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兵在人不在器左宗棠与李鸿章在武器方面的分歧源头可追溯到曾国藩。曾国藩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用兵在人不在器。”他充分肯定了人在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
左宗棠在这一点上跟曾国藩相同。这倒不是说，曾、左都不关心军队武器。事实上，近代军事工业企业最早是由曾国藩倡议并创办的。
咸丰十一年（1861）秋末，湘军攻陷安庆后，曾国藩立即在此地设立安庆内军械所。作为中华文化本位主义者，曾国藩规定军械所内“全用汉人，不雇洋匠”，最终聚合了一批当时中国著名的科学技术专家，如华蘅芳、徐寿、龚芸棠等人，还招募了上百名工人。
安庆内军械所筹办所需资金，全靠湘军内部供应，产品全部供给湘军内部使用，技术力量也完全来自中国国内，因此取名“内军械所”。
△左宗棠
跟曾国藩单纯注重本国兵器、排斥西洋兵器不同，左宗棠虽然也认为“用兵在人不在器”，但跟曾国藩在细节与程度方面均存在一些明显的区别。左宗棠同时认为，军人如果不能掌握最先进的现代军事武器，技不如人，则用兵同样难以取胜。曾国藩所用的武器是土枪土炮，左宗棠大部分使用的是现代化军事武器。
在左宗棠看来，曾国藩奉行“反己守拙之道”，反对“务外取巧之习”，固守本土文化，已经走了极端，自觉不自觉地回到传统的老路上去了。同时，曾国藩过于强调战争中人的因素，对先进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在精通理工技术学问的左宗棠看来，这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缺陷。
两种探索之路因此，左宗棠在同治五年（1866）创办福州船政局时，便不学安庆内军械所。他目光朝外，自我摸索，大胆以高薪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来做教师，以传授法国最先进的造船与驾驶技术，并约定以5年为期，直到日意格、德克碑全部教会中国学徒，再交付中国独立自主制造为止。
比较后可以看出，在学习西方军事技术方面，左宗棠比曾国藩多迈了一步。也可以说，在“师夷长技以制夷”上，曾国藩主张单纯学习西方人的科学精神，左宗棠于科学精神之外，更侧重学习西方人的技术。
擅长办事且以专心实用主义眼光成事的李鸿章又有不同，他在左宗棠的基础上，再多迈出一大步。
△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洲时拍摄的照片。图片来源：“作家文摘”微信公众号
李鸿章不大相信人心，在他看来，这世上最靠不住的东西就是人心。长年的成事实践经验让他更相信权势跟利益的力量。基于这一价值取向，李鸿章发展武器的核心主张，专注于“讲求洋器”。
李鸿章将淮军全部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从武器到装备，直接从西方国家购买，而不主张像曾国藩那样用中国传统土方法自造，也不主张像左宗棠那样从英法两国引进技术、雇洋员自造。在军事武器、军队制度上，他主张“全盘西化”。
在李鸿章看来，中国的文化与制度，跟西方国家均有不同，但都比西方国家好，唯独军事武器不如人；只要用西方的军事武器将中国军队全副武装起来，大清国可保基业万年长青。
李鸿章在实践中对西方军事武器更倾向采取购买的方式。因为骨子里对西方人并不信任，所以他更希望寻求军事现代化的捷径。
李鸿章所取捷径，主要有两条：一曰“盗法”，从洋人那里“偷学”；二曰从“日用便民”的机器入手，逐渐扩展到军火制造，即从学习西方轻工业，逐步发展到军事重工业。
比较之下，可以这样概括：曾国藩主张“中国武器，本国制造”；左宗棠主张“学西方技术，武器国产化”；李鸿章则是“购买西方现代化武器，全面武装中国军队”。
因为买洋枪洋炮买顺了手，随后数十年，李鸿章更加迷信购买而不愿自造。不愿自造，跟他不自信有关，更主要还是他本人不愿为国家长远规划考虑。心念转变的具体原因，跟他对慈禧太后不懂政治却擅玩权术而放弃长远规划，更是有着极大的关系。
同治十一年（1872），内阁学士宋晋提出停办福州船政局的建议后，李鸿章立即附和。他在给福建巡抚王凯泰的信中，说出了他隐藏在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
大清国无论官方人才还是国家财力，均不如欧洲诸国，国家制度又不如日本，慈禧太后缺乏政治眼光，不为朝廷作长远考虑，根本没有实现强军的可能，还不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
精通理工技术的左宗棠在雇用法国技术专家造船时，便不存在李鸿章的问题。不只是他懂，更因为他有心。有心也是他跟李鸿章办事的根本区别所在。他宁愿冒着顶撞慈禧太后的风险，也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扎扎实实将自造的工厂办成。
摘自 | 《领导文萃》2023年12月下
稿件来源 | 《左宗棠与李鸿章》
本文作者 | 徐志频
责任编辑 | 张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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