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1928～1937

1935年的北平街道，不同类型的交通工具在此汇聚

1929年元旦北平发行的《新晨报》上，有名为“北平之今昔”的一幅漫画。画中是一位衣衫褴褛、满面褶皱的老妇，面对镜中自己曾经面目光鲜、体态丰盈的形象。旁边是一句题词：不堪对镜问昨年。

这正是对于北京失去首都光环之后，情状惨淡的形象比拟。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在1928年胜利进入北京，随即国民政府内部便展开了未来定都何处的讨论。坚持建都南京者和主张留都北京者各抒己见。南方观点认为，南京是孙中山遗训中的指定首都。并且，北京既有着清政府封建统治的遗毒，又充斥着北洋政府的官僚做派，已经无法彰显革命的朝气。而最关键的，蒋介石的势力基础在南方。南方派于是占了上风。1928年6月28日，南京政府把首都北京改成了北平特别市，1931年再改为北平市。北京，便由此开始了“故都”北平的另一篇章。

按照《故都新貌——迁都后到抗战前的北平城市消费》一书作者许慧琦的记录，国都南迁之后，新成立的北平市政府处于中央机关仓促撤离、首任市长阵前易人、新单位匆忙成立、行政资源与财政收入都大不如前的狼狈状态中。被严重挫伤的是北平的经济——北京是政治型的消费城市，清代以来的皇族、旗人和官员不断刺激着商业、手工业和服务业。但随着首都地位的消失，国都阶段政商结合、奢侈风格的消费发生了转变。1929年，截至中秋时的统计，北平歇业商家数量已经有264家；以公务员及其眷属为服务对象的大型游艺场城南游艺园，已经准备暂停营业；整个城市消费能力萎缩。以人力车的营业为例，乘客减少，车夫倒是越来越多。

正阳门箭楼西侧（摄于1933年）

令经济雪上加霜的还有动荡的时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不仅东北灾民大量涌入北平，为城市经济带来压力，北平城内也人心惶惶，处于“商旅裹足，戒严频繁”的状态。1933年元旦，山海关陷落，日军发动了热河和察哈尔的战事，使得北平暴露在日军的直接威胁中。北平街头出现了军事武装准备，城门与各要冲都堆上了防御沙袋。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并进攻长城各口，北平开始实行戒严。5月之后，日军飞机在北平上空侦察并投递传单数次。一位名叫“老向”的文人在《危城琐记》中写道，“市民都有‘末日来临’之感”。南京中央在5月终于决定成立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抵达北平，收拾战火，安抚人心，以表达中央要保全平津的决心。

1933年5月31日，中日代表签署《塘沽协定》。这份协定默许了伪满洲国的成立，认可了日军占领热河的合法性，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中国领土主权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下，这一纸协定也换来了北平城暂时的安宁。

北京文化史的研究者赵珩告诉本刊,相比1927年之前的军阀混战，北平城从1928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虽然一直处于日本侵略的阴影之下，但其实算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时间段，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学者许慧琦又将这十年的经济与消费环境细化分为三个阶段：1928年到1930年属于高失业率和高物价并存的“停滞性通货膨胀”时期；1931年到1934年则是通货紧缩、供过于求、物价普遍低迷的形势。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同属于整体经济衰退，但对于消费者而言，是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更多的商品。因此像谭其骧这样在北平读书与教学的文化人会说，“作为一个中等偏高收入的市民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确实令人处处满意”；1935年到1937年，日本人在华北的走私活动日益猖獗，白银外流，物价上涨，又出现了类似第一个阶段的情况。如果说，北平沦陷前有十年的“黄金”时光，许慧琦描述，那么在30年代的前半期，便是其中的“菁华期”。

北平街头的小贩（摄于1928年）

这段时间北平得到发展，还和1933年上台的市长袁良所颁布执行的一系列振兴计划有关。当北平成为“故都”之后，对外并不能吸引权贵阶层的攀附，内部也缺乏工商业生产可以发展，只有将自身悠久的传统文化遗产进行转化——包括名胜古迹、文物典籍和文化教育。于是从1928年起，从政界到普通知识分子提出“繁荣北平”的种种建议，就是围绕着如何发掘利用北平的历史文化资源，将北平建立成文化中心来展开。由于时局的不稳，实际在《塘沽协定》签署之后，新任北平市长袁良才有机会通过《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后改称《旧都文物整理计划》）、《北平市沟渠建设计划》、《北平市河道整理计划》等三项方案来落实执行。

