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幽灵工作”：困在算法里的不止有外卖员（企鹅侦探幽灵游戏）

自动化终将取代大部分人的工作吗？这并非是21世纪独有的灵魂拷问。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就一直被这个问题所困扰。

在社交媒体上，“AI大规模替代人类工作”“未来最具竞争力的工作在哪里”等论调屡屡击中普通人的焦虑，获得病毒式的传播。来自各个权威机构的预测数据更是应接不暇，仿佛一夜间，我们就将堕入赛博朋克式的“low life”中。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大量看似自动化的工作岗位背后，都需要人工劳动力的配合。比如，只是搜索这一个简单的动作，也代表着背后有人为我们做着筛选信息、过滤暴力图片等配套工作。但这些隐身于数字化浪潮背后的岗位，却有意无意地被社会、企业与舆论忽视。

近日，《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一书的作者玛丽·L.格雷接受了新京报书评周刊的采访。围绕新书《销声匿迹》，她分享了对“幽灵工作”以及“零工经济”等公共议题的看法。

在格雷看来，人们对人工智能无所不能的迷思正在掩蔽那些与AI共同协作的“幽灵工人”。借由这项研究，格雷和另一位作者苏里想要进入幽灵工人的具体生活情境，探究这些亟待命名的幽灵劳动力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在庞大而隐秘的在线按需市场中，幽灵工人为何可以如此轻易地被雇佣与被解雇？是谁承担了代价？又是谁享受了未经审视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幽灵工作”反映了未来就业的趋势，它的兴起又将如何重构我们对职业与职场的想象？

玛丽·L. 格雷（Mary L. Gray），人类学家、微软研究院新英格兰实验室高级研究员、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研究员。现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信息、计算与工程学院任教，并从属于传媒学院、人类学系和性别研究系，2020年度麦克阿瑟奖获得者。玛丽的研究着眼于技术获取、物质条件和技术的日常使用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

撰文 | 青青子

早在19世纪，英国的纺织工人就曾因惧怕失业而大肆破坏工厂新进的自动纺纱机器。在当时，这些捣毁机器的破坏者被称为“卢德派”（Luddites），意指拒绝技术进步的群体。

卢德派的担忧并未成真。一百年后，自动化纺织技术并没有消除对人力的需求，还创造出“计件工作”的新形态。这也是“零工经济”的前身。

到了21世纪的今天，技术的发展仍然步履不停。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令当代人饱尝便捷的同时，也引发某种反乌托邦式的恐慌。2018年，波士顿咨询集团（BCG）和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y Forum）发布的研究报告预测，未来八年，美国超过140万个工作岗位将被自动化取代。另一份来自麦肯锡（McKinsey）的数据则表示，未来二十年，全球一半的工作岗位都将被自动化取代。

《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作者: (美) 玛丽· L.格雷 / (美) 西达尔特·苏里，译者: 左安浦，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0月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美国人类学家玛丽·L.格雷与计算机科学家西达尔特·苏里在新书《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中给出了不同的阐释方向。在两位作者看来，人工智能虽然会接管许多人类工作，但它始终存在“最后一英里的悖论”。也就是说，机器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会催生出新的问题与新的劳动力需求。在当下的技术环境中，这种需求体现为人类与软件的协同工作，也被称之为“人类计算”（human computation）。

在这个庞大的数据世界里，软件管理着人类，人类则在完成计算机做不到的工作。从核实网约车车主身份，到筛查暴力/色情信息，当我们以为自己每一次的检索都是算法的结果时，并不会料想到，在“神秘”算法背后，总有一个国际工人正在默默为你服务。他们便是书中的“幽灵工人”。

经过长达五年的田野调查与大数据实验分析，两位作者深入考察了被算法与平台掩蔽的“幽灵工作”。不同于人们日常能接触到的外卖员、快递员和airbnb房主，“幽灵工人”往往被隐藏于自动化的假象之中，成为规模庞大却不被看见的边缘群体。

