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酒泉金塔县北苑小学，学生们看书的场景。担当者行动供图
在北京桂馨基金会的资助下，四川广元利州区大石小学教师谭桂珍将班级教室改造成了“馨美阅读教室”。
《这是一本书》，作者莱恩·史密斯。
《小魔怪要上学》，作者玛丽·高德哈、大卫·派金斯。
《图书馆狮子》，作者米歇尔·努森、凯文·霍克斯。
《鸟有翅膀，孩子有书》，作者阿兰·塞尔、吕西尔·普拉桑。
《马背上的女图书馆员》，作者希瑟·亨森、戴维·斯莫尔。
有一些来自不同机构的调查数据，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乡村儿童阅读的事情。
2018年5月2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和亚马逊中国联合发布了针对中西部贫困地区的乡村儿童阅读报告。调查显示，中西部贫困地区儿童的课外阅读资源整体匮乏，高达74%的受访乡村儿童一年阅读的课外读物不足10本，更有超过36%的儿童一年只读了不到3本书；此外，超过71%的乡村家庭藏书不足10本，一本课外读物都没有的乡村儿童占比接近20%，而且藏书流动性较差，多数家庭一年内没有添置过新的课外书。
而在2016年，由中国童书博览会联合部分媒体和出版机构发布的《中国城市儿童阅读调查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7个大中城市，儿童年均阅读量在10本以上的占到了64.2%，在62.9%的家庭中，每年为孩子购买的书籍数量在10本左右。
拥有和阅读图书的数量仅是阅读的一个方面，但差距已经是明显的。为何城乡儿童阅读状况的差异会这么大？这源于经济发展水平、资源配置状况、家庭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而通过新京报记者在几个省市进行的实地走访，以及与多家阅读推广公益机构的交流，我们也清晰地感受到，想要改变这一状况，让乡村儿童能从阅读中获得更多乐趣和收益，同样是一件涉及多方的复杂工程，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和牵动。
1 改变，不只是捐书那么简单
乡村儿童在阅读上的困难，当然首先是图书资源的匮乏。一方面，家庭购买力不足；另一方面，书店、图书馆等相应资源高度集中于城市。记者走访的乡镇很多都没有书店，或者唯一的书店只售卖教学考试辅导用书，学生自己接触到课外书的机会非常少。
为乡村小学捐一些图书，或捐建一座图书室/图书馆，几乎是所有关注乡村阅读问题的人的第一想法。记者采访担当者行动、深圳爱阅基金会、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等专注于儿童阅读推广的公益机构时，他们讲述了不无相似的发源故事——从捐建乡村图书馆/书屋开始。从2008年前后开始，中国民间公益组织蓬勃发展，其中，将儿童阅读推广作为主要项目（或主要项目之一）、并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不下二十家，而主要活跃于某一省区的相关公益机构和组织就更多。捐建图书室/图书角，仍是绝大多数机构的基本项目。记者走访乡村小学时也发现，社会捐助的图书已普遍成为学校藏书的重要或主要来源。
但想改善乡村阅读状况，绝不只是捐书这么简单。事实上，一些捐到乡村学校的书品质参差不齐、没人读、不适合孩子读这样的情况普遍存在。记者在河北涞源县王二小希望小学看到，这所仅有一二年级、加上幼儿园也只不过有100名学生的小学有一间装满图书的活动室，仅书架上就摆放着5200册书，学生平均拥有图书的数量为130册/人，但该小学的申副校长坦言，这里的全部书籍并非都适合学生们阅读。
由于学校本身是红色教育基地，平日里也接受过不少前来参观的社会单位及爱心人士，“学校存书的百分之二十都是来自爱心人士和社会各界的捐赠，”申副校长指出，其中的问题在于，并非所有的爱心人士或图书捐赠单位都会考虑到七八岁学生的阅读需求。“站在被捐赠方的角度，我们其实很难去主动点明这个需求。我们当然希望能够给孩子们多提供一些绘本，一些爱心人士主动询问图书需求的时候，我们自会说明，但如果人家什么都没有提，事前也没有任何沟通，这种情况下，学校当然心怀感谢，但其实也相当被动。”