此时在北平，经过了“九一八”事变的震动，可移动文物，诸如故宫里的珍宝、太庙和先农坛的乐器、北平图书馆的重要藏书已经完成了南运。于是北平最主要的财富就是古迹景点，作为可以观光旅游、繁荣经济的来源。《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中首先明确了北平游览区的范围：“凡由北平为出发点而到达之名胜古迹，皆应划入北平游览区之内。”并且，北平“宫殿之伟大庄严，园林之宏丽清幽，名山异泉，遍布西北，荒刹古庙，随处皆是”。中国若要建设国际著名观光城市，“非北平莫属”。因此，“举凡缺乏宣传，各名胜古迹保管权分散且未加修葺，交通不够发达未敷游客使用，观光旅馆或饭店不足，缺乏本国招待和导游向外国旅客介绍中国文化和北平之美，都是市政府重振旅游消费经济的改良重点”。

北京文化史研究者赵珩（黄宇 摄）

而这一系列市政建设计划又包含有其他目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季剑青告诉本刊，“文化城”概念的提出，也是在中日实力相差悬殊的局势下，寄希望于世界各国的干预和同情。“刘半农就设想过将北平设为中立区。如果不设防，在国际社会目光的注视下，北平作为古物荟萃之地，也许能够免去遭受炮火打击。”1935年北平政府编纂出版的一本《旧都文物略》是游览区建设成果的文字结晶。它是在北平时期最为系统、最为广泛介绍北京历史和城市风貌的图文并茂的著作。赵珩评价：“精美至极，不是绝后，至少也是空前的好。这竟然是两位秘书，外加一位兼职的摄影，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调研编写完成的。可是，以一本向世界宣扬北京多么了不起的画册，就能让国际舆论出面干涉和调停，阻止日本人武装侵略的想法，又是多么幼稚！”

30年代的北平成了国内和国际都很热门的旅游地。季剑青考证当时资料：“北京饭店又重新充满活力，大堂里挤满了来自欧美的游客。到了1937年，饭店床位已经达到了供不应求的程度，仅当年春天的旅游收入就有100万美元之巨。”在旅行者的笔下，北平呈现出山雨欲来前的宁静之美。

洋车夫和他们的乘客

在《京华心影：老地图中的帝都北京》这本书中，作者李弘展示了她收藏的一份印制于1932年、放在六国饭店（Grand Hotel）里为游客准备的北平景点地图。上面标明了六国饭店的位置——在今天前门东大街和正义路交口的东北角，现原址上重起一座三星级的华风宾馆。除此之外，还有分布在内城、外城和西北郊区的名胜古迹以及购物处，和今天在酒店前台能拿到的地图别无二致。

李弘告诉本刊，她在“文革”期间还进过未被拆除的六国饭店，“里面黑洞洞的，安置了不少住家。只记得木地板咯咯作响，楼梯两边木扶手被摸得圆润发亮。”然而时光倒流，这座建于1900年的酒店，经过1925年的扩建后，是北平城里最豪华气派的西式酒店之一，有5层楼高，建筑面积8000多平方米，和位于东长安街的北京饭店南北相望。正义路那时有一条“玉河”流过，叫“玉河大道”。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根据《北京条约》，英、法、美、俄四国陆续将玉河河畔的王府旧宅改为公使馆。与玉河相交的“东江米巷”上逐渐各国公使馆林立，还有教堂、银行和俱乐部等等。在1900年《辛丑条约》之后中方绘制的地图上，这里已经更名为“东交民巷”，成为使馆区。六国饭店也就是在使馆区的核心位置。

在30年代的北平城里，要过最西化的生活，那就是在东交民巷的这片小世界。张北海在《侠隐》里四次写到过六国饭店。其中有一次，美国记者罗便丞在那里买了熏火腿、黑面包、罐头芦笋、一瓶红酒和一瓶威士忌。在北平生活的文物学家朱家溍评价六国饭店的西餐和北京饭店、西绅总会三家并称一流，因为“最地道，丝毫不迁就中国人的习惯”。荷兰作家亨利·博瑞尔（Henri Borel）在著作《新的中国：一个旅行家的印象》（The New China：A Traveller's Impression）里记录六国饭店的一个普通房间，包括“整洁、盖着绸面鸭绒被的英式床，花边窗帘，装有镜子的大衣柜、电灯、配有冷热龙头的盥洗室、床头小桌和桌上红色丝绸罩着的小灯，舒适的安乐椅等”。他继续说：“当我第一次从六国饭店出发，在东交民巷漫步时，我想一定是身处在某个欧洲或者美国的小镇，而中国人只是游客而已。”

