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2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Pamela H. Smith教授应邀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进行了题为“实验室里的历史学家：历史上工艺实践与科学知识的交汇”的讲座，讲座与谈人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执行院长、国际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学会主席石云里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黄洋教授以及高晞教授、吴刚副研究员等师生参与了本次讲座并与讲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刘小朦主持。
Pamela H. Smith
Pamela H. Smith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Seth Low教授，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The Making and Knowing Project研究项目主持人。她的研究兴趣为近代早期的科技史与自然知识史，主要关注历史上的工匠技艺与科学的关系。出版有专著三部：The Business of Alchemy: Science and Culture in the Holy Roman Empire（普林斯顿出版社，1994年；获美国科学史学会Pfizer最佳著作奖）；The Body of the Artisan: Art and Experience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4年；获美国历史学会Leo Gershoy近代早期欧洲史最佳著作奖）；From Lived Experience to the Written Word: Reconstructing Practical Knowledg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22年）；编著论文集五部，涵盖科技史、艺术史、物质文化史、全球知识交流史等领域。近年来，她主持的The Making and Knowing项目致力于从文本、物质与实验室重建的角度考察工艺实践与科学知识的交汇。该项目于2020年发布成果Secrets of Craft and Nature in Renaissance France，先后荣获国际技术史学会Eugene S. Ferguson奖以及美国文艺复兴研究学会的数字创新奖。她最新的研究计划关注矿业与染料的历史，从长时段的视角考察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
让我们首先来看这张图，画面前方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物件，而后方则有人在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你可以看到在锻炉附近有人在捶锻金属，你还可以看到一个精致的水碓，这在当时的欧洲是个新发明，主要用来捶锻钢甲。在画面后方还可以看到抛光轮，还有人在捶打炮车的轮辋。所有这些物件和活动都反映了16、17世纪人们对工匠技艺和手工制品的兴趣和热情。这幅图让我们得以一窥欧洲近代早期对于自然、自然事物以及“art”的兴趣。这里的art并不是我们当今所说的“艺术”，而是“工艺”，亦即人用双手改造自然的实践，或者说实践性的知识。这幅17世纪的画作植根于自1400年左右开始的一段历史。在此之前，关于手工艺的书籍几乎全部是由学者写作的。而从1400年开始，匠人们开始拿起笔记录下自身的技艺。这些匠人包括画家、火药匠人、船舶舵手、碉堡建筑师、舞蹈师等等。他们所从事的都是所谓的“机械工艺”（mechanical art）。与“人文艺术”（liberal art）不同，机械工艺的从业者运用双手制造产品，并以此谋生。