担当者行动阅读研究与推广中心负责人陈美玉回忆，他们在2008年就做过乡村阅读馆项目，但发现“村民也好，学生也好，在没有养成阅读习惯的时候，他们走进阅读书屋的概率是很小的”，而且“图书的来源都是旧书捐赠，可读性没有那么高，也不一定适合当地的孩子们去阅读”，再加上没有专人管理等原因，“没有做下去”。从2009年开始，担当者行动推行“班班有个图书角”项目，决定不接受旧书捐赠，只接受资金捐赠，由自己来选购适合学生的高品质新书。
捐书只是改善乡村儿童阅读情况的第一步。怎么让孩子把书读起来是更重要也更复杂的问题，这既涉及“读什么”——如何选书，也涉及“怎么读”——阅读的方法和学校的管理。
现在，专业做乡村儿童阅读推广的公益机构基本采用项目化管理的制度，通过周密的设计、后续的回访适应乡村学校的现实需求，保证图书的使用效率。很多机构都开展了教师成长、阅读活动等配套项目，希望借此有效地带动孩子们读书。在整个行业生态中，还出现了像致力于资助项目和书目研制的深圳爱阅基金会、专注于阅读等课程方法研发的一公斤盒子等机构，让各机构之间能更好地配合而不是彼此重复。当然，公益机构的阅读推广项目仍然有继续改善的空间，但也要看到，想真正改变乡村儿童的阅读状况，公益机构能做的，也只是多个方面的其中一角。
2 亲子阅读缺位，学校责任更多
家庭的缺位，是乡村儿童阅读乃至于教育面临的普遍困境。
在记者走访的各地乡村小学中，老师都着重提到留守儿童在学生中占据相当高的比例。如湘西召市镇中心幼儿园的老师冉小兰告诉记者，她的班上18个孩子，绝大部分是留守儿童。而且由于近几年生源减少，大量村小和教学点都在撤并或自然消亡，不少孩子上学离家较远，导致在乡村小学，学生住校比例远高于城市。
在留守儿童家中，带孩子的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有的老人同时要照顾四五个孩子，能让他们吃饱穿暖就不错了，哪儿顾得上给孩子讲故事、陪孩子读书”。一些老人使用的不是智能手机，和老师交流也受到限制。
即便是能够每天走读，父母至少有一方在身边的孩子，家长能在学习和阅读上给予的支持也十分有限。总体来说，家长们受教育的情况并不理想，能力不足以辅导孩子，有老师对记者说，家长们有些连小学二年级都没读完，孩子课本上的字都不认识。曾有研究者对乡村学生的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家长们阅读的涉猎程度还比不上上小学的孩子。
“家庭没有阅读氛围，也很少有家长给孩子买书的。”北京密云区古北口镇中心小学副校长薛秀玲表示，因为父母不在身边，没有亲自陪伴、监督，极大降低了孩子的阅读质量和进程，也导致了学生家庭内自主阅读意识不强。
在这种情况下，学生阅读习惯的养成，阅读水平的提升，完全依赖学校和老师的工作。唯一的好处可能在于，乡村地区的家长对老师往往有更纯粹的支持和信任。广元利州区大石小学的谭桂珍老师现在带三年级，她从小学一年级入学，就开始定期给家长写信，在信中着重讲述阅读的好处和重要性，她甚至专门为家长准备阅读书目，有家长写了读书笔记发过来，她再自费购书作为奖品。在长期的带动下，现在“欣慰的是，他们比较认同我的理念，支持阅读，开展活动也积极参加”。
但另一方面，承担了更多责任的乡村学校，也面临种种困难。乡村小学普遍面临教师留不住、一人身兼多职等问题。在学生很少的村小及教学点，很多老师已近乎全科教师，很难苛求他们再在阅读上做细致的工作。一位长期从事乡村公益活动的人士告诉记者，不少学校其实都配有图书室，但很多是长期关闭的。他说：“主要是因为教师不足，一个图书室，至少要有一个人来管理，维护图书、提供借阅服务等，但很多乡村小学的师资都非常紧张，缺员是普遍现象，完成教学任务都很紧张，哪儿还有力量去维护图书室呢”？
