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突厥统治下的怛逻斯
公元568年，蔡马库斯率拜占庭使团访问中亚草原的西突厥汗国。据拜占庭史家弥南德(Menander)《希腊史残卷》记载：“驱魔仪式完毕，使团随奉命前来迎接的人员前往可汗的住处。可汗居于一座名为艾克塔(Ektag)的山上，希腊语意为‘金山’。蔡马库斯一行发现，室点密当时的庭帐坐落在‘金山’河谷中。”①[1]176《资治通鉴》记载：显庆二年(657)十一月，“伊丽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大破贺鲁于金牙山，尽收其所据之地，西域悉平”[2]6301。金牙山为西突厥可汗庭帐所在地，希腊人称之为“金山”，在今哈萨克斯坦南境的昆格·阿拉套山(Kungey-Alatau)[3-4]。《希腊史残卷》又载：“蔡马库斯在突厥留居时，室点密决定让蔡马库斯率二十人随他出征波斯……室点密率军队向前进发，宿营于怛逻斯(Talas)，逢波斯使者前来求见。”[1]176在西方史料中，弥南德《希腊史残卷》是最早提到怛逻斯的。
突厥人擅长冶铁术。《周书·异域传下》记载：“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臣于茹茹(柔然之别称)。居金山之阳(今阿尔泰山南麓)，为茹茹铁工……时铁勒将伐茹茹，土门率所部邀击，破之，尽降其众五万余落。恃其强盛，乃求婚于茹茹。茹茹主阿那瑰大怒，使人骂辱之曰：‘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土门亦怒，*其使者。遂与之绝，而求婚于我。”[5]907-908突厥人的冶铁术与中原采用的铸造技术不同，采用锻造技术。吐鲁番阿斯塔纳第307号墓出土隋开皇三年《高昌国供食账》提到“阿博□(珂)寒铁师”，当即西突厥阿波可汗御用铁匠[6]。568年，拜占庭使团回访西突厥汗国，“抵康居(今锡尔河北岸)，有若干突厥人向其售铁，弥南以为其在向使臣示其国饶有铁矿”[7]210。尽管怛逻斯城没留下什么西突厥文物，不过，哈萨克斯坦西部草原发现过8字形铁马镫，现藏阿拉木图市哈萨克斯坦中央博物馆[8]189。这对铁马镫采用锻造技术打造，必为西突厥遗物无疑②。
贞观三年(629)，玄奘西行印度，取道沙漠之路，途经七河流域碎叶、怛逻斯等粟特城镇。《大唐西域记》记载：
素叶已西数十孤城，城皆立长，虽不相禀命，然皆役属突厥。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窣利，人亦谓焉。文字语言，即随称矣。字源简略，本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竖读其文，递相传授，师资无替……素叶水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垂平陆。水土沃润，林树扶疏，暮春之月，杂花若绮，泉池千所，故以名焉……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呾逻私城，城周八九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气序，大同素叶。[9]72-77
正如英国突厥学家克劳森(G.Clauson)和张广达先生指出的，素叶水城在吉尔吉斯斯坦阿克贝希姆(Ak-Beshim)古城[10-11]。关于碎叶与怛逻斯之间的丝绸古路，《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又西二十里至碎叶城，城北有碎叶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长于此。自碎叶西十里至米国城，又三十里至新城，又六十里至顿建城，又五十里至阿史不来城，又七十里至俱兰城，又十里至税建城，又五十里至怛逻斯城。”[12]1149-1150
千泉之名，源于突厥语Ming-bulaq(千泉)。10世纪末波斯文地理志《世界境域志》提到俱兰城(Kulan)附近有个村镇，名叫“美尔克”(Mirki)[13]77。日本学者松田寿男认为，千泉在哈萨克斯坦梅尔克附近[14]344。不过，玄奘说“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那么梅尔克只是千泉南境。千泉北境应该在西突厥可汗王庭所在地“羯丹山”。此山当即弥南德所记“艾克塔”(Ektag)，希腊人称“金山”，《资治通鉴》称“金牙山”。《大唐西域记》说“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呾逻私城”，恐有误。据许序雅教授调查，两地之间相距150公里，实际里程至少“三百四五十里”[15]。
显庆四年(659)十一月，“思结俟斤都曼帅疏勒、朱俱波、谒般陀三国反，击破于阗。癸亥，以左骁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抚大使以讨之……苏定方军至业叶水(碎叶川之别称)，思结保马头川(At-Bashi，今纳林河)。定方选精兵万人、骑三千匹驰往袭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诘旦，至城下，都曼大惊。战于城外，都曼败，退保其城。及暮，诸军继至，遂围之，都曼惧而出降。”[2]6319于是唐高宗派光禄卿卢承庆前往西突厥五弩失毕部及周边地区设羁縻都护府州，并于显庆四年十一月为他加官晋爵，“以卢承庆同中书门下三品”[2]6319。乾陵蕃臣石像左碑第三人衔名：“故右领军兼千泉都督尼孰俟斤阿悉吉度悉波。”[16]390这个千泉都督府就是卢承庆所设羁縻都督府。西突厥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无城郭宫室。千泉草原现存西突厥古迹只有几百座突厥石人墓。
千泉西行下一站是俱兰城。正如王治来先生指出的，俱兰在今哈萨克斯坦南境卢戈沃依[13]77。这里是天山脚下塔拉斯河谷游牧与农耕文明的交汇之地。现存古迹有“宫殿、瞭望塔、防御工事、市场等体现城市文化的遗迹，以及驿站、萨满教、伊斯兰教遗迹”。2014年，俱兰城与“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33处遗址一起，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7]2-14。乾陵蕃臣石像左二碑第九人衔名：“故右金吾卫将军兼俱兰都督阙俟斤阿悉吉那勒。”[16]392这个俱兰都督府当即卢承庆所设羁縻都督府。