传统的作者观念将写作当作人文艺术的一部分，它仅仅适合受过大学教育的学者，而匠人的作品标志着截然不同的文本的出现。这些作品并非对经典文本的诠释，而是涉及了诸如采矿、手术等全新的领域。这些作者的身份多重多样，比如赫罗尼玛斯·布伦斯威格（Hieronymus Brunschwig, 约1450-1512）是一位外科理发师，他曾写过关于药物蒸馏技术和外科技艺的书籍。一些操作指南文本出自印刷行业的从业者，这些人的身份介于受大学教育的学者和师徒相授的工匠之间。他们实验各种不同的印刷技术，并强调印刷工艺的新能力——尤其是印制插图的能力。到了16世纪中期，许多工匠作品被印刷出版，它们大多使用各国的本土方言，有时也将方言翻译成拉丁文。这类作品的销量很好，读者群也在不断扩展。约斯特·阿曼（Jost Amman）与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在1586年出版了《手艺之书》（Das Ständebuch），其中称颂了实践知识和从事手工劳动的工匠。他们把工匠描绘成刻苦、勤勉之人，并且是社会秩序的核心支柱。
实践知识不仅仅被记录了下来，也在印刷品中以图片的形式描绘出来。这些印刷品的作者认为工艺过程必须配以插图。让·范·德·施特雷特（Jan van der Straet, 1525-1605）的《新发明》（Nova Reperta）图集不仅仅细致描绘了各种新技术，并且反复提到这属于一个新的时代。让我们看这幅图，它描绘了用新发明的抛光轮打磨钢甲的技术，下方用拉丁文写道：“在我们的时代，而非古代。”也就是说这些新发明超越了古人。这类由艺术家和匠人创作的书籍和出版物记录了各类工艺过程，并表明了他们具备为新时代创造新事物的能力和技艺。这类出版物的传播可以培育一种新的意识：关于制作工艺的知识可以促进生产的不断增长和物质上的进步。这种意识有助于形成关于人类能力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观点，它对于欧洲近代早期以来的新科学而言至关重要。今天，我便要探讨这类文本中囊括的实践知识。实践知识的研究困难重重，时至今日，实践型文本中的知识往往被忽视。我认为对这类内容的阐释需要新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亲自动手去重建古代工艺。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使用数字人文的方法进行分析。这一主题也是我刚刚出版的新书From Lived Experience to the Written Word: Reconstructing Practical Knowledg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22年）所探讨的主要内容。
From Lived Experience to the Written Word: Reconstructing Practical Knowledg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为了研究前现代工匠的实践知识，我于2014年创立了研究项目The Making and Knowing Project。近代早期的工匠操作指南主要包含各种制作工艺，这是标题中“making”的部分；在研究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这些实践知识也同样具备概念性的内涵，这便体现在标题中“knowing”的部分。从2014年开始，这一项目集中于考察一部16世纪工匠手稿里记录下的工艺技术知识，目前我们已经在线上发布了手稿的数字版本。这部匿名工匠手稿现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Ms. Fr. 640。它写作于16世纪晚期，主要用法文写成，包含有170个对开页（folio），也就是340页（page），其中包含各种各样的操作指南或对操作流程的观察记录。手稿内容较为复杂，多有重复且难以理解，也有很多省略。乍看上去，这是一个混乱、没有条理的文本。手稿大约三分一的内容涉及金属铸造工艺，其中便包括生命铸造（life-casting）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艺术品制作。该手稿包含了许多一手经验和实验的证据，因此也是研究工匠知识的不可多得的材料。