有意思的是，紧挨着皇城的东交民巷区域在视野上却能感受这座古老城市的迷人之处。这里的西式多层建筑打破了从前宫殿群对于城市制高点的控制。另一位旅居北平的茱莉·布莱顿（Juliet Bredon）就将看到的使馆区和不远处的宫殿群以及低矮民居所组成的街道来作对比：使馆区是“想法各异的人们在这里建造出的一个杂乱的整体。它与威严一统、高高在上的宫殿相比，显然会相形见绌。中国人确实比我们更懂得协调建筑与环境，或者画与框、框与画之间的关系。另一侧就是中国人的城市。夏天，当家家户户院落中的树木枝繁叶茂的时候，整座城市会变得像一座大花园。天坛的蓝色穹窿矗立在绿叶的衬托中，犹如一朵优雅的石花。”

海达·莫里森镜头捕捉到的卖柿子的小贩，后面是天安门金水桥

以东交民巷区域为起点来探索北平城，是欧美旅行者的惯常路线。曾经的宫廷禁苑、皇家园林，祭祀坛庙，总是他们首先的兴趣所在。在这些空间从民国初年开始，就陆续向普通市民开放。徜徉其中，便可感受到并不遥远的历史。于是，1933年来到北平的德国女摄影师海达·莫里森（Hedda Morrison）的镜头捕捉到了天安门金水桥边正在卖柿子的小贩，还有北海公园的冰面上一位溜冰炫技的老者——他过去为慈禧太后表演过相同技巧。另外一位30年代来到北平的德国记者恩斯特·柯德士（Ernst Cordes）在《闲置的皇城》中写下了他游历皇城的经历：在紫禁城的金銮殿里，他用两毛钱“贿赂”看门人，坐上了布满灰尘、不知真假的宝座，想象逊帝溥仪的惆怅；在中南海的瀛台，他一边喝茶、观赏荷花，一边听朋友讲光绪“维新变法”失败的经过而觉得惋惜。

1920年从邮政司退休后便生活在北京的美国人刘易斯·查尔斯·阿灵顿（L.C.Arlington）在30年代出版了一本书，直译叫《寻找老北京》（In Search of Old Peking，中文版本翻译为《古都旧景：65年前外国人眼中的老北京》），这也是张北海在写作《侠隐》时搜集的参考资料之一。阿灵顿之所以给书起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目睹了之前若干对历史文物破坏的行为，担心那个精致优美的古城一去不复返：“历史宫殿改为现代的饭店和茶馆，著名的寺庙改为兵营和警察办公室，砍伐古老树木作为木柴，用政治标语磨损城墙和牌匾。”

当北平被确定为旅游城市的定位后，这一切都得到了减轻和纠正。某种程度上，这得益于文物整理委员会中有中国营造学社成员的参与——这是一个由朱启钤和梁启超组织的，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学术社团。他们提出了保证古建筑“纯正性”的原则：尽量延长旧建筑的结构生命，而不是以新换旧；如果不得不用替代材料，会用较新的材料来和原有部分清楚分开。比如阿灵顿看到的破败不堪的天坛，就处于文物整理计划中，首批修缮的古迹之列。在《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一书中，学者董玥记述当时天坛的琉璃瓦难以重现原有光泽，最后使用的是储存在清华大学中原属于圆明园的瓦片。在董玥看来，1928年后的市政建设思路和之前的民国十七年截然不同，历史传统不再是需要被革命破坏的对象，而是变为了可供回收转化的资源。“现代化的进程与来自城市过去的韧性总是动态地交织在一起。”

