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之前，农村都用石磨磨面）
我们豫西南唐河一带绝大部分虽为平原，纯属农业耕作，不产山石，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农村，却有一种称作“石匠”的师傅，他们经常肩搭一个帆布做的小布袋，里边装着凿子、锤子到各村的磨坊里锻磨。农村人就把干这个行当的人称作“锻磨匠”或“石匠”。那时候，由于生产力和科技的落后，农村磨面还都是使用传统原始的石磨，每个生产队都有一至两盘，用来让社员们磨粮食或队里磨红薯粉和豆腐，解决了群众吃饭生活的大问题。社员们磨面还要提前排号，先用一瓢粮食提前倒在磨头上，第二天套上毛驴或马、骡就可以磨面了。
在农村凡可称作为“匠人”的，都是在某种行业有特殊技能的人，那时除锻磨匠外还有诸如：小炉匠（也称铁匠）、剃头匠、染匠、木匠、泥巴匠等等，这些有点手艺的各色匠人在大集体的年代里是很吃香的，属于能工巧匠之类，他们从事这些特殊的行业，免除了繁重的田间体力劳动，同时不管给集体或农户家帮忙干活，都会有好一点的招待，能混口好吃的裹腹也算一种荣耀。
当石磨使用一段时间后，上下磨扇上的磨锋就会研磨的凸钝，而降低磨面效率。磨锋就是在对研的石磨面上锻出的有规律的斜纹，当上扇磨毛驴曳着转动时，磨头上放的粮食就会从磨眼下来，经过磨扇之间的摩擦挤压，磨出的碎面就会顺磨缝流出来，然后收集一起放在面箱子里用细铜丝箩筛过以后，面筛里留下的粗麸再磨二遍。一旦磨锋凸钝就需要重新锻磨，以提高磨面效率。
（锻磨匠在认真锻磨）
我们村就有一位锻磨匠，不知道叫啥名字，他女儿和我还是小学的同学，在村子东南角住，负责给本村和附近的几个村子锻磨。他总是把日期排得很准确，今天去哪个生产队，明天到哪里都记得很清楚，不用通知他就会自己背着工具到磨坊去，而恰好这盘磨也就需要锻了。每到磨坊如果磨没有人用着，就叫队长喊几个棒劳力帮助把上磨扇抬下来，仰放在地上，石匠则坐在旁边拿出一端留有豁口的铁锤，卡上钢性好的錾刀，就开始铛铛地锻起磨来了。也就是顺着老磨的花纹把沟纹锻深一点而已。
锻磨别看是个粗笨活，其实也是个细心的技术活，每锻好几道牙纹，老石匠总是仔细地用嘴吹去锻碎的石末末，看看新锻出的磨纹行不行，如果不深再锻一次，直到满意为主。小时候我家耳屋当时就是队里的磨坊，放学后没事时孩子们都会尊在旁边看他锻磨，我们问话他也不多说，只是低着头专心致志地当当当地锻着石磨。有的孩子围得近了他会让孩子们离远点，以免锻出的石头星子飞到眼睛里去。
文化大革命前期那一段，红卫兵造反夺权，各级领导干部都被批斗靠边站，河南省有军区政委何运洪主政，于是全省自上而下各级都武装抓总，领导一切。因父亲当时是生产队的民兵连长，屋里还挂了条老式步枪，也就跟着在队里“抓总”，负责了几个月。有次听见父亲给奶奶说：“蒸馍时蒸几个花卷馍，石匠要来给队里锻磨了，离咱家近就让他在这儿吃饭吧”。那时，上级干部下村驻队一律搞“三同”（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轮流到农户家里吃派饭，每人每顿饭给农户一毛钱（中午二毛）、四两粮票，在计划经济时代，粮票很主贵，分河南省粮票和全国通用粮票，没有粮票出门饭都吃不来，群众也乐意管饭，主要是管饭了能弄点粮票，出门吃饭不做难。大队和生产队根本没有吃喝招待这一说。即使来了剃头匠、锻磨匠、说书、唱戏的演员等等也都是轮流吃派饭。但是管这一类人吃饭，他们是不须要付饭钱和粮票的。
后来奶奶蒸馍时就蒸了十几个花卷馍（一层白面一层黑面），其余的还是黑窝窝头。花卷馍是准备留在那里招待锻磨匠师傅的，我眼巴巴地看着就是不让吃 ，心里那个急呀、气呀。有次放学回家趁家里没人，就找了出来偷偷吃了一个，后来父亲知道了虽说没舍得打，但还是把我给狠狠地嚷了一顿 。等了几天锻磨师傅还没有来，我就不断的打听，问奶奶：“锻磨匠咋还不来呀？”，奶奶说：“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来，你操那闲心抓里？”，其实我关心的不是锻磨的问题，而是锻磨师傅来了能跟着吃块剩下的花卷馍，仅此而已。原来那师傅病了，耽误了几天才来，花卷馍也一直在那里留着，可见乡里人对于匠人们的尊敬程度。
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面粉机、粉碎机已在全县城乡铺开，笨重落后的石磨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锻磨匠这种行当自然也就消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