱眉头。一旁指挥干活儿的老板指着阳台说那里也有楼梯，可以走后门。两人便从后门离开，在弄堂里分手。

刘小狗说完，焦允俊三人总算松了一口气，看来目标并未发现自己受到跟踪，这桩活儿还可以继续干下去。他叮嘱刘小狗：“从现在起，一切听我们的安排，叫你干啥就干啥，而且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哪怕是警察也不行，听明白了？好，明天你就按约定去跟那个家伙碰面，我们会暗中保护你。”

返回专案组驻地，焦允俊把上述情况跟郝真儒一说，郝真儒立刻笔走龙蛇做了记录，临末还让签名。焦允俊说老郝你太厉害了，这种谈话还要做笔录？郝真儒说这是制作卷宗的要求，凡是跟案件有关的内容我都得记录下来，请当事人签字，便于日后核查，免得到时候说不清楚。焦允俊无可奈何地签了名：“老兄啊，要是每份材料都这样过一遍的话，只怕我也得准备一副眼镜了。”

回过头来，再说侦查员沙懋麟、支富德、孙慎言查摸那辆摩托车的情况。原以为这是很容易的事儿，哪知到市局交警部门一查，号码是查到了，但那辆摩托车已在半个月前报废，按照规定，车辆牌照也就自动作废了。可是，这副报废的牌照怎么又出现了呢，而且正好挂在专案组正在调查的嫌疑人所骑的摩托车上？

根据车辆档案中的记载，那辆已报废摩托车的车主叫耿斯良。侦查员先去了耿斯良住所的管段派出所，一了解，耿斯良已经死了。半个余月前，他酒后驾驶那辆美国造猎狗牌摩托车在大八寺一带超速行驶，撞在路边大树上，当场死亡。耿家是开汽车运输公司的，有七八辆卡车，获知消息后派了辆卡车去大八寺车祸现场，把耿斯良血肉模糊的尸体以及撞坏了的摩托车运了回来。那辆摩托车的受损程度倒是比其主人好些，修理一下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但耿斯良的父亲看着就觉得心痛，干脆报废算数，让送到公司修车车间，把零部件拆下来放在仓库里，以便日后装配到其他车辆上使用。摩托车送到公司后，工人发现前后牌照已不翼而飞，随即报告了耿老板，耿老板对此并不重视，车已经报废了嘛，牌照被窃又算什么呢？没想到，这副失踪的牌照竟然出现在涉案者所骑的摩托车上了。

三个侦查员议了议，决定把车牌的问题先往旁边放一放，直接查那辆宝蓝色摩托车属于何人。这个主意在当时应该是个捷径。初解放时的上海，机动车拥有量跟如今有霄壤之别，其中的摩托车，特别是民间私人拥有的摩托车更是少得可怜，据1949年7月底的统计数字，各区加起来还不到两千辆，再扣除大约三分之一的三轮摩托，那也就不过千辆出头。所以，如果直接盯着那辆宝蓝色摩托车的特征调查的话，反倒容易查得清楚。

这一番查下来，全市共有三十一辆宝蓝色摩托车，沙懋麟便打电话问焦允俊目标所骑的摩托车是什么牌子的，是否有什么特征。像焦允俊这样一个直属华东局社会部的秘密情报工作者，在国民党特务机构的记载中，是被称为“中共特工”的，而且是掌握多种技能的高级特工，不但精通无线电收发报和维修技术，而且擅长驾驶汽车、摩托车，熟知各种车辆的特征，这个问题难不倒他，当下不假思索就说：“那是一辆雄狮牌，法国货，虽然是二战前生产的，再跑十五年也应该没问题；至于特征嘛，让我想想……对了，车尾挡泥板上有一个白铜飞机模型装饰物，应该是美国贝尔P-39战斗机，就是被称为‘空中飞蛇’的那种。法国厂商制造的摩托车当然不会装美国飞机模型，那肯定是车主自己想出的主意，而且肯定是全市独一无二的！”