德国摄影师海达·莫里森

除了这类古迹，让国外游客感到兴致盎然的还有北平人日常生活的物质载体，就像那些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胡同。进入民国之后，北京城经历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造，包括城市交通、供水、排污系统、电灯照明各个方面，其中就涉及胡同的尺度和命名。在尺度上，市政府认为北京“衢路迂逼，房屋参差，错乱无序。非特不足以成良好之市街，而妨碍交通与商业之发展者，亦甚巨”。1925年，有轨电车在北京通车。但是因为汽车和电车都不必驶入胡同，胡同的格局就未被太多触及。《侠隐》里的主角李天然在胡同里穿来穿去，换作外国人可能早就会晕头转向。柯德士应就邀到一位过去的八旗子弟家做客，要穿过市场和胡同。“我真不知道现在该左拐还是右拐，或是按照北京人的表达习惯，往东还是往西。”

倒是交通和邮政的发展，使得统一胡同命名成为必需。董玥的著作考证，民国年间北京的胡同已经超过3000条，名字都存在于居民的口语当中。很多名字都十分直白，比如有根据地标命名的“庙宇”“水井”“栅栏”；根据形状命名的“扁担”“羊角”“猪尾”；以人名命名的“王寡妇”“宋姑娘”“张秃子”；以市场或居民职业命名的“制花”“卖肉”“补锅”。由于都是居民起的名字，重名现象很多，就像有16条扁担胡同，11条口袋胡同，8条罗圈胡同。其时政府在1916年、1919年和1928年曾三次更改胡同名字，指导方针主要有两点：一是从粗俗化为文雅，比如段祺瑞居住过的“鸡爪胡同”改为了“吉兆胡同”，“狗尾巴”变为了“高义伯”，“驴市”变为了“礼士”；再有就是满语、蒙古语的名字改为了汉文。1934年，政府在每条胡同口都树立了名牌，然而老名字在这以后的许多年仍旧活跃在人们的日常交谈当中。阿灵顿在走街串巷时就会津津有味地去听当地居民讲胡同名字的意思和演变。李弘告诉本刊，她在研究地图时，特别注意到宣武门附近有一条“头发胡同”，其实并不是像发丝一样又细又长的胡同。阿灵顿的笔记里记载了它得名的一段惊悚历史：胡同附近的军火库发生过爆炸，炸死者头发凌乱的头颅遍地，就有了“头发胡同”的名字。

在1928年到1937年之间，不仅前来北平的欧美观光客的数量在增多，长住北平的欧美侨民数量也不断增长。《北京的洋市民：欧美人士与民国北京》一书的作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少兵向本刊介绍，迁都前，外侨多为使馆人员及其眷属、商人和传教士，这个时期的“洋市民”的职业则更加多元。教育、医疗、新闻传媒等领域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带来了现代化的技术和服务，也能够博得北京市民的友好相待。根据统计，截至1937年，在北京工作的欧美侨民是5387人，之后才大幅减少。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已经不能容纳众多侨民，他们居住在中国人的社区里，多是集中在当时内城的“内一区”，也就是今天东单以东、建国门以西、东四以南、前门东大街以北的区域。

欧美外侨在经济收入上属于中上水平，其中热爱中国文化的人士便有能力也愿意租住四合院落，稍微做以现代化改造，过上中西合璧的生活。如同《侠隐》里的马凯大夫在东单的干面胡同有座二进院子，《纽约时报》记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也在位于东单的象鼻子坑胡同租有院子，一共五进院落：“院子敞阔秀美，最南的院子中间有条砖砌的小径，樱树和李树夹道。朝北数去，第二个院子中间有个六角亭，夏天时我便在里头写稿。我的卧室和浴室都在这个院子里。再穿过一道半月形的拱门，便到了第三进院子，起居室和餐厅都在这一进院子。再后面的院子是个菜园子，它的西边连着另一个院子，两旁的院子都是下人住的。”

每当夏季到来，这些欧美外侨还会选择去西山避暑。1926年的一篇名叫《群山的诱惑》（The Lure of the Hills）的英文报道形容，“这是一代又一代的在京外国居民必到之处”。当时在北平发行的英文报纸，夏季常有出租“西山小屋”之类的广告；西山附近也有西式风格的旅店，为游客提供住宿；还有的外国人会租赁下庙宇，再增建浴室。对于外侨来讲，西山的物质生活简陋却充满情趣。他们可以遍访古寺名刹，无限接近自然，也可以学习中文，谈论诗歌。如果不是战争来临，这样的日子便可以年复一年地继续下去。