我们并不太清楚这部手稿是如何写成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编写于法国南部的图卢兹地区，编写时段在1579到1649年之间。17世纪中期，该手稿被法国贵族菲利普·德·贝蒂纳（Philippe de Béthune, 1565-1649）收藏。贝蒂纳是一位外交家，曾经为三任法国国王担任顾问。他对艺术和工艺有着特别的兴趣，这部手稿或许是他委托一名冶金工匠写作的，也可能是从某位工匠手中购得。贝蒂纳也是一位政治家，他在1633年出版《国务顾问》（Le Conseiller d'Estat）一书，其中提到工厂的创立可为国家带来繁荣。和同时代的人一样，贝蒂纳认为王公贵族要有“深谋远虑”（prudence），为此他们需要掌握技艺和手工业知识。“这并不是说让王公贵族去做工程师、去建造房屋、架设桥梁、铸造大炮，而是说他们需要认识到哪些人最适合做这些事情，让各行各业都人尽其才。”从这段话便可理解贝蒂纳为何会对这类文献感兴趣。
Ms. Fr. 640手稿中共有200处提到了各行各业的名称，其中包括画家、艺术家、玻璃工、锡匠、陶工、漂洗工、金匠、铁匠、锁匠、刀剑打磨工、螯虾捕捞工、做宝石箔的人、镌版工、木匠、细木工。我们发布的数字版本将所有职业名称都进行了标注，大家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检索。这张图表是手稿内容的概览，The Making and Knowing Project对其中900多个条目进行了分类。从中可以看到铸造工艺大概占了全部内容的三分之一，和绘画相关的条目也很多，此外还包括形形色色在家庭和日常生活中用到的技艺和医学处方等等。需要注意的是，这20多个类别并非作者本人的分类，原稿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分类体系。
运用手稿中的工艺方法制作的物品可能会被收藏于16世纪的奇珍室（Kunstkammer）。奇珍室在16世纪欧洲的上层社会非常流行，其中往往收藏有各式各样的自然物和人工制品。这类收藏旨在激起“天工”（artifice of nature）与“人工”（artifice of the human hand）之间的对话，并证实了对实践知识着迷的新兴群体的出现，他们往往醉心于探索自然过程与人工机巧的关系。那么这种知识到底是什么呢？当时尽管出现了很多由工匠写作的书籍，但实践知识的问题在于它很难用书面语言表达和记录。著名的意大利金匠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 1500-1571）曾写道：“无论你多么仔细，它（操作工艺）都不能仅凭文字表达，你不得不在经验中去学习。”达芬奇也曾写道：“你描绘得越细致，读者的头脑也就越困惑。”这些言论都在传达一种实践知识的特点：由于技术过程的复杂，它难以被文字记录；此外，匠人也必须针对物质的特性和作坊内不断变化的状况随机应变。有趣的是，在当今自然科学实验室中也面临着技术难以言传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科学家创办了线上刊物Journal of Visualized Experiment（可视化实验期刊），以期更有效率地重复实验室过程。
The Making and Knowing Project项目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意识到，除了仰赖文本，我们需要另一种方法来研究实践知识。因此，我们将项目划分为四个紧密关联的部分：文本工作坊、实验研讨班、年度工作组会议、数字版本开发。首先，从2014年到2018年我们举办了8次文本工作坊，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在工作坊中学习古文字学、TEI文本标注和小组翻译的技巧，并对手稿文本进行转写和翻译。其次，基于手稿的英文翻译，我连续8个学期开设了实验研讨班，研究生们得以在实验室中重建手稿中的技术与物质过程，并对相关内容进行批判性的研究，最终完成课程论文。再次，我们每年举办一次工作组会议，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评议学生的课程论文，并提出修改建议。最后，从2017-2019年我们开设了三次数字人文课程，从事文本标注和数字版本设计工作，并运用各类分析工具对标注后的手稿文本进行探索。在实验室重建研究中，我们得到了许多关于工匠知识的洞见，接下来我将对此做简要介绍。在我们发布的数字版本中，除了法文手稿的全文转写和英文翻译，另外包括百余篇研究论文，大家可以登录网站自行浏览。
一、感官工具（sensory tool）