当天夜间十时许，这辆全市独一无二的摩托车在北站区北火车站的站前广场上被发现。北站派出所的民警随即进行蹲守，一小时后，来取车子的车主被拿下。接下来，该轮到侦查员沙懋麟、支富德、孙慎言登场了。

这三人中，沙懋麟被焦允俊指定为负责人。沙懋麟是南京人氏，三十挂零，1936年考入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学校，招生简章上说是两年毕业，可未及毕业抗战就爆发了，不久南京沦陷，警校迁移武汉。在武汉，沙懋麟遇到了初中时教国文的邹老师。邹老师是地下党，这时的关系已经划到“南办”（中共南方局驻武汉办事处），经其介绍，沙懋麟加入了党组织。稍后，就去了皖南新四军总部，抗战期间先后做过新四军军法、保卫工作，担任过股长，不久又被解除了职务——个中原因，他是后来才明白的。

抗战胜利后，他被调到苏北老区从事地方公安工作。渡江战役前夕，沙懋麟参加了华东局社会部在江苏丹阳举办的集训班，上海解放当日，就随部队以华东局社会部便衣人员的身份进城。沙懋麟出身南京富家，又上过国民党警校，当时是怀着满腔热忱加入革命队伍的，渐渐才发现，像他这种出身的干部经常会被另眼看待，他的股长一职莫名其妙给撸了就是明证。自此，他就奉行夹着尾巴做人的原则，凡事低调，小心谨慎，尽量不给别人留下不良印象。周围人多认为他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对他不怎么设防。他自己恐怕也没想到，正是这种低调谨慎的性格，使他成为了讯问方面的专家。他擅长以软磨硬泡的方式攻克坚不吐口的案犯，跟任何案犯见面，他都有本事在最短的时间内缩短相互之间的距离，使对方放松警惕，出现漏洞。

现在，沙懋麟受命调查那辆宝蓝色摩托车的来路。他先和支富德、孙慎言查看了那辆被扣的摩托车，核对了车牌号和车尾挡泥板上那个白铜飞机模型装饰物，然后对被扣人进行讯问。

那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留着飞机头，身穿一看就是舶来品的浅绿色针织运动套装，足蹬美国“赛豹”轻便跑鞋，这是1949年夏秋上海滩有钱年轻人最时尚的装束，被称为“小开装”。眼前这个“小开”名叫季宝德，其父是在闸北开机修厂的资本家，因此熟人又叫他季小开。据季小开说，他骑的这辆摩托车是个名叫尤玮的朋友推来的，说是受人之托，把这辆摩托暂时寄存到他家，过几天再来取。季宝德虽然年轻，但还是有点儿社会经验的，当时心里就产生了疑问：暂时寄存？什么意思？难道这辆摩托来路不正？

尤玮从他的眼光中察觉了这层意思，立刻做了解释，说这辆摩托车的主人你可能听说过，那可不是寻常人物，而是沪东一带赫赫有名的“一跤头”！季宝德顿时肃然起敬。须知“一跤头”的名气不但在沪东，就是在全上海也是叫得响的，而且已经叫响好几个年头了。不过，敬意归敬意，摩托的来路还是要了解清楚的，像“一跤头”这样的人物，存放一辆摩托车难道还成问题？怎么还东藏西藏的？

尤玮拍了拍季宝德的肩膀，老弟啊，你还年轻，世上有些事情并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一跤头”虽然名气响，可铜钿进项有限得很，又嗜赌，赌风有口皆碑，输了钱砸锅卖铁也要还债。这回估计是碰上了难处，他又不肯以这辆摩托车抵债，所以嘛，就得把车子在外面存放几天。他本来是想放在我家里的，我家你是知道的，真正是螺丝壳里做道场，哪里有地方放下一辆摩托车？只好来央求你老弟了。

