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寻访：李敖印象拼图

李敖的葬礼也显得悄无声息。接近李敖的朋友告诉我，李先生于3月21日火化。当我赶到台北唯一可以火化遗体的第二殡仪馆后，并没有看到任何关于李敖的迹象。当天的火化者名单、告别仪式排序都被公布在电子显示屏上，其中并没有李敖的名字。直到我听到几位殡仪馆工作人员主动谈起李敖，向他们询问，才证实李敖确实是于此日在此地火化了。“李敖的火化一大早就结束了，也没有媒体赶过来，大家应该都不知道吧。家属很低调。”火化时，除了他的儿子李戡、女儿李谌外，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王纪言亦手持一部相机在场，此外只有两三个随行人员。当李敖的遗体被推入火化区一进门第一个火化炉时，李戡、李谌跪下目送父亲离去。大约一小时火化即结束，由李戡携骨灰盒，众人乘车离去。不同于殡仪馆当日多数其他亡者，李敖遗体处理的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和尚或教士参与。

街角的北平半亩园是李敖晚年常去的餐厅（于楚众 摄）

葬礼曾经是李敖显示自己特立独行的重要场合。1955年，李敖的父亲李鼎彝去世，举行公祭，“自台中市市长、市议会议长以下，2000人出席”。而20岁的李敖却“表演了一次犯众怒的葬礼改革”。他拒不参与一切传统礼俗，当众不掉一滴眼泪，而是用印出父亲遗著《中国文学史》的方式纪念父亲。李敖日后在回忆录中说：“这次经验使我一生受用，我一生勇于特立独行，都伏机于此。”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李敖，还曾提过一种戏剧性的后事处理方式，即宣称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台大医院，而且要挂出骨架，“让台湾人看到自己的骨气”。他也曾在回忆录里说，自己将来要长眠在昆仑山。

显然，李敖并未为真的告别人世做好准备。去年年底李敖的病情已成定局，儿子李戡在今年3月初就已经从剑桥回到了台北，等待着这一最后时刻的来临。处理完后事，李戡选在了李敖书房所在的大厦底下，接受了我的采访。他郑重地收下了表示慰问的花，寄放在大厦一层，而没有将其送至12层的书房，说是希望至少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父亲书房原样、不再打扰。

李戡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过对父亲的崇拜，与他接触的长辈则评价其“沉稳”“成熟”。虽然稳重，但似乎和李敖一生给人留下的反叛性印象截然不同。对此，李敖曾做过解释：“按说青少年叛逆期，首当其冲的是老爸，但李戡的老爸是何等人物，翻云覆雨，本属专业，李戡顶礼不遑，何从叛逆？结果父子二人，感情极好。”

父亲去世带来的情感和事务上的双重压力，让26岁的李戡相当疲倦。“有很多只是一起吃过一次饭的人，也发来长篇大论，让你节哀。”这句自言自语中略显不耐烦，然而下一句交谈便恢复了礼貌与客气的语态。李戡说，父亲关于死后如何安葬的说法，有好几种，“他提出这么多‘方案’，恰恰说明他很看淡这些，不该用一种严肃的态度去理解”。李戡认为低调处理父亲身后事，是尊重父亲遗愿和生前风格。“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他不参加婚丧嫁娶，也不喜欢琐碎细节的安排。”

李敖的朋友郭冠英与“统派人士”交流（于楚众 摄）

“我最后一次去看李敖是2018年1月底，那差不多也是他最后清醒的时候了。”李敖去世的第四天，我在“立法院”门口见到了他的朋友郭冠英。李敖去世后，没有什么活动可供他参加，“家属没有这个意思，也不便主动打扰”。朋友们也没有自发组织一个纪念活动，郭冠英说：“李敖的朋友彼此之间全都不是一派的，组织不起来。”尽管偶有人把他称作“小李敖”，实际1949年出生的他已经头发全白。当天正值统派团体在“立法院”外抗议游行，一路都有人拦下这位著名的岛内统派打招呼问好。

