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游戏、工作狂伦理与性别壁垒：“坏血”为何必然流入硅谷（突击队射击历险记）

记者 | 傅适野
编辑 | 黄月

刺破自己的手指，挤出少量血液，将血液转移到一个信用卡大小的塑料检测盒中，再将检测盒放入烤箱大小的“阅读器”里。阅读器从检测盒中提取数据信号，以无线方式发送到服务器，服务器分析数据，发回结果。只需一滴血，就可完成近70种血液检测，这些数据将被即时反馈给医生，方便安排下一步治疗。一切顺利的话，这种血液检测仪将会入驻美国最大的连锁超市之一西夫韦公司（Safeway）以及连锁药店沃尔格林（Walgreens）。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只需要在超市和药店购买这种血液检测仪，便可在家完成整个血液检测流程。一张包含个人疾病信息的地图随即被勾勒出来，基于此，公司可以运用数学模型反向还原癌症之类的疾病，预测肿瘤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小小一滴，改变世界。”

勾勒上述美好图景的是伊丽莎白·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2003年，年仅19岁的她从斯坦福大学辍学。次年，她在加州帕罗奥托成立实时治疗公司（Real-Time Cures），旨在实现“医疗保健的民主化”。4月，公司更名为希拉诺斯（Theranos）——混合了治疗（therapy）和诊断（diagnosis）两个词语。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希拉诺斯一路高歌猛进，战果辉煌。2004年12月，伊丽莎白为公司找到了六百万美元的投资资金；到2010年底，希拉诺斯获得的创投资金已超过9200万美元；2014年估值达90亿美元，创投资金超过4亿。2015年，《福布斯》杂志将伊丽莎白评为全球最年轻、白手起家的女性亿万富翁，《时代杂志》提名她为“2015年前100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一切在2015年底急转直下。《华尔街日报》记者、两次获普利策新闻奖的约翰·卡雷鲁（John Carreyrou）接到线报后，对希拉诺斯展开了长达数月的秘密调查，并在当年10月发表报道，揭露了希拉诺斯血液检测设备存在的诸多问题。伊丽莎白否认所有指控，并曾尝试在报道刊发前直接向《华尔街日报》施压。即便她拉到了《华尔街日报》金主默多克的投资，依然没能阻挡卡雷鲁的报道刊发并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美国医保与医助服务中心开始介入，不久之后沃尔格林也结束了与希拉诺斯的合作关系。2017年亚利桑那州向希拉诺斯提出诉讼，指控该公司将150万血液测试产品卖给亚利桑那州居民，却隐匿或歪曲有关测试产品的重要信息。2018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希拉诺斯和伊丽莎白的“大规模诈骗”提出诉讼。2018年6月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伊丽莎白以及前希拉诺斯营运长、伊丽莎白前男友桑尼·拉梅什·巴尔瓦尼（Sunny Ramesh Balwani）九项电汇诈骗罪以及两项串谋电汇诈骗罪。此案目前仍在审理当中。约翰·卡雷鲁也将自己对希拉诺斯的跟踪报道汇聚成了《坏血：一个硅谷巨头的秘密与谎言》一书，中文版在本月与读者见面。

希拉诺斯和伊丽莎白·霍姆斯这种看似掺杂着无数运气和侥幸的成功，实际上是硅谷创业文化发展到极致的一种必然结果。这其中涉及风险投资人与创业者的关系问题——看似理性的风投行为实则包含着极其不理性的决策过程，也涉及风险投资中的人情与信任问题。而伊丽莎白在运营公司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绝非孤立，它牵涉到硅谷得以持续运转的根基——那种狂热的、不舍昼夜的、舍弃生活与休闲的工作伦理——与人们力图维持工作与休闲平衡之间的本质性矛盾。伊丽莎白在硅谷取得的“成功”，也从另一个角度揭开了硅谷盛行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化的冰山一角。因此，我们在讨论这一独角兽帝国时，绝非将其视作一则例外或反常，恰恰相反，正是硅谷文化本身成就了伊丽莎白和希拉诺斯。正如《纽约时报》的一篇书评所言，《坏血》一书让我们看到硅谷创业神话是如何助力希拉诺斯的。人们给硅谷镶上金边，赋予它神奇的地位。在众人眼中，在硅谷，梦想可以照进现实。在硅谷，一切痴心妄想都能成真。