季宝德于是点了头。他自己原来有一辆摩托车，三个月前上海刚解放时，他驾车去南市看朋友，回来途中在外滩遇到红灯停下，不知从哪里忽然闪出个穿军服的男子，掏出红色封面的派司晃了晃，说声“我是军管会的，临时征用你这车，明天这时候你去军管会取”。不知怎么的，季宝德平时的那份机灵劲儿竟然凭空消失，乖乖地下车，眼看着对方上车疾驰而去。次日，他去市军管会，方知那家伙是假冒的。摩托车就这样丢了。骑惯了摩托的季宝德突然失去了座驾，其心情可想而知。眼前有了一辆暂时可以归自己支配的摩托，他当然想过把瘾，就骑着去了几个朋友处。傍晚，季宝德去北站附近的表兄那里赴宴，把摩托停在北站站前广场的自行车寄存点。在表兄家吃过饭，又铺开桌子打麻将，手气不错，打到半夜歇手时，竟然有八十万元进账，喜滋滋出门去推车，不想就被拿下了。

8月30日凌晨三点，二十三岁的无业人员尤玮被拿下。侦查员讯问下来，证实季宝德的交代内容属实，那辆摩托车确实是“一跤头”的。那么，“一跤头”到底是何许人物呢？侦查员很快就弄清楚了那主儿的基本情况——

“一跤头”本名关易笙，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其祖上三代皆是清廷善扑营的一等扑户（编入善扑营的专业角抵人员，这些人平日在营中以摔跤为业，名曰“捐弄”）。清廷覆灭后，关易笙的父亲关慕仙与一班失业扑户在天桥经营摔跤场，系著名跤手宝善林宝三爷的副手，其水平之高可想而知。关易笙打八岁起就随父习练摔跤，苦练臂、脚、腰三功，整整七年间终日与训练器具麻辫、木杆、沙袋、吊桩等打交道。十五岁出道，即被“大世界”聘为专业摔跤手，登台表演兼带接受游客挑战。他在“大世界”干了七年，据说始终保持不败纪录。

太平洋战争爆发，关易笙离开“大世界”，被几个资本家合聘为教师，教他们的子弟习练摔跤。其间，曾有不知其底细的几拨日本武士上门挑战，都被关易笙一跤摔倒。消息传开，道上就给他起了个绰号“一跤头”。抗战胜利后，关易笙应朋友邀请去北方办事，途中遭遇车祸，伤势颇重，留下了后遗症，从此与跤场告别。之后一段时间，曾有一些以前败在其手下的对手上门挑衅，关易笙笑脸相迎，烟茶款待，对方往往以为他示弱，认为总算争到了面子，得意洋洋而去。也有不知好歹非要“切磋一把”的，关易笙推无可推，只好奉陪，竟然每每都是一个回合就解决问题——“一跤头”真正是名不虚传。

遭遇车祸后，关易笙就在杨树浦区其住所附近摆了个摊子修理自行车。这个人心灵手巧，又好钻研，除了自行车，一般摩托车、汽车的小毛病他也能解决，大的故障因限于零部件、工具原因，就只好拒之门外了。由于朋友多，面子大，找上门来修车的顾客总是人满为患。他只好把原先简陋的修车铺扩大为修车作坊，招了几个以前跤场的徒弟，除了教修车，有时也让他们练练摔跤。关易笙三十好几，还是未婚。按说以修车作坊的收入，他的日子应该过得蛮滋润了，只因嗜赌，竟然经常拮据得揭不开锅。

就是这么一个主儿，现在，他的名字进了专案组的案卷，侦查员准备对其进行调查了。对于“一跤头”关易笙本人来说，当然是蒙在鼓里；他更不知道，此刻，另外有人也在动他的脑筋，那就不是调查了，而是要封他的口！

四、密谋封口

盘算封“一跤头”口的，就是专案组已经照过面却还不知其底细的对手——“六室”。“六室”不是某个敌特分子的代号，而是一个由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直接掌握的七人特工小组的官方称谓。

“六室”的建立，跟一个名叫宋斯义的人是分不开的。宋斯义祖籍湖南怀化，出生于江苏省川沙县（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时年三十二岁。宋斯义的爷爷系清朝军队的七品把总，大致上相当于如今的正营级，当年驻防上海时负伤退伍，没有回乡，用获得的退役抚恤作为本钱做生意。生意做得还可以，虽说未能发大财，也没出名，但总算有了房产妻室，以及一家潇湘土特产行。老爷子去世后，土特产行传到了宋斯义的老爸手里。其老爸脑子活络，先是信了洋教，学了一口洋泾浜英语，然后物色了一个英国人合伙做生意，以祖传的土特产行作为入股资金，合办了一家专营土特产出口贸易的洋行。宋斯义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一口英语还说得过去，而且上的还是教会学校。