郭冠英正在赶写纪念李敖的文章。“报纸只需要1000多字，可我一写就是8000多字，还要好好想想删掉什么，这很难。”提到与李敖的交往，郭冠英说和李敖做朋友便有被“牺牲”的可能，他半开玩笑提到自己最得意的一件事。便在李敖66岁生日时召开了“清算大会”。在郭冠英的提议之下，在场诸人细数与李敖做朋友的惨状。“张煦华，他说当年在电视公司做总经理，百分之九十精力是花在处理‘李案’上，只有百分之十是处理公务。环球的吴子嘉不服，说李敖只害了你一个人，他毁了我的整个台！李敖做节目惹得国民党、民进党同时来因为不同理由要求停播，两边得罪。郑锡华，当年文星书店的总经理，因为李敖在《文星》上骂人而被蒋经国抓去关了一天半，要他咬萧孟能和李敖，问不出，只有放了他。”郭冠英说，此类被李敖“牺牲”的朋友数不胜数。

郭冠英也在凤凰做节目，与刘长乐相识。他至今对李敖和刘长乐之间的一段话印象深刻。刘长乐曾写：“对于凤凰卫视来说，《李敖有话说》节目风险极大，两岸关系敏感，一旦涉及言论底线，覆水难收。”李敖则在节目中说过：“在我们的祖国，有一个人为了我吃了不少苦头，他的名字叫作刘长乐。”显然，刘长乐没少被李敖“牺牲”。让郭冠英印象尤深的是李敖接下来的话：“可是，我一点都不可怜他，什么原因呢？我们这种人，为了一个理想的实现，牺牲别人在所不惜，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1984年10月21日，美籍华人作家、《蒋经国传》作者江南（本名刘宜良）的出殡队伍经过旧金山唐人街。

李敖老顽童的做派，让郭冠英提起已经过世的他，并不只是悲伤。2000年6月份，郭冠英把李敖叫出来，对李敖“要钱要紧”的忠告学以致用，决定把“重大情报”卖给他。这则“情报”得追溯到20多年前的“江南案”了。1984年10月15日，笔名“江南”的美藉华人作家刘宜良在美国被国民党情报部门雇佣的黑道分子枪*，世界舆论哗然。面对美国与台湾岛内的压力，蒋经国不得不做出回应，审判凶手、整改情报部门，外放其子蒋孝武，着手民主化改革。三年后，台湾“解严”。此即被誉为催化台湾民主转型最后一根稻草的“江南案”。

“其实国民党情报部门是要先*李敖的！”郭冠英在牛肉面馆中接受我采访时说道，“是当时情报部门的一位头目退休之后和我讲的，这属于机密，他本来不该说的，但毕竟时过境迁，他忍不住要吹牛，于是说了。”据郭冠英讲，台湾黑道人物主动和情报部门提出愿意为其做事，以换取在“扫黑”中免于被取缔。情报部门回复：“我们怎么相信你们？如果真是这样你们该去教训一下李敖。”黑帮一口答应。到1984年的六七月间，黑帮已经着手实施对李敖的“教训”。“那个情报部门的人用的词是‘教训’，但按照当时黑帮的作风很可能就是*掉了。”郭冠英说。恰巧，第二次坐牢后出狱不久的李敖正在进行他的“战斗性隐居”，在继“以牢为家”之后“以家为牢”，一个人在山里写作，息交绝游，黑帮分子一时找不到他，此事便有所拖延。又恰在这时发生了“白景瑞饭局”事件，国民党情报部门临时决定先处理江南。于是李敖躲过此劫。

郭冠英说，李敖实在是侥幸逃脱。“如果你让当时的任何一个台湾知识分子替政府拟一个刺*名单，上面都会有李敖。排个顺序的话，江南也就是20名开外的，但李敖差不多可以排第一。他不但是外省人，又骂蒋家那么久，共产党的左翼观念有一些，和他关系好的还有人变成了‘台独’，‘坏事’都占尽了。”

“我想这故事应该可以向李敖敲笔钱，就把他约出来在他家门口的泡沫红茶店见面，我叫他出价，他叫我先讲，两人边开玩笑讨价还价。”郭冠英回忆，“我讲一点，他又说不够，最后故事全部讲完了，他说：一文不值。仅请果汁一杯！”

台湾大学，李敖曾在此学习、恋爱（于楚众 摄）

不仅“一毛不拔”，李敖还很得意地对郭冠英说，他是大预言家，早说过江南是代他而死，现在更证明说对了。但李敖也深受触动。他对郭冠英说，这就是“吾本欲射马，误中一獐”。“我对于中国传统典故没有李敖知道的那么多，他就给我讲了这个孔明和司马懿之间的典故。”