讲故事、感性投资与信任游戏

在硅谷，投资人需要听故事。

讲故事是硅谷创业者的必备素养。在遍布湾区的创业孵化工坊（incubator）中，在为期八周的“创业奋斗”训练营中，在为期一天的奋斗大会（Hustle Con）中，创业故事在人们的头顶飞来飞去。在这些名目繁多的创业培训中，在斯坦福大学设立的创业课程中，这些五花八门的故事被塞进一个个既定的模板——首先你需要将自己的创业想法与一个社会痛点勾连，然后你要从私人化的经历和体验出发，推及到更为广阔的他者，从而引发广泛共鸣。与世界各地奔赴加州的创业者被放置到如流水线般流畅成熟的创业流程中类似，创业者的故事也如流水线产品般，被锻造、被加工，然后出厂、走入充满竞争的硅谷创业世界。

即便是在一众流水线般的创业故事中，伊丽莎白·霍姆斯的经历也足以让她脱颖而出，这也是她一路过关斩将、凯歌高奏的原因之一。她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父亲在华盛顿担任从美国国务院到国际开发署的一系列职务，母亲在国会山担任助理，祖父和曾祖父都开创了庞大的家族企业。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高中就读于休斯顿最具声望的私立学校圣约翰；2002年进入斯坦福大学，并获得了3000美金总统奖学金。

父亲对伊丽莎白的教导让她懂得，若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痕迹，变得富有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取得能够促进重大“良善”的成就。于是她在斯坦福选择了化学工程专业，期望这个专业带领她通往生物科技行业，最终推动更多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2003年，伊丽莎白在决定创业后迅速辍学。第二学年伊始，她一回到校园，就向在化学工程系执教多年的教授钱宁·罗伯特森以及在实验室带领她的博士生沙奈克·罗伊展示了她提出的专利。这次展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罗伯特森教授在日后回忆，“此前我教过的数千学生中，从未有人像她那样，我鼓励她走出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即便是务实如罗伊，也被教授表现出的热情冲昏了头脑。2004年5月，伊丽莎白成立公司“实时治疗”。罗伊成为了这家公司的第一个雇员，罗伯特森则以顾问身份加入了公司董事会。

至此，伊丽莎白迈出了走向成功的第一步。虽说硅谷崇尚一切皆有可能，认为一切痴心妄想都可能变成现实，但这种放大版的美国梦并不能掩盖创业内部的阶级属性。作为一个家产雄厚、背景殷实、教育良好的中产精英，伊丽莎白在起点上就已经打败了大部分竞争对手。她是投资人最喜欢的那种类型，有望复刻史蒂夫·乔布斯、马克·扎克伯格那种辍学创业最终成功的励志神话。

在后来推广公司的过程中，伊丽莎白反复讲述的一个故事，是自己童年时对于注射器的恐惧。这种恐惧来自于她的母亲，她只要一看到注射器就会晕过去。伊丽莎白梦想消除这种恐惧，有了希拉诺斯的技术，人们只需在指尖刺出一滴血即可实现多项检查。在向投资人描述理想世界时，伊丽莎白也加入了更宏大的野心和更普世的关怀——希拉诺斯的血液检测技术能够让每个患者的用药得到及时调整，这些药物的副作用也会被根除。也就是说，希拉诺斯所做的事情，是在不折不扣地挽救生命。

勤奋、精英、辍学、理想、激情、普世关怀，这些词汇组合打造了一个硅谷式的完美创业故事。正如刊登在《洛杉矶书评》的《坏血，以及更糟糕的伦理》一文所言，为何伊丽莎白拥有这种魔力，以至于人们从不过问：“这项技术究竟如何运作？” 作者Sidney Perkowitz认为这种魔力部分来源于伊丽莎白讲故事的能力。一位19岁从斯坦福辍学的激情四射的女性，试图用一个更好的、更少疼痛的血液检测方式取代原来痛苦的健康测试，而这一改进将惠及千家万户。“如果你听到了一个如此完美无瑕的故事，拥有了一位如此惹人喜爱的故事女主角，你还会很扫兴地提出这个产品到底能不能行的庸俗问题吗？”在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阿斯沃斯·达摩达兰的《故事与估值：商业故事的价值》一书中，他也指出了讲故事的能力在获取投资时的重要作用。