更为关键的是，新的技术与新的生产方式正在不断分解人们熟知的雇佣工作。与其说人工智能正在取代人类工作，不如说人工智能正在打破传统的全职就业结构。而幽灵工作的兴起，正是反映了就业本身的变革趋势。

一、看见“幽灵工人”：幽灵工作的“不可见”是系统性困境

新京报：零工经济与数字劳动关系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当时为什么会选择研究“幽灵工人”这一群体？

玛丽·L·格雷：这是很重要的问题。《销声匿迹》这本书的起点就是驳斥一般以为的“自动化会取代大部分工作”这样一种流行观点。事实上，我们从一开始就特意选择了在数字化/自动化环路中被认为是“最为简单的”“无需技能”的，而且是“最容易被自动化取代”的工作种类。

通过对“幽灵工作”与“幽灵工人”生活状态的研究，我们想要展示这样一幅图景：哪怕从技术层面来说，人类的工作也无法被机器完全取代。试想一下，当你试图快速识别一张具有文化含义的图片时，机器是无法做到精准翻译的，它必须需要人类的创造力。从这个层面来说，自动化更为切近的未来是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合作。

更有意思的是，这项研究原本应该是作为“零工经济”中的案例研究，但当我们进一步深入这类工作与这群工人时，发现我们并不只是在讨论“幽灵工人”这一相对小众的零工群体，而是在讨论劳动力的*以及全职工作的解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本书研究的不仅是“幽灵工人”这一具体的零工群体，而是在描述一种更为广泛的工作状况（work condition）。

纪录片《无薪时代—未来没有工作》

新京报：如何理解“幽灵工人”的不可见与隐蔽性？

玛丽·L·格雷：这点很困扰我，因为他们离公众视线太远了。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很难意识到、或者看到自己每一次的“搜索”背后，其实都有一名国际工人正在默默为你服务（例如，帮你核实信息；识别并清除暴力图片/言论等）。大部分人想当然地以为自己所获得的服务是算法或者软件自动完成的。

之前我们探讨更多的可能是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等等。对于这些数字劳工来说，消费者至少能在生活中接触到他们，虽然我们仍然不清楚他们实际的工作情况，但最起码我们知道有人在给我们送饭、送菜，或者接送我们。

对于“幽灵工人”这一群体而言，他们最大的不可见在于人们既看不到、也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而这种“不可见”又是平台有意为之的结果。大部分企业在雇佣他们的时候，往往将他们视为消耗性的、可替代的劳动力资源。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也没有正式的雇佣协议，幽灵工人被简化为平台上的一串数字ID，被API管理着，他们既不知道自己在为谁工作，也不知道如何定义自己的职业身份。这也导致他们得不到任何法律层面的保护。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这项研究的目标就是要将这群不可见的劳动群体带入大众视野。

《销声匿迹》的另一位作者西达尔特·苏里。

新京报：在这本书中，你也提到，“幽灵工作”这样的雇佣关系和劳动形式最早可以回溯到工业革命。

玛丽·L·格雷：对，就像我们之前谈到的所谓“自动化/人工智能会代替大部分人类工作”论调其实最早也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现代工厂的出现，曾让许多人以为原本的技工或匠人会被取代，但最终诞生的是流水线和计件工作的混合体。

我在书中也提到过，工业中的计件工作是第一代有偿的按需幽灵工作。例如珍妮纺纱机这样的自动化技术并没有消除工厂对人力的需求，反而是将劳动力需求重新分配给了一组新的临时工。

事实上，技术的进步一直依赖于可消耗的临时劳动力库。这也是我和西达尔特·苏里（本书第二作者）提出的技术缺陷问题，即“自动化的最后一英里悖论”（注：在机器能够解决和不能解决的问题之间存在着一条不断移动的边界）。换句话说，技术的进步在取代某些职业的同时也会催生新的人力需求。