由于突骑施可汗不断擅自扩充地盘，唐玄宗派十姓可汗阿史那昕前往七河流域维持西域纲纪。天宝元年(742)四月，“上发兵纳十姓可汗阿史那昕于突骑施，至俱兰城，为莫贺达干所*”[2]6854。怛逻斯之役停战不久，阿拉伯军队便从中亚撤军，七河流域被葛逻禄人占据。《世界境域志》记载：“俱兰是一个小地区，与穆斯林世界相接。其地有农业。”[13]77可知俱兰城一度成为伊斯兰与非伊斯兰世界之分界。
俱兰城西行下一站是税建城，《资治通鉴》称作“曳建城”，在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科斯托比(Kostobe)古城。2014年，该古城与“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33处遗址一起，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如果税建城即科斯托比古城，那么，该古城与怛逻斯城相距106公里，而非《新唐书·地理志》所说只有“十里”之程。
1970年，在长安城兴化坊(今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一处唐代金银器窖藏，在两个高65厘米、腹径60厘米的巨瓮和一件高30厘米、腹径25厘米的大银罐中，贮藏了金银器、玉器、宝石、金石饰物、银铤、银饼和药材等千余件。其中金银器达265件，今称“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窖藏”。这个窖藏出土了东罗马金币、萨珊波斯银币、高昌吉利以及日本古钱和同开珎，可谓尽收天下宝物。据郭沫若考证，这批窖藏文物原为兴化坊邠王守礼府中财物。“安史之乱”时仓促埋下，后来未能挖出而保留到现代[18]。《旧唐书·突厥传》记载：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西戎之盛，未之有也”[19]5181。在西安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窖藏中，有两件文物和西突厥密切相关。一件是高昌国发行的钱币“高昌吉利”。吐鲁番出土粟特买婢契曰：“时唯秦城延寿年间，天神、伟大的希利发、国王陛下嗣位之十六年，汉语称五月，粟特语称十二月，己亥岁(贞观十三年/639年)，二十七日。茲于秦城(指高昌城)市场，当众人之面，沙门乘军，也即石族人乌塔之子从康国人突德迦之子六获处得到一奴婢。此婢为曹族人，生于突厥斯坦，名曰优婆遮。他为此支付高纯度的卑路斯钱120德拉克麦。”[20]正如王永生指出的，希利发就是高昌吉利钱所谓“吉利”，实乃西突厥给高昌王的封号。其名来自突厥语iltbar(或译“颉利发”)[21]25-27。
另一件和西突厥相关的文物是突厥式银壶，据中国国家博物馆孙机考证，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窖藏出土折肩单耳罐应为突厥银器[22]260-264。阿斯塔纳第307号墓出土《高昌国供食账》提到“贪旱珂寒金师”。所谓“贪旱”，指高昌国北山“贪汗山”(今天山博格达峰)。这位突厥金师当即游牧于贪汗山的西突厥沙陀部可汗御用金匠[23]14，而何家村金银器窖藏出土突厥银壶为我们了解西突厥金银器工艺提供了重要标本。
二、唐朝、突骑施、东突厥对中亚之争夺
显庆二年十一月，苏定方讨平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之乱后，唐高宗诏令在西突厥故地设羁縻都督府州。由于真珠叶护、思结俟斤都曼的阻挠，迟至显庆四年(659)十一月，光禄卿卢承庆才得以在碎叶川及其以西地区设羁縻都督府州。《新唐书·地理志下》记载了由安西(今新疆库车)至怛逻斯城的路线：
安西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罗碛。经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罗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拨换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南临思浑河。乃西北渡拨换河、中河，距思浑河百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祝(原文误作“于阗”)境之胡芦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温肃州。又西北三十里至粟楼烽。又四十里度拔达岭。又五十里至顿多城，乌孙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渡真珠河，又西北度乏驿岭，五十里渡雪海，又三十里至碎卜戍，傍碎卜水五十里至热海。又四十里至冻城，又百一十里至贺猎城，又三十里至叶支城，出谷至碎叶川口，八十里至裴罗将军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布拉纳古城)。又西二十里至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阿克贝希姆古城)，城北有碎叶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长于此。自碎叶西十里至米国城，又三十里至新城，又六十里至顿建城，又五十里至阿史不来城，又七十里至俱兰城，又十里至税建城，又五十里至怛逻斯城。[12]1149-1150