然而，在硅谷，投资人需要的还不仅仅是故事。

斯坦福大学文化人类学博士生知雨在过去五年对于湾区创业的研究中发现，投资人看重的并非故事本身——毕竟这些故事大同小异——而是创业者讲述故事的能力以及在讲述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人际交往能力。伊丽莎白在讲故事时散发的激情与魅力、坚定与决心，以及她那种近乎克里斯玛式【注：“克里斯玛型领袖”（Charismatic Leadership）这个概念最早被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引入政治学领域，特指“一种神奇的近乎天赋的领袖魅力”】的气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知雨在研究中发现，特别是在A轮投资以前，通常并没有足够多的具体数字可以证明一个公司的成长速度和盈利前景。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借鉴行业研究和经验，投资人最为仰赖的是对人的判断，即创始人的特质以及创业团队整体的契合度。而判断的方式也很简单，主要是通过和创业者多次交流，通过正面了解和旁敲侧击，直觉掺杂着理性，来推断这些人是否符合他们心中的成功创业者形象。

如此一来，在外人看来极具理性的风险投资行为，实际上有着非常不理性的精神内核。风险投资人砸钱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创业者个人及其团队的整体感觉。信任，以一种岌岌可危的方式被建立起来，这种信任牵涉到人情、人脉以及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在这一点上，伊丽莎白也是硅谷赢家。一方面，她克里斯玛型的人格和感召力让她成为风险投资人的心头好；另一方面，她的家庭背景让她更加容易地接触到硅谷风投圈的大佬，并迅速取得他们的信任。这种信任关系一旦建立，基于人情的背书也便次第展开。人们甚至不再关心伊丽莎白这个公司的技术究竟是否可行，而是互相听信互相担保，传递着一种外人看来十分诡异的无条件信任。

在希拉诺斯的骗局被揭穿之前，它的董事会十二名成员中包括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前国务卿乔治·普拉特·舒尔茨、前参议员山姆·纳恩以及比尔·弗利斯特、前海军上将盖里·罗海德、前海军陆战队将领詹姆斯·马蒂斯，以及富国银行前CEO迪克·科瓦塞维奇等等。她的私人投资者包括媒体大亨鲁伯特·默多克、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的教育部长贝琪·德沃斯、沃尔玛的沃尔顿家族等等。同时她与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保持良好关系，她是希拉里·克林顿2016年参选总统时的支持者之一，也是她女儿切尔西·克林顿的朋友。

乔布斯、工作狂和硅谷创业神话

9岁的伊丽莎白就立志成为一个亿万富翁。上大学之前她把目光投向了斯坦福这所与硅谷有着难解难分关联的学校。彼时互联网热潮方兴未艾，一些闪亮的巨星就诞生于斯坦福的校园，例如雅虎。在她高三那年，两位斯坦福博士以另一家小小的创业公司逐渐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便是后来的谷歌。

湾区浓厚的创业氛围感召着伊丽莎白。在硅谷，一款流行的T恤上写着“朝九晚五属于无能者”（9 to 5 is for the weak）。持续高效、废寝忘食、不眠不休的员工是硅谷的精神榜样。创业精神偶像乔布斯视工作如命的故事在硅谷被反复诵扬，而渴望成为马克·扎克伯格的人则被告知，创业就像加入海豹突击队一样。一位名叫基思·拉布瓦的风险投资人曾经在Twitter上炫耀，自己工作18年来休假时间不超过一周。

这种工作狂文化并非一日养成。早在冷战期间，洛克希德（Lockheed）等国防公司就在圣克拉拉谷招募了一批心怀抱负的科学家——他们社交笨拙、不带感情、一心一意地工作，直到“醒着的所有时间都投入工作，免去了非工作的关系、锻炼、睡眠、饮食，甚至个人护理”。50年代后期，洛克希德公司的心理学家将这类特质概括为“科技型人格”（the sci-tech personality）。这类型“热情的”（passionate）员工一时间成为管理者的心头之爱。到20世纪80年代，一个充斥着这类员工的山谷成为了科技行业激增的沃土，如史蒂夫·乔布斯这般热情的过劳员工不仅成为了科技工作者的偶像，也成为了整个硅谷过劳文化的偶像。

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伊丽莎白·霍姆斯是乔布斯坚定不移的粉丝，她将宽松的灰色套装和圣诞节毛衣换成了黑色高翻领毛衣和黑色便裤——一种向乔布斯的致敬。乔布斯死后一两个月，希拉诺斯公司的几位工程师发现，伊丽莎白正在从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撰写的乔布斯传记中借用他的行为和管理技巧。他们当时也都在读这本书，能准确地指出她所模仿的行为出现在哪一章节、基于乔布斯的哪一段职业生涯。伊丽莎白甚至将公司的迷你实验室命名为“4S”——因为iPhone 4S恰巧是在乔布斯逝世的前一天发布的。

