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演《星球大战》之前，亚当·德赖弗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被布鲁克林居民楼里的邻居家小孩认出来，现在他们见到亚当的时候都会热情地和他打声招呼：“早呀，凯洛·伦！”他很快就接受了这种超越现实的角色标签，并强忍着起床气回应小孩的友好问候：“早呀，现在凯洛·伦需要一杯咖啡。”这个角色伴随着他六年的时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也影响了许多小孩，就连他在《婚姻故事》里的“儿子”都是凯洛·伦的忠实粉丝，要在万圣节穿上全套装备去讨糖吃的那种。
《婚姻故事》不但让他提名奥斯卡，征战各大国际性的电影奖项，并且得到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华金·菲尼克斯的亲口赞誉，也被马丁·斯科塞斯夸作“这代人里最优秀的演员之一”。但这些名利从来不是他主动追求的，他更希望自己活得像个隐形人，享受和妻子在一起的纽约客时光，也慢慢意识到为人父的责任，开始学着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尽量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在这位前海军士兵的概念里，个体永远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是你为团队、为群体、为世界带来了什么。他永远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好，也永远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一些，更包容一些的路上。
离家出走独闯好莱坞，结果半路回家
7岁那年，亚当·德赖弗的父母离婚了，他跟着母亲从加州的圣地亚哥搬去了印第安纳州的米沙瓦卡。这是一座非常传统的美式小镇，亚当家里也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就连他那位担任助理律师的母亲也选择与浸信会的牧师再续姻缘，可他自己并不喜欢宗教的束缚，甚至在这样的环境里感到有些难以融入。他远离生父，又没法和继父处好关系，早早进入了父位缺失的状态；无心学业，也就难以拿到令母亲满意的成绩，这也导致后来他在家中地位持续走低，甚至要支付在家的房租。
当时他人生唯一的慰藉就是教堂唱诗班，可学校里最受人关注的永远是橄榄球队员和拉拉队队员。他和一帮“狐朋狗友”成天闯祸，爬广播塔、乱放火都不算什么，在他看完大卫·芬奇的《搏击俱乐部》后，也学电影里的情节成立了属于自己的搏击俱乐部——还真的有邻居家熊孩子出席呢！
进入高中后，亚当开始接触戏剧，也加入了学校的合唱团，仍然混迹在边缘人群中，但是对艺术的追求在他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未来总有些盼头。高三那年，他报考了纽约大名鼎鼎的茱莉亚学院，想从高中戏剧社的男一号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可他失败了，连带着对读大学的兴趣也消散了。
亚当·德赖弗登上《好莱坞报道者》
这时候家人已经对他失去了耐心，要求他找工作养活自己，支付住在家里的租金水电，于是他尝试挨家挨户推销吸尘器，也尝试在一家地下室防水公司做电话销售员，这些都提不起他对生活的热忱。面对家人的冷脸，他一时意气用事便打包了所有的行李，包括自己付钱买的微波炉，开着一辆破车前往洛杉矶。
好莱坞总有这样的传说，小城市的穷小子揣着仅剩的几块钱盘缠到了洛杉矶，凭着运气一夜成名，从此翻身。亚当信了，但是他的车不信。车在得州就抛锚了，亚当身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修车上，但最终只到达了66号公路的西岸起点圣莫尼卡。西海岸的海风吹凉了他的心，只得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在军营，领悟演员与士兵的共通之处
