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媒体变成大众拿起手机就会习惯性地刷上一刷的阅读盛宴后，我们读到了比从前多得多的或真实或虚构的故事。尽管阅读是为了获得知识，但是人们更容易对“给自己带来某种程度震惊”的故事（这也包括许多小说与艺术作品）投注更多个人情绪，然后基于这种情绪再发酵出大量的语言碎片。为什么我们会被别人讲述的故事打动呢，以至芮塔·菲尔斯基在《文学之用》说，“震惊人的意识是一项费力的工作，绝非易事”。心理学家有他们的解释：我们需要通过故事想象他人的世界，这是我们共同的人性。以下内容经后浪出版公司授权，摘编自《人类的自我发现之旅》一书，内容有整合，标题为摘编者所取。
原文作者 | [加] 基思·奥特利
摘编 | 申婵
《人类的自我发现之旅：我们为什么需要心理学》，[加] 基思·奥特利 著，孙洵伟 译，后浪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1月
何谓想象力
所谓想象，就是创造一个世界的模型，你可以假想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地点和时间里生活；所谓想象，就是设想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我们可以在儿童的玩耍嬉戏中看到这种世界模型的建造过程。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角色扮演：孩子们会扮成消防员、医生或小商店的店主。
迪·邓恩对两个4岁的男孩进行了观察记录：
他们是一个托儿所里的朋友，相处了约一年的时间。两个孩子在屋子里玩耍，里面有一张桌子和一些可以用来角色扮演的衣服。开始时，男孩扮演的是寻找宝藏的海盗，他们船坏了，又遭到了鲨鱼的袭击；他们随后前往一个小岛避难，建起了一栋房子（在桌子下面）。他们用巧妙的方法解决了食材和烹饪的难题。他们精心策划的冒