她对乔布斯的崇敬甚至迷信不只体现在装束和行为模仿上，她也是乔布斯式工作狂的忠实信徒。据公司工程师埃迪回忆，如果有谁真的能够越过乔布斯这个标杆，那答案只可能是伊丽莎白·霍姆斯本人。埃迪从未见过如此发愤图强、冷酷无情的人。“她晚上只睡四个小时，整天都嚼着巧克力咖啡豆，给自己注入咖啡因。他试着劝她多睡一些，过一种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但她不予理睬。” 对伊丽莎白来说，保持生活与工作的平衡完全是陌生的概念。不管何时何地，她都在工作。

不眠不休全身心投入工作也是她对于整个公司的要求。伊丽莎白曾试图让工程部门7天24小时连续运转，以加速产品开发。在遭到工程师的否定后，伊丽莎白开始反击，她雇佣了另一个工程团队，让他们形成内部竞争，提升工作效率。“我们可以进进出出换人，公司是最重要的，”她说。

当“热情”成为一项职场新要求，伊丽莎白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量化这种热情，让投入不同程度热情的员工得到相应的奖惩。在这种情况下，员工待在办公室的时间长短成为了唯一标准，这种方法简便易行，同时懒惰、不合理、缺乏想象力。她委派了一名行政助理追踪员工的上下班时间，如此一来她就能准确知道公司每个人在工作上投入了多久。为了诱使员工延长工作时间，公司每晚提供晚餐。食物常常8点或8点半送到，这意味着员工走出办公室的时间最早也要10点钟。在希拉诺斯，加班、过劳被塑造为一种风尚，以及一种绝对的政治正确。甚至在希拉诺斯董事会召开每季度例会的时候，员工们也被要求表现出忙碌的样子。

在硅谷，希拉诺斯的情况并非例外，而是一种常态。正如大热美剧《硅谷》的编剧、《疯狂的独角兽》一书作者丹·莱昂斯所言，硅谷已经形成了一个作坊式的产业，“贩卖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成功学，称没有比创业更崇高的使命，还说要取得成功，必须愿意放弃一切。”

伪装、极乐男权与女性突围

“她拥有一张远比实际年龄成熟的面庞。她那蓝色的大眼睛被训练得可以一眨不眨地盯着你，让你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那仿佛是在催眠。她的声音强化了这种迷惑效果：一种非同寻常的深沉的男中音。”

2006年3月加入希拉诺斯成为首席财务官的亨利·莫斯利很难忘记伊丽莎白的声音。事实上，大多数人第一次见到她时，都会对她深沉的声音感到意外。格雷格·巴尼，这位后来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火箭公司SpaceX工作的工程师也不例外。但很快他就开始怀疑，伊丽莎白的嗓音是伪装的。

格雷格的猜测在不久后得到证实。某个晚上，在一场会议结束之后，她的声音突然变得自然，更像一个年轻女子。“我真的很高兴你在这里。”伊丽莎白从椅子上站起来对他说，她的音调比平常高了若干个八度。震惊之余，格雷格又觉得，伊丽莎白伪造声音这件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有其合理性：“硅谷是一个完全由男性主宰的世界。风险投资人都是男人，他甚至想不起有什么著名创业公司的创始人是女性。某种程度上，她一定认为深沉的声音对于获得人们的关注、得到认真的对待是必须的。”

在日后人们对于伊丽莎白的种种讨论中，《坏血》一书中对她声音的这段描述被反复提及。作者卡雷鲁在接受CBS电视采访时，他在主持人的引导下也谈到了声音骗术，这一点似乎被当成了伊丽莎白是骗子的一个有力佐证。但鲜有人思考其背后的逻辑：她为何要伪装自己的声音？她为何需要伪装出低沉的、类似男性般的声音来增加自己的可信度？为何在硅谷一位创业的年轻女性很可能意味着轻浮和不可信？这一类普遍的性别歧视和刻板印象，也反映在人们日后对于希拉诺斯丑闻，以及她和年长20岁的男友桑尼之间权力制约关系的猜测与讨论之中。

在《坏血》的结尾部分，卡雷鲁写到伊丽莎白如何为拿亿万人的生命做赌注寻找理由。其中一派认为，她受到了年长男友的邪恶影响，依照这一说法，桑尼是伊丽莎白的斯文加利（注：英国小说家乔治·杜·莫里耶小说中的人物，擅长通过催眠术控制他人）。人们倾向于将她——一位怀抱远大梦想的纯真少女——塑造成硅谷追逐的那种年轻早熟的女性企业创始人，桑尼由于年龄太大、太男性化而无法自己出面，因此将伊丽莎白当成牵线木偶。卡雷鲁指出，这种想法猜测太过轻巧也并不准确。近距离观察过两人相互作用的员工都指出，伊丽莎白在二人关系中拥有最终话语权和决策权。这种猜测无疑反映出了硅谷盛行的性别歧视以及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当一位年轻女性迅速崛起、获得成功，她往往并非凭借自身能力，而是依附于一位有权有势有资历的男性。

