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霁寒雪
编辑|霁寒雪
前言中国古代建筑多为土木结构，建筑材料大多含有木材、茅草等可燃物，火灾隐患大，失火者不乏其例。
那么古人是如何防火的呢？古代有消防队吗？
古人其实对建筑防火问题早有研究，在房屋设计时就考虑到了防火的问题。
比如，目前郑州大河村、安徽尉迟寺等遗址中均发现有木骨泥墙遗存，所谓木骨泥墙，即将木柱竖立在泥墙内，用于防火，如果木柱露出泥墙，出于防火目的，也需在外露的柱体上涂泥。
例如，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主室整体呈长方形，紧贴泥墙壁内侧有16个附壁柱，柱体一半包在墙壁内，一半露出墙体，并涂以草拌泥作为防火保护层。
随着时代的发展，出于防火考虑，古人觉得墙体应尽量采用土和砖，因为“土者，火之子，而足以御火”。
基于此认识，古人发明了土坯用于砌墙，例如河南汤阴白营、河南淮阳平粮台等遗址中均发现有土坯墙。
之后又出现了砖墙，既防火又坚固，随着土坯墙与砖墙的推广，木骨泥墙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古代建筑室内多为木构架，计有柱、梁、檩、椽等，此亦为防火设计之重点。
考古资料表明，在史前建筑中，室内木柱外围往往涂以泥圈，这种柱外涂泥的防火技术为后代所继承。
如战国时期，出于安全考虑，在城墙墙体内挖洞时，洞两侧要竖立多根木柱以支撑洞体，并要求“柱之外，善周涂其傅柱者，勿烧”。
泥圈虽能防火，但是泥土松散，易于脱落，后来，为使建筑坚固美观，外涂材料有所改进，元代王祯曾提出“法制长生屋”的概念，即先在木构件上涂泥，然后在泥外再涂一层耐燃烧的灰泥。
但此项防火技术是否付诸实践，未见史料记载，但已经足以看到古人的防火意识。
针对建筑木构架，可用外涂手段防火，但对茅草屋顶，则难以做到。
西周时期，古人发明了用瓦替代茅草，以绝火患，秦汉以后，首先在中原一带，房屋瓦顶逐渐普及，这在石刻、陶屋模型、壁画中均有所反映。
至唐代，又推广至江南一带，并作为地方官员的德政予以颂扬，比如，唐代广州刺史李复“劝导百姓，令变茅屋为瓦舍”。
至宋代，瓦顶进一步普及，如北宋叶康直任光化县知县期间，“县多竹，民皆编为屋，康直教用陶瓦，以宁火患”。
明清时期，杭州还出现一种 灰瓦，防火效果更佳：“凡木火所向， 灰瓦确皆足以抗之，而火不成势......”
清代乾隆年间柳州府还曾上疏皇帝，请求用当地息银四千两进行兵丁草顶改造，“有情愿改造瓦房者，亦一例借给，每间九两”，并预测“不出十年，城内兵丁草房俱可渐次改换”。
瓦顶在古代之所以受到如此大的关注，不仅是因其利于防火，还在于其能够避免像草顶每隔几年需要更新茅草的麻烦。
当然，瓦顶取代草顶并不仅是“以瓦代草”这么简单，还需对屋面坡度、屋檐做法、椽子间距等进行设计。
从现实中的草顶房屋来看，出于减少雨水渗透的考虑，草屋顶设计得比较陡峭，但这样除了加大屋顶面积增加材料之外，也制约了房屋进深，减少了室内面积。
而瓦屋顶则可以相对平缓，瓦的使用也使飞檐变为可能，更利于雨水下落远离墙根，这是草顶难以实现的。
在建筑设计中考虑到防火需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火灾，但只要是木构建筑，就无法杜绝火灾的发生，为使其不致蔓延，古人还设计了防火巷。
如南宋都城临安人口稠密，火灾频发，为此，高宗下诏：“被火处每自方五十间，不被火处每自方一百间，各开火巷一道，约阔三丈”，以此将火灾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绍兴十五年九月，临安太庙附近的民居失火，宋高宗命大臣“于庙左右各撤屋二十步，以备不虞”。