1937年“八一三事变”时，宋斯义十八岁，已从教会中学毕业，其父将其介绍到一家德国人开的无线电行去学技术。“八一三事变”当时被称为“中日淞沪会战”，打了三个月，不但国军伤亡惨重，还殃及无辜百姓，宋斯义的老爸就是随上海市商会赴宝山前线慰劳中国军队官兵时被日寇战机炸死的。噩耗传来，宋斯义自是悲愤，国恨家仇不共戴天，他立刻辞去了无线电行的工作，奔赴距上海四十公里之遥的江苏省青浦县（今上海市青浦区）。去青浦干吗？“军统”在那里开办的特工训练班正在招生。这是抗战爆发后“军统”正式开办的首期特训班，戴笠对此非常重视，亲任主任，曾先后四次赴青浦督导。宋斯义去青浦那天，正赶上戴笠到场亲自面试，看了简历，问了一番，对其非常满意，当场拍板录取。

不过，由于战事发展超出预先的估料，“军统”的这期特训班只开了一个多月就歇菜了。戴笠下令，青训班全体学员转往湖南醴陵继续训练。转移途中，宋斯义在浙江境内患病掉队，半年后赶到醴陵时，只能参加第二期特训班了。没想到的是，他在第二期特训班还是不得安生。“军统”的审查非常严格，对于参加“团体”时没有保人的对象更要仔细审查。宋斯义的问题主要是其掉队脱离集体的半年期间究竟在干什么，是否跟日伪方面有关系。因此，他不但被禁止参加训练，还被软禁起来接受调查。根据宋斯义的自述，“军统”派员赴已被日军占领的浙江一带实地调查了三四个月，终于查明他没有问题，准许继续参加训练。

这样一番折腾，宋斯义的资历（亦即从特训班毕业的时间）就受了影响，于日后的晋升颇为不利。特训班毕业后，他被派遣到“军统”上海区上海站（上海区系负责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军统”直属机构，上海站则是隶属于上海区的一个机关），以在北京路开设电器旧货行为掩护收集了大量情报，上司也认为他“立下了汗马功劳”，可因为资历不够老，不过是少校军衔。抗战胜利后，“军统”裁减特务，一部分特务复员，一部分特务去搞“三产”，还有一部分甚至进了荣军院学习技能靠劳动吃饭。只有宋斯义像是被忘记了似的，没有人来找他，不安排工作，也不交代出路，薪饷却是每月照发，而且当初用“军统”的钱投资的电器旧货行所挣的利润也不像抗战时那样让他上交了。在北京路上的同行眼里，宋斯义活脱脱就是一个生意人，只知埋头赚钱，从不过问政治，甚至连《中央日报》也不订不看，只是偶尔买份《申报》随意翻翻。

其实，“团体”根本没有忘记宋斯义。抗战胜利不久，“军统”上海区解散前，毛人凤受戴笠委托来上海开会商量善后事宜时点名留下的隐藏特务名单中，就有宋斯义的名字，而且排名第三——足见上边对他还是蛮器重的，估计主要是看中了他的职业身份掩护的有利条件。在这种状况中，宋斯义过了三年多平静日子，直到1949年2月中旬一个寒风凄凄的夜晚，随着一位从南京赶来的“保密局”（戴笠死后由“军统”改组）上校的出现，北京路上同行中有点儿小名气的宋老板终于结束了被雪藏的生活。这位上校姓刘，他通知宋斯义，局本部秘密会议决定，宋斯义将作为潜伏人员留在上海开展情报工作，其职务是“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华东直属第六情报室中校主任”，其主持工作的机构简称“六室”，他的代号是“老六”。