怛逻斯城，《大唐西域记》称作“呾罗私城”，其名始见于《希腊史残卷》，阿拉伯人称之为Talas，突厥人称作Taraz。故址在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首府塔拉兹市以西18公里的塔拉斯河畔。据纳尔沙希(Narshakhī)《布哈拉史》记载，塔拉斯河畔的札木卡特城是5—6世纪昭武九姓安国(布哈拉)流亡者建造的。其文曰：“过了一段时间，阿布鲁依的势力增大，于是就对这个地区实行专制，人民苦不堪言。迪赫干和富(商)逃离这个地方，前往突厥斯坦和塔拉斯，并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城市。他们把它叫作‘哈穆卡特’(Hamūkat)，因为逃亡集团的*是大迪赫干，他就叫作哈穆克。”[24]7法国学者魏义天认为，弗莱翻译的“哈穆卡特”应该更正为“札木卡特”[25]72。
有记载表明，唐朝在七河流域所设最远的羁縻州并非楚河流域的碎叶城，而是塔拉斯河流域的怛逻斯城。清道光年间俞浩撰《西域考古录》引耶律楚材《西游录》佚文曰：
又西三百里塔拉斯，数百里皆平川冈岭，回互甚得形势，川北头有钜丽大城，城外皆平原可田。唐时凿道南山，夹为石闸以行水。闸脊跨坚岸，有《唐节度使参谋检校刑部外郎假绯鱼袋太原王济之碑》。西契丹盛时，富庶甲他处。兵后民逃城圮。[26]674
刘统早就注意到这条材料，但他误以为是清光绪年间李光庭《汉西域图考》所引[27]128。塔拉斯河发源于天山，自东向西流，在吉尔吉斯斯坦西境改变流向，西北方向流入哈萨克斯坦境内，改为自南向北流，全长661公里。显庆四年苏定方平定都曼之乱后，光禄卿卢承庆无疑在怛逻斯城设过羁縻州，否则，唐朝节度使参谋王济不可能前往这座粟特城邦兴修水利。
长安二年(702)，武后于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庭古城)置北庭都护府，取代金山都护府，以管理西突厥故地。《新唐书·方镇表》记载：开元十九年(731)，“合伊西、北庭二节度为安西四镇北庭经略、节度使”。开元二十九年(741)，“复分置安西四镇节度使，置安西都护府；北庭伊西节度使，治北庭都护府”[12]1865-1867。据薛宗正考证，首任北庭节度使是王正见，直至天宝十载(751)，王正见调任安西四镇节度使[28]300-322。吐鲁番出土《安西副都护高耀墓志》记载：“天宝七载(748)，拥旌使太原王公，气禀河岳……”可知王正见是太原人[29]。《西游录》佚文所载“唐节度使参谋、检校刑部外郎、假绯鱼袋、太原王济”当即北庭节度使王正见麾下的戍边官吏，那么，《唐节度使参谋王济碑》可能立于731-751年之间。
唐高宗永淳元年(682)，突厥吐屯啜骨咄禄纠众七百反抗唐朝，定都漠北乌德鞬山(今蒙古国鄂尔浑河杭爱山)，复兴东突厥汗国，史称“第二突厥汗国”。唐睿宗景云年间(711—712)，第二突厥汗国向七河流域的突骑施汗国发动战争。景云二年(711)，突厥老臣暾欲谷首次远征中亚。《暾欲谷碑》记载：“(西Ⅱ-9)我们也进发了，跟随在他们之后。渡过珍珠河(今吉尔吉斯斯坦的纳林河)，翻过称之为‘天子’的圣阿克套(或称‘金牙山’，今哈萨克斯坦南境贡嘎·阿拉套山)，(南Ⅱ-1)我们远抵铁门(今乌兹别克斯坦东南境阿姆河古渡口铁尔梅茨)。在此，我们下令部队班师。(由于害怕……)大食人、吐火罗人……(南Ⅱ-2)以及属于他们那一方的以阿苏克为首的粟特人，全都前来，归顺移涅可汗。突厥人此前从未到达过铁门，(南Ⅱ-3)以及被称为‘天子’的山脉……如今，由于我引导(突厥军队)远抵这些地区，(南Ⅱ-4)他们将大量的黄金、白银、女子、骆驼、珍宝带回家中。”[30]283
景云三年(712)，阙特勤再次远征中亚，向七河流域的突骑施发动战争。《阙特勤碑》记载：“(南3—4)向西方/，我曾征伐到珍珠河(今吉尔吉斯斯坦纳林河)外的铁门(今乌兹别克斯坦东南境阿姆河古渡口铁尔梅茨)……(东21)……向西远至康居塔漫(玄奘称‘恭御城’，今讹答剌)，我们居住下来，并组织突厥民众……(东36)……当年，我们进军突骑施，越过金山(今阿尔泰山)，(东37)并渡过曳咥河(今额尔齐斯河)。我们袭击尚在睡梦之中的突骑施人。突骑施可汗犹如烈火狂风般地从博勒济(今新疆塔城博勒济河)赶来，我们交战了。阙特勤骑白头灰马进击。白头灰马……(东38)他自己俘获了两人。又冲入敌阵，亲手抓获了阿热人的都督，是为突骑施可汗的梅录。我们在那里*死了他们的可汗，夺取了他们的国土。黑姓突骑施人全部臣服于我们，我们将这些人安置在塔巴尔(今新疆塔城)。(东39)为了治理粟特人，我们渡过珍珠河，率军远至铁门。在此之后，黑姓突骑施发生反叛，前往投奔康曷里。”[30]217-225
突骑施大可汗为黄姓突骑施可汗娑葛，天授元年(690)驱逐西突厥可汗，定都碎叶城。黑姓突骑施可汗为突骑施大可汗的梅录，占据怛逻斯城。《新唐书·突厥传下》载突骑施“种人自谓娑葛后者为‘黄姓’，苏禄部为‘黑姓’，更相猜雠”[12]6068。如上所述，阙特勤*死黑姓突骑施可汗后，“夺取了他们的国土”，占领怛逻斯城。
贞观六年(632)秋，肆叶护可汗遭设卑达官与弩失毕部攻击，“(肆)叶护轻骑走康居，忧死”[12]6058。肆叶护可汗流亡之地康居，《阙特勤碑》称之为“康曷里”，据俄罗斯突厥学家克利亚什托尔内(Sergey G.Klyashtorny)考证，突厥鲁尼文碑铭提到的Kηü-darban(康居达坂)，意为“康居关”。10世纪末阿拉伯地理学家称为“铁门”(Bāb al-Hadid)。故址在今哈萨克斯坦阿雷斯河与锡尔河交汇处的讹答剌城，由法拉比(波斯语Farab)和沙弗加尔两地组成。西突厥汗国时代，这里是石国所立行政长官“吐屯”的官邸[31]173-175。
据突厥学家耿世民介绍，“1896—1897年，卡拉乌尔(V.Kallaur)和海开勒(H.Heikel)在原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塔拉斯河流域发现了属于西突厥汗国的《塔拉斯碑》……在中亚七河流域发现的突厥文碑铭有十几个，应该属于西突厥汗国”[32]34-36。在塔拉兹地区博物馆参观时，我们见到一个四面刻写有突厥鲁尼文的木椟复制品，原件藏圣彼得堡埃米塔什博物馆(编号SK-890)。发现时已断为三节，中间一节遗失。这个突厥鲁尼文木椟出自塔拉兹市附近阿奇克塔什一个古矿坑，今称“阿奇克塔什铭文”(Achiktash Inscription)或“塔拉斯木椟”(Talas Plank)，年代约在8世纪初[33]。
考古发现表明，突厥汗国官方文字采用粟特文，第二突厥汗国才发明突厥鲁尼文，那么，塔拉斯碑当为第二突厥汗国碑铭。景云二年至三年(711—712)，突厥老臣暾欲谷和阙特勤先后两次向突骑施发动战争，并占领了黑姓突骑施可汗盘踞的怛逻斯城。因此，塔拉斯碑和塔拉斯木牍皆为第二突厥汗国攻打七河流域突骑施人时留下的遗物。
三、怛逻斯之役古战场及其相关问题
