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作人先生造诣高，名望重，海内外知名，他的经历和成就，用不着再多说。作为一位体制内老画家，又长期担任美术界*，他既有别于同时代的那些名家大师，更与新时期的新“大师”不同。艺术、学术的不同，这些都太专业，我没资格谈。只说我对吴作人先生的所知、所见、所感。这些其他方面的不同，也许更重要吧。
改革开放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的社会语境里，体制内画家大都紧跟形势，图解政治。常见的画题无非是讴歌颂圣，如竞相画革命胜迹图、领袖诗意图等。而吴作人先生的笔下，却多是没有阶级性，且充满生活趣味的熊猫、金鱼、骆驼等形象，在以红、光、亮为主色调的图式下，就显得很另类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画的熊猫形象，还两次登上邮票这枚国家名片，深受海内外欢迎，在充满革命题材的新中国邮票史上，也是很罕见的。
吴作人《池趣》，1984年
吴作人《任重致远》，1960年
时间更早些，建国初期，知识分子 “脱裤子，割尾巴”，被要求思想改造。张中行回忆说，那个时候，社会关系越简单越好，朋友都要少来往，最好不来往。吴作人却恰恰相反，他在水磨胡同自己的私宅，搞类似旧时代“雅集”的晚画会，邀请同人朋友来画画谈艺，当然还要谈些别的，“女主人萧淑芳会早早地备好小吃水果，地方特产，忙着端茶倒水，穿梭往复，应接不暇，画室里洋溢着温馨的家的感觉”。虽说画家群体离漩涡远一些，但最终吴作人还是自己倒贴钱，戴了顶“裴多菲俱乐部”的帽子。这在新中国画家群里，也是绝无仅有的吧。
吴作人萧淑芳，1948年
五十年后，早已风停雨霁。中央美术学院办了一场很特别的展览，名叫“十张纸斋（1953-1957）——中国现代艺术史的个案”，揭开了这个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往事。据前言介绍，“十张纸斋”，实际上指的是水磨胡同晚画会，“1953年11月，在画家李宗津建议下，吴作人夫妇将地处水磨胡同49号的自家住宅的后院客厅，开辟为供美院教师练笔作画的场所，每周四、周五的晚上，诸多艺术家齐聚于此，进行艺术创作和学术交流活动。经常参加晚画会的有吴作人、萧淑芳、艾中信、李宗津、王式廓、董希文、戴泽、李斛、冯法祀、靳之林，此外，艾青、韦启美、黄永玉、蒋兆和、陈晓南、吕斯百、关山月、黎冰鸿、靳尚谊等。晚画会持续时间长，参加人数多，内容丰富”。吴作人说：“我们都是画画的，平时忙于教学和开会，业余生活别无他求，不过就是想多抽出些时间动动笔。我们来点国画，一张不行，两张，再不行三张，每次我准备糟蹋十张纸。”“十张纸斋”由此得名。
据说，晚画会当时就有一定的影响，连邓拓等人也曾参加过，《北京日报》也报道过此事。晚画会最终止于1957年，原因用不着说，大家都清楚。直到“文革”时期，吴作人先生还为此受到批判，真是说不清、道不明。潘公凯说：“展览不仅是一次文化记录，也把我们带回到了师长们的岁月和情怀之中，溯本求源，让我们思念前贤，心情难平。”现在看，已经是一段现代艺林掌故了。
古人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再说几件吴作人先生不为人看重的小事。其实，小事并不小，更可感知老辈风范。吴先生的大半生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失去水磨胡同住所后，他晚年居住京西花园村华侨公寓，一处老旧小区。这里应该是他一生中，居住时间最久的地方。后来，落实政策了，盛名之下，他出任院长、主席，也没有离开这里。这往大里说，是思想境界高，不看重物质享受；往小处讲，是佛家的“三宿桑下，难免生情”。
在吴作人先生住处，公交车有“老虎庙”一站，近邻是劳动关系学院（原全总干校）。学院内一丛松林里，卧有一尊石虎，据说这就是老虎庙的遗存。旁边有新建的碑亭，碑上 “啸风林”三个大字，是吴先生亲笔手书，碑文也是他写的：
西郊多山，亦多古刹，昔丛林间有虎出没，为佑香客平安，乃于出城去西山要道立虎庙以祓禳。庙已早倾圮，石虎亦久埋没，然此处仍沿称老虎庙。建国以后五十年代，始兴楼舍，全国总工会创干校于此，石虎出土，虎头虽有漶蚀，然其造型古朴简练，神雄气厚，非近世剔透之作，殊可珍贵，今为工运学院保护妥陈，是古文物之幸。一九八八年一月作人题于花园村并志。
老虎庙石虎遗存
吴作人题“啸风林”
吴作人题碑文
碑文言短意远，足见这位画坛大师深厚的学养，如果没有他对古都文化的热爱，也是写不出来的。
大约是1990年吧，吴作人先生因为什么事，到中国画研究院来小住几天。我因参与接待工作，有幸与大师有数日之缘。研究院搬迁到白塔庵新址后，这是吴先生第一次到研究院来住，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吧。因为形势的变化，此时的研究院，已经不是藻鉴堂时期的研究院了，辉煌过去，一片沉寂。