2001年亚当18岁，血气方刚，9·11之后几个月，被使命感淹没的他选择入伍，报效国家。他成为了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第一营武器连81排的一名普通士兵，驻扎在加州。“我爱海军陆战队，它是我这辈子做过最自豪的事情之一，驾驶和引爆昂贵的武器感觉也很棒。”这股对军事对武器的热情成为他年少时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
当兵的经历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他日后看待世界的视角，军营是一个脱离普通人现实生活存在的地方，这里有最严苛的纪律，刻板且痛苦的训练，但也有普通社会人难以想象的团结力量和集体意识。但许多年之后亚当回忆自己当兵的岁月，那些使用昂贵武器的骄傲和训练时的苦痛都已褪色，反而是军人们点滴之间的人性光辉历久弥新。“有的朋友因为想家而擅离职守，有的朋友离婚了，我们在军队营帐里一起悲痛也一起庆祝。”
你很难想象那些操着美国不同地区口音的陌生人被安置在一个固定区域内，被迫在短时间内建立信任，学会合作。“在普通市民的生活中你能有几次机会和挚友被置于生死关头，而你知道他们绝对不会抛弃你。”好在这种团队意识被应用到日后的表演工作中，在亚当看来，演员和士兵有共通之处，“都是一群人试图完成一项比他们本身更伟大的任务，不是关于你个人，你只是扮演一个角色，你也必须了解你在团队中的位置。每个团队都有一个领袖或导演，有些时候他们足够聪明，有些时候并不。你被迫在短时间内跟完全陌生的人亲密起来，这些都要求自律和自持。”
这份自知之明塑造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亚当，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伟大作品当中的一个环节，并在凭借《婚姻故事》获得澳大利亚爱塔奖国际奖最佳男主角的时候，在念出整个剧组的职位名称之前，他说了这样一段感言：“我不认为表演是一种内在的自我探索，我认为它是一种练习和对他人的理解，并不仅仅要去理解你扮演的角色，还要去理解与角色密不可分的创作团队，当整个团队一起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表演对我来说就是活生生的。”
战友在服役，他却在练习表演“接生”
可惜，亚当没能实现报效国家的军人梦想，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两年多之后，因为在一场山地车事故中摔坏了胸骨，他被担架抬出了军营，从此告别部队生活。
“对于没有参过军的人来说可能很难理解，被告知不能参与军事部署，对我来说是一种毁灭。”当战友们在外保护祖国的时候，他什么也做不了，并为此沮丧和内疚了很多年。直到后来在战友的开导之下，他才从这种内疚中解脱出来。
他被扔回了社会，将军装和勋章收进衣柜，重新成为平民。那些荣誉也随之远去，他失去了肯定价值的外在武装，走在大街上没人知道他过去的经历，他必须重新寻找存在的意义。这时候亚当手中最后一棵稻草就是茱莉亚学院的申请书。“我觉得跟军队里相比，所有平民的问题都是小问题。毕竟我曾是一名海军士兵，我知道如何求生，我要去纽约当演员，如果不成功我就露宿中央公园，把面包店后面的垃圾箱翻个底朝天。”
好在这一次他考上了。然而进入茱莉亚学院并没有消除从军营到社会的鸿沟，他仍然有一段很长很复杂的心路历程要走。当他在练习“给自己接生”之类的表演时，他的朋友们都在服役，这种落差常人难以想象。“我也不知道如何将军队里学到的知识或者精神层面的东西应用到普通人的生活中，我需要打工，可没有几份工作跟打枪开炮扯得上关系；精神层面呢，我挣扎于寻找意义，在军队里每件事都有意义，要么是遵循传统，要么是有明确的实用目的，比如禁止吸烟是为了避免暴露位置等等。”