除此之外，在一些乡镇小学，一位老师能从一年级带到六年级毕业的情况并不普遍，各种原因都可能导致中途更换老师，这给建立连贯的阅读习惯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同时，多位乡镇小学教师都表示，除了上课和改作业之外，还要频繁地开会、迎检、填写表册等，已应接不暇，想做阅读，只能更多地占用自己个人生活的时间。
于是，尽管近几年，几乎所有学校都表态要重视阅读，建设书香校园，但在实际的工作中，阅读在学校教学中的位置仍不无尴尬。
3 做阅读的老师，既快乐又孤单
通常在学校里，负责阅读的老师就是各班的语文教师。这看起来合情合理，但真具体到每一天的语文教学中，却又会出现很多问题：阅读时间安排在课内还是课外？如果安排到课内，是否会影响教学进度？老师为阅读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否本职工作的一部分？阅读内容多了，能保证对学业成绩是正面的影响吗？
因为有如此多的问题，真正能坚持在班级推行阅读的老师并不多。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桂馨书屋项目经理冀志伟告诉记者，他们在捐建书屋项目之外已做了多年教师的阅读培训，这批老师也成为桂馨慈善基金会重点支持的对象，因为他感受到，很多老师做了这么多年，一方面乐此不疲，另一方面有时是“很委屈”、“很无奈”的。所以，他们希望能给这些老师搭建一个平台，“给他们一个健康的圈子，让他们形成一个很良性的社群”，让他们不那么孤单。
四川广元市利州区大石小学的教师谭桂珍，近年来在推进阅读上非常投入。她入围了桂馨慈善基金会的“南怀瑾乡村教师计划”，得到了基金会的支持。对她而言，阅读是二十几年教育生涯中的一个转折。2011年时，她写了一篇名为“四十岁，刚发芽”的博客文章，将自己早年的教师生涯描述为“只知道完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教学任务而无效地忙碌和付出”，而在读到李镇西《做最好的老师》后，她重新感知到身为老师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她加入教育社团，接受阅读培训，重新从一年级带班，为此不辞劳苦。
在四十岁“发芽”的谭桂珍，萌生出了强烈的主观能动性。她一直希望能带动学校里更多老师一起做阅读，但即便是赞同她做法的老师，在实际行动中也往往犹豫不决。为了让班级里的学生有更好的阅读条件和氛围，2018年暑假，谭桂珍向桂馨基金会申请资金支持，将自己班级的教室打造成了“馨美阅读教室”。她买了几个书架，立满了教室前后门之间的整堵墙，购买大批童书，包括绘本和适合中高年级阅读的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又制作了相应的展板等。据同学校的其他老师描述，“当时谭老师每天到学校来，自己做这个教室，家里正在装修都不顾”。
谭桂珍花费大量心血打造的阅读教室和其他在日常教学中推动阅读的努力，在学校里成为样板，但也带来了压力。记者和大石小学其他几位对阅读很感兴趣的教师交流时，听到她们讲到自己的诸多犹豫，比如看到谭老师这么辛苦，自己怕影响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比如担心拿了基金会的资助，如果不能拿出那种看得出的成果，会很有压力；还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支持这一新的尝试，等等。
愿意以奉献精神做这件事的老师固然值得尊敬，但更多处于纠结和为难之中的老师才体现出真正的现实。造成这些难处的根本原因，是基于学生兴趣的课外阅读和现行的语文教学实际上是彼此独立的，既有相辅相成的一面，又天然存在矛盾。广元利州区宝轮一小的老师刘玉梅说，“我还是喜欢轻松地做，不喜欢给我们老师和同学增加过重的负担。我们面临升学的压力，考试的压力，家长最终还是重视分数，所以我们必须要两头兼顾，要从学生的长远考虑，也要从我们现在的分数考虑，所以我们做起来很难，很累。如果哪一天不考试了，完全没有分数限制，可能我们做得就要相对轻松一点。”
4 自下而上难持续，由上而下也有问题