我们的聊天进行到一半，牛肉面端上，郭冠英高兴地介绍此种面之好吃，说到一半，忽然想起什么而停下，继而慨叹：“我还是忘了李敖的教诲！他爱钱，也忠告我‘要钱要紧’。我接受采访，非但没要钱，还请你吃牛肉面！”

从台东坐船，大约50分钟，可到达33公里外的离岛绿岛，这是台湾地区第四大岛。绿岛，原名火烧岛，是台湾著名的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李敖就曾关押在此。今天，绿岛已经成为热门的旅行目的地，主要活动是骑机车环岛观光、浮潜和泡温泉，原有的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犯监禁场所则已筹备为人权博物馆。即便是现今的先进游船上，仍因为风高浪急而剧烈颠簸，一路上晕船呕吐者大有人在。可以想见，当年李敖被押解至绿岛时的旅程定不轻松。

1971年，因长期批判国民党，加之与彭明敏的交往，李敖被逮捕并判刑10年，实际服刑5年零8个月。不过就在李敖与世隔绝服刑期间，他的作品却在整个台湾影响着无数的年轻人，这其中就包括日后与他成为朋友的黄克武。

“中研院”近史所特聘研究员黄克武，手中是李敖所赠著于八十高龄时的《李敖风流自传》（于楚众 摄）

“李先生是一个非常真诚，有侠气和正义感，勇于反抗权威的人。他应该是《游侠列传》里面的人物。”回首李敖一生，黄克武如此评价。回到台北，在市区东部南港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里我见到了该所特聘研究员、前所长黄克武。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大摞关于李敖的书籍材料，其中有他几十年前自己买的李敖的书，有李敖前一阵送给他的80岁时所著《李敖风流自传》、李敖为他找出的历史研究材料，还有他从胡适纪念馆中复制的李敖与胡适往来通信。

近几年黄克武与李敖接触颇多，一是因为他本人学术方向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和胡适研究，二人颇有共同话题，二是为了李戡的事。“李先生主动请我吃饭，开玩笑说要巴结我，因为李戡从北大毕业之后也要到国外读书，需要有人帮帮他，给他介绍国外学习的经验，也算是请我做李戡的一个老师吧。”不过真正奠定李敖在黄克武心中形象基调的，还是少年时通过阅读了解的那个李敖。“对于我们这一代，上大学的时候，尤其是读文科的，第一个崇拜胡适，第二个崇拜李敖，再后来是崇拜余英时。或者说是因为崇拜他们而选择读文科。”黄克武生于1957年，他们这一代人目前正是台湾知识界的中坚力量。

黄克武给我展示了一本他上大学时买的盗印的《传统下的独白》和几本“千秋评论丛书”。“这些书因为骂国民党，所以一出来就被禁，必须要到特别的书摊才能买，老板和你熟了才会卖给你，他看你来了就偷偷从里面拿出李敖的书来。”忆起大学时光，李敖的书永远是黄克武和同学们共同的话题。“一般贩夫走卒接触不到，大学生则几乎人人读李敖，可台湾大学生数量不算少，这些人的成长都是被李先生的养料影响的。”

李敖给那一代台湾年轻人播撒了怎样的养料？“他思想的轴心就是反权威、反传统，他是在接续‘五四’的精神。”黄克武说。李敖视胡适为自己最重要的导师，曾写有著名的《播种者胡适》一文介绍胡适思想，而李敖又从胡适手中接过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的接力棒，成为更年轻一代的新的播种者。

“在台湾，胡适崇拜者第一名一定是李敖。虽然他们两个气质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是君子，一个是流氓。”黄克武笑着说。李敖读中学时，对他最重要的影响者是严侨，严侨的爷爷严复恰是给中国引进自由主义思想的第一代人，而严侨则是被证实了的共产党地下党员。“李敖曾经在左、右之间摆荡了一阵子，最后在胡适这里找到他心中一个比较清楚的方向。”1962年，李敖开始以《文星》为阵地进行他的播种工作，这也是继胡适等人创办的《自由中国》之后台湾最有影响的启蒙杂志。“《自由中国》时期的许多议题，比如反对党、地方行政改革、司法独立，都在《文星》里面延续下去，可以说开启了现代知识的一扇窗户。”