705年，屈底波被任命为大食哈里发朝的呼罗珊总督。他首先重新征服了吐火罗国(今阿富汗西北)，并在随后的任职十年间，运用计谋和武力将大食在东方的扩张推到了顶峰[34]140。8世纪中叶，新罗僧人慧超从中国泛海至印度，然后取道沙漠之路，经西域返回中国。唐高宗开元十五年(727)，至安西(今新疆库车)。《慧超往五天竺国传》(P.3532号)记载：
又从此犯引国(今阿富汗巴米扬)北行廿日至吐火罗王住城，名为缚底那。见今大寔(即黑衣大食)兵马在彼镇押，其王被逼，走向东一月程，在蒲特山住，见属大寔所管……又从吐火罗国西行一月至波斯国。此王先管大寔，大寔是波斯王放驼户，于后叛，便*彼王，自立为主。然今此国却被大寔所吞……又从大寔国已东，并是胡国，即是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米国、康国等。虽各有王，并属大寔所管……其吐火罗国，乃至罽宾国。犯引国，此国及谢飓国等，兄弟十人五人三人两人，共娶一妻，不许各娶一妇恐破家计。又从康国已东，即跋贺那国。有两王，缚又(蒭)大河，当中西流。河南一王属大寔，河北一王属突厥所管……又跋贺那国东有一国，名骨咄国。此王元是突厥种族，当土百姓半胡半突厥。土地出驼、骡、羊、马、牛、驴、蒲桃、氎布、毛毯之类。衣着氎布、皮裘。言音半吐火罗、半突厥、半当土。王及首领、百姓等，敬信三宝，有寺有僧，行小乘法。此国属大寔所管。外国虽云道国，共汉地一个大州相似。[35]23-24
凡此表明，8世纪中叶中亚尚未伊斯兰化，但半壁江山已在黑衣大食掌控之下。中亚当时唯一没有沦陷的是七河流域。唐玄宗开元六年(718)，突骑施可汗苏禄南下楚河、伊犁河流域，建立突骑施汗国；以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北境阿克贝希姆古城)为大牙，以弓月城(今新疆霍城县阿力麻里古城)为小牙[12]6066。唐高宗起初对突骑施的崛起并不十分在意。《新唐书·突厥传》记载：开元十年(722)冬十月，唐玄宗册封阿史那怀道之女为交河公主(或称“金河公主”)，下嫁突骑施苏禄可汗[12]6007。近年西安新发现一方突骑施王子墓志，披露了交河公主之孙被送到长安当质子，不幸客死长安[36-37]。
突骑施的兴起在客观上为唐朝在西方建立了一道军事屏障，从而避免了唐军与大食军队直接对抗，对遏止大食东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38]123-129。然而，唐高宗却不断自毁长城，多次向突骑施汗国发动战争。开元二十七年(739)秋八月，北庭大都护兼碛西节度使“盖嘉运攻碎叶城，吐火仙出战，败走，擒之于贺逻岭。分遣疏勒镇守使夫蒙灵詧与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潜引兵突入怛逻斯城，擒黑姓可汗尔微，遂入曳建城，取交河公主(即唐朝和亲公主、阿史那怀道之女)，悉收散发之民数万以与拔汗那王，威震西陲”[1]6838。
更有甚者，天宝七年(748)，北庭节度使王正见再次对突骑施发动战争，彻底摧毁了突骑施汗庭所在地碎叶城。《新唐书·西域传》记载：“西有碎叶城，天宝七载，北庭节度使王正见伐安西，毁之。”[12]6246杜环随高仙芝远征中亚，途经碎叶城。他在《经行记》中写道：“又有碎叶城，天宝七年(748)，北庭节度使王正见薄伐，城壁摧毁，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止之处，建大云寺犹存。”③此后，唐朝安西四镇不得不直接面对来自黑衣大食的军事威胁，而怛逻斯城首当其冲。
怛逻斯城得名于塔拉斯河，在今哈萨克斯坦塔拉兹市西约18公里。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塔拉斯河流域一直未见唐代遗存。2014年，哈萨克斯坦国家科学院历史学院祖蒙·斯马伊洛夫(Dzumen Smailov)院士发现一处唐代石构宫殿遗址。该遗址出土了唐代开元通宝、突骑施钱、粟特铜币，必为唐代遗存无疑④。据《新唐书·突厥传》记载，黑姓突骑施可汗居怛逻斯城，那么，这处唐代石构建筑或为黑姓突骑施可汗的宫殿。
无独有偶，在塔拉兹城东北45公里荒野中也有一座红色石头垒砌的古城，今称“阿克亚塔斯(Akyrtas)遗址”。1222年，长春真人丘处机赴中亚觐见成吉思汗。《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丘处机从西辽首都大石林牙(吉尔吉斯斯坦国布拉纳古城)出发，“十有八日，沿山而西。七八日，山忽南去，一石城当路，石色尽赤。有驻军古迹，西有大冢，若斗星相联”[39]204。丘处机所见“石色尽赤”的石城，当即阿克亚塔斯古城。
2015年，我们实地考察了这座中世纪城堡。8世纪中叶，葛逻禄人占据怛逻斯时建造了这座石头城堡，毁于14世纪。2014年，该城堡与“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33处古代遗址一起，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有研究者认为，阿克亚塔斯考古建筑群是建筑风格远距离传播的例子，建造时有阿拉伯建筑师的参与，带有中东建筑传统和典型风格。
殊不知，粟特古城往往采用石构建筑。敦煌写本《沙州图经》记载：“石城镇，东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四面皆是沙碛。上元二年(761)改为石城镇，隶沙州。”[40]91-97石城镇是粟特人在塔里木盆地东南缘所建石头城。据黄文弼考察，石城镇即若羌县且尔乞都克古城，外城用石头构筑[41]48。因此，阿克亚塔斯古城实乃粟特工匠所建。
杜环随高仙芝远征中亚，到过怛逻斯城。他在《经行记》中写道：“其川(指碎叶川)西头有城名曰怛逻斯，石国大镇，即天宝十年(751)高仙芝兵败之地。”⑤10世纪末阿拉伯作家穆塔海尔·麦克迪西(al-Mutahhar al-Maqdisī)的《肇始与历史》也记载了怛逻斯之役，与中文史料不尽相同。葛铁鹰译文于下：