海达·莫里森拍摄的滑冰老人，他曾经给慈禧太后表演过技艺

首都迁走后，能成就北平为“文化古城”的要素，除了古迹外，还有文教机构和由此滋养的教授、文化人和学子们。北平学校的数量，居于全国第一，依然是首屈一指的教育中心。季剑青告诉本刊，之前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提过，学生运动不应该是常态，大学还是要往学术化的方向发展。“在这十年间，有两次主要的学生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有一群学生南下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组织抗日；另外就是1935年《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以及日本侵略者策划的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引发的‘一二·九’学生游行。除此之外的时间，尤其是30年代前半期，教授和学生们是有较为安稳的环境来专心做学问的。在这期间，钱穆完成了《国史大纲》正式讲义，陈寅恪转向了中古史研究并做出了成果，顾颉刚在这个时间创办了禹贡学会，建立了中国的历史地理这门学科。钱锺书、王佐良、邓广铭等一批杰出的学生也是这个时期培养出来的。从学术的角度讲，可以说是群英荟萃。”

文人们留下诸多文字回忆这段北平的时光。“古朴”和“闲适”是这类散文里形容北平最常出现的字眼。钱歌川写，“北平的美，就美在一个‘古’字上。二千年的古柏到处皆是，三百年的古店，也有几家。人民古朴，器物古雅，一切都是古色古香。”与其他城市来做文化比较，也成为一种写作方式。1936年出版的《宇宙风》杂志，以“北平特辑”来征稿。于是郁达夫的文章里就谈到“上海的闹热，南京的辽阔，广州的乌烟瘴气，汉口武昌的杂乱无章，甚至于青岛的清幽，福州的秀丽，杭州的沉着”，都比不上“五六百年文化所荟聚的北平，一年四季无一月不好的北平”。

学者许慧琦分析文人笔下的北平，这种持重幽静的“耳顺老年人”的平和形象，和“北平之今昔”漫画里反映的今不如昔的状态看似矛盾，其实，一个是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北平竞争力大不如前；一个则是从城市氛围来看，北平摆脱了国都阶段的纷扰政争，变得闲适自在。另外，“愈接近30年代中期，华北危机日深，愈使仍居留及远离北平的文人们，察觉北平的可贵与可爱……他们对北平的热切赞颂，除了反映真实的生活体验与美化的回忆感受外，多少也纠杂某种爱国与乡愁情绪。”

文人学者们对北平的肯定和喜爱，也和他们当时月薪收入相对稳定且有提升，能够在北平过上衣食无虞的生活有关。当时教育机关经费充足，数量可观。许慧琦的书中引用1936年的杂志资料，“每年中央汇来北平教育文化费是四百余万，加上清华、燕京、协和等特殊财源的学校机关，每年怕不要一千万”。普通市民每月是约30银圆的基本开销。对比之下，教育机构的从业者教授级数最高者，若加上兼职和稿酬版税等收入，能从500银圆的基本薪水，累积达到1000银圆以上；薪俸级别次之的教授，也能有300银圆乃至400银圆以上的收入；若像是谭其骧那种本职是北平图书馆馆员，并在大学兼课的文人，月收入介于100银圆到200银圆；北平的公私立高中教员的月薪，大致是100银圆到200银圆，初中教员是60银圆到80银圆。所以和普通市民对比，生活水准也就高下立现。

在北平生活的一对外国夫妇在家中招待客人

邓云乡谈到了在中法大学教书的鲍文蔚，月薪300银圆，住家“共有两个小院，八间北屋，两东，两西，有盥洗间，有浴缸，庖人、女佣，还有自己的包月车。有书房、客厅，四壁书架上摆放着由法国带回来的上千种精美书籍”。研究者赵珩进一步和本刊解释，“包月车”的意思就是有一辆私用的洋车随时为你来服务。相对的是“散座”，通常车夫会在胡同口、饭庄和戏园子门口来等活儿；北平家庭的保姆基本来自河北三河县，也叫“老妈子”。她们每月工资大概两个银圆，吃住在主人家，过节有赏钱，还能攒钱下来。其中有的人在三河买了地，后来划成分成了地主、富农也不是没有的。

