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1岁的黄美玉穿起武将戏服，依旧英姿飒爽。 （蓝后文化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3月28日《南方周末》）
秋兰记得父亲教的第一支曲子唱道“问句天公哟，奴奴心事重，难入梦，全谁为侬侬”。
美玉曾说：“秋兰如此像华人，我又如此像古巴人，我们亲如姐妹。”
何秋兰和黄美玉坐了超过24小时的飞机，从古巴来到香港，在油麻地戏院表演粤剧。第一天到港，两人兴奋不已。第二、三天，时差感来袭，两人又顾不上倒时差，忙着买登台要穿的鞋和试戏服、与伴奏乐师磨合。
她们演的是关于王宝钏的三段折子戏——秋兰是花旦，演王宝钏；美玉是小生，演王允和薛平贵。“王宝钏”先上场，一袭彩绣红衣，璀璨的凤冠在灯光下闪闪发光，中气十足地唱“花间寄犹月老仙”——她已经87岁了。比“王宝钏”大两岁的“薛平贵”身背令旗，盛装亮相，观众发出了欢呼。
“哎，乖女，你嫁着嗰个穷鬼，确係前世无修咯。”王允叹道。他与女儿断绝关系，要求她交还身上的衣裳首饰。王宝钏愣了愣，气道：“畀返你啦。”地道的粤语从两位古巴老人口里道来，惹得观众大笑。
美玉虽有一半中国血统，却只会零星的粤语，比如自己的中文名字和年纪，粤剧台词全靠西班牙文注音死记硬背。秋兰是古巴白人，却会讲广东话、会写繁体字。三段折子戏演完后，两人与主持人对谈，秋兰能用养父的台山家乡话作答，美玉则比较沉默，秋兰不时用西班牙语小声翻译。第二晚演出，美玉找到了自己的办法，答不上来时，她就理直气壮地说：“我唔识讲啊！”（注：我不会说啊）随即做个摊手耸肩的动作，接着拿出当外交官时的本领，用英文夹粤语答完问题。
这是她们第三次来到中国，因而早有了不少老朋友和崇拜者。2019年3月15日到17日，连续三晚，香港油麻地戏院人头攒动。
摄影师刘博智仍记得，十年前，美玉和秋兰穿着勉强拼凑出来的戏服，在古巴一个窄小的客厅里，为他表演王宝钏与薛平贵的故事。导演魏时煜自2011年起跟拍美玉和秋兰，两人每次表演，从化装、服饰到舞台都很简陋，直到2018年完成纪录片《古巴花旦》。
这次，美玉和秋兰终于有了自己的化装镜，并有专人为她们化装、穿衣、卸妆，台下坐满了观众。看完演出，魏时煜感慨不已，潸然泪下。
首晚演出结束后，两位老人累了，美玉甚至是拄着拐杖在台上演出的。她用简单的英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年轻时，（状态）可是很好的，但现在，我老了。”
第二晚临下场时，秋兰即兴加唱了一首《帝女花》，观众集体为她打拍子。许多人涌进后台与她们合影留念，两位老人疲倦而兴奋，也许是因为饿了，美玉大口吞下一块威化饼干。将近11点，她们才回到戏院附近的酒店。
这是她们在香港的倒数第二个夜晚，第三场演出结束后的次日一早，她们便要乘飞机返回古巴。这也许是她们最后一次来中国。与前两次相比，此趟行程来去匆匆，只在香港停留7天。她们原本还想去两人父亲在广东乡下的老家，但因为签证问题，最终未能成行，两位老人有点闷闷不乐。
在香港，她们几次嘱托：不要忘记粤剧。“这是一种古老的记忆，是你父亲的、祖父的、曾祖的记忆。大家都爱功夫、太极，却没人喜欢唱戏。我们试着不让这种文化在古巴消失，但是我们已经老了。”
“我们的日子就像梦一样美好”
国光剧团参加“一碗饭”运动，为中国抗战募捐。哈瓦那一度有四家粤剧戏班：国光、国声、钧天乐、中华音乐研究社。 （蓝后文化供图/图）
1847年6月3日，西班牙帆船奥克多号载着206位中古契约华工从厦门出发，经过长达133天的航行抵达古巴哈瓦那。此后28年间，12万到16万契约华工从厦门、汕头、澳门、香港等地登上去古巴的苦力船。获得自由后，许多人留了下来。