艾布·阿拔斯掌权3年后(应是751年)，布哈拉(Bukhārā)爆发起义，为首的是舒莱克·本·谢赫·菲赫利(Shurayk Ben Shaykh al-Fihrī)。他率3万名阿拉伯人和其他人对艾布·穆斯林展开报复行动，反抗他的血腥手段和滥*无辜的行为。艾布·穆斯林前去镇压，派齐亚德·本·萨利赫和艾布·达乌德·哈立德·本·伊卜拉欣·祖赫利为先锋。双方交锋，舒莱克被*。他再次征服布哈拉和粟特，并下令构筑撒马尔罕墙，以期在敌人进攻时成为一道防御屏障。他派齐亚德继续挺进，后者征服了河外地区的城镇乡村，一直打到怛逻斯(Tarāz)和伊特莱赫(’Itlakh)。于是中国人出动了，发兵10万余人。赛义德·本·侯梅德在怛逻斯城加固城防，艾布·穆斯林则在撒马尔罕的军营中镇守。大批将领和招募来的兵士聚集在赛义德那里。他们分几次将他们(中国人)各个击败，共*死4万5千人，俘获2万5千人，其余纷纷败逃。穆斯林们占领了他们的军事要地，进军布哈拉，降服河外地区的国王和首领们，将他们斩首，并虏走他们的子孙，抢去他们的全部财产。他们不止一次将俘虏5万人5万人地渡过河去。[42]54
塔拉斯河流经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在哈萨克斯坦自北向南流，至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自西向东流(图9)。2015年6月，在塔拉斯大学出席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哈萨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白巴科夫(Karl M.Baipakov)教授告诉我们，高仙芝兵败之地不在怛逻斯城，而在塔罗斯河西岸伊特莱赫(阿拉伯语’Itlakh)，突厥人称“阿特拉赫”(Artlakh)，在今吉尔吉斯斯坦西境普科罗夫卡(Pokrovka)。故怛逻斯之役又称“阿特拉赫之役”。对古代中国来说，怛逻斯河简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可谓汉唐王朝国力向西发展的极点。
关于怛逻斯之役，伊本·阿西尔(Ibn al-Athīr)的《历史大全》记载：“回历134年(751/752)大事记言：在这一年，艾卜·达乌德·本·易卜拉欣攻打了渴石(乌兹别克斯坦卡尔希东北沙赫里夏勃兹)，*了其国主艾赫利德(al-Akird)及其部众，并从其手中夺得大量的、人们见所未见的嵌金的中国瓷器和装有中国丝绸的行李及各种财宝。他将这些物品送到阿卜·穆斯林手中。他(指阿卜·穆斯林)当时在撒马尔罕。在*了粟特和布哈拉的人之后，他从这里返回到末禄(土库曼斯坦马雷)。他下令，为撒马尔罕修建了城墙，并留下齐亚德·本·萨利赫统治撒马尔罕和布哈拉。而艾卜·达乌德也撤回到巴尔赫(今阿富汗西北)。”⑥
伊朗内沙普尔遗址发现过一件邢窑白地绿彩龙纹葵口盘残片，与印尼勿里洞海域黑石号沉船出水邢窑白地绿彩龙纹葵口盘相似[43]449-452。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博物馆藏有一件巩县窑白瓷罐残片，出自伊朗设拉子附近伊斯塔卡尔(Istakhar)遗址，该遗址年代约在6—10世纪。从器型看，这个巩县窑白瓷罐当为8世纪中叶之物。与内沙普尔出土邢窑龙纹葵口盘一样，有可能是大食军队在怛逻斯之役缴获的战利品。
怛逻斯之役对唐朝的打击，不像西方学者说得那么严重。真正给唐朝致命一击的是安史之乱。天宝十四载(755)，唐朝粟特将领安禄山、史思明率东北边疆叛军长驱南下，攻陷两京。唐玄宗仓皇逃出长安，南下四川盆地。玄宗之子肃宗在灵武继位后，调集西北边军勤王平叛，至德元年(756)，有三支西域唐军被调回内地，参加收复长安城之战。
除了西域边兵外，唐朝还征发西域各国军队平叛，如于阗国、拔汗那国，甚至大食军队，法门寺地宫发现许多伊斯兰玻璃器，有些可能是大食军队协助平定安史之乱时带到长安的。西域边兵大批内调对平定安史之乱起到了重要作用，却大大削弱了唐朝在西域的势力[44]210-240。正如陈寅恪指出的，“当玄宗文治武功极盛之世，渔阳鼙鼓一呜，而两京不守。安禄山之霸业虽不成，然其部将始终割据河朔，与中央政府抗衡，唐室亦从此不振，以至覆亡”[45]28。
四、中亚的伊斯兰化
高仙芝兵败怛逻斯后，阿拉伯人很快撤军，并将大批俘虏带回中东。据《泰伯里史》卷七记载，怛逻斯之役阿拉伯军队指挥官齐亚德·本·萨赫利，在回历135年(752/753)发生的一场内乱中被大食军队追*身亡。他的上司呼罗珊总督阿卜·穆斯林(Abu Muslim)为波斯籍释奴，755年被哈里发当作倭马亚王朝余党处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临阵倒戈的葛逻禄人占据了怛逻斯城⑦。葛逻禄人传承了突厥金银器工艺传统。19世纪晚期在七河流域发现了一组9—10世纪突厥艺术风格的银器，当即葛逻禄艺术品，现藏圣彼得堡埃米塔什博物馆。
2015年，在塔拉兹地区博物馆参观时，见到一组11—12世纪头戴王冠的突厥石人，当即葛逻禄石人。唐开成五年(840)，在北方黠戛斯打击下，回鹘人被迫西迁。庞特勤率领回鹘主力西迁中亚，投奔在天山西部游牧的葛逻禄人[46]。
9世纪末，原本信仰佛教、基督教的葛逻禄、样磨、回鹘等突厥部落皈依伊斯兰教，创建“喀喇汗王朝”(Karakhanids)。大汗称“阿尔斯兰汗”(狮子汗)，驻八剌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布拉纳古城)，副汗称“布格拉汗”(公驼汗)，驻怛逻斯城(893年东迁喀什绿洲)，史称“黑韩王朝”[47]270-300。喀喇汗王朝仍流行突厥鲁尼文，如阿拉木图市哈萨克斯坦中央博物馆藏11—12世纪突厥鲁尼文石刻。
苏联考古学家伯恩斯坦(A.N.Bernshtam)曾经在怛逻斯新城(今塔拉兹市中心)进行大型考古发掘，从中发现宫殿浴室、经学院、城墙、地下供水系统等喀喇汗王朝遗存。2001年以来，哈萨克斯坦有3支考古队在怛逻斯新城进行考古挖掘。由于古城规模庞大，2014年哈萨克斯坦考古学家叶列沃夫率领第4支团队加入发掘，主要负责城墙及周围水系的考证与挖掘。目前发掘部分可见11米厚的古城墙基址，当为10世纪建筑。若以当时3米厚城墙高9米的比例计算，11米厚的城墙高达33米。历史上，塔拉斯河多次暴涨，因而河坝有二次垫高的痕迹。古城墙附近发现了两条排水渠[48]。
近年伦敦大学学院(UCL)考古队在怛逻斯新城发掘了古代街道遗址。2014年夏，该考古队在塔拉兹市中心一个百年历史的大巴扎下发现9世纪街道遗址和储水系统。这条古街道用鹅卵石铺砌，附近还发现一些9世纪的输水管道，采用前大后小的排列，一个个相互套着，从一头流向另一头，再流入城内各个家庭[49]。凡此表明，怛逻斯新城建于9世纪。