闲暇时间，文人学者在北平的消遣趣味有上公园、逛旧书摊、坐茶馆、去听戏等等，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就是下馆子。这不仅是纯粹的吃食，还包含着交际应酬、聚会聊天等内容。北平的饭馆分成不同档次。赵珩就向本刊介绍了这样六种自上而下的分类：一是饭庄子，有宽大院落，上有油漆整洁的铅铁大罩棚，还得有几所跨院，讲究的还须包括亭台楼阁、曲径通幽的小花园。这里主要承接红白喜事、做寿庆典的宴席，一开席就是百来桌；第二类是饭馆子，菜要比饭庄要好，因为饭庄讲的是规格和模式，同样的菜每桌都上，但未见得好。饭馆有名的，相继存在的“八大楼”和“八大春”，还有几个“居”，以及吃清真菜的教门馆子。正阳楼以螃蟹和涮羊肉著称。同和居有名的“三不粘”是种不粘盘子、不粘筷子、不粘牙的甜菜。砂锅居（原名和顺居）的砂锅白肉和烧燎白煮最为出色。

再次一等是二荤铺，卖猪肉和猪下水，没有鸡鸭鱼。滑熘肉片、焦熘肉片、四喜丸子、熘肝尖、炒腰花、爆三样都是可点的菜式；二荤铺以下就是大茶馆，有茶之外还有点心，比如奶油制品，像是奶油饽饽，奶油棋子，还有烂肉面、馄饨等等。中山公园里长美轩的藤萝饼和来今雨轩的冬菜包，都十分著名；再往下就是切面铺，并不是只卖挂面、切面、馒头这些，它也有几个菜。像是蒸点猪肉大葱馅的包子，还有熘肉片、摊黄菜，以及炒饼、炒面这些；最低等就是大酒缸了，也就是小酒馆。店里把酒缸倒过来搁地上，上面铺一块板子，就在板子上喝酒吃菜。吃的就简单了，就是花生米、熏鱼儿之类的下酒菜。

北平时代的餐饮业，是属于小饭铺的繁荣。《侠隐》里李天然就经常在这些地方吃喝。韭菜盒子、烧饼果子、牛骨髓油茶、灌肠、羊杂面……张北海对这些吃食津津乐道。许慧琦举例1933年的统计数字，餐馆共有491家歇业，新开张的则有745家。但开业商家的总资本，少于歇业商家的总资本。这说明关张的主要是大饭庄和饭馆，而新开业的则是小本经营的饭铺。所以纵观当时文人对北平吃喝的记录，大多是表现小吃繁盛的景观：唐鲁孙写北平街头卖羊头肉的，“运刀如飞，偏着切下来的肉片，其薄如纸……然后把大牛犄角里装的花椒细盐末从牛角小洞磕出来，撒在肉上”；让另一位翻译家徐霞村难忘的是北平夏天的酸梅汤，不仅冰凉解暑，“小贩过巷时用两个小铜碟在手里相击，叮当作响，非常好听”。

1935年东交民巷一带，如同欧美小城一般的建筑

文人学者是国都南迁后北平消费的中坚力量，而人数众多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他们的消费喜好显得更加活泼、趋新和崇洋。当时北平最时尚的购物场所，当属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它们几乎取代了商业形式较为传统的前门大街。这从《侠隐》里，主角李天然的购物选择也能看出来——他去前门大栅栏的瑞蚨祥绸布庄买的是做夹袍的缎料，在王府井则买的是欧式穿衣镜、黑呢子大衣。东安市场商品种类繁多，集购物、餐饮、娱乐为一体，光顾的群体主要就是附近居住的外侨人士、太太小姐、文人学者、青年学子。唐鲁孙就记得这里有一家咖啡厅，十分实惠。“光顾的都是男女大学生，八毛钱一客西餐，尽管放心大嚼，否则来一盘奶油栗子面或是叫杯冰咖啡，足够情侣们泡上半天的。”1933年正式开业的西单商场，正位于学校林立的西城文教区。相对于东安市场整体走高价洋货路线，那里的平价销售策略更能吸引学生群体。

看电影是学生们喜欢的休闲活动，就像《侠隐》里在北平美国学校读书的蓝兰就是电影院的常客。1934年出版的《北平旅游便览》显示，北平共有11间电影院，各有特色。比如位于东长安街的“平安电影院”由外国人营业，放映的全部是西洋片，观众以侨民为主；王府井的“真光电影院”是西语片的首轮放映影院；东单北大街的光陆大影院则有美国派拉蒙影片的优先播放权。

