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4月17日，中日甲午战争以《马关条约》的签订为终，这场历时近九个月的冲突，以中国最屈辱的方式画下句点。清政府不仅付出了2.3亿两白银的沉重赔偿，更被迫割舍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时光流转，一百二十四年后的今天，那场战争的失利依旧刺痛着我们的心灵。我们不禁想象，如果当时我们选择「抗争到底」，历史的车轮是否会有所改变，带来更为光明的结局？此刻，让我们一同回望甲午战争的尘封历史，探寻那是否有可能继续战斗的可能。
甲午战争，那段历史，那段遗憾，是否还隐藏着某些未解的谜团和启示？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李鸿章向光绪皇帝提交了一份奏折，详细列举了中国北方的军事力量。经过统计，他发现只有53281名炮台守军和少量北洋口岸的炮台守军具备现代作战能力。其中，大部分守军被部署在堡垒中，仅有25000人能够灵活调动进行机动作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军在战前迅速组建了7个*师团，总兵力高达12万人。
甲午战争爆发后，淮军主力在朝鲜辽东战场接连失利。随着停战期的到来，日军将矛头转向了辽西的重要城市锦州。如果战争继续，日军极有可能会发动第二次作战，目标直指直隶平原。当时，华北平原上驻扎着14万多名八旗军和4万多名绿营军。为了应对战争，全国范围内还向华北增派了大量援军，总计100多个营地，兵力约6万人。
尽管清军人数众多，但李鸿章深知乌合之众难以成为一战之力。他明白，要想在战争中取得胜利，除了数量上的优势外，还需要军队的战斗意志、训练水平和装备质量等多方面的因素。因此，他呼吁朝廷加强军队建设，提高士兵的素质和战斗力，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
清军虽然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但战斗力却成为另一个评判标准。在甲午战争爆发后，淮军——这支曾被视为常胜之师的军队，却多次受挫。此时，朝鲜国内出现了使用湘军的呼声。清廷迅速作出反应，派遣湘军老将刘坤一负责关外战事，并委任湖南巡抚吴大成率领湘军奔赴辽东抗击敌人。
太平天国战事终结，湘军曾一度解散。但历史的波澜再起，前湘军将领挺身而出，重新招募了这支传奇之师。1895年冬季，辽东战场迎来了这群英勇的战士，他们分散在百余个营地之中。然而，令人震惊的是，新招募的士兵们装备匮乏，甚至连基本的军装和枪支都难以配备。以湘军老将魏光涛为例，他手中仅有1200支枪，每三人才能共享一支。
尽管困境重重，但湘军的训练并未松懈。在教练吴大成的指导下，他们抵达辽东后，并未急于投身前线，而是有条不紊地进行了实弹射击训练。虽然后来因弹药短缺而暂停，但这一举措在当时官僚体系中仍显得极具前瞻性。
清朝末年，一支备受瞩目的湘军——清军洋枪队，在与日军的交锋中遭遇了出人意料的挫败。1895年的海城反击战，作为甲午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反击，清军以6万余人的主力兵力向海城发起进攻，然而令人震惊的是，仅仅几个小时后，清军便败下阵来，付出了数百人的伤亡代价，而日军方面则伤亡相对较小。
在这场战役中，日本驻守海城的军队人数不过万余人，远远少于清军。然而，战斗力的巨大差距却使得清军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据战后统计，整个战争期间，清军损失了1.9万人，而日军则死亡了6445人。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日本人的死亡并非战斗所致，而是由于非战斗因素，如冻伤等。
此外，清军在战争中还有近8000人被俘，而日军则几乎没有被俘的情况。这表明了清军在这场战争中的劣势地位。如果日军在直隶平原展开作战，那么绿营和八旗子弟这些在和平时期已经丧失战斗力的部队，将很难抵挡日军的猛烈进攻。而新招募的乌合之众更是难以有所作为，继续作战只会导致未来北京沦陷的悲惨结局。