南宋理宗时，临安又因瓦市失火，而“开拓天街，疏通火巷”，以防止其蔓延。
受都城影响，地方城市亦有建造防火巷者，如淳熙十三年，面对武昌古城南门外的商业区火灾，刚到任的鄂州知府赵善俊“创火巷，以绝后患”。
这项防火措施至宋代以后仍在延续，明王阳明任吉安府庐陵知县期间，当地曾发生一起焚毁千余家的大火。
对此，他认为“背由衢道太狭，居室太密，架屋太高，无砖瓦之间，无火巷之隅；是以一遇火起，即不可救扑”。
因此，他规定“凡南北夹道居者，各退地三尺为街；东西相连接者，每间让地二寸为巷”，此项措施即是为留出足够的消防通道。
为使火患不在相邻建筑之间蔓延，古人还在建筑上设计了防火墙。
北宋熙宁九年五月，提举在京寺务司提出：“乞拆僧院逼近之屋，绕寺庭高筑遮火墙”，这一请求得到了神宗批准。
此后，防火墙一直在民间沿用，其中以徽州古民居最为典型。
徽州民居防火墙可以追溯至明代徽州知府何歆，其面对徽州城内“民居稠矣，无墙垣以备火患”的状况，下令“五家为伍，甓以高垣”。
具体做法是：第五家出地皮，其余四家出资购砖石，共同建造一周防火墙，按照要求，经过一个月，城内建造了数千堵防火墙，“自后六七十年，无火灾，灾辄易灭”。
经过不断发展，徽州民居防火墙演变为形似马头、外形优美的马头墙，除其主要的防火功能外，还具有了风水寓意，现已成为徽派建筑的标志。
福建土楼中也有防火墙的应用，福建土楼是由宋元以来迁徙入闽的中原汉人建造的，具有庞大、坚固、防火等优点。
如永定县的一些圆形土楼，其内部空间是按照《易经》八卦原理，以青砖砌墙隔成8个单元，彼此又以拱门相通。
20世纪30年代当地一座土楼遭遇战火，后侧的1个单元被烧毁，但两侧隔墙阻止了火势蔓延，使其他7个单元得以安全无恙，可见防火墙的有效性。
建筑本身的防火设计固然重要，但灭火设施亦不可缺少，而以水灭火是古人的通常做法。
我国古代城市及聚落，一般沿河而建，除便于饮用外，亦可用于消防，并且，水井亦常为古代灭火之设施。
近年来，在河南、陕西、湖北等地，出土有数件汉代“东井灭火”的陶井模型或石刻，可见，井水灭火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此后，“以水灭火”之事，史书屡有记载。
如西晋都城洛阳“宫墙外以大铁镬盛水以救火，受百斛，百步一置”，唐代李泌为杭州刺史时，“特开六大井，为浇火之藉”。
至元代，更要求“诸城郭人民，邻甲相保，门置水瓮，积水常盈”，以应付火患。
明清北京故宫宫殿之前，均放置有太平缸，缸中之水即用以灭火，而“凡遇冬寒，宫中各铜缸木桶，该内官监添水奏安铁篘其中，每日添灰，以防冰冻”。
此举是预防一旦遭遇火灾，陷入无水可用的窘境。
此外，福建客家土楼院内，均设置有水井、水缸，亦具有饮用、灭火之功能。
为及时发现火灾并组织人员灭火，古人还营造望火设施，最典型的当推北宋东京城，城内除军巡铺屋之外，“又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数间”，并备有大小桶、洒子等救火工具。
类似措施一直沿用至清朝末年，后随着现代消防体系的出现才逐渐消亡。
虽说古人没有专业的防火设备，也并未组建起专职的消防队，但他们的防火意识并不输于现代人，还为防火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古人的智慧当真是不可小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