关于实践知识，我要强调的第一点便是“感官工具”。在项目的第一年，学生们不断追问如何依据手稿文本进行实验室重建。手稿中没有给出各种材料的具体数量，那么我们需要加入多少呢？我们最终意识到聚焦于数量用处不大，取而代之的关注点是材料体现出的质感（consistency）。比如一项铸造技术条目包含这样的描述：“……然后在奖章上涂上厚厚的一层（像芥末一样厚，或者再厚一些）。”由此我们意识到了这类质感的描述在工匠的实践知识中多么重要。还有一种我们称之为“挤压测试”的技巧，手稿中多次提到“这种沙子可以很好地被抓握成一团，但仍然可以轻易散开”。从此我们意识到这些质感的表述比数量更为重要。在实验室/工匠作坊中运用的材料并非标准化的，在作坊内工作也要面对天气等因素的影响。质感的描述在实际操作中比数量测量更为准确。如果我们没有进行实验室重建便无法得到这种认识。
另一个感官工具的例子便是“纸张测试”。在18世纪发明温度计之前，工匠有着许多测量温度的技巧，他们可以通过烧灼不同的物质来测试温度。一项条目记载：“要想知道（合金）是否达到了合适的温度，把一小片纸浸入。如果纸张变黑且不着火，那么就到了正确的温度；如果纸张着火了，温度就过高了。”除了纸张以外，头发和韭葱也被用来测试温度；在温度不那么高的时候，也可以用手或手指去感受温度。很多研究都表明了，手和手指具备感受不同温度的能力。
二、持续不断的实验（unceasing experimentation）
工匠知识的另一要素便是持续不断的实验。手稿中大约三分之一的内容与金属铸造工艺有关，其中可以看到不断实验的痕迹。有时匠人作者会在页边写道：“试一下这个！”在制造过程中需要进行大量的实验，工匠并没有标准的材料，因而必须亲自尝试。他在不断尝试、反思、扩大实验的范围；当然有时也会失败，失败后便换一种方法，这也是一种创新。
三、材料性质及其转化（material properties and transformation）
在课堂上，学生们依照手稿做了许多实验。他们尝试用不同比例混合硫磺、蜡和颜料，以期做出更好的模具及铸模材料。在手稿记录中，匠人作者试图通过一系列技术过程改变原材料的固有性质，甚至为其赋予其他物质的特性和外观。这里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下图中最左边的模型用纯硫磺浇铸而成，最右边的模型用的是纯蜂蜡。硫磺模型颜色明亮但易碎，蜂蜡模型更具可塑性但光泽暗淡。为了得到色泽明亮且兼具可塑性的成品，匠人作者将硫磺和蜂蜡用不同比例进行混合，制造出了一种更易于操作的材料。
此外，匠人作者还将硬而脆的牡蛎壳研磨成细小的粉末。在这些技术过程中，匠人作者也是在研究材料的不同性质及其转化的方式。近代早期匠人写作的文献中经常出现类似的记录，也就是把一些材料转化成更具操作性、更加有用的形式，比如将脆性的铁转化成更具韧性的钢。这种实践方式在工匠作坊内很常见，它假设材料和技术过程的运作方式，并由此说明材料的分类和标准的加工方式。这些性质转化的实验揭示出潜在的成分和材料的性质，并有助于理解材料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通过实验，匠人作者认为牡蛎壳、雪花石膏和骨头可以用同一种技术方法加工成更易处理的材料。
四、物质想象与物质隐喻（material imaginary and material metaphor）
通过这些实验，工匠实践中便在某些方面呈现出了具有标准化的特征。比如我们在手稿中可以看到一个技术术语“impalpable”，这个词在法文、意大利文和英文的冶金文献中经常出现。手稿作者将其定义为“（材料）非常细小，以至于滑过手指也无法被感觉到”。在细致的一手实验中也会浮现出关于自然材料的系统知识。匠人作者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冷、热、干、湿四性来描述物质的性质，另有两对更为常用的概念是“肥和瘦”（maigre et gras）、“酸和甜”（aigre et doulx）。这两组概念常被用来描述金属和沙子的性质。我把这些更为系统化的“原则/分类”称为“物质想象”（material imaginary）。你当然也可以将其称为“知识体系”或“通俗科学”（vernacular science）。
物质想象包括标准的技术术语和物质性质的分类系统，并表达了物质和性质之间的系统关系。它也包含“物质隐喻”（material metaphor）。作为一种修辞手法，隐喻是指运用语言达到对一种事物的更高层次的阐释或理解。匠人作者的手稿中包含很多关于硫磺的实验，在重建这些实验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其中存在的一种物质的“隐喻”。硫磺是一种用途广泛的材料，它具备很多重要的性质：很容易获得、具有较低的熔点、具备很强的可塑性和使用价值。通过这些独特的性质，硫磺似乎显示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展演出——“通过实验进行探索”的概念。我将此称之为“物质隐喻”，因为物质的特性将实验者导向另一个层面的行动——或者说是“思维-行动”（thought-action）。（实践知识正是思维和行动的结合）。