来古巴的华人绝大部分是男性，他们或是单身，或是把妻儿留在中国老家；到古巴后，许多人与古巴当地女性结婚。黄美玉的父亲是广东开平人，1920年来到古巴，9年后与黑人女子生下了黄美玉。
1931年，何秋兰出生未满月时，亲生父亲就得病去世了，秋兰对这个古巴男人没有印象，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出生登记时，秋兰随母亲姓Amarán，取名Caridad，意为“慈悲”。因为没有家人可依靠，母亲在路边向往来的车辆招手，带着女儿到自己的一位姨妈家中生活了两年。之后，母女二人来到举目无亲的哈瓦那，身无分文，在唐人街边过夜。唐人街太平洋酒楼的厨师何买盛收留了他们，为女孩取名“何秋兰”。因何买盛患上肺病，母女二人不得已再度流浪街头。
30岁的中国男人方标将无家可归的母女二人带回自己只有一间房的家中。彼时的他在一家洗衣馆以洗衣、熨衣为生。方标来自广东开平，从小痴迷粤剧，曾经和著名粤剧行家关德兴一起学艺，但因家里反对，19岁时出走古巴。
方标深爱秋兰的母亲，秋兰记得他教过母亲一首短歌，母亲也渐渐学会讲“早安”“吃饭啦”等中国话。在一张合影中，他握着秋兰母亲的手，刘博智认为，这样的情感流露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男人中是很少见的。
“对我来说，他是我真正的爸爸。他无论去哪里都带着我。他会带我去唐人街各处走动。他去会馆玩牌，我就坐在他旁边。”秋兰在纪录片《古巴花旦》里回忆道，父母很小心，连她和小伙伴走去街角都不允许，她去上学，妈妈就坐在一边等她下课。
方标工作的洗衣馆对着国光剧团，下工后他会带着秋兰去听粤剧。秋兰四岁时，方标带她去国光学唱戏。师傅见她太小，觉得教不了，方标就亲自教她。秋兰记得父亲教的第一支曲子唱道“问句天公哟，奴奴心事重，难入梦，全谁为侬侬”。
那一年，在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资助下，古巴华侨公立中华学校成立。在那里，四岁的秋兰和六岁的美玉成为同学，一起学了一年中文。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停办。包括哈瓦那在内的美洲华埠为支援中国，发起“一碗饭”募捐运动。美玉记得那是一场盛大的集会，她看见国光剧团的女孩子们在唱戏，其中就有她的同学何秋兰。“我喜欢她唱戏的样子。”第二天，美玉就加入了剧团。
与秋兰、美玉一起在国光剧团学戏的，还有十多个女孩，大多是古巴土生华人，少数是没有中国血统的古巴人。由于缺乏来自中国的演员，当时四家古巴粤剧团普遍采用了当地演员。经过嗓音测试，秋兰适合演花旦，美玉起初演过花旦，后来几乎只演小生。两个女孩，渐渐形同姐妹。
与何秋兰（前排右一）、黄美玉（第二排右三）一起在国光剧团学戏的还有十多个女孩，大多数是古巴土生华人，少数是没有中国血统的古巴人。由于缺乏来自中国的演员，当时古巴四家粤剧团普遍采用当地演员。 （蓝后文化供图/图）
方标跟秋兰只讲中文，还买了很多粤剧唱片给她。秋兰会在唱词页上标注汉字发音，她从来不会弄丢唱词，甚至可以花一整天时间听歌。她喜欢写中国字，反复练习抄写歌词，就这样学会了写繁体字，并把抄好的歌词送给其他女孩子。
不是每个学员都像秋兰那样。曾在钧天乐剧团和国声剧团表演的一位华人女演员回忆：“我们不会说中文，就教我们发音。唱词是汉字写的，一旁注上音，我们需要练习很久。”美玉也是如此，“妈妈希望我爸爸和我讲中文，可爸爸从不，他认为不重要。”
秋兰八岁登台时，最初演的是丫环，站在台上角落，师爷出来唱几句坐定后，她就念白：“老爷吩咐奴记实，桩桩件件记心头”。“不难想象，我爸爸最开心是第一次看到我登台演出，我只是演一个很小的角色，但看到他的兴趣在我身上成长，对他意义很大。”父女俩曾经还一起同台演出。
何秋兰8岁首次登台，扮演丫鬟。第一次担当花旦，演的是樊梨花，后一路升至正印花旦。 （蓝后文化供图/图）