综合全文的讨论，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怛逻斯城本为粟特古城，6—7世纪成为西突厥汗国的殖民地，位于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首府塔拉兹市西约18公里的塔拉斯河畔。唐代安西四镇最远的羁縻州不是碎叶城而是怛逻斯城，北庭节度使王正见曾派官员前往兴修水利，后为黑姓突骑施可汗占据。
第二，怛逻斯之役的古战场不在怛逻斯城，而在塔拉斯河中上游阿特拉赫城(今属吉尔吉斯斯坦)。对古代中国来说，怛逻斯河简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可谓汉唐王朝国力向西发展的极点。
第三，怛逻斯之役后，葛逻禄人占据怛逻斯城，并在旧城之东18公里建新城，苏联考古学家伯恩斯坦、哈萨克斯坦考古学家以及近年伦敦大学学院考古队在塔拉兹市中心区域发掘的古遗址即怛逻斯新城遗址。
注释：
①本文引用时对个别词汇进行了规范化处理，下同。
②参见艾海提·马丽亚《突厥人的兴起及其对丝绸之路的贡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③转引自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135页。
④这个重要发现的相关报道参见尚永琪《中亚读城》，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10568002，2015年10月1日。
⑤转引自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
⑥转引自宋岘《杜环游历大食国之路线考》，见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明清之际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7年，第233-234页。
⑦参见宋岘《杜环游历大食国之路线考》，见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明清之际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7年，第234页。
参考文献：
[1] [希腊]弥南德：“希腊史残卷”，见[英1 H裕尔撰，[法1 H考迪埃修订：“东域纪程录丛”，张绪山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Menander，希腊历史的片段，在H.Yule＆H.Cordier，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trans.by Zhang Xushan，Kunmin：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2。]
[2]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司马光，政府援助综合镜，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3]努尔兰·肯加合买提：“不剌，双河两城考辨”，“西域研究”2002年第4期，第55-60页[N.Kenga-Hemaiti，“A两市“布拉”与“双河”的研究与比较，“西域研究”，第4期（2002年），第55-60页。
[4]任宝磊：“多逻斯川，双河及金牙山 - 唐将苏定方西征路线考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3期，第103-112页[仁Baolei，“多罗斯平原，双河与金牙山：唐代将军苏定芳西部考察路线考证”，“中国历史地理学报”，第3期（2012），第103-112页。
[5]令孤德棻：“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Linghu Defen，Zhoushu，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71。]
[6]吴玉贵：“高昌供食文书中的突厥”，“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第46-66页。[吴玉贵，“土窖高昌文献”，西北民族学杂志，No。1（1991），pp.46-66。]
[7] [法]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EEChavanncs，西土耳其历史资料，冯成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8] S ren Stark，KSRubinson＆Z.Samashev等（编辑），游牧民与网络：哈萨克斯坦的古代艺术与文化，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2。
[9]季羡林：“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季羡林，唐代西游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 G.Clauson，“Ak Beshim-Suyab”，“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93卷，第1期（1961年），第1-13页。
[11]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5期，第70-82页。[张光大，”Suyab现址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1979年），第70-82页。
[12]欧阳修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欧阳修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13]佚名：“世界境域志”，王治来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Anon。，世界各地，王志来，上海：上海经典出版社，2010。]
