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老爷爷

在我老家苏北地区的睢宁县，都管老爷爷叫做“老太”，因此，我从小都叫老爷爷为“老太”。老爷爷生于1893年，农历是壬辰年，属相为“小龙”。1976年去世时，已是84岁高龄，这在那时是绝对的高寿了。据《王氏族谱》记载，老爷爷的王姓，是山东瑯琊王后裔的一个分支，属“黑树王”，“三槐堂”。老爷爷在老家的庄上，按辈份属“范”字辈，名字叫王范成，在家里排行老三，庄上的人都管他叫“三爷”。老爷爷办事讲程序，一字一板，凡事都要认个“老理”，庄上人给他取个绰号叫“老封建”。老爷爷的个头约有一米八左右，体型高大，身材魁梧，身体健壮，干活有力气。青年时期都是靠给“大户人家”抗长工、打短工为生，到七八十岁的年纪，还坚持每天挑水浇园，一天能挑几百挑水，那个水桶之大，我到十几岁后也挑不动。老爷爷生前，勤劳耿直、诚实忠厚、和蔼纯朴、心地善良、艰苦朴素、勤俭持家，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家风。

老爷爷年轻时代，恰逢国内军阀混战，匪患猖獗，又遭倭寇入侵，国家动乱，民不聊生，吃了上顿没下顿。为了挣钱养家糊口，他与村里的一帮年轻人一起，凭着自己的体力，用自制的那种农村木制独轮小推车，到“东北”去“推盐”，就是到青岛、日照、连云港等地的盐场，为当地的官府运送食盐，挣点人力运费。一次能推好几百斤，有时也推上千斤，除去路上的吃喝盘缠，也能落个几两银子，就够家里购买粮食了（主要以“地瓜干”等粗粮为主），每次也能够全家人吃上十天半月的。有一年秋天，当“推盐”路过新沂县境内时，遇到了一队“马子”（土匪）。他当时想，如果“马子”将盐抢走了，那可就血本无归了。当即与本庄上一起推盐的王范元老爷爷（也是一米八左右的大个子，不知什么原因，庄上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老拐”，我小时候都叫他“老拐老太”）等人，将小推车连同食盐一起，往胳肢窝一夹，迅速逃往大秫（玉米）地里，可见力气之大。土匪见是一片“青纱帐”，根本无法追赶，就朝玉米地里胡乱的放了几枪，就走人了。可就这几枪中的一颗子弹，顺着老爷爷的前额头擦过，当时就肿了一个大包，流出了鲜血。因土匪用的是土枪，威力不大，如果这一枪打中了，后果将不堪设想。真可谓是“福大命大”，死里逃生。后虽经治疗，伤口痊愈了，但很遗憾，额前这个包却一直未消，留至终生。

老爷爷为了解决全家人的生计，还自学纺纱织布。就是过去农村织的那种土白布，也有叫“老粗布”的。他用木头自己制造了一台纺线车和一台织布机。又用“推盐”挣到的钱购买棉花，再轧去棉籽，由我“老太太”（老奶奶，姓鲁，一生没有名字）负责纺线，将棉花纺成线轴，然后由老爷爷将那些轴上的棉线，按一定规律装到织布机上，再经过他亲自操作织布机进行加工，就织成了白大布。有时候老爷爷没空时，老奶奶和我奶奶也能上机织布。后又将织成的白布用青柿子水浆一下，再加上其他燃料，将其染成蓝色、灰色或黑色，再拿到集市上出售，有时也直接将白大布拿到集市上去卖。先后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积攒了一些家底，就又添置了十几亩薄地，种植一些小麦、玉米、高粱、大豆、山芋（地瓜）等农作物。又建了鸡圈、猪圈，养鸡、养猪，这样就可以基本解决全家人的温饱了。为了解决犁地用牛问题，老爷爷还养了一头耕牛（解放后成立合作社时，就交给集体了），遇到夏秋播种时，就与别人家的耕牛配对，将两头牛组成一组进行耕种，节省了很多人力。在我国解放初期，划定阶级成分时，土改工作组将我们家划为“下中农”。

