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是晚清“中兴名臣”之一，论功劳不比曾国藩和李鸿章逊色，论能力也绝非泛泛之辈。可就是这个出类拔萃的“湖南倔驴”却最不会当官，当然我们不能说左宗棠不深谙官场之道，而是他过高的估计了自己，以为能以一己之力再造玄黄。
收复新疆后，左宗棠攀上他的事业高峰，为了表彰他的赫赫战功，朝廷下旨降其调入京畿，入值军机处，这可以说是左宗棠最值得骄傲的地方，为何这样说呢？因为曾国藩和李鸿章虽先后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且曾国藩以一等侯爵高出左宗棠，而李鸿章晋封大学士也早于左宗棠，但是他们二人终其一生也没你能进入军机处。
左宗棠到了京城以后，在军机处的日子过得并不自在，他与以奕䜣为首的军机大臣们关系十分疏远，尽管左宗棠颇想有所作为，但是腐败的大清朝是不能容下这个另类的。但是朝廷又少不了这样一位在军队之中德高望重的人物，于是，在不久后，左宗棠便被外放两江总督。
左宗棠在京城“混不下去”责任并不在他，而是因为当时的清政府总体已经腐化，尤其在处理各国外交事务上，早就形成了一种软弱妥协的屈辱局面。这种外交格局单凭一两个左宗棠是无法改变的。
左宗棠所推崇的“经气术”和“声威”对当时的朝廷而言，是格格不入的。从军机处到内阁再到六部，群臣不约而同地反对左宗棠，他们制造舆论，说他是“老病昏颓，不能胜任此巨任。”
更为严重的是，左宗棠因为和恭亲王奕䜣话不投机，导致了其他官僚形成了“排左”情绪。按例，军机处有重要文件，必须要知晓各军机大臣，但是当时的军机处只要有要事相商，都故意不给左宗棠通报并送呈相关资料，致使“文襄顾此失彼，举端竟不能意委，数日茫茫失头绪”。
还有几个别有用心的满族贵族更是上奏弹劾左宗棠有门户之见，借此打击排挤左宗棠，包括李莲英在内的宦官集团也对左宗棠非常不友好。自左宗棠从政以来，入值军机处是他仕途中最艰难的时期。
左宗棠之所以不受待见，从根本上说是他和清廷统治集团中的一些要人，如奕䜣、李鸿章等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就是存在原则性的分歧。
左宗棠的耿直与晚清时期那种阳奉阴违、媚言诡诈之法的政坛恶习格格不入，奕䜣和李鸿章等人对左宗棠不是暗中拆台便是处处掣肘，甚至予以攻击。李鸿章虽远在直隶，但因为担任着北洋大臣的职务，免不了要经常与军机处大臣打交道，虽然在表面上李鸿章对左宗棠强作笑颜，但背地里却对他大加贬斥，说左宗棠“于政事无益”。
左宗棠的这种尴尬处境，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看在眼里，明了于心中。她的本意是想以左宗棠来牵制奕䜣以及李鸿章，但慈禧发现这个办法并不高明，一来左宗棠的确不合群，二来在奕䜣等人的内外夹击下，左宗棠自己也深感京城并无他立足之地。
无可奈何之下，左宗棠只好连续称病告假，并上疏请求告老还乡。慈禧知道大清目前还离不开这位大帅，于是对他进行一番宽慰，最终外放左宗棠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
从左宗棠第一次入值军机处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左宗棠固然是一代名臣，但他的作为仅限于军事方面，这种先天缺陷注定他的定位只能是封疆大吏，而很难胜任中枢重臣；在政治上，左宗棠不得其术，若是将他于李鸿章相比，远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