在与乡村学校教师的沟通中，明显感受到，有没有来自学校领导、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对阅读的开展有极大影响。广元利州区宝轮一小教师孙水仙向记者回忆她十年前开始做阅读的情况，将当时的状态称为“偷偷做”。因为将一部分课堂时间用来读课外书，是不那么合规的行为。在知道了绘本这一新鲜事物后，孙水仙在班级悄悄尝试绘本阅读，还教孩子读金子美玲和金波的童诗，每次都不忘记提醒孩子，不要跟其他人说起。
但在那之后，在“全民阅读”和高考语文成绩比重增大的大环境下，2014年就任的宝轮一小校长樊文忠大力提倡阅读，在学校开展了低段的绘本阅读，中高段的群文阅读、海量阅读、整本书阅读等各种尝试；他们所在的利州区教育局也有专人负责阅读推广，将各种社会资源接入到学校。一旦得到自上而下的支持和倡导，学校里的阅读资源、条件也很快丰富起来，老师们也不再缩手缩脚。
教育体制内部的规范、政策和激励措施，是其他力量无法比拟的。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的冀志伟提到，“如果老师做出了一些成果，影响到他们的职称评定，进而可以影响他的工资，那其他老师就看到了，就也会愿意做。”担当者行动的陈美玉表示，由于政策的引导，这两年“主动找我们申请图书角的学校校长变多了，甚至有校长、教育局找到我们，说看重的不是我们的资金，不是我们的书，而是我们对教师的培训，对阅读观念的唤醒等。”
但不容忽视的是，行政上的倡议，如果在落实时没有足够的专业性和负责的态度，没能激活一线教师的内在动力，就难免流于空泛。如果基层学校和老师并不真的想以长远的目光推进阅读，却看到了阅读活动能带来的政绩和好处，那就会产生副作用。冀志伟讲述他在各地为桂馨书屋做调研和回访时，如何判断一个学校是否真的把阅读做到了骨子里，“不是看他的借阅记录写得多厚”，“跟校长聊聊天，就能知道他是真的愿意去做这事，还是想要那些书去冲政绩。如果他讲得很虚，就只说你们这个项目好，又把阅读的作用夸大得特别厉害，就知道他不是真的想做”。
现在，教育部有对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室）的管理规定，学校应以人均25到45册书的标准配备图书馆，并提供了相应的财政支持。这本来是丰富孩子阅读资源的政策，但在具体执行中，学校无专人负责、不知道买什么书，部分出版商馆配商单纯将此视为商机等现象层出不穷，甚至一些垃圾书借此进入校园图书馆，在完成指标通过验收之外，起不到真正的作用。在管理上也往往不尽如人意，2016年底，《人民教育》杂志曾刊载一篇安徽安庆市村小教师王老实的来稿《乡村儿童阅读的现实困境》，作者提到，“一些乡村学校的阅读仍困于‘形式上多么重要，实际上可以不要’的认识误区”，“阅读场地、阅读资源等物质条件‘达标’以后，许多图书因为缺乏配套的管理人员、有效的管理方法而被束之高阁；乡村新建了不少‘留守儿童书屋’，旨在通过阅读充实留守儿童爸妈不在身边的‘留守精神生活’，这是乡村儿童阅读质量提升的新机遇，却仍存在‘有书无人，有人无书’的资源分配等现实问题”。
理想的模式应是怎样的？在慈弘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庄伟看来，体制内的政策、公益机构等社会力量和一线教师需要相互结合。前者承担着教学管理的职能，有职称评优等激励措施，如果这方面有缺失，“外部的机构想推阅读，很有可能是虎头蛇尾”；而公益机构等社会组织要做的主要是“提供专业的支持”，引领更多的专家和专业组织介入。
当然，阅读教育，归根结底是一件需要沉下心来、近于“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的事。再多方面的力量，最终还是要如涟漪一般，收拢到个人，收拢到一个个具体可感的阅读场景。我们能做的，是让这一场景有更多发生的机会。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妍 何安安 田杰雄 杨亦静 周怀宗 王纪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