二、“幽灵工作”的困局：被自由话语掩蔽的“算法残酷”

新京报：零工经济所宣称的“自由”幻象也是近年来被批评挺多的一个观点。在你的研究中，许多人选择“幽灵工作”正是因为这份工作本身的自主性，但事实不是这样。你如何看待他们的困境？

玛丽·L.格雷：这涉及一个重要的概念，即“无意的算法残酷”（inadvertent algerithmic cruelty）。这个短语出自亚历克斯·罗森布拉特（Alex Rosenblat）的《优步：算法重新定义工作》一书，用以描述计算机设计“缺乏共情能力”的缺陷。

在大部分的“幽灵工作”中，“无意识的算法残酷”指的是，有人建了一个系统，并将其中工作的“人”当成了“机器”的一部分。这样的设计剥夺了人的自主性权利，也将他们丢置于弱势的处境。

事实上，这些按需平台在设计之初，就没有把幽灵工人当作是真实的贡献者（contributor），而是假定他们会敷衍和欺骗客户。在这样的系统里，工人只要犯了极小的错误，就会面临被平台处罚甚至封禁的危险。由于平台对工人的管理是自动化的，他们在遇到劳务纠纷时，也没有任何申诉渠道。

《优步：算法重新定义工作》，作者: [美]亚历克斯·罗森布拉特，译者: 郭丹杰，版本: 中信出版社，2019年9月

新京报：这和中国近期讨论的外卖员困在系统里很类似。

玛丽·L·格雷：是的，我也看了这则新闻。就拿外卖员事件举例子，类似“限时”这样的设定看起来是出于效率考量，但实际上是设计者否认了人可以自主评估形势并作出行动的基本能力。

保持人性化的关键因素就是承认人们有权利控制自己的时间。没有人是机器。因此，外卖员完全有权利参与制定送餐的时间表。剥夺这种权利就意味着，平台和消费者都认为，只要我们为此“支付了报酬”，就可以随意剥夺他人的基本生产权。

新京报：看起来，这种“无意识的算法残酷”也让幽灵工人无法获得这类工作本来宣称的灵活性。

玛丽·L·格雷：对。你说的是另一个面向。我们在研究中将其称之为“高度警觉”（hyper vigilance）。幽灵工作的确让很多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来计划与安排工作。但对于想要借此谋生的人来说，他们必须不断在各个平台上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并追赶进度。那些赚钱最多的工人，每天需要花几个小时检查自己的数据面板浏览工作信息。像Mturk（注：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是亚马逊开发的在线劳工市场，“请求者”发布任务，工人通过领取与完成任务获得报酬。）这样的平台把工作的最低报酬设定为每项任务1美分，所以很多人必须翻完所有低价任务，才能找到相对体面的即时工作。

同时，幽灵工人群体内部也存在阶层差异。对于被迫依赖幽灵工作的低薪劳动者而言，他们往往需要同时兼顾多份幽灵工作，才能勉强维生。所谓掌控时间的灵活性根本就不存在。由于没有正式的雇佣关系，这些更为弱势的群体还面临劳动权益缺失的风险。

电影《摩登时代》（1936）剧照。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很多按需平台极力避免幽灵工人之间的协作。但不少工人还是自发联合起来，重建工作中的社交关系。你如何看待平台这种原子化的流程设计与工人自发的反抗行为？

玛丽·L·格雷：对。大部分幽灵工作平台的确是有意消除工人间的社交联结。他们认为，工人之间的社交是在浪费时间，还会影响工作效率。在他们看来，只有精准的匹配算法（注：匹配企业与幽灵工人）、原子化的工作以及自动/半自动化的管理才是高效的根本。

但实际上，工人间的互助与协作是数字经济最有价值的组成部分，对提高工作效率也有很大的帮助。协作不仅仅是为了弥补技术的缺陷的实际问题，也是他们重新感受到人性与善意的方式。借助社交网络，这些工人的协作不仅减少了他们的搜索与学习成本，同时，这种协作也让这份原子化的工作变得可持续。