而对于老百姓来讲，去看一场票价从5角到2元不等的电影，就略显得奢侈了——赵珩提到，“拉包月”的洋车夫每月是挣8块到10块。老百姓消遣是在城南的天桥地区。那里免费就能围观杂耍卖艺，几个小铜子儿就能在茶馆里充饥解渴，还有不计其数的戏馆、落子馆、二手货摊可以让人流连忘返。

上世纪30年代前期北平是通货紧缩时期，人们购买力强

北平安逸的生活节奏在1935年再次被打破。随着《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的签署，华北地区比过去更受到日本人的控制。日方企图游说当时已经担任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与其合作不成，转而扶植了曾任北洋政府财务司司长的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在地是通州，管辖滦河以东20余县。在北平城东20公里的地方多了这样的亲日组织，北平人自然感到如坐针毡。反映到日常生活里，北平市民突然发现城里走动的日本侨民更多了。移民侵略是日本实现向外扩张、吞食和兼并别国领土的“大陆政策”中的重要环节。它并不是正常的移民行为，而是和日本的军事侵略与政治渗透相互配合，最终要达到占领中国国土的目的。

《近代华北日侨问题研究（1871～1946）》一书的作者米卫娜告诉本刊，“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便加强了向华北的移民力度。根据1933年的统计，华北地区已经成了东北地区之外，日本移民最多的地方。到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半年的时间，仅山海关日本领事馆管辖内的日本移民，已经达到950户，2880人，分别居留于山海关、抬头营、抚宁、北戴河、昌黎等地。1935年4月末，华北日侨的数量约1万人，到了1936年末，便已经超过两万。1936年出版的《平津杂话》这样描绘日侨活动的情景：“在由津（天津）至平（北平）的火车上‘友邦’人士通常占了大半，宽袍大袖，顾盼自雄，履声答答，刺入耳鼓。膳车中备有‘东洋素烧’，报贩手中有日文平津日日新闻，不时还有穿黄制服红帽边的宪警巡查，过丰台车站还可看到高悬的‘太阳旗’。”并且“不独火车上如此，颐和园、北海、中山公园等，每处的泥地上都是满印着木屐的痕迹”。

日侨从事的一项严重破坏中国经济的活动就是走私。进行这项活动的主要是“日本浪人”群体。他们从江户时代的下层武士转化而来，来到中、朝、俄大陆谋求生存。他们往往具有独特的技能、疯狂的冒险精神，正符合日本侵华的需要。

上世纪30年代北平一家茶馆里，人们一边喝茶一边听戏

米卫娜的著作谈到，从1933年到1935年这段时间，日本浪人的走私对象主要以银圆为主，其他类别的商品规模不大，且基本是个人行为，没有专营的走私机构。银圆走私是和美国的购银法案相关的。中国那时实行的是银本位制，是世界上最大的用银国家。走私银圆变得有利可图，日本浪人带着大量银圆偷运出境。当时走私有伪装走私和恃强走私两种。比如穿着一种土布做的洋坎肩，上面缝着八个口袋，一次能装七八百元。贴身穿着坎肩，再套长衣，从外表很难看出来。而日军增兵山海关后，那里的海关执法人员慑于日军武力。成群结队的走私者根本无须伪装，直接大摇大摆携带白银出关。这些情况，在美国改变购银政策，银价低落之后才停止。

1935年后，日本羽翼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成立，让华北走私的进出口出现高潮。私货种类逐渐遍及几乎所有商品，如人造丝、砂糖、海产品、火油、火酒、毛织品、纱布、卷烟、究竟、橡胶鞋、车胎、洋钉、豆牛奶、电池等等，“除大象之类不能运输”者外，连“少数之军火、子弹亦与其间”。此时的走私不再靠单枪匹马来完成，已经有了完备的走私组织。《侠隐》中，李天然行刺的羽田次郎，就有一家“一宇公司”，由关东军包庇进行私运贸易。像是北戴河、昌黎、滦县出现了各种名号的“运输公司”，专办接运走私货物，雇佣人员几十到上百，都配有武器。公司还设有仓库，来囤积来不及装车运走的货物。货物或是从北戴河一带走水路，或是从山海关那里经陆路。1936年3月到4月间，仅十几天内，华北海关缉私就与日本浪人发生冲突5次，直接交涉4次，秦皇岛关员被殴2次，2名重伤、轻伤13人。国民政府多次向驻津日本总领事和日本驻华大使馆提出严重抗议，日本政府置之不理。华北俨然成为日本人的“自由贸易区”，中国海关完全丧失缉私权。