吴先生是中国画研究院的建院元老，当年他与其他几位先生设想的研究院，不是办成又一个北京画院，而是要像一处类似水磨胡同时期“晚画会”那样的地方，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当年研究院初办时期，不养吃财政饭的专业画家，都是工作人员，像李可染、黄胄等院领导在研究院也没编制。研究院定期邀请全国知名画家，来院创作、研究、交流。成果有目共睹，无偿为国家留下了一批精品力作，至今还享誉美术界。语曰时移则事异，到八十年代中期，商品经济大潮下，一切向钱看，没有名和利，画家谁还愿意来无私奉献呢，中国画研究院的沉寂也是必然的。进入新世纪，研究院已经同各地官办画院一样，以吃财政饭的体制内画家为主了，字号也变为中国国家画院。是耶非耶，这是后话，不说了。
改革开放后，书画市场同资本联姻，画价炒上了天，体制内画家，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万般皆下品，唯有画画高，一墙之内两重天。新时期的新“大师”，手中再握有权力，有钱更有势。别的先不说，日常的接人待物态度上，他们面无表情，摆谱端架子。迎面碰到（当然是普通工作人员），他们往往冷眼斜视而过，视人如无物。对这样的“大师”，我都是退避三舍，敬而远之。不佞混迹画院三十多年，对此感触尤深。回想吴作人、李可染等老一辈大师，总是感到他们温厚的待人态度，古风可人。这除了天性外，我想也是修养学识厚重起的作用大，老一辈艺术家因为见得多，见得深，见得明，所以知道人品第一，能够领悟应该以恕道待人。
吴作人先生住处离研究院很近，对这一带都很熟悉。鄙人末学浅识，对老北京文化素有兴趣，很乐闻故老典实，能亲聆吴作人先生讲一些掌故逸闻，自是缘分匪浅。中国国家画院现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白塔庵故址上建成的。院内仅存的白塔庵古塔，见证了这一带的沧桑兴衰。在画院附近，还有一些古老的地名，如花园村、老虎庙、昌运宫和三虎桥等。每一个地名，都有一段传奇的故事，历史悠久，令人遐想。中国画研究院筹备之初，在备选的院址中，白塔庵院址就是吴作人先生推荐的。他说，当年这座古塔已经很残破，塔身开裂，基座崩塌，杂草丛生。因不忍见其荒弃，所以提议新研究院建在这里。最终吴先生的愿望得以实现，古白塔庵塔获得了很好的保护，如今已成为国家画院标志性景观，这又是一段珍贵的现代艺林掌故。关于白塔庵塔的历史，我曾写有专文，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记得吴作人先生从白塔庵，还牵连说到周边的昌运宫、三虎桥的掌故逸闻。明人笔记《宛署杂记》中就已有“三虎桥”的记载，可谓历史悠久。清乾隆年的《日下旧闻考》说“神虎桥，三虎今尚存”，神虎桥即三虎桥。清代大诗人查慎行有《三虎桥》诗，讲述了风雨交加之夜过三虎桥的惊心动魄，和神虎的威猛。古人造桥，讲究些的多在护栏板的两头，各设置一对石兽，起支撑栏板和装饰作用。常用有石狮、石象、石虎等为吉祥物。这三虎桥上原有四只石虎，不知何时遗失一只，于是就有了“一天夜里，一只神虎到处游玩，未曾归位”的传说。只可惜，这座十足古董级的古桥，经历了五百多年风雨，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扩建紫竹院路时，因为古桥不中用了，被拆毁换了新的。只留下“三虎桥”地名，供人凭吊。吴作人先生是这一带的老住户，他是亲眼见过这座古桥的。记得在说到三虎桥那个跑丢神虎的传说时，他还开玩笑说，那只老虎没跑多远，现在还蹲在全总干校里，不信你去看看。人们都说吴作人先生出语幽默，于此可见一斑。
吴作人先生晚年久居的花园村，这也是有几百年历史的古地名了。据说早在元代，这里曾有一座私家园林，明末《帝京景物略》记载，“出阜成门南十里，花园村，古花园，其后村，今平畴也”。新中国建立后，才改变这里平畴郊野的景色。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先后建起了全总干校和华侨公寓。谈到华侨公寓，也有一段掌故值得说说，五十年代末，为把华侨手中的外汇吸引到国内来消费，根据内外有别的政策，首先在上海建造一处对外销售的“华侨公寓”，当时被称为“新中国第一所外汇公寓”。 1962年，北京也照搬上海经验，在西郊花园村建造华侨公寓，面向华侨销售，有人称这是北京最早的商品住宅小区。当年这里远离市廛，环境幽静。“文革”时期，吴作人先生在水磨胡同的私宅，连同十张纸斋被没收充公，人下放干校学习。1972年，据说是在周总理亲自过问下，吴先生回京为国画画，全家也由组织安排住进华侨公寓，从此在花园村度过了他的后半生，也为花园村古地名，续写了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