而在茱莉亚学院的校友看来，面前这位并不英俊又常常神情严肃，左右脸还不对称的1.9米大汉，给他们带来的更多是压迫感和恐惧，碰巧亚当又是一个好胜心满分，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天蝎座。为了增重以达到角色要求的体格，他会带着烤鸡去上课；为了感受角色的孤独，他会搬到学校楼顶的油漆储藏室住上好几个星期……这样的表演习惯延续至今，导演J·J·艾布拉姆斯曾透露，在拍摄《星球大战》系列时，亚当有时候投入在自己的世界里，令人无所适从。但其实他是在内化处理角色和故事，而并不是因为“当下心情不好”。
出演吉姆·贾木许导演的《帕特森》。
事实上这种与现实的抽离感也很多次被投射在角色中，在《星球大战》之前，亚当常常扮演一些因为自身性格或者特定原因而难以融入身边环境的怪人，比如贾木许镜头中认真写诗的公交车司机。他在采访中也时常扮演话题终结者的身份，是一个在舞台之外的聚光灯下显得手足无措的人，就在上一次主持《周六夜现场》的时候，他还大方调侃自己走红毯的时候就是保持着礼貌而不失尴尬的微笑，“眼神中透露着求救信息”。
与妻子共建“军中艺术”把舞台搬进军营
是表演再度拯救了这个格格不入的男人，他在那些和军队没有一点关系的剧作家、角色和作品中找到了一种与军队经历有关的共鸣。“于是我变得不那么激进好斗，开始能用语言表达感受，并且意识到语言是多么珍贵的工具。”
也是在这个期间，准确地说是在茱莉亚学院的第二年，他遇见了未来的妻子乔安妮·塔克。可以肯定地说，这位女士参与并帮助了亚当通往社会人的“驯化”过程。“她是一个很沉着的人，不会允许任何胡闹。”乔安妮在亚当心中是一个学富五车的睿智女性，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纽约客。她教会他如何融入纽约的大都会生活，他则跟她分享滚石乐队有多酷。两位演员结合了纽约客和军人的特征，在2008年成立了一个公益组织——“军中艺术”Arts in the Armed Forces，简称AITAF。
亚当·德赖弗和妻子乔安妮·塔克。
“我想，如果创造出一个空间，结合这两个看似不同的团体，为人们带来一场娱乐活动，该有多棒。基于他们的职业，去探讨一些引人深思的话题，而不是强制观众笑的小品。比如故事里那个‘被志愿’参军的少年；比如设定里那个回答关于流行文化的问题就能赢得约会的游戏，结果却是和一位已婚且正在孕期的拉拉队队长结伴散步，这些都是怀着善意，同时又有一点小冒犯的戏。它们让戏剧呈现的人物不再居高临下，而是更加平易近人。”
AITAF最实验性质的地方就在于，他们集结了一群有才华的戏剧演员，用内容来武装他们，尽可能降低制作成本，没有布景、不租服装、不打灯光，舞台可能是百老汇的小剧场，也可能是军营里的餐厅，那里只有一排演员朗读台词，肢体表演，将所有焦点放在内容本身。“向大家展示，任何环境都能变成剧场，这是一件很有力量的事情。和一群完全陌生的人同在屋檐下，提醒我们自己的人性，提醒我们自我表达和肩上的来复枪拥有同等的价值。”
亚当和乔安妮对表演的信念浓缩在AITAF的每一场演出中，持续至今。他们向军队传输当下社会的思考，也和演员分享军营特有的文化。亚当没能完成自己的军人使命，他将这种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注入表演，注入“服役”终生的事业里。
曾差点拒绝“星战”，从不看自己的作品
因为入伍的经历，因为自身的性格，亚当对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和很多人，甚至很多演员都不同。面对那些旁人觉得不可多得的机遇，他却曾经数次因为对现实、对名利的拒绝，差一点点就擦肩而过。他时常和自己探讨存在主义，问自己为什么要在这里，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让亚当在好莱坞崭露头角的是HBO电视剧《都市女孩》，但是在接到试镜机会的时候，他根本看不上电视剧，觉得那就是腐蚀人心的魔鬼。直到他了解到莉娜·邓纳姆（《都市女孩》导演、编剧兼主演）拥有怎样的写作才华，“她能把故事变得珍贵又感伤”。他去试镜的时候拿着摩托车头盔就进屋了，却意外俘获莉娜的注意力，她立马站出来和亚当对了一段戏，两人的友谊也持续至今，一演就是六季，亚当也因此三次提名艾美奖。
《都市女孩》剧照