五、模仿（imitation）
在颜料和艺术品的制作工艺中，匠人作者通过对原材料的加工去模仿（imitate）其他物质的特点和外观。最常见的例子便是用金黄色的颜料去模仿黄金，制作家具的工匠常常用这种颜料来模仿镀金工艺。Ms. Fr. 640手稿包含各种模仿工艺的指南，比如模仿大理石纹、模仿rouge clair（一种红色釉质涂料）——这些在现存的16世纪工艺品中都能找到实物证据。模仿工艺主要是用更便宜的材料来模仿贵重的物质，比如仿制祖母绿宝石。下图戒指上镶嵌的是真正的祖母绿宝石，旁边摆放的是学生根据手稿制作的仿制祖母绿宝石。手稿内还有一些关于视觉效果的模仿技艺，比如将一种仿制的红葡萄酒变成白葡萄酒的样子，以及用各种颜料模仿不同性别和年龄的肤色。此外还有仿制的珊瑚，或者用作者的原话是“假珊瑚”（counterfeit coral）。这里的“假”（counterfeit）并没有任何伪造或者欺骗的含义，它指的是一种“令人信服的仿制品”。综上所述，对于“模仿”的追求组织起了材料加工的目标和过程。
模仿同样也是在生产关于自然过程的知识。16世纪的陶艺师伯纳德·帕利希（Bernard Palissy）声称他制作陶器的过程也是在模仿大地的自然过程。他特别擅长用陶艺模仿宝石。通过工艺制作，他发展出了关于石头和矿物形成的理论。Ms. Fr. 640中也有仿制宝石的记载，但其中并没有类似帕利希的言论。不过，帕利希提到的获取自然知识的方法也体现在Ms. Fr. 640手稿作者对自然物的研究和实验当中。帕利希的观点正是工匠日常实践的一部分。
模仿与知识生产的另一个突出案例便是对生物的模仿，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生命铸造（life-casting）。手稿作者专注于模仿和保存动植物活生生的形态，他令人赞叹地运用各类材料将生物铸造成金属塑像。
匠人作者同样记录了针对动植物本身的保存工艺。在同时期的奇珍室（kunstkammer）内，这种工艺和自然的紧密关系表现得非常突出。我们也可以在Ms. Fr. 640手稿中找到这样的条目，比如制作干花和动物标本。在这些标本制作工艺中，匠人作者有时会说，“你可以加一个涂色的舌头、角、翅膀，或是任何你能想象出来的东西，这样的工艺可用于老鼠或其他动物。”如此，他并不仅仅是在模仿生命和自然栩栩如生的状态，同样也是在实验人类如何利用双手去改造自然的方法。这也是奇珍室的目标之一，在同时期的收藏中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由不同动物的身体合成的标本。
六、通俗自然志（vernacular natural history）
我要讲的最后一点是手稿中的“通俗自然志”。我用这个术语来指称近代早期“药婆”（wise women）和采药人的经验性知识，也正是这些人为药剂师和医师提供了各类药物。他们知道哪些植物是具备药效的，知道在何处、何时采集药物，也知道它们分别治什么病。这些人是物质世界和文本知识的中间人，他们在自然知识生产中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也是知识生产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Ms. Fr. 640记录有很多的“通俗自然志”，其中包括为生命铸造（life-casting）而捕捉、保存、饲养与*死动物的各类观察记录和方法描述。此类记录在当时格外罕见，这种通俗知识难以用文字记录，而且通常也不会被文字记录下来。
我最后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为何“重建”方法可以更加全面理解产生于人类对自然事物的运用之中的实践知识。Ms. Fr. 640手稿中有一则治疗烧伤的药膏。这条记录较为独特，首先，它是一则药方，手稿中记载的药方并不多；其次，它包含有很清晰的宗教内容，在制作过程中需添加圣水和念诵主祷文（pater noster）。当然，念诵主祷文在当时的工匠作坊内并不罕见，它通常被当作一种计时方式。在这则药方的制作过程中，首先要念诵9遍主祷文，然后念8遍，然后7遍，念诵的遍数逐次减1，最后在第9次念诵1遍。念诵过程中需要不停搅拌药方的材料（亚麻籽油和蜂蜡），并用圣水冲洗。亚麻籽油和蜂蜡的混合物最初是暗黄而黏稠的液体，随着不断搅拌、冲洗，混合物的颜色逐渐变白，质地变得更为轻盈，体积逐渐膨胀，最终油膏的体积膨胀了大约5倍。在重建这则药方之后我们才意识到，药方包含的宗教仪式过程同样伴随着物质性的转化，或者说宗教性的净化仪式显现在了物质层面，最终得到了这个据说非常有效的烧伤药膏。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进行实验室的重建，我们永远无法了解到宗教仪式所伴随的物质性转化。