民治党在古巴各省都有分部，邀请剧团去演出。二十多个十多岁的女孩搭火车去巡演，有的妈妈随团出行。每次巡演长达两三个月，从西北部的哈瓦那一路走到东南端的关塔那摩，每个地方都要待上两周左右。
秋兰回忆道：“当我们把演出带去的时候，我们也认识了这些地方。华人太多了。他们都热爱看戏，因为这是接触祖国的方式。这个美妙的东西让他们忆起了自己的家乡和文化。”
以粤剧为业，女孩们得以拥有不错的收入，所到之处也受人尊敬。她们也收到很多礼物——钱、衣服、珠宝，什么都有。“那时候唐人街很繁荣，我们的日子就像梦一样美好。”美玉说。
但这样的日子未能持续下去。钧天乐剧团、国声剧团先后于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停业，只剩下国光剧团维持至1950年代末期。
“1958年的时候已经几乎什么都没了，除了中华音乐研究社。”秋兰说，一起学戏的女孩子有的离开了，有的结婚了，剩下的人不够，于是请居留美国的艺人来演出。美国艺人会把戏服送给她，“为了这些戏服我也要跟他们一起工作”。
定居旧金山的名伶苏州丽与秋兰合演《西厢待月》。秋兰反串张生，给崔莺莺写信，苏州丽演的丫鬟一上来就说：“到了。”“边个到了？”“你的笔拿倒了！”
一生中最好的礼物
1950年代末期，国光剧团难以为继，曾经的舞台姐妹走上各自的人生道路，晚年又重聚唱戏，她们的故事还在《古巴花旦》中继续上演。 （蓝后文化供图/图）
1950年代末，秋兰结婚了。婚礼在租来的方氏宗亲会场地举行，新婚夫妇请了公证人，檀香山花旦小非非也到场祝贺。但方标不是很高兴，因为女婿也姓方，也是开平人。尽管丈夫喜欢粤剧，尤爱《光绪皇夜祭珍妃》，但不喜欢秋兰以此为业。婚后，秋兰去酒店当收银员，每逢唐人街办活动时，仍会唱一下曲。当时电台每周有演唱节目，她也去唱。
美玉则入读哈瓦那大学，学商务和外交法。很多华人父母并不喜欢自己女儿与中古混血的男孩结婚，而更希望女儿嫁给华人男孩，但美玉的父亲却相反。一个加州剧团曾到古巴演出，小提琴手是中国人，对方提出想娶当时才十几岁的美玉并带她去香港，被美玉父亲拒绝。
1959年古巴革命后，人们不再收到从中国来的东西，表演只能凑合用旧物。美玉学过舞狮，她记得师傅每年都把舞狮的狮头重新漆一遍，狮头越变越沉，最后重达35磅。
“官方没有帮助我们。这是戏曲爱好者的私人问题。”多年后，美玉忆及当时的境况，“你会有其他的雄心壮志，每个人逐渐走上了自己选择的道路。”
魏时煜曾问美玉，你觉得卡斯特罗怎样？她脱口而出：“他年轻时很迷人的，又高又帅。”卡斯特罗到大学里去，美玉等学生充当保卫队，队长事先嘱咐：不要去握他的手，你们的手应该放在背后。然而卡斯特罗一来，就跟每个学生握手。“他的手很柔软。”她以卡斯特罗的名字称呼这位领袖，“菲德尔就是菲德尔。”
革命后的一天，美玉在中华会馆参加一个演出，那是革命后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演出。就在演出之时，父亲在医院去世了。“他走得很平静，但是我十分伤心。这是命啊。”
之后30年间，美玉进了外交部，被派驻印度两年，见到了印度总理，回国后在科学院工作。秋兰则一直在唐人街。两人30年里未曾联络。正是在这30年中，唐人街的4家华文报纸、4个粤剧戏班、6个中文戏院逐渐成为历史。
1993年，古巴华人向中古友好协会发起复兴哈瓦那唐人街的请愿。1995年，哈瓦那华区促进会成立，旨在复兴哈瓦那唐人街的经济和文化。华区促进会将以前唱戏的女孩子们重新找出来，希望她们继续唱戏。于是，美玉回到唐人街，本想重温少女时代“梦一般的生活”，却看到一片萧条，她站在德拉贡乃斯街和曼里克街的拐角处，忍不住流下泪水。