老爷爷种地那是一把好手。无论种庄稼或蔬菜，也无论地块大小，他都先将土地进行深翻，然后整得平平展展，再拉上绳子，踩上印子，才进行播种。并且种的整整齐齐，排列有序，正看成行，斜看成列，就像士兵在列队操练一样，非常壮观，庄上人看了无不称奇。那时没有化肥，老爷爷没事时也出去拾粪，加上家中厕所的人粪尿，以及鸡圈、猪圈、牛栏里的家禽家畜的粪肥，混合着给庄稼和蔬菜施肥，再加上老爷爷坚持每天挑水浇园，因此，我们家的庄稼和蔬菜都比别人家的长得要好，收成也多。记得我小的时候，一次老爷爷在家门前的几分自留地里种萝卜，别人都是随便的往地里一撒种就完事了，可老爷爷将地深翻又整平之后，先用绳子将地块打上约20厘米见方的方格子，而后在每个格子的交叉点种上几粒种子，村民们都有些不解，都说他这样种少了，有点浪费土地。可老爷爷认为，这样种，植物得到的阳光充足，且又通风，农作物一定长得好。到了收获季节，别人家收的萝卜，一个个都是“小不点”（可能是肥料不足，又不勤浇灌造成的）。而老爷爷收获的萝卜，又肥又大，最大个的萝卜，约与我的个头差不多高，有十好几斤，我都抱不动。这也就应了农村那句老话，“人勤地不懒”吧。

老爷爷一生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在解放前，我老奶奶已经过世了，她老人家没能享到新社会的福。解放后，我爷爷和我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家里就老爷爷和我奶奶在家，带领着我们一大家子人生活。我奶奶负责在家烧饭，还要到生产队里参加劳动。老爷爷平时也去生产队干活，收工后还要去湖里捡拾柴火，供家里烧饭用。他平常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粗布衣服，而且还是补丁摞着补丁，一件衣服能穿十几年。按他的话说就是，“是饭充饥，是衣遮体”。那时候没有水利设施，苏北农村还不能种水稻，所以没有大米。就是种点小麦，磨了面也舍不得吃，留着逢年过节或来亲戚时，蒸馒头、擀面条或者包饺子用，一年到头全家人都吃粗粮，一般以地瓜干煎饼为主。老爷爷每次吃饭，都将晚辈们掉到桌子上的饭粒，用手一粒一粒的捏起来，放进嘴里，细爵慢咽。他常对我们说：“一米一株来之不易，不能糟踏（浪费）了”。记得他有一件“棉袍子”（相当于后来的棉大衣），是右大襟扣纽子的，就是清朝和民国时期的样式。据说是我老奶奶生前，用自家织的土粗布，经过染色，为他缝制的。在老奶奶去世后，是我奶奶又帮他补了又补，一直穿了几十年。再后来，这件“棉袍子”已经不能起到保暖作用了，可他还是不舍得丢掉，直到我爷爷在外地出差，给他买了一件皮大衣后，他才退掉了这件“棉袍子”。

老爷爷一生最大的嗜好，就是抽烟、喝酒，还爱吃“芥末”，并且延至终生。尽管平时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可老人家的烟酒就是戒不了。每次中午和晚上吃饭前，老爷爷都要喝上两盅，大约二三两的样子，菜也没有荤菜，就是自家淹的咸菜、盐豆子、萝卜丝之类。老爷爷喝的酒，是用塑料桶到县酒厂门市部打的散酒，说是比商店卖的便宜。每次打个10斤左右，就够喝上个把月了。解放初期，我爷爷曾任小乡指导员，后来到一个偏远公社任食品站长，一般一个多月能回来家一次，爷爷每次回来，都要带一些猪尾巴、猪下水之类的副食，说“这个比猪肉便宜”，而且那时老百姓也不买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家就可以“打打牙祭”、解解馋了，但主要还是给老爷爷喝酒用的。每次逢年过节或来亲戚吃饺子时，全家人都是蘸着大蒜吃，可老爷爷都喜欢蘸着“芥末”吃，说是“有味道”，可我是一点也受不了，有一次我也想尝尝，就上去蘸了一点点，可刚放到嘴里，就被呛得鼻涕眼泪一大把……。老爷爷抽的烟是当地的“旱烟”，烟叶是自己种的，晒干后用火烤一下再搓碎，用一个小布袋装起来，抽烟时再装进烟袋窝里抽。也不舍得买火柴（那时还叫“洋火”），就用火刀、火石、火绳和火桶。火刀就是一块小钢板，在集市上可以买得到，当时也就毛吧几分钱一块，很便宜。火石是从地理捡的，火绳是用玉米樱子搓成的，火桶是用细竹竿子自己做的，这些都不需要花钱。每次打着火后，点上烟吸着了，再将火绳装进火桶里，待下次再抽烟时，再将火绳拿出来，用火刀和火石一打，火绳就着火了。点着烟后，再将火绳装进火桶里，这样就非常节约了。