[14] [日]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陈俊谋译，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Hisao Matsuda，古代天山历史地理研究，翻译。陈俊谋，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7。
[15]许序雅：“千泉，白水城和恭御城考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2期，第127-128页。[徐旭娅“三国的研究与比较干泉，白水，公育等城市“，中国历史地理杂志，2010年第2期，第127-128页。
[16]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的研究”，见林干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75-407页。[陈国灿，“唐代钱墓葬石像及其名称研究“，林干（编），”突厥与维吾尔史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75-407页。
[17]陈同滨：“融合交流对话全球视野中的”丝绸之路：长安 - 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遗产”2015年第5期，第31-38页。[陈同斌，协调，沟通和对话 - 从全球视野看“长安 - 天山走廊的路线网”，“世界遗产”，第5期（2015年），第31-38页。
[18]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文物”1972年第3期，第2-10页。[郭沫若，“关于出土遗物的事，”文物，第3期（1972年），pp .2-10]
[19]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刘旭，邱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20]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文物”1992年第9期，第49-54页。[林美村，“购买平板电脑和奴隶的粟特契约” “丝绸之路上的女孩贸易”，“文物”，第9期（1992年），第49-54页。
[21]王永生：““高昌吉利”钱币考”，见吐鲁番学研究院，吐鲁番博物馆编：“古代钱币与丝绸高峰论坛暨第四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年，第25-27页。[王永生，“高昌吉利'硬币研究”，吐鲁番学术与吐鲁番博物馆（编辑），古代硬币与丝绸论文：精选论文，第四届吐鲁番国际会议研究，上海：上海经典出版社，2015年，第25-27页。
[22]孙机：“近年内蒙古出土的突厥与突厥式金银器”，见陆机编：“中国圣火”，沉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60-264页。[孙骥， “近年来内蒙古出土的土耳其人和突厥式金银器”，载“陆机（编）”，“中国火焰”，“沉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60-264页。
[23]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吴玉贵，土觉汗国及其与隋唐的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4]Narshakhī，Tarikh-i Bukhara：布哈拉的历史，由RNFrye翻译，剑桥：美国中世纪学院，1954年。
[25] [法]魏义天：“粟特商人史”，王睿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魏一天，粟特商人史，王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6]俞浩：“西域考古录”，“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Yu Hao，Western Regions，in Siku Uncollected Books：Vol .9，No.7，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27]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刘彤，唐代吉米福州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
[28]薛宗正：“北庭历史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薛宗政，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上海：上海经典出版社，2010。
[29]吴震：“唐<高耀墓志>补考”，“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第61-67页。[吴镇，“唐代'Go窑铭文'补充研究”，新疆社会科学，第4期（1988年），第61-67页。
[30]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芮传明，古突厥文研究，上海：上海经典出版社，1998。
[31] [俄]克利亚什托尔内：“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李佩娟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С.Г.Кляшторный，古代突厥语符文，翻译李。哈尔滨佩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