这位刘上校看来也是情报特工出身，记忆力超人，张口就报出了分派给宋斯义领导的六名潜伏特工的姓名、住址、职业、联系方式以及简历等，其熟悉程度，就像那六名特务是他的家庭成员似的。宋斯义也不是吃素的，边听边点头，边点头边记在脑子里，等对方说完问他“听明白了没有”时，他不慌不忙复述了一遍。刘先生微笑着翘起大拇指：“宋老板果然了得，名不虚传啊！如此，兄弟就完全放心了。关于‘六室’潜伏后的具体使命，目前局本部尚未考虑，届时需要同志们效力的话，会另行通知。关于经费、器材、武器等，很快就会派员送来。”

七天后，宋斯义在北京路上的“瑞祥电器旧货行”收到一份北站的提货单，上面注明须由他本人亲自去提货。对于电器旧货行来说，这是每月都会遇到数次的业务行为，人们早已司空见惯。当然，没有人知道，这次宋老板去提的这批货，却是专供潜伏特务使用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武器弹药、照相设备、密写药水、化学药品等全套美制特工器材。次日，又有一件印刷品寄达旧货行，寄的是平邮，包装得非常结实，拆开一看，是几本厚厚的精装外文书，不过，书里面是空的，装着港币、美元、金条和密码本。

不久，上海解放，解放军进城。“六室”主任宋斯义一如既往，埋头做他的生意，只是在旧货行门口挂了一面很大很鲜艳的红旗。也就是在上海解放的同一天，宋斯义向其六名部属发出了个别见面的信号，从次日起一天见一位。他任职以来从未跟下属见过面，这回要见一下，免得万一有人被捕，让共产党方面来个调包，他还被蒙在鼓里。都见过面后，他依旧安安稳稳做他的生意，直到1949年8月2日。

这天，宋斯义接到一封没有具名的密函，用暗语通知他当晚打开电台接收台湾“保密局”总部的紧急指令。按照特务活动的惯例，像“六室”这种类型的特工组是需要配备专门报务员的，可“六室”却是例外。抗战期间宋斯义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由于他的公开身份是电器旧货行老板，上峰考虑到掩护电台的便利条件，就指示他兼任报务员。在日本宪兵队特高课和汪伪“七十六号”严密控制下的上海滩，他竟然一直干到抗战胜利也没有暴露身份。因此，这次刘上校来下达潜伏命令时关照宋斯义，仍旧采取这种方式。本案破获后，宋斯义一口咬定他不过是报务员，不知道“六室”的其他情况。当时案子已经移交北京，后来听说北京同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弄清楚，原来这个“老六”竟然身兼二职领取双饷。

当晚，宋斯义接到台湾“保密局”密令，内容是：中共为“进犯”东南沿海国军控制的岛屿乃至最终拿下金门、马祖、澎湖、台湾，决定研制适合于近海作战的新型鱼雷快艇，苏联方面许诺向中共提供技术援助，首批派遣赴沪的包括舰艇动力、鱼雷、机械、无线电等方面的专家及随员将于近日赴沪，进驻江南造船厂。上述情报被美国方面获取后，美方认为此事严重关系到台湾方面的安全，提议由美台联手对此计划进行反制。“保密局”指令“六室”，鉴于美国方面非常重视该项工作，故中情局已通知其潜伏在上海的特工人员向“六室”提供协助，届时将会主动与“六室”联系。双方之间纯属平等合作，并无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存在。

可是，宋斯义很快就发现，所谓“纯属平等”是哄人的说法——他根本不知道中情局在沪负责跟自己联络的那个特工的情况，对方却不但清楚他的“老六”代号，还知晓他乃是北京路上“瑞祥电器旧货行”的宋老板，两天后竟然派人直接上门联络了。