在这次讲座中我向大家展示了实践知识/工匠知识所包含的各种元素：感官工具、持续不断的实验、实验中浮现的系统知识（技术术语、物质性质的分类、物质隐喻）等等。所有这些元素构成了我称之为“物质想象”的概念，这是一种知识体系，它表达了物质之间的关系，并为工匠实践提供了框架。这就是我在历史技术重建过程中得到的启示。我想再次强调的最后一点是“模仿”在实践知识和工匠认识论中的核心地位，它是工匠获得知识的途径。模仿是学徒学习过程中的关键，同样也是工匠作坊之间知识传播的重要途径。在运用各类物质进行工作的过程中，模仿表达了实验的目标并组织了技术过程，它是对自然以及人类操纵自然能力的调查研究，也对认识自然带来了启示。当然，模仿的过程也生产出了各种称心如意的物件，由此也为实践知识提供了证据。在17世纪，模仿也是“新实验哲学家”或“科学家”们声称的“认识”自然的新方法，他们认为再创造或者模仿自然就是在认知自然。伦敦皇家学会和法国皇家科学院最初的项目之一便是采访工匠并探寻他们进行物质转化的工艺流程。
石云里教授对报告进行了精彩评议，他指出了这项研究的重要价值及其对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启示，并针对自然志、工匠知识在新科学建构中的作用与Smith教授展开了交流讨论。
石云里：感谢Smith教授的精彩演讲，这项研究既开拓视野也具有启发性，其中展示的图片和工艺品也非常精美。在此我从一位中国科技史与天文学史研究者的视角出发，谈一谈我对这项研究的看法。
首先， Ms. Fr. 640手稿具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科学史学界近来逐渐认识到所谓的“科学革命” 具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分别是学术知识和工匠知识。以前的研究更多关注学术知识，而对工匠知识的研究则是新兴领域。相较于同时期其他的印本或手稿，Ms. Fr. 640手稿本身也非常独特。正如您在报告中指出的，这些技术过程和操作指南包含一种知识结构，甚至一种概念化的结构。这种研究思路是非常新颖的，由此我们得知工匠有他们自身对物质和技术过程的概念化认识，并在操作与实验的过程中发展出了对材料性质的描述和分类。我也在教授近代早期的欧洲科学史，这种研究思路对我有很大启发，它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学者和匠人对科学发展的贡献。
其次，您的报告也给我们展示出了一种研究工艺史与技术史的全新方法——也就是实验室重建的方法。一般而言，研究手稿的传统方法首先是转写，然后进行翻译，您所用到的实验室重建方法在科学史、甚至艺术史领域都是很新颖的。在中国科学史领域——尤其是天文学史领域——也有一种类似的研究方法，称作“实验科学史”。但这种研究方法和您的方法是有本质性差异的。 “实验科学史”的方法是以现代科学为导向的，我们做实验的目的是验证历史上的实验或技术是否符合现代科学的原则，或者考察历史仪器的精确性。但您的实验室重建方法是不同的。首先，作者的身份是研究手稿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但您并不仅仅从历史文献中去寻找证据，还去博物馆寻找相关的工艺品，在实验室重建手稿的工艺技术，并通过这些方法来确定作者的工匠身份。其次，您不仅是要考察手稿记载的技术是否可行，更重要的是将读者带入到历史语境中去，去考察当时的工匠如何进行工艺实践。“实验科学史”的方法却较少将历史语境纳入考量范围，我们很少去想历史上的工匠用什么工具、用什么材料、他们对材料有什么独特的认识。相较于此，您的研究视野更为广阔。目前很多中国史学者对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兴趣日渐增长，这种方法对中国历史上的物质文化和工艺技术研究也有着借鉴意义。
第三，该项目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发表研究成果的新方式。对科技史研究而言，传统的书籍论文没办法呈现所有的成果，尤其是经验性的部分。而您所建设的网站用到视觉呈现的方式，其中既包括原始手稿、转写、英文翻译，也用多种媒介展示了实验室重建的过程和成果。我有一些朋友也在尝试用新媒体对科技史成果进行可视化展示，当我第一次听到这项计划时，对此并没有多少认识，但通过此次报告我了解到视觉呈现对科技史研究的重要性。
