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4日，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的慰安妇肖像墙。图片来自ICphoto
红星新闻记者 卢燕飞 发自湖南岳阳
实习编辑 朱洁英
她们知道终有一天自己会消失在那个熟悉的村落，化作一缕青烟。
当年残害她们的人像科莫多巨蜥一样等待她们被遗忘，以免她们的正义的声音被更多怀有良知的人听见。
这是一段悲伤的历史，也是一段让她们难以启齿的经历。她们坚强的活着，更多的人临终前未能听到属于她们的歉意。
最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遇难同胞纪念馆分馆的工作人员在湖南新确认了3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她们分别是101岁的方奶奶、95岁的欧奶奶、91岁的沈奶奶。
采访最后的“慰安妇”幸存者，对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场考验。期间我们见到了最小的受害者，她是今年86岁的易菊连。“他们不应该到我们这里来，日本人来了我们心里不舒服。”她没有上过学，也不认识字，提起侵华日军心中只有一个“恨”字。
还有93岁的彭竹英老人，她在9岁的时候遭遇侵华日军的细菌弹，造成双目失明，15岁时被日军抓获备受折磨，从此失去生育能力。她在黑暗中度过84年，将自身经历递交给联合国，至今没有任何回应。
如今，纪录片《二十二》中拍摄的老人仅剩两位，目前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只剩下14人。
长期研究“慰安妇”问题的苏智良教授说，尽管侵华日军暴行过去了70多年，但我国的“慰安妇”幸存者还在，日本政府还没有认罪，所以这段历史并没有真正结束。她们经历那么多痛苦依然选择向上生活，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学习的。
↑易菊连
提起日本侵略者，心中只有一个“恨”字
第一次跟易菊连见面，她正拿着镰刀在门前房檐下割草，看到外人过来，像个小伙子一样朝着我们快步走来。
她是在册“慰安妇”中年龄最小的一个，生于1936年9月11日，今年86岁，现住在湖南平江县一个小山村。
平时她和小儿子儿媳住在一起。由于家里只有两个房间不够住，小儿子有空从外面打工回来的时候，还在用红砖一点点盖房。老人的儿媳说，易菊连现在患有支气管炎、冠心病和便秘、高血压等，平时在喝中药。由于走路不碍事，所以至今还没住院治疗，只是在村里开了点药。
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过村子，除了在房前除草就是到田里干点儿农活儿。每天上午、下午还会找时间打个盹儿。
在与易菊连交谈时，记者也会时不时听到易菊连喘息的声音。她从小没有读过书，也不认识字，但很多道理都懂。当记者问她对现在日本人的看法时，她说她表达不出来，只知道恨。她也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进行维权，自己很少向村里人提过。
易菊连之前的经历，志愿者给我们讲述了许多。根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遇难同胞纪念馆记录，1944年初夏时节，日军最后一次来湖南上沙县金井镇扫荡，已经丧失母亲的易菊连拿着一床草席跟着父亲一起逃难，在长沙县王板洞遇到日军部队。
当时有几个日军手里拿着枪威胁他们，嘴里说着“卜啰卜啰”，大概意思是“不许动”，还有“花姑娘不要跑”。父亲吓得不敢作声，眼睁睁看着易菊连被日本兵抓走。
易菊连当时不到10岁，自己还没有一床草席高，就被几个日军强暴了。者愿者不断向记者比划，当时易菊连跟现在的床宽差不多，在1.2米左右。后来，日本兵将易菊连带到一个离家大约10多里的地方，关在一间房子里。她记得是一间茅草屋，窗户不坚固也不高。在那里每天都有日军对易菊连施暴，将她折磨得不成人样。
不知过了多少天，易菊连发现门外的日本兵没有了动静，于是就从窗户跳出来跑回家里去了。到现在易菊连都还怕日本人，看到电视里放日本兵就会流泪。
在易菊连床边，志愿者向红星新闻描述当时寻找易菊连的经过。他们刚开始在易菊连所在的村子里寻找另一位“慰安妇”，不过找到的时候被对方否决了。后来村支书告诉志愿者，村里还有另外一名受害者，名叫易菊连。当志愿者找到易菊连时，感觉她太年轻了，有点不太相信。“易菊连看到我们也有些害怕，她不知道现在是什么世道，怕找麻烦的来了，戒备心很强。”志愿者说，后来通过女性人员做通工作，她才愿意开口向人们讲述。
被日本人抓走后，她遭到了非人般的折磨，逃出来时受了些外伤，后面发现自己患上了很多妇科疾病，吃了很多药也不见好转。刚解放时，易菊连第一次嫁人，生了两个小孩都没有活下来。丈夫嫌弃她不能生育，没有离婚就将她赶走了。五年后，舅舅家的女儿把易菊连介绍到平江县的第二任丈夫家里，经过调理，生了两个男孩两个女孩，都健康长大。