来的那位就是请阿四头去老城隍庙吃早茶的“玛丽阿姨”，当然，这位洋美女出现在宋老板面前时就不叫“玛丽”了，自我介绍叫尤丽娅。尽管是中情局特工，但宋斯义看她的相貌，怀疑对方可能是东欧哪个国家旅沪的犹太人。尤丽娅约宋斯义去外面喝咖啡，交谈中告知，她奉上司杰克先生指派前来协助宋老板开展工作，同时兼任宋老板跟杰克先生之间的联络员。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尤丽娅的上司杰克先生的安排似乎有轻率之嫌——指派一个外国美女来跟宋斯义联系，那不是明摆着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吗？干特务的最犯忌的不就是惹人注目吗？但杰克先生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之前肯定派人甚至亲自实地查看过。当时的北京路上，经营旧货的店铺不少，其时上海解放不过三个月，许多外国侨民准备离沪回国，走之前都把带不走的东西拿到北京路的旧货行来卖掉。因此，北京路上天天有金发碧眼的男男女女转来转去，尤丽娅出现在宋斯义的旧货行里并不算惹人注目。

宋斯义也是老特务了，他对杰克此举倒并不计较，使他大跌眼镜的是之后尤丽娅变身“玛丽阿姨”之举。这事儿还要从“六室”刺探情报开始说起——

纯从特工技术角度来说，宋斯义的水平还是不错的。他接受使命后，只用了十多天时间就顺利获取了江南造船所（接管后改名“江南造船厂”）正在紧急改造三号船台的情报，这是三个月前上海刚刚解放时由陈毅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号令》的内容。行动计划是宋斯义根据自己掌握的社会关系制订的，由下属龚阿康具体负责实施。尽管理论上这个方案一举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当他接到龚阿康用暗语打来的报捷电话时，还是有点儿怀疑自己的耳朵，甚至想到另一种可能——会不会龚阿康已经失风被捕，这个电话是中共公安为了诱捕他这个特务头子下的套？所以，宋斯义下意识地立刻挂断了电话。这倒使龚阿康吃了一惊，立刻再次拨打过来。这回，宋斯义恢复了正常思维，用暗语指令龚阿康次日在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旁边弄堂口的电话亭前碰头，交接获取的情报。

接下来的情况前面已有交代，龚阿康在接头前不知怎么的去了一趟永安公司。这其实是违反特务活动规定的，在未曾完成情报交接前，不应该做其他事情，以免分心引发事端。只有一种情况可以例外，那就是发现自己已经受到跟踪，为了脱梢不得已而为之。问题是，那天一切正常，龚阿康并没有遇到什么特殊情况，这多此一举的商场之行，导致刘小狗等三少年把装着情报（就是那个本子）的皮包窃走了。

不难想象，正满怀希望准备享受首战告捷成果的宋斯义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对于一个曾在抗战时期长期活动在日伪血腥统治下的老特务来说，这个坏消息不仅意味着前功尽弃，更要命的是可能由此引发的灭顶之灾。宋斯义与龚阿康分手后，立刻按照尤丽娅留给他的联系方式要求紧急会见。两小时后，尤丽娅已经把坏消息报告杰克了。与此同时，宋斯义向另一特务魏康思下达指令，让他持龚阿康提供的购买皮包的原始发票，走访指定区域内的旧货寄售商店。

很快，魏康思在淮海路的旧货商店打听到了那个皮包的下落。宋斯义刚获知消息，尤丽娅打来电话传达了杰克先生的意见。双方都是老特务，尽管国籍不同，思路倒是一致的，杰克也认为可以通过查询旧货商店的方式找到偷窃皮包的家伙。宋斯义估计尤丽娅是被杰克先生临时物色来的新手，听说已经打听到皮包是虹镇老街一个名叫秦永锦的少年向旧货商店出售的，立刻喜笑颜开，一声“拜拜”挂断了电话。

往下，就发生了使宋斯义大跌眼镜的事儿，杰克竟然指派尤丽娅出马去虹镇老街，当面约请那个年方九岁的男孩儿去老城隍庙吃早茶！当然，这个情况人家是不会向他通报的，而是他布置查访阿四头的下属在跟踪时发现的。宋斯义目瞪口呆之际，尤丽娅不无得意地来电通知，杰克先生已经掌握了偷窃皮包者（即刘小狗）的姓名住址，建议宋斯义采取措施设法追回情报。尤丽娅说话时带着命令的口吻，宋斯义也无可奈何，这个娄子是他的下属捅出来的，自然只有他自己去收拾了，于是忍气吞声说了声“OK”。