第四，我想谈的另一点是该项目的教学功能。您不仅与资深学者合作，也开设课程让学生参与到项目中去。在课堂上学生不仅仅学习知识，也亲自到实验室参与研究，这是一种非常新颖的教学方式。我得知您目前也在建设相关的本科生课程，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且有意义的尝试，这不仅仅对人文学科的学生有益，也能对科技、工程学科的学生产生正面的影响。
最后我还想提出两个问题与Smith教授讨论。第一个问题，您在演讲中用到了vernacular natural history（通俗自然志）这个概念。自然志的概念最初出现在普林尼的作品中，培根也说自然志是是新哲学的基础。自然志为什么这么重要？自然志的概念从普林尼到弗兰西斯·培根有变化吗？第二个问题也与此相关，我们知道弗兰西斯·培根的作品中使用了很多材料，那他有用到这类工匠创作的文本吗？他对工匠知识在“新哲学”建构中的作用有什么认识吗？
Pamela H. Smith：感谢石教授的评论，您给我的报告做了非常精彩的总结。您在第二点提到要将读者和听众带回到工匠文献的历史情景中去，这当然也是我研究的关注点。除此之外，这项研究以及我刚刚出版的新书都致力于揭示以下问题：针对这类植根于手工技艺的实践知识尚未有充分的理论探索。即便在当代，实验科学家们常常提到他们从实验室合作伙伴处学到的技艺，而这种实验技艺也没有被记录下来，这就导致了许多关于实验的可重复性问题。那么如果我们不能将这种知识记录下来，这种知识到底是什么呢？它又是如何传播的呢？我们如何去谈论这类知识呢？当然，目前一些认知科学家也开始讨论这一问题了。但在科学史领域，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正因如此，这类工匠文献才显得格外重要，它给我们提供了洞察实践知识的途径。我认为操作指南文献和物品本身可以为我们了解这类知识提供一种逆向工程的方法。历史上一些国家控制的产业——比如矿业——中也出现了一些相当少见的记录，政府官员们也认识到了矿工所具备的实践知识。所以除了这些技术文献以外，我们也能找到其他证据去探讨实践知识。而且就我所知，这类工匠写作的技术文献在1400年以后的欧洲非常常见，但在中国史上似乎并非如此。
关于您提出的问题，首先是我为什么使用“通俗自然志”这个概念。我曾经用过一些不同的概念来描述这类实践知识，比如“通俗科学”（vernacular science）。我想这可以让人们认识到工匠知识中是存在这样一种可称之为“科学”的知识系统的，但它同样也可能会给读者带来误导，让人们认为这类知识可以很容易地被文字记录下来。所以我转而使用“物质想象”这个概念，“通俗自然志”便是下属于“物质想象”的一个方面。在近代早期的欧洲，这类关于动植物的通俗知识非常普遍，然而它们却很少被文字记录下来。再比如说各种捕捉动物的知识——动物的栖息地在哪里，它们的外观如何，如何避免被它们咬到，被咬到后应该怎么做——这类经验性的知识更是从来没有被记录过。正因为没有文字记录，我们从来都不知道相关知识曾经在历史上存在过。这也是我特别强调这类“通俗自然志”的原因。
关于弗兰西斯·培根对自然志的态度，您的表述非常准确。他将自然志看作是具备自然知识和经验的医师与作为药物使用的自然物之间的交汇点。皇家协会的早期会员——或者说是实验哲学家们——大都是医师，他们将自身独特的知识称作“自然志”，这也是他们探寻自然知识的起点。对于皇家学会而言，真正的问题在于所有早期会员都不是工匠。正如培根所说，他们知道工匠掌握有这类新的知识，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些知识是什么、应该如何去实践这些工艺知识。所以皇家学会最早的项目之一便是探讨“手艺的历史”（history of trades）。他们试图去采访匠人，但匠人害怕自身的知识会被皇家学会盗取，因此并不合作。另一方面，很多皇家学会的会员也很傲慢，并不屑于去参与这些“低等”的机械工艺，所以社会等级因素也阻碍了知识生产。培根同样对于工匠和实践知识有过很多讨论，他认为必须要提高匠人的文化水平，也就是说匠人必须能够将自身的知识用文字记录下来。但培根并没有意识到工匠知识的实践性特点，因为他没有亲身去实践。