[32]耿世民：“古代突厥文主要碑铭及其解读研究”，见“新疆文史论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4-36页。[耿世民，“研究“古突厥碑文”，载“新疆语言，文学与历史论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4-36页。
[33] ILKyzlasov，Eurasian Steppes的符文脚本，莫斯科：东方文学，1994。
[34]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王晓福，唐代政治关系史，吐蕃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
[35]桑山正进编：“慧超往五天竺国伝研究”，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2年。[Kuwayama Shoshin（编辑），京昭的Travalto Five Tianzhu，京都传记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1992年。
[36]葛承雍：“新出土<唐故突骑施王子铭>考释”，“文物”2013年第8期，第79-83页。[葛成勇，“新出土研究”吐甲石铭文“唐代王子”，“文物”，第8期（2013年），第79-83页。
[37]周伟洲：“唐故突骑施王子志铭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1期，第110-114页。[周维洲，“死者图其氏铭文补充研究”唐代王子“，中国历史地理杂志”，第1期（2014年），第110-114页。
[38]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姜伯钦，敦煌丝绸之路上的文字，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39]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见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4页。[李志昌，“丘处机的西游记， “杨建新（主编），”西游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4页。
[40]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榎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山川出版社，1974年，第91-97页。[Ikeda On，“Textual Research on the “沙州管理”，“为了纪念他六十岁生日的亚洲研究”，东京：Yamakawa Shuppansha Ltd.，1974，pp.91-97。
[41]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黄文弼，中国土耳其斯坦考古探索报告（1957-1958），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3年]
[42]葛铁鹰：“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十四）”，“阿拉伯世界”2005年第1期，第51-57页。[葛铁英，“中国古代阿拉伯书籍（第14期）”，阿拉伯世界第1期（2005年），pp.51-57。]
[43] R.Krahl，J.Guy和JKWilson等人，“Shipwreck：Tang Treasure and Monsoon Wind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Vol.40，No.2（2011），pp.449-452。
[44]白寿彝：“从怛逻斯战役说到怛逻斯伊斯兰教之最早的中文记录”，见余太山，李锦绣编：“20世纪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论文选粹”第升辑，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0-240页。[白寿彝，“从塔拉斯战争到塔拉斯伊斯兰的最早中国记录”，于泰山与李锦秀（编），历史文化论文内陆欧亚大陆：第1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0-240页。
[45]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陈寅恪，唐代政治史研究，上海：上海经典出版社，1982。
[46]华涛：“回族西迁前后西部天山地区的突厥语诸部”，“民族研究”1991年第5期。[华涛，“维吾尔族移居西方前后西天山地区的土耳其人” ，Ethno-National Studies，No.5（1991），pp.79-88。]
[47] O.Prisak，“Von den Karluk zu den Karachaniden”，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 ndischen Gesellscha ft，Vol.101（1951），pp.270-300。
[48]章斐然，黑沙：“哈萨克斯坦功勋考古学家：丝绸之路有利无弊”，2014年9月21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4/0921/ c387602-25702632.html，2015年1月22日。[张飞然和黑沙“，哈萨克斯坦功勋考古学家：丝绸之路有所收获，无所畏惧”，2014-09-21，http：//finance.people .COM.CN / N / 2014/0921 / c387602-25702632.html，2015年1月22日。]
本文原载于“浙江大学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