2014年那部《饥饿的心》让亚当赢得了第7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沃尔皮杯最佳男演员奖，他获得了好莱坞更广泛的关注，《星球大战》的试镜邀约被递到了他面前。这时亚当对表演的接受仍然仅限于舞台剧、独立电影、文艺片，和莉娜·邓纳姆创作的电视剧，商业片完全不在考虑范围内。“因为你有能力重启一个经典，并不等于有这样做的必要性，我看过太多商业片为了视觉冲击而牺牲角色和故事。”但是当J·J·艾布拉姆斯耐心给他介绍角色和故事的时候，他被吸引了，并且成为全世界最早理解并同情凯洛·伦的少数派之一。“他是个被宠坏的孩子，正经历着一系列转变，他在寻找真我的道路上。他身上所带的隐喻就是通过弑父来夺取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力。”
电影《星球大战9：天行者崛起》剧照
亚当有一些非常艺术家属性的偏执，比如从来不重温自己的表演，小到试镜的录像带，大到电影的首映礼。“我会找个房间自己待着，快结束了再偷摸着回去，假装自己从未离开。”他做过最夸张的应激反应是在一次录节目的过程中，因为现场播放了他在《婚姻故事》里演唱的片段，他直接走出了录音室，留下一屋子工作人员面面相觑，执行制片人丹尼·米勒也“不明白他为什么离开”……一方面他永远对自己的表演不够满意，觉得画面中储存着他的失误；另一方面他也无法理解看自己演的戏有什么帮助，“我已经足够熟悉这个故事”。
希望2020年彻底消失的愿望，或难实现
他知道自己需要保有作为演员的幽默感，和角色保持安全距离。“我的工作就像间谍，活在公众眼前又要过自己的私生活。当你发现自己成为众人焦点的时候，一切都变得很艰难。”他相信演员的本职是隐藏在人群中观察生活，“如果你走进一个房间所有人都看着你，这可没什么帮助”，并始终认为“与全球性的问题比起来，关于我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逐步上升的名气和作品角色带来的光环毁了他曾享受的匿名性，工作不再仅仅关于故事和角色，还有红毯和颁奖礼。《星球大战》系列在他的履历表上刻下了惊人的票房成绩，也使他彻底失去了和现实的安全距离。
展望新的一年，他说：“我希望自己能在2020年消失，被人彻底遗忘，这样我才能接到其他非常特别的项目。休假时我通常都尽量保持低调，因为实在受不了别人对我的注意，我喜欢隐姓埋名。”
可“残酷”的现实是，2020年他还有和玛丽昂·歌迪亚合作的歌舞片《安妮特》。这位唱诗班起家，合唱团主力，唱过《醉乡民谣》，在婚礼上用意大利歌曲表白（《饥饿的心》），也在《婚姻故事》末段落寞地哼唱着“活着，渴望某种东西。有人抱我太紧，有人伤我太深，有人坐在我的椅子上，打扰我睡觉，让我意识到我还活着。活着……但孤独就是孤独，不是活着……”的天使嗓选手终于要正经演歌舞片了！而在此之后，还有雷德利·斯科特老爷子的新片《最后的战斗》，他将和难得合体的马特·达蒙和本·阿弗莱克同场飙戏。
电影《婚姻故事》剧照
有《婚姻故事》《星球大战9》《酷刑报告》《丧尸未逝》这些在不同纬度影响力深远的电影，有第三次主持《周六夜现场》的经历，有因为一部电影获得十多个不同表演类奖项提名的认可，2019年显然属于不希望自己如此耀眼的亚当·德赖弗，2020年可能也是。
【他们眼中的亚当·德赖弗】
有些人说诗歌能把内心的思想用更加壮丽威严的方式传达给你，他就是以这种形式演绎我写的角色和对白。类似于德尼罗和帕西诺这些性格演员。——《婚姻故事》导演诺亚·鲍姆巴赫
亚当是那种只要有一盏灯在闪烁，或者衣柜里放着一根绳子，他都能应用到戏里的演员。他有一种平民代言人的亲切感，以传递情感和推动故事。——《酷刑报告》导演斯科特·Z·伯恩斯
他的脸具备很强的表现力，凯洛·伦充满矛盾和挣扎，通过他的表演就能看到角色经历过的痛楚。——《星球大战》制片人凯瑟琳·肯尼迪
看戏剧《报应者》的时候我就在想，好家伙，你做到了！这个孩子会成为明星！就像我是个猎头经纪人一样，我从未对一个人的成功感到如此惊喜。——《弗朗西丝·哈》和《小妇人》导演格里塔·葛韦格
在他的表演中有一种认识论的不确定性——你永远无法确定那些自我意识和反现实主义的暗示是来自他本身，还是角色。——《纽约时报》
撰文/道臣岚
新京报编辑 吴冬妮 校对 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