宋斯义指派魏康思去找刘小狗，因为魏康思出身上海滩帮会世家，尽管他本人的职业已经跟帮会没有丝毫关系，其上代人也已经作古，但据“保密局”刘上校介绍，这人在上海滩黑道以及各个行业公会中的人脉之广，在寻常特工中是罕见的。因此，宋斯义相信派其出马去哄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魏康思本人听说让他去执行这么一桩使命，也认为是小菜一碟。这个态度让宋斯义有点儿不放心，担心他大意失荆州，又指派另一名特务胡友三去跟踪魏康思。事实证明，宋斯义的这个安排是非常必要的。

要说“保密局”给宋斯义配置的这六名下属，倒还真是符合“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原则——魏康思适宜于进行“社会调查”，而胡友三呢，一看那副贼头贼脑过于精明的外貌，就知道是一块打听隐私的好料。胡友三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听话，就像一条忠诚的猎犬，作为小特务来说，可以板上砸钉子似的严格做到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丝毫不会走样。宋斯义向他交代使命时特别关照，让他去外滩虎丘路“摩登小馆”对面的那条弄堂口，那里有家半间门面的烟纸店，只要掏钱买一包香烟，就可以以等人为由在店里坐上一时三刻，店主不会有意见。这时，会有一个穿黑色短袖衬衫戴墨镜的三十岁左右的男子（“六室”特务之间互相不认识）骑一辆宝蓝色摩托车载一个少年到“摩登小馆”去，胡友三的使命就是观察是否有人跟踪这辆摩托车。

胡友三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宋斯义的指令，结果就发现有一辆送电报的绿色摩托尾随宝蓝色摩托车而来，车上的两名男子下车后也进了“摩登小馆”。由此，宋斯义断定魏康思已被公安人员盯上了。魏康思还蒙在鼓里，兴冲冲地给宋斯义打电话报告说，已经打听到被窃皮包里的那个本子小偷还没脱手，约好明天上午再次见面就可取回，被宋斯义啐了一口：“呸！你小子让人盯上了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你骑的那辆摩托是向‘一跤头’借的吗？赶快把车处理掉，就跟‘一跤头’说车被偷了。”

可是，魏康思已经把摩托车还给“一跤头”了，这个电话就是在“一跤头”修车铺对面工厂的门房间打的。宋斯义于是指令魏康思让“一跤头”把车换块牌照藏起来，有人问就说失窃了。往下如何？听候后命。

宋斯义意识到行动已经彻底失利，为保自身，接下来要先处置相关线索。这时候，宋斯义觉得“保密局”总部让他跟“中情局”在沪潜伏特务的合作有点儿碍手碍脚了，以他的想法，所谓“处置相关线索”就是把那个“一跤头”封口。他是“六室”主任，有权下令这样做。但现在因为有了那个杰克，就只好跟对方商量了再说。他立刻联系尤丽娅，说有十万火急之事必须跟杰克先生面谈。

对方很快就有了回应，尤丽娅来电说，请宋先生傍晚七点到跑马厅那边的一家西餐馆见面。宋斯义准时前往，可让他恼火的是，对方来的仍是尤丽娅，那个杰克先生竟是根本不想露面。尤丽娅说她奉命代表杰克先生跟宋先生谈话，一般事儿她可以直接拍板。宋斯义听着真想一巴掌打她个满脸花：就你这水平，当个一般特工都不够格，还敢说能作主？

宋斯义甚至怀疑对方是否拖来了“尾巴”，急着想结束谈话，便说了要把“一跤头”灭口之事。没想到尤丽娅却说这件事杰克先生已有安排，就不劳宋先生费心了。杰克先生说了，别说那个“一跤头”的存在已经影响到我们工作目标的实施，即使没有影响到，考虑到宋先生这班党国特工人员今后的安全，事情办完后也应该解决掉的。宋先生请放心，明天这个时候，“一跤头”肯定已经无法开口吐露什么情况了。

尽管对方这样说，宋斯义还是颇为担心：万一共产党方面抢先动手逮捕“一跤头”呢？（未完）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