黄克武说，李敖并非那一时代唯一的养料，在“中西文化论战”里，李敖代表“全盘西化派”，可另一边中国传统文化派也是他的养料之一。论学术性，李敖又远不能和陈寅恪、王国维等搞纯学术的相比，但是“李大师能够抓住社会的脉动，以历史为用”，而且“看李敖的书是压抑时代里蛮过瘾的事”，所以李敖也就在比他年轻一代的人中有更大的影响。

就在李戡为父亲低调处理后事的过程中，李敖的大女儿李文公开表示了不满。因她没有被通知。李文已在台北定居半年有余，她对于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一切后事均不获通知、没能参加火化、未见到遗嘱、不知骨灰安放地点颇为不满，已向李戡发出律师函，要求给予其法定继承人的正当权利，并将提起亲子关系诉讼争取财产。

李文手持2005年与父亲李敖最后一次见面时在北京的合影（于楚众 摄）

火化当日晚间，我来到了李敖大女儿李文在台北的家中。李文和丈夫住在台北市郊阳明山半山腰，计程车司机载我到达后很不放心，希望亲眼看房子主人出来接我后再离开，因为此地幽静，不会有车经过，万一地址错误，我断然要被困于山中。我本也担心，但只看了一下庭院的大门，就完全肯定这里是李文家了，放心地让计程车离开了。

大门前竖有若干警示牌，其中一牌子在“请勿随地便溺”前手写加注“野狗、野人”，另有一牌子写“No Stupid People Beyond This Point”（蠢人请勿入内）。这样的风格，是李文在北京居住时就出名的。她自称的头衔为“英语教授、作家、礼仪专家、嘉宾主持人、维权者和城市不文明现象批评者”。李文以一袭红衣出现，谈笑风生，颇有兴致地先为我介绍了她整修亭子与草地的计划，同时对于邻居养狗不拴和在院里种菜颇为鄙夷。

她坦言：“对爸爸的离去，我没有非常难过。”一来因为“爸爸度过了非常精彩的一生”，二来因为“我们更像是朋友的关系”。

李文是李敖和“台大校花”王尚勤在1964年意外*生下的非婚女儿，主要在美国受教育长大，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父亲的性格。快言快语，不顾忌于批评他人或公开矛盾，富于幽默感却时常刻薄。提到从未谋面的同父异母、小自己28岁的弟弟李戡，她一方面表示“他会比我更难过，毕竟他和爸爸相处的时间更长”“我中文也不好，不可能继承爸爸的许多思想”，同时又说李戡“死读书”“可能有恋父情结”“似乎压力太大得了焦虑症”。

李文与李戡一方不合是人所共知的。不过，虽然收到律师函的是李戡，但李文心中真正不能原谅的似乎是父亲李敖。

“我不认为他适合做一个父亲。”李文直截了当地说。李文小的时候，曾经去绿岛监狱探望过李敖，“政治我不懂，我也不谈政治。大家说李敖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但我知道白色恐怖还会造成第二代的受害者，比如我”。李敖坐牢期间给李文所写的信结集成《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为人熟知，李敖在其中显示出来的温情与爱意令人动容。但是李文说，这些留下了记载的动人文字之外，事情还有另一面。“爸爸出狱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旧时的绿岛监狱，李敖曾关押于此

李文觉得，监狱里受到的精神刺激让他性格产生了一定的扭曲。“爸爸不喜欢台湾，也不希望我被三民主义洗脑，所以一直不给我办台湾户口。这是把他的喜好强加于我，害得我直到今天都没有台湾居留证。”李文说。就在李敖去世的这一周，李文仍为了台湾居留证的问题而奔走于法院，因为她是在纽约出生，只有美国方面的出生证明，并无台湾方面的档案证明与李敖的关系。“他不要我读三民主义，不要我被洗脑，但在家里又是一个霸道家长的作派，对女儿暴力又刻薄。”

更让李文难以释怀的，是她和父亲吵翻后，去美国投奔母亲，却被继父性*扰，而此时李敖没有给她以足够的支持。“爸爸在社会上是反传统的形象，可这种事上又很传统，是家丑不要外露的思想，他很矛盾。性*扰的事无论是当时我要维权，还是2004年我写书披露这事，他都说千万不要。可对不起，我是美国派，你很传统，我不传统。”