这便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早期的皇家学会对于自然知识的宣示更像是一种表演，他们说自己掌握有这种新的强大的认识自然的方式，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如果你真的想要去制作什么东西，你必须去雇佣工匠，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世纪。16世纪中期欧洲建立的科学机构，比如伦敦皇家学会和法国国家科学院，他们都强调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和对知识的革新，但他们并不懂得实际操作的方法。正因如此，皇家学会的第一种出版物并不是“手艺的历史”（history of trades）而是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的“树的历史”（history of trees），它是一部自然志作品。
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各位师生就实验室重建方法的困难与局限、学术知识与工匠知识的关系、关键概念的使用和阐释、模仿自然的重要性和普遍性、实验室研究的目的、知识发展的线性历史观等问题与Pamela H. Smith教授展开了交流。Smith教授在回应中指出：第一，历史技术的重建确实面临很多困难，例如仿制宝石工艺的重建花费了三年时间，主要困难就在于对手稿记录的理解和现存实物证据的缺失。实验室重建也并非对历史技术百分之百的还原，我们无法完全复原近代早期工匠作坊的环境，无法使用与历史记录完全一致的材料，研究者也不具备工匠的身体特征；我们的实验室也不允许使用明火，所以我们只能用电来加热。所有这些都是历史技术重建的局限所在，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局限，并在研究中就这些局限做出充分的说明。历史重建方法并不比传统的文献研究法更加主观或者更加客观，它只是在特定主题下具有积极意义的研究方法，同样具有适用范围。第二，我对一些关键概念的使用与我的论点密切相关，比如我使用“实验（experimentation）”而非“捣鼓（tinkering）”来描述工匠实践，因为我认为它与近代早期新兴的“实验哲学”密切相关。当然，工匠的实验并非证明性的实验，而是探索性的实验。我使用“物质想象（material imaginary）”这一概念并不是说这些知识是想象出来的、不真实的。我一方面是想强调这类知识的概念性特征，另一方面试图说明物质（material）本身对知识生产的重要作用。我认为一个地区的物质环境对知识实践乃至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比如，中国能在很早的历史阶段便发展出非常复杂的青铜铸造技术，这与当时的物质环境是密不可分的，而这种物质环境塑造了制造工艺，进而发展出了基于青铜器的礼仪制度。从我的演讲中也可以看出来，工匠的知识是关于物质的，也是从物质中来的。这种实践知识体系源自于物质与人工的互动过程。第三，模仿自然在近代早期确实是工匠知识乃至科学知识的重要特征之一。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史中，这一概念变得极为突出，但在其他地区（比如中国）似乎并没有对模仿自然的特别论述。因此，它是否具有普遍性仍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这些天我在江南园林中看到了对景观的模仿（比如假山），也有听众指出了中国古代艺术品中存在的对自然的模仿，这都是值得去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延伸阅读与线上资源：
1. Pamela H. Smith教授个人简介与作品目录：
https://history.columbia.edu/person/pamela-h-smith/
2. Ms. Fr. 640手稿数字版本与实验室重建研究成果网站：
https://edition640.makingandknowing.org
3. The Making and Knowing Project项目网站
https://www.makingandknowing.org
4. The Making and Knowing Project实验室简介视频
https://www.makingandknowing.org/the-lab/
5. “Hands-on History”本科生课程设计资源
https://cu-mkp.github.io/sandbo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