易菊连清晰的记得，当时她刚来到平江县这个家里时，当地发生了很大的水患，把村里的很多房子都淹了。在那个老房子里住了60多年后，前年易菊连小儿子花了2万块钱在附近300米处买了一处房子，他们搬到了那里。现在他们打算在屋子旁边再盖一间房，还会养些鸡鸭等家禽。
提到当年日本人时，易菊连说，“他们不应该到我们这里来，日本人来了我们心里不舒服，只知道恨。”
↑凌英嫂
她独自一人住在简陋的土房里，“当我死了只麻烦外甥女处理下后事”
凌英嫂坐在屋前望着前面乡村公路的人来车往。她至今还住在土房里，那是很大一个庙宇，里面由于潮湿长出了很多苔藓。
在堂屋的大门里，摆放着十来张竹椅，客人来时可以在这里随便歇歇脚。记者和志愿者来到凌英嫂住处时，她正在门前给豆角浇水，她说今年没有种辣椒，因为不能吃了。门前大概借了五平米菜地，那是她平时劳动的地方。看到人们过来，她总是笑盈盈的。
我们到来时，凌英嫂已经打了一针疫苗，过些天就有人通知打第二针了。前些天有人帮她把菜地挖了一下，往里面种了点苋菜。这是湖南当地经常吃的一种应季蔬菜，有时候凌英嫂自己做饭也会掐点菜叶放进去。
志愿者想让她到外甥女那里住，凌英嫂不想麻烦别人，说有个侄子也让她过去，她没去，因为“他们家里有一个病人，神经有点儿不正常，我去的话他们家就有两个了，不能麻烦别人。”
“反正都要死了，不想死在外甥女家。”凌英嫂说现在每天只吃两顿饭，想吃的时候吃点儿，不想吃的时候就不吃了。她哪里也不想去，说自己死了只麻烦外甥女、侄子帮她办下后事。
根据志愿者介绍，凌英嫂生于1924年10月，湖南平江人。1939年秋，日军来到平江，将凌英嫂抓住关进当地的屋子里。
后来凌英嫂的大嫂也被关了进来，还有一位从外地来避难的妇女也被关进来。屋子里没有床，更别提被子，只能睡地上。她们三人在这间屋子里受到日军的凌辱，稍不顺从就挨打。
凌英嫂很害怕，不时听到其他房间的妇女发出凄惨的叫声，其中有个叫彩大嫂的后来得了精神分裂症。凌英嫂心想，如果不逃走就会被日本人折磨死了。
四天后傍晚时分，凌英嫂和其他两人趁日军吃饭疏忽之际，从慰安所冲了出来。日军发现后，开枪射击，外乡人当场死亡，大嫂右手臂被击中，凌英嫂侥幸逃了出来，在山上躲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敢回家。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遇难同胞纪念馆资助下，现在同村有位女士每天会定时给她送来饭菜，也会顺便照看下她的身体状况。她的外甥女也会经常来看她。
凌英嫂就住在乡村马路旁边，门前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她守望着这片土地，坚强而自由的活着。
↑彭竹英
她在黑暗的世界里苦等84年，至今没有等来一声道歉
她看不见，听力也不太好，当客人到来时，招呼侄子从冰箱里给客人拿来了削好的荸荠。
“你们从成都来的？四川有个峨眉山。”彭竹英老人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给记者寒暄起来。
我们到彭竹英居住的屋子时，她刚做完午饭，在洗盘子。然后摸索着把煤炉搬到屋外，用一根特制的铁棍将里面用完的煤球捡出来。
她的世界是安静的，但能够感受到外界变化的存在。每天通过收音机，她知道国内正在防控新冠病毒，而俄罗斯和乌克兰正因为地区安全威胁爆发局部战争。
早上起来，彭竹英会把被子叠的整整齐齐，然后7点多钟侄子会从十多公里外的家里带来早餐，顺便给彭竹英老人测量血压。她有一个翻盖手机，只能接听电话。在床头还放着一个闹钟，用来按时提醒起床和休息。有时她也会根据收音机里的报时，到了晚上10点准时睡觉。
“彭竹英老人9岁之前见过河里的荷花和天上的星星。”彭梓芳告诉记者，彭竹英遭遇细菌病毒后，就再也没有看到其他事物了。“她没指望日本人道歉。”
1929年，彭竹英生在湖南岳阳，1938年，当她9岁的时候，日军在岳阳投下细菌弹，彭竹英与母亲双双受到感染，彭竹英持续发烧，从此双目失明，母亲也因感染于同年去世。1944年5月，日军来到村子里将百姓的鸡、猪及其他值钱的东西全部抢走，彭竹英在家门口被带走，当时她奋力反抗，被日军用枪托砸断了两根脚趾，后来遭遇了非人的折磨。
大约一个月后，日军从据点撤退，附近百姓发现了彭竹英，并将她带回家。
“当时她也很害怕，自己走的话看不见路就掉到山沟里了。”彭梓芳说，彭竹英也是日本细菌战的受害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遇难同胞纪念馆选择彭竹英来维权，相关视频和文字资料递交给了联合国，但至今没有回应。
彭竹英后来有一段婚姻，1972年与大自己12岁的丧偶男子结婚，但她一直没有把这段惨痛的经历告诉丈夫。如今，彭竹英的丈夫已经去世十余年，她才愿意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世人。
在彭梓芳自建的陈列馆里，保留着彭竹英之前使用过的捅蜂窝煤的用具。此外，最显眼的还是彭竹英从上海志愿者那里寄过来的日本军刀。
他从木架上取下军刀给记者展示，刀柄上还刻有铁匠的名字和年代。
“为什么用刀？因为用枪还要浪费一颗子弹。”彭梓芳介绍，彭竹英在慰安所被踢出来之后还被日本兵用军刀捅了一下，造成失去生育能力。而他保存的日本军刀就是侵华战争的佐证。