这种文化氛围影响着在其中工作的每一位女性。软件工程师贝萨耶·布朗特在运营网络虚拟世界“第二人生”的公司担任高级职位，2007年她面试了一位前来求职的男性。当天她穿着一件“第二人生”T恤，并搭配一件“第二人生”帽衫——创业公司完整两件套，与公司程序员没有区别，那位男性求职者却连正眼都没瞧她一下。面试时她每次提出专业问题，都被他轻率无礼地打发了。布朗特听另一位女性高管、公司副总裁说，这位求职者也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她。转机出现在一位初来乍到的男员工出现之后。布朗特的本意是派这位男员工把吊儿郎当的求职者打发掉，没想到他在看到一位男性进来后，非常高兴地说：“终于有内行出现了！”

布朗特一笑置之，这件无足轻重的小事甚至都无法出现在她从业以来遭遇的性别歧视排行榜上。一路走来她经历过严重得多的情况，包括男同事的冷眼、轻慢甚至性*扰。在一个充斥着男性并且讲究兄弟情义哥们义气的工作环境中，不仅女性的能力被极大地低估了，更为糟糕的是，她们往往被视为男性的消遣和玩物。苏珊·吴，一位同在互联网行业打拼的创业者和投资人表示，自己曾“无数次遇到在会议（或社交活动、商务午餐、头脑风暴会议、推介会议）中把男人的手从我的大腿（或后背、肩膀、头发、手臂）上挪开而不表现出挑衅（或是刻薄、拒绝、苛刻、攻击性）”。渐渐地，吴发现，在这片充满宏伟想法和更宏伟的投资方案的热土上，巧妙拒绝男性的侵犯而不伤害其自尊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技能，我打赌我们行业中所有最成功的女性都拥有”。

这样一种现实环境为女性在科技行业站稳脚跟制造了重重困难。Liza Mundy在其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文章《硅谷的女性困境》中指出，如今美国计算机和数学行业的女性从业者只占四分之一，在过去的十五年中，这一数字还出现了小幅下滑。不仅在从业者比例上低于男性，女性离开科技行业的比率也比男性高出两倍。研究表明，从事科技行业的女性在会议中被打断的次数远远多于男性，她们的性格会被评判，而男性则不会被如此评价。与此同时，她们从风投手中获得投资的机会也更低。

正如彭博社记者Emily Chang在其讲述硅谷性别文化的作品《极乐男权》（Brotopia）中所言，硅谷是一个人人皆可改变世界的现代乌托邦，前提是，你不是一个女性。对于女性而言，硅谷呈现出了另一幅图景，它不是点石成金之地，不是独角兽公司的梦幻乐园，不是虚拟现实的缤纷彩虹，也不是3D打印的彩色棒棒糖。相反，它是一个“极乐男权乐园”，在这里男性掌握一切话语权，制定一切规则，作为少数派的女性则需要面对充斥着性别歧视和性*扰的工作环境。

因此，从性别角度来看，伊丽莎白·霍姆斯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女性在硅谷令人窒息的男性主导文化中的突围，尽管最后以骗局收场，但在性别方面不失为一次小规模的胜利。第一次，一位女性将硅谷男性大佬们玩得团团转，也是第一次，一位女性凭借自己的能力、人脉以及铁腕般的管理模式建立了一家独角兽公司。当然，要指出的是，伊丽莎白其实并没有打破男性制定的规则，恰恰相反，她是这一规则的绝对服从者和聪明的斡旋者。她在硅谷的生存策略包含极力掩盖自己的女性特质（将自己年轻女性的声音伪装成低沉的男声，穿着去性别化的黑色套装和高领毛衣），通过自己的家族背景和人脉寻求一众有权势男性的支持和投资，以增加公司的可信度。同时，她作为中产精英的阶级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她在性别方面的劣势。试想，一位来自底层的黑人女性若要在硅谷突围，将会面临何种严峻的困难。

因此，改变硅谷根深蒂固的男性主导文化，正如改变社会上其他领域存在已久的男性文化一样，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