重新组织起来的戏班只有五个人，除了秋兰和美玉，还有李月娥（AnaLee）、赵白梨（EliaChiu）和伍美兰（YolandaHun）。由于人数不够，秋兰把原本4个小时的戏改成每折10到15分钟时长。曾经的戏服在一次嘉年华中被借走弄丢，秋兰就自己做。一开始，她们没有乐师，后来古巴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罗美丽（MilagroLao）加入，就这样开始表演。秋兰记得李月娥喜欢演武大郎——“卖烧饼啊！”
年事已高的方标依然在家里听粤剧，秋兰去看望他时，两人就一起唱。1996年，方标去世。“他的葬礼是我一个美好的记忆……我请求大家扶灵绕唐人街一周，我们于是带着他重访他一生常去的地方。”方标的外孙方钧波说。
古巴革命后，几乎不再有新的中国移民去古巴。2013年，古巴中华总会馆*周卓明曾介绍，当时全古巴华侨中，只有二百人左右出生于中国本土，平均年龄70岁以上，第二代古巴土生华裔约四千人，部分懂中文；第三、四代华裔约一万到两万人，已经不懂中文。周卓明也出现在《古巴花旦》纪录片里，他形容老华侨“个个好似芒果那样，一熟透，就跌下来，将来就完全没有”。纪录片尚未制作完成，周卓明已去世。
2009年，刘博智第一次来到古巴，发现唐人街已没有“唐人”味道。他去过三十几个唐人街，头一次听说古巴也有唐人街。他见到龙岗会馆前有华人排长队，原来是领免费餐，吃的是黑豆饭，他问一个老人“为什么没有唐人菜？”“唐人菜？连人都没有啊！”
在《光华报》的排字间，他认识了秋兰，当时她正在用牙刷蘸煤油，清除铅字字模上的油渍。第二次到古巴，刘博智给秋兰和美玉带去了在广州买的话梅。秋兰狂吃了一顿话梅，把嘴巴都吃白了。刘博智问秋兰想不想去中国，秋兰表示那是她从小的梦想，但是没有机会。
美玉曾说：“秋兰如此像华人，我又如此像古巴人，我们亲如姐妹。”
秋兰没想到刘博智回到中国一周后就打来越洋电话，叫她们办去中国的手续。秋兰把好消息告诉美玉，“她高兴得高声叫出来，她说这是她一生中收到的最好的礼物，而当日正好是她的生日”。
成为中国戏剧演员
2011年4月，尽管签证办得异常艰难，两位老人还是来到了中国。她们去了广州、佛山、香港还有秋兰父亲的老家开平。秋兰买了一袋香烛纸钱，在方标祖先的坟前持香默祷。美玉信天主教，不祭拜，但碰到关公和粤剧守护神华光先师，仍合十一拜。她们在佛山祖庙展览馆里看到了少女时代的偶像关德兴和李小龙，又登上祖庙的老戏台过了把瘾，高兴得晚上睡不着觉。
2011年，何秋兰（右）和黄美玉来到佛山祖庙，被特别允许登上古老的戏台，清唱粤曲，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蓝后文化供图/图）
在香港尖沙咀一家粤菜馆，学者雷竞璇问秋兰想吃什么，她立即用开平话说想吃苦瓜，但餐馆没有，秋兰很失望。古巴革命前，因为很多华人成了菜农，唐人街可以买到各种蔬菜瓜果，当时秋兰就特别爱苦瓜。古巴经济国有化之后，华侨蔬菜同业会解散，她半个多世纪没再吃过苦瓜。后来，雷竞璇再到古巴探访老华侨，发现一位不会说中文的土生华人还在种苦瓜，种子是很早时留下的，每种一次都注意留种，非常珍惜。
从中国回去后，秋兰写了一篇小小的自传，她在结尾写道：“我们实现了我们人生最大的梦想，去到中国。我们在中国度过了21天，到不同的地方演出和演唱，在各大学受到热烈的欢迎，收到很多的礼物，探访了我爸爸从前生活过的地方和祖先们的坟地。我能成为一个中国戏剧演员，是方标所赐，他不仅是一位好老师，同时也是一位好父亲。我现在八十一岁了（注：写自传时的年纪），依然充满活力。”
2011年，何秋兰在广州拍摄的粤剧艺术照，她和黄美玉认为这是她们粤剧生涯的永久纪念。 （蓝后文化供图/图）
秋兰的家中至今仍保存着从方标老家寄来的锦旗，上面写着：身在他乡，心怀祖国。
2014年11月，美玉和秋兰再次来到中国。她们在广州文化广场看了大喉传人白燕飞的表演，秋兰还与当红粤剧文武生龙贯天、影剧双栖演员谢雪心一起唱了曲。通过广东恩平的华侨办公室，美玉找到了父亲的亲人。