“我们就是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给我们道歉。”彭梓芳说，他们是否赔偿问题都不大。
↑左起：方奶奶、欧奶奶、沈奶奶（根据家属意愿，暂不公开老人详细个人信息）。图片来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遇难同胞纪念馆公众号。
有她们在，这段历史就没有结束，我们应该追究日军罪行
最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遇难同胞纪念馆分馆——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工作人员在湖南新确认3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她们分别是101岁的方奶奶、95岁的欧奶奶、91岁的沈奶奶。
其中101岁的方奶奶是湖南平江县人，在她18岁那年，刚生完孩子，还在月子里，就被侵华日军强掳走，沦为“慰安妇”。她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公公不让日军把她带走，日军就用刺刀残忍地将方奶奶的小叔子刺死。日军*了她家的猪，吃了饭，还抢了一些其他物资，然后将她抓走了，直到8天后，她才回到家里。而此时，襁褓里的孩子因为没有奶吃已经饿死了。
而95岁的欧奶奶从小因中耳炎未能及时得到医治，导致终身耳聋，日本兵来了，她因为听不见，没能及时逃走。她的哥哥得知妹妹被抓走后，去县城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参加了4年抗战，直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才回家。而欧奶奶从慰安所回来后，也失去了生育能力，从丈夫的哥哥家过继了一个儿子抚养长大。欧奶奶的侄媳妇说，欧奶奶从不与周围人主动诉说自己的遭遇，“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耳朵听不见，也不认识字，只偶尔看花鼓戏。”
91岁的沈奶奶从小聋哑，当时日本兵来到村里，她牵着牛逃跑，遭遇日本兵时，对方向她索要牛，她听不见也无法开口说话。结果遭到日本兵上来就是两个耳光，将她和牛一起带走。
据统计，目前中国大陆登记在册在世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已不足20人。
南京大屠*遇难同胞纪念馆副研究馆员刘广建向红星新闻介绍，确认的受害者都是先委托当地志愿者进行摸排、筛选，有了大致目标后，纪念馆工作人员再过去确认，然后按照纪念馆标准进行慰问。确认程序基本包括老人自述、别人旁证和查阅当地文史资料。
湖南岳阳当地志愿者陈先生向记者表示，寻找“慰安妇”做口录，首先是为了还原历史，其次从她们个人角度来说，纪念馆和其他机构也可以在精神和物质上帮助她们，让她们在心灵上有所慰藉。“我们把她们的心结打开了，之后再遇到她们，她们也是很高兴的，不会像之前那样畏惧和猜忌。”
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馆长苏智良教授从事“慰安妇”研究近30年，后来与太太、自己的几十名学生在全国组成调查员，把这段惨痛的历史慢慢揭开。
“我们前后大概找到300多位幸存者，比较多的是山西、海南、湖南、湖北这四个省份。”苏智良教授说，从2000年开始，“慰安妇”博物馆每年都会给找到的受害者进行援助，刚开始是海外和内地好心人的捐款，2018年，电影《二十二》票房总计8786749.35元的各项收益用于“慰安妇”援助和研究工作。近些年，“纪录电影二十二”淘宝店发售的电影周边产品（“少女像”纪念章、帆布包）所得也被捐助“慰安妇”项目用于老人生活和学者研究。
如今，《二十二》中拍摄的老人仅剩两位，目前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只剩下14人。
我们今天为什么关注“慰安妇”？苏智良教授说，尽管这场战争过去了70多年，但是最后的幸存者还在，而且由于日本政府的不认罪，所以这段历史事实上还没有真正成为历史。它还是一个放在中日两国面前的历史遗留问题。
“我们的民众比较善良，但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应该追究日本的战争罪行。”苏智良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我们不能忘记这段惨痛的历史，而且要珍视、反思，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
今天的我们处在和平年代，但外部环境并不乐观。“她们都很自律、自强，从这么苦难的历史走出来，生活依然向上，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苏智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