父女二人的关系确乎是疏远的，李文最后一次和李敖见面竟是2005年那场北大演讲，最后一次通电话则是2014年。但直到去世前，李敖都通过经纪人每月给李文1000美元零用钱，李文对此表示感谢，也表示不会忘记是父亲资助她在美国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但也说李敖表达父爱的方式就是guilt money（亏欠费），以补偿没有照顾她的日子。

李文说李敖不适合做父亲和丈夫，可李敖最后20余年似与王小屯及李戡、李谌生活幸福。李文说：“所以你看他和王志慧（王小屯原名）结婚之后，还有什么好的作品写出来吗？”在李文看来，作为伟大作家的李敖，和作为丈夫父亲的李敖，天然是不可调和的。

李敖既已去世，李文仍会以自己的方式纪念他。“我已经决定写一本书，叫《李敖不为人知的秘密》，让大家看到，一个伟人在他光彩的背面，也有平庸甚至逃避的一面。”

绿岛监狱已成纪念馆，老照片讲述着白色恐怖时期的情形（于楚众 摄）

李敖生前非常宠爱这个57岁时生下的儿子李戡，不遗余力地为他的发展做铺垫。高中毕业，李戡同时被台湾大学和北京大学录取，前者是他父亲的母校，后者是他爷爷的母校。他选择了后者，李敖称之为“弃暗投明”。目前，李戡正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近代中国历史。他告诉我，计划9月份去另一个欧洲国家交换，“剑桥中国人太多，我想找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躲起来”。

李戡带我在金兰大厦周边的街区走了一圈。“父亲最后的几年，我常陪他在这条路线上散步，路上我们什么都聊，主要是对时事的评论和我在北京的生活。”李戡说。他又补充一句：“跟他在网上一样，和我说话也会用生殖器做比喻。”我们一路经过餐厅或小店，凡是李敖生前常去的，李戡都细心为我讲解，他喜欢点什么菜，哪家主要是自己吃，哪家是用来请客。“以前走在路上很多人认出他，要合影，他从来不拒绝。”

路过一家书店，李戡带我进去，希望找到一本父亲的书，不过遍寻不得。“那应该是卖完了。”他又指街对面一奶茶店，说有时父亲在书店看新书，他就到对面先去买一杯奶茶再回来找他。忆及此处，李戡似乎若有所思，眼角有泪光闪过。

李戡认为，如果以台湾“解严”为界，将李敖的人生分为前后两半，威权时代李敖反抗权威、宣扬自由主义的行为几乎得到主流各派的一致赞扬，而在民主化时代，许多人对李敖的作为产生了怀疑。有人认为李敖的后半生如同向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有人则认为越来越强调民族主义的李敖背弃了自由的理念。

“台湾和大陆都有这样的人，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可以讲得很直白，就是一个早年的自由主义者是不是晚年给自己的标准降低了。”李戡说，这是对他父亲评价的一个核心争论，“前面那么说还算客气的，还有人说是不是整个人根本转向了反面。”

对这个问题，李戡说：“认为他转变了的人，根本就没搞懂李敖的思想。”李戡认为李敖终其一生都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但他的自由主义是有原则的，原则就是确保这个国家的富强，也就是中国的强大。他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而且是先有民族主义理想，再有自由主义理想”。

和李敖相熟的学者、“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员吴启讷也对这个问题做了回答。吴启讷说，他从来把李敖看作一个“中国思想家”，而不是“台湾作家”，李敖不过是一个居住在中国台湾省的中国思想家而已。“在他看来有一件东西没变：有没有一个叫作中华民族的利益的东西？在他看来始终是有的。即使这个东西有时候不那么容易被感知，但它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存在。”

对李敖而言，“中华民族的利益”是他极为深刻地感受过的，并且终生铭记。“我父亲民族主义的萌芽来自于他小的时候。他曾亲眼看见日本军人骑马从北平街头走过。这个事情他讲过很多次，但现在许多人不能理解。”李戡说。1935年出生、在日占区长大的李敖，有属于他那个时代与立场的家国情怀。

吴启讷进而问道：既然存在中华民族的利益，那么谁能保护它？“很多在台湾的人可能不喜欢——无论有没有统一情结的，大陆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可能也不喜欢，但他们不能改变的现实是，能保护中华民族利益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其他选择。虽然对很多人来说这是有点残酷的事实，但它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吴启讷说。