北平街头日侨数量增加，可以看到身着和服的女子。移民侵略是日本实现向外扩张中的重要环节

1936年，天津火车站卸下来的大批走私人造丝

私货的低价倾销，带给中国民族工业的是惨重打击。偷漏关税之巨，对中国的财政收入也是致命威胁。白银外流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国民政府在1935年底进行了法币的改革。改为不兑换的法币后，发行额的限制便没有了。国民政府依靠增加纸币发行量来筹集军费，造成了世界货币史上罕见的恶性通货膨胀。之前物价平稳、购买力强的日子便一去不复返。

日本侨民在华的间谍侦查则在秘密进行着。1934年一份交通部汇报给国民政府的密报说“日关东军在津日租界秋山街宏济里内，设特务机关，派山木为机关长后，其初步计划，派浪人协同汉奸，携带照相机、测量器等，以游历为名，对于重要地区，如城市飞机场要塞等，作秘密精详之测度”，“次之，派浪人与汉奸匿驻京沪汉等处，窥探军政情况，并密收各重要军政机关同官录制元表册等”，于是密令各地注意防范，“尤其注意黄河南北各省”。米卫娜说，依档案资料统计，以游历为名实则对华北进行调查的日本人，仅1937年1月至4月间，就至少有33批，他们以商人、实业家、会社员、学生等身份获取情报。荒唐的是，其中还包括时任驻华大使馆陆军辅助军官的今井武夫。1937年2月，他以实业家名义赴河北省“游历”，不知所以的河北省政府还电令沿途各地政府部门对其进行保护。

“七七”事变爆发之前，华北地区日侨的破坏性活动还包括有占住民房、开设赌局，设立特务机关、收买汉奸，创报报刊、制造舆论前奏等等。自从日军占领东北以后，华北已经成为国防的最前线。季剑青告诉本刊，北平市民心里都清楚，战争迟早都要开打，当时北大、清华等高校已经在为迁校做准备了。不过都有幻想存在，觉得不会爆发得这样快。

1937年7月10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奔赴卢沟桥欲与此桥共存亡的北平大学生

就是在卢沟桥的枪声响起之后，北平市民依然抱有希望。这也是当时守卫北平城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心态。他最初主张以和止战，为避免事态扩大，打算将“卢沟桥事变”作为地方事件来解决。在7月18日与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见面之后，认为解决有望，甚至在回到北平城后拆除了城内的防御工事。这正好适应了日本政府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既定方针，即在“不扩大事态”的谎言下，一面以谈判做掩护，一面积极增兵。8月的《大公报》社评就批评宋哲元：“和平念切，习于妥协……待敌军齐集大举进攻，既以武器见拙，更以工事缺乏。因此，一日一夜间损兵折将，为时迫促，应援也来不及。”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沦陷期历时8年零17天。“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全国抗战的开始。沦陷期的北平，与日本人的抗争进入了更加严酷的地下时期。

1945年9月9日，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投降文件上盖章

在《侠隐》中，张北海写北平沦陷前的几天。“大清早儿还是有人遛鸟儿，茶馆儿大酒缸，全是人。白胡子老头儿，在街上走起来，还是迈着方步。”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张北海谈到了这种描写的意味：“想想看，光是二十世纪，北京人就经历了八国联军，慈禧逃到五台山，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九一八’之后，东北涌进来无数学生难民，日本公然在东单广场实弹演习……与其说北平老百姓‘处变不惊’，不如说是‘见怪不怪’了。北京六百年帝都，老百姓早已给揉成一种稳顺，在各自本位上安分守己地生活工作。”

在这本小说的结尾，张北海借着美国记者罗便丞之口，与北平告别——在日本人破城之日，罗便丞找到主角李天然来喝酒：

“听我说，亲爱的朋友……这迷人的古都，还有她所代表的一切……那无所不在的传统，那无所不在的精美文化，那无所不在的生活方式……我告诉你，亲爱的朋友，这一切一切，从第一批日本兵以征服者的名义进城，从那个时刻开始，这一切一切，就要永远消失了。”

（实习记者宋林晓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