新京报：你的另一个观点是，这种按需工作不一定是糟糕的零工。例如，它让许多日常生活被认为是弱势群体的人（例如，残疾人，家庭妇女等）获得了工作机会。在某些时候，它也的确让一部分人可以围绕生活来安排工作。

玛丽·L·格雷：其实按需工作是好是坏，取决于它的设计以及背后的制度网络。在进一步判断它的好坏之前，我希望能够对这些具体的工作情景加以审视，否则，这群工人就很可能被平台设计者隐藏在算法背后，成为真正看不见的“幽灵工作”。

另一方面，在我的研究里，任务制的按需工作的确给一部分人带来了机会。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让它变得更可持续。毕竟，它很可能成为我们未来主要的工作形式。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至少在美国，8%处于工作年龄的成年人通过线下或线上的按需任务赚钱。也就是说，每100名处于工作年龄的美国人中，就有大约12人已经在从事某种形式的按需幽灵工作。从数据来看，我们更需要正视这样的劳动形式，让它从现在的糟糕处境中走出来。

三、工作未来时：全职工作的解体与按需工作的兴起

新京报：你的研究数据显示，超过半数从事“幽灵工作”的人都有高学历背景。这点挺让我挺震惊的。因为大家对数字零工的印象一直都是它没有硬性的知识或技能要求。

玛丽·L·格雷：这是很好的观察。我可以补充三点。其一，很多人其实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至少在西方，本科学历背景已经无法保障年轻人找到一份好工作了。这在二三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但又是全球正在发生的事实。对他们而言，好工作难找，那为何不先选择做一些零工来提升自己在某一专业领域的能力和经验呢？

其二，对于很多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来说，即使他们找到一份全职工作，这份全职工作也不再提供他们的蓝领或白领父母所拥有的福利和稳定性。至少在美国，许多全职服务业工作所提供的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都不足以使它们成为比幽灵工作“更好的选择”。比如，美国2017年的实际工资只比1973年增长了10%。

事实上，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7年的人口调查，10.1%的美国人没有长期雇佣合同。而在2008年全球经济大衰退之后，幽灵工作成为很多受教育程度低、财富积累少的人的救命稻草。

更重要的一点是，朝九晚五的全职工作（正如大卫·格雷博所说的“狗屁工作”）越来越无法满足人们对于工作的要求。假设你拥有本科学历，你肯定想要在工作中能做你热爱的事情，但很少有全职工作能满足这一需求。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研究中，大部分从事“幽灵工作”的人（哪怕是被视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人）不止是为了赚钱，还想要学习新技能，获得自我提升等。

纪录片《美国工厂》剧照。

新京报：刚刚我们也提到，相比于全职工作，幽灵工作这种任务型按需工作（task-driven, on-demand work）很可能是我们将面临的未来。你会如何描述这种未来？

玛丽·L·格雷：与其说人工智能正在抢夺我们的工作，不如说人工智能正在将我们熟知的全职工作分解成不同的子项目与子任务。至少在大部分信息服务行业里，人工智能和算法的介入，让我们在工作中不断需要重新配置项目、调配人手来处理与应对更多即时性与临时性的需求。

如果按需工作将会成为常态，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重新设计这种工作，让它更为可持续，服务于所有人的权益，而不只是资方的利益。它需要私营部门、公共部门、公民、消费者、工人、工人倡导者一起坐下来讨论——如果我们的工作形态不再是“雇员”，而更像是“零工”或是“打工”，那我们如何重新拟定社会契约。

新京报：听上去，你对任务型按需工作的未来挺乐观的。

玛丽·L·格雷：我的确更愿意选择乐观。事实上，正是这些“幽灵工人”给了我信心。哪怕世界还未看到以及承认（编者按：这里指的是法律上承认）幽灵工作，他们还是试图努力改变现状，通过自发的联结与互助，走出算法和生活的困境。