这次海城反击战的失败，让人们对清军的战斗力产生了严重的质疑。这也预示着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命运，最终导致了国家的沉沦和民族的屈辱。
被俘清军海军:聊胜于无
▼甲午战争结束时，北洋海军在威海卫全军被摧毁。此时，南方还有南洋水手、广东水手等舰队。但这些水手根本无法与当时的日本联合舰队相比。虽然南洋水手军舰配备了巡洋舰和其他军舰，但这些军舰是早期的无防护巡洋舰。如果这些军舰强行与日本前沿舰艇作战，结果只能是片面屠*。
南洋水手最绝望的是人员素质，其军官大多是北洋选拔后资质较差的海军学校毕业生。十年前，这些军官在中法战争中击沉了他们的军舰。
广东水师，这支现代化的海军力量，虽然拥有「广甲」、「广乙」、「广丙」三艘极具战斗力的巡洋舰，但在北洋海军覆灭之后，这些战舰都转入了北洋海军，最终成为了日军的战利品。因此，随着北洋海军的崩溃，清朝海军的整体战斗力也遭受了严重削弱。
财政方面，甲午战争爆发前的清朝经济状况看似稳健。光绪17年(1891年)，年收入高达8698万2，年收入约7936万2，尚有盈余。然而，战争爆发后，清政府的财政压力骤增。尽管清廷在战争期间筹集了6009万两银，其中4465万2用于战争开支，最终剩余1654万2。但这并不意味着清朝还有足够的财力继续战斗。
事实上，日本在战争期间的资源动员能力远超清朝。日本筹集了2.5亿日元，相当于17857万两银，几乎是清政府筹集资金的三倍。而且，这仅仅是日本的国内筹款，尚未包括向国际借款的部分。与此同时，清朝为了筹集军费，不得不向英国、德国等国家借入3000万两银的外债。这使得清朝在财政上陷入了困境，尽管账面上仍有1654万两银，但实际上已是负债累累，财政枯竭。
晚清重臣 胜败皆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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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的尘埃落定后，全程亲历者袁世凯给出了独到见解：「此次战事，非兵力不足，乃精兵难求；非士兵孱弱，乃战术匮乏。最致命者，在于军制繁琐，权责混乱，纪律松懈。如此种种，难成有效指挥。」袁世凯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战败的根本在于制度缺陷，这一观点颇具洞察力。
与日本相较，清朝不仅军事力量薄弱，更凸显了一个古老国家与现代国家间的鸿沟。战前，日本已借助金融体系发行国债，为军事建设及战争筹备资金。而清朝政府因循守旧，缺乏现代金融知识，在19世纪末仍争论不休，未能筹措到足够的资金。
日军对清军进行了深入的战略侦查，精准地掌握了中军的军事实力。相对而言，清政府未能构建起有效的情报体系，导致在战争中处处受制。在军事战略规划上，日军将领普遍接受过系统的军校教育和现代战争理论的熏陶。而清军将领的战术思维还停留在太平天国时期的水平。尽管清军不乏英勇的战士，但在大规模现代战争中，仅凭勇气是难以取得优势的。
从工业实力来看，双方在现代化水平上的差距亦十分显著。1893年，日本已有超过3019家工厂，其中675家实现了蒸汽动力化，工人总数高达38万。同时，日本的铁路里程达到2039.6英里，蒸汽动力船舶总吨位达到11万吨，显示出日本已经实现了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化。相较之下，当时中国仅有24家官方工业企业，私营工业企业也不过百余家，显示出在工业实力上的巨大差距。
在国家动员层面上，中日两国之间的差异堪称天壤之别。战争爆发后，日本迅速在中国展开动员行动，大量民众加入军队或作为日本军夫(杂役)进入战场。相比之下，中国的下层民众对战争显得漠不关心，即便是加入军队的官兵也缺乏国家观念。清政府上层官僚之间勾心斗角，为了自己的利益互相拆台。在威海卫战役的关键时刻，山东巡抚李秉恒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扣留了救援威海卫的援军。
中日战争的胜败并不仅仅取决于战场上的胜负。与繁荣昌盛的日本国力相比，落后腐朽的清朝早已为战争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