2015年，魏时煜为了拍纪录片去了古巴，“有穿越时空回到过去的感觉”。
访谈过三十多位古巴华侨的雷竞璇在书中如此描述：“从前辉煌的大楼，外观依然，但已经残旧破落；街道上不少体型庞大的汽车，革命前从美国进口，现在竟然还在行走，成了独特的风景；路面起伏不平，是长期没有维修现在又维修不起的结果。……由于还未完全进入网络时代，可以和外面世界暂时停止联系……”但民众“心情也不抑郁，有音乐、舞蹈、好天气和好酒，依然快活”。
《古巴花旦》策划汪海珊也去了古巴，比秋兰小十几岁的她，从小听着粤剧粤曲长大。秋兰忘记了《火网梵宫十四年》的词，几十年没唱过。汪海珊会提醒她，还跟她一起唱，两人越唱越开心。
秋兰在民治党会馆楼上15平米的家中住了很多年。古巴政府从中国进口一批冰箱，卖给民众，秋兰花了6052比索买了一台，她每月有10美元退休金，拿出6美元供冰箱，到今年才还清。2009年起她重新去《光华报》工作，每天5小时，月薪10美元。多了一份收入后，家中才装上电话。刘博智打电话过去，总听见电话那头放着从香港买来的粤剧DVD。
有时她会去会馆里打牌，周一到周五十一点半，总能在龙岗会馆见到她，她在那里领免费的黑豆饭，带回去给孙子做午餐。
秋兰家里有一张关公像。当她遇到困难时，会去中华会馆的关公厅祷告。华侨有拜关公的习俗，在古巴，关公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SanFanCon，甚至连当地人都认为关公很灵。
年轻时的何秋兰(Caridad Amarán) （蓝后文化供图/图）
香港记者谭蕙芸到古巴，请秋兰和美玉去中国餐馆吃饭，点了蒸鱼、饺子、炒饭、铁板牛肉，老人多点了一些菜，打包带走。两位老人用筷子很自如，秋兰的孙子方英唱也会用筷子，不过美玉的孙女只会用刀叉。
十年前在古巴，秋兰和美玉演过王宝钏与薛平贵故事，方英唱负责打镲，美玉的孙女扮演令官，上场念白：“限期午时三刻，起马登程，违令者斩。”手中令旗内藏了一张写着西班牙语注音的纸条。这样一起表演两三次后，她的兴趣就转移了。方英唱一直记得奶奶教他的“锵锵锵”，他在哈瓦那孔子学院学中文，去年来到北京交流。孔子学院教的是普通话，秋兰听不懂孙子说的中文，而秋兰说的中文，孔子学院的老师不会教。
秋兰给刘博智展示厚厚几本粤剧剪报和手抄台词，刘博智说，不要让你的子女扔掉，秋兰反问：“我死时谁要这些东西？他们什么也不懂。”她将两本粤剧曲谱唱本交给刘博智：“你下次来古巴，我可能不在了，我这两本书给你，舍不得也要舍得啦。”
年轻时的黄美玉（Georgina Wong Gutiérrez） （蓝后文化供图/图）
老来聚首唱戏的五个人中，李月娥已经去世，赵白梨和伍美兰已不再唱，只有秋兰和美玉两人，结伴来中国三次，还能一起唱王宝钏和薛平贵。
在香港的酒店房间里，美玉回忆起五个老太太坚持演戏的日子：“从两个人到五个人，我们五个靠着信念聚在一起。……我常去找嘉丽（注：秋兰名字Caridad简称）——我叫她‘嘉丽’——我会去唐人街，去她家喝喝咖啡。……有华人团体的活动时，有时还会打给我们……中国人非常少了，而且都那么老了。但年轻人又对中华文化没兴趣。我们没有音乐、没有服装，那就穿着旧衣服清唱。我有我爸爸给我做的衣服，秋兰自己给自己做衣裳。其实就是我们两个，对抗世界，你明白吗？”
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以下资料：雷竞璇《末路遗民：古巴华侨访谈录》《远在古巴》、袁艳《古巴中国戏院的历史变迁：从表演木偶戏、粤剧到放映电影》《融入与疏离：华侨华人在古巴（1847-1970）》、魏时煜《古巴花旦》、刘博智《古巴唐人》；以及谭蕙芸、刘博智、罗卡的相关文章，特此致谢。感谢魏时煜、刘博智、刘家明、张润清及香港艺术节为采访提供协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