我们需要意识到“幽灵工作”对于社会和经济的贡献。新冠疫情期间，我们难道还没意识到从事零工服务的人才是维持城市与生活运转的人吗？但大部分时候，我们要不就是忽视这些人，要不就只是止步于感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书的最后列举了许多技术与社会层面的改进方案。

四、出路与解法：政策与观念支持比市场化方案更有效

新京报：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我们如何让这样的工作形态可持续化。

玛丽·L·格雷：从观念层面来看，如何帮助这些幽灵工人建立职业身份（professional identity）是关键性的一点。哪怕目前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公司从幽灵服务中获益，但这群幽灵工人始终没有任何正式的雇佣记录。例如，作为一名记者，你有自己的关系网，也有其他媒体人作为参照。但对于这些做数据标记的幽灵工人来说，他们不认识雇主，也很难在工作中建立稳定的社会关系。这也导致他们无法理解与定位自己的职业。

与此同时，人们还需要重新理解全职工作与所谓的临时工作。事实上，非正规工作一直处于历史的边缘。大量非正规工作的技能要求并不低，它们为社会创造的价值也不低于所谓的正规工作。但长期以来，这些有意义的非正规工作在技能阶梯上的经济排名一直比较落后。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些“幽灵工人”具体的生存处境与工作付出，他们的劳动价值将持续被低估。

《基本收入》，作者: [英]盖伊·斯坦丁，译者: 陈仪，版本: 企鹅兰登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6月

新京报：你在书中也列出了10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其中，“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似乎是最有争议的一个概念。你如何看待此种解决方案？

玛丽·L·格雷：“全民基本收入” （universal basic income）并不是新鲜的概念。在当下的语境里，它的提出是为了确保技能有限的工人不会因为技术进步而被抛弃。对我来说，这个概念更像是一种慈善。

对于从事幽灵工作的人来说，他们不需要慈善，而是需要自己的劳动价值被认可。我的观点是，与其发放“慈善”基金，不如敦促企业和消费者向那些为按需经济做出贡献的人提供预付费用（retainer）。试想一下，当你在购买按需服务时，你并不只是消费一个人在固定时间为你提供的服务，而是消费TA在你需要的时间所能为你提供的服务。换句话说，你消费的是随时随地的服务。因此，就像我们会给律师或者其他专业人员的预付费用一样，这些费用表达的是一种认可。

吊诡的是，为什么我愿意付给律师预付费用，而不愿给这些按需工人支付预付费用？它们两者不都需要特定的专业技能吗？从文化角度来说，我们就是更认可律师的价值。

新京报：这其实也是精英主义的观点。

玛丽·L·格雷：哈哈。我很高兴你引入了“精英主义”的话题。精英主义的信条假设，如果你足够努力，获得好的教育，你的未来也将一片光明。这种观点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道德判断，即如果你的生活不够好，那是你的问题。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你的成功很可能是因为有人帮你了一把，或者你有个不错的家庭背景。也或许是因为我们长期被灌输应该更重视哪类人的价值。

再者，按照精英主义的说法，我们应该按照人们对社会以及他人的贡献来评估他们的价值。但如果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律师的工资会比护士和教师高那么多？

因此，为按需工人支付预付费用，正是重估他们的劳动价值。

新京报：近几年是否有改善幽灵工人状况的具体案例？

玛丽·L·格雷：在这本书中，我们分析了四种不同类型的按需幽灵工作平台。我依然认为，Amara（编者按：Amara是一个提供在线翻译视频和添加字幕服务的按需平台）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平台为工人提供体面的薪水和足够的时间，并让工人掌控自己的工作场所、工资标准和工作机会。它的存在也说明了按需平台是可以围绕工人的需求来设计业务与组织形式的。而Amara也让大家看到幽灵工作背后更有价值的组成并不是算法，而是人类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