老爷爷对我特别的疼爱。在我们家，从老爷爷到我这辈儿，全家已经是四辈人，也就是“四世同堂”了。而且我又是长子长孙长曾孙，所以就对我特别的疼爱有加。那时，我妈妈原在一个公社的供销社工作，后被组织安排，到我老家的那个大队，担任大队长、党支部*。老家那个大队特别大，有23个生产队，三四千口人，整个面积约有20几个平方公里。我妈妈每天几乎都要到各个生产队走一趟，检查督促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和完成情况。因此，就把我放在了家里。在我几个月大的时候，因那时还没有牛奶及奶粉之类的东西，每当我饿的“哇哇”哭叫时，老爷爷就会把我抱起来，整个满大队的跑，去找我妈妈给我喂奶，待喂饱后再把我抱回家。再到后来，我慢慢长大了，到五六岁时，老爷爷就喜欢让我跟在他的脚头睡觉，特别是冬天，都让我在他脚头给他“捂脚”，据他说是，“‘小孩身上有火’，这样暖和”。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每当老爷爷吃饭喝酒的时候，都要拿筷子蘸一点酒，放到我的嘴里，让我也尝尝，其实是逗我玩的。我原本看着老爷爷喝酒很香，也想尝一尝，可那酒真的尝到嘴里后，确是很辛辣，便苦着个脸，张大嘴巴，不住地往外“哈……”。可几次过后，我也尝到了甜头，有时老家那个三钱的小杯子，我也能一口给他喝完。可喝完后，自己便不是自己了，有一次喝酒后，我在自己老家的宅子上玩耍，总感觉自己晕晕乎乎的，双腿也发软，路也走不稳，突然不幸摔倒了，滚到了宅子下边，却怎么也爬不上来，应该是喝醉了，晕倒了，就趴在地上睡着了……。还是老爷爷发现后，把我抱回了屋里的床上。

1975年夏，我高中毕业后回乡，那时农村普及初中教育，我被安排在另一个大队的学校初中班（由三个大队合办）当老师，也经常买些点心看望老爷爷。在1976年夏秋的一天凌晨，老爷爷不幸去世了。其实，老爷爷的身体，一直非常健康，一生未患过什么毛病。可就在那时才得知，老爷爷到老年时患有一种高血压病症，每天失眠睡不着觉，痛苦难耐，有时吃安眠药也不管用，他可能是受不了病痛的折磨，就这样悄悄地走了……，没有给晚辈增添任何的麻烦。在我们家给老爷爷送殡的时候，我的头上戴着一顶孝帽子，孝帽子顶上，还特意缝了一块红布条，这是苏北农村的一种风俗，意思是，在“四世同堂”家里为高寿老人送殡属于“喜丧”，第四辈人都要这样戴。在送殡的前一天晚上，我就在给老爷爷搭的“棺棚”内铺上麦草，躺在“棺棚”里睡觉，给老爷爷守灵，想多陪陪老爷爷。第二天送殡的当天，我就一直跪在“棺棚”里，给每一位前来吊唁的来宾和亲戚磕头还礼，就这样，我两天一夜没起身过，实在是舍不得老爷爷。在给老爷爷送往墓地（与老奶奶同穴）安葬时，我挑着一根“柳枝”，上面拴着几串“洋钱”、“银元”、“元宝”之类的祭品（一种苏北农村祭祀用的东西，只有长孙、长曾孙可以挑），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头，一直默默的垂泪……。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在老爷爷去世后不久，我就参军入伍去了部队，时间一晃，40多年过去了。我现在人在他乡，每年回老家探望父母时，都要带上孩子们，到老爷爷的墓前去祭奠，烧纸上香，缅怀先贤，寄托自己的哀思。值得告慰老爷爷的是，您言传身教的优良家风，正在我们晚辈们身上发扬光大。您的子孙们，一代一代也都过的很是幸福，已经基本过上“小康”生活了。

在又一个清明节到来的时候，我思念的是，老爷爷，您在天堂还好吗？

2019年3月27日写于临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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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方迎欣《白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