李戡认为，李敖就是看清了这个事实，这是解释他最后20余年亲大陆行为的基础。“其实2005年那次回大陆对我父亲影响很大，他确实想不到能在56年以后回到北京。他见到他的小学、中学老师同学，看到大陆的发展，他的感触非常深。那次回来以后，我认为他的使命感加强了，这个使命就是在台湾宣传中国理念。”

“他是外省人里面很有影响力的，民进党需要找这样的人合作。他如果和民进党一伙，一定官运亨通。如果早年他接受美国援助，也早可以跑到海外去，打着自由的旗号反中国，然后拿很多好处。他这样的机会太多了，但都拒绝了，因为他要坚持原则，爱国的原则。”李戡说。

我问李戡，能否用李敖的导师胡适等人创办的杂志名字“自由中国”四字概括他一生的追求，只不过因岛内时局的变迁，前半生奋斗重点在“自由”，后半生奋斗重点在“中国”？李戡表示同意。

临别，李戡告诉了我李敖骨灰安放的地方，是在台湾岛西海岸的新北市的一个墓园。“是我挑的地方。位置、视野都特别好，坐南朝北，我给他选了一个比较高的层，能看到大海。没考虑生辰上的习俗。选那里是为了让他遥望北方，能看到他出生的哈尔滨。”

（感谢李昕、丁雯静、欧阳哲生、计璧瑞、张柠、傅宁军对本文的帮助；实习记者刘馨遥对本文亦有贡献）

李敖之子李戡（于楚众 摄）

李戡：父亲这一生既没有真正的朋友，也没有真正的敌人

三联生活周刊：你父亲主张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在生活里，你看到过他流露负面情绪吗？

李戡：他以前经常引用*的那句话：“哭哭啼啼，没有出息。”确实很少看到他用悲情的、负面的情绪去讨论事情。每次上节目，也都是笑脸上。但是偶尔地，他也会感伤，虽然嘴上不说，但是看得出来。上次凤凰卫视给他做来台60周年的纪录片，他去基隆港，看他当年上岸的地方，他确实感触很多。还有回北京那一次，他去他的小学，感触是很大的，我看得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你父亲所有著作里哪一部最重要？

李戡：我认为《北京法源寺》是最重要的。这完全是他自己原创的、最能够表达他的思想的、不受任何框架限制的一部作品。他自己还说《蒋介石研究》《孙中山研究》这些书也很有影响，但毕竟是根据过去的一些资料做考证、推理，得出的结论。说句实在话，这种工作当时的其他人没有胆量或觉悟写，但之后肯定有人能写得出来。但《北京法源寺》是他最独特的作品，没有其他人可以写出来。比如说我们要送人书，一般都是先送《北京法源寺》，如果再送其他的，可能是《阳痿美国》《李敖议坛哀思录》。

三联生活周刊：你和父亲之间还有什么遗憾吗？

李戡：其实很多，比如我们没有合写一本书，这可能是一种遗憾。当然我们已经一起做过很多事情，我觉得很满足了。比如一起上节目、一起演讲，生活里一起散步、吃饭，已经有很多东西可以回忆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父亲这一生真正的朋友和真正的敌人是谁？

李戡：我认为可能都没有。按照他自己说的，唯一能真正称得上他朋友的，应该是另外一个他自己。他也并没有真正的敌人，因为他确实觉得恐怕也没人能做他的敌人。我觉得他一辈子就活在他的世界里面，很快乐、很逍遥。这些朋友啊，敌人啊，都只是过客而已。参与到他的生命里面，可长可短，但终究只是过客。

三联生活周刊：你父亲对你有什么期望？

李戡：他让我远离政治。我受他影响很大的一点就是，我们很有理想，但我们也有务实的一面。在台湾从政，我是毫无希望的，毫无希望。因为台湾的整个空气已经变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你在什么方面可能超越父亲？

李戡：我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在学界吧，他是没有博士学位的。如果按这种世俗标准的话，那我算是在学位上超过他了，另外他了解西方的学术毕竟少一些。学术都是一代比一代更往前进的，他有他的局限，比如对近代史的研究，根据现在的标准，可能一些新的材料他没看到，一些具体的地方我可以对他进行修正。但这都是名义上的超越，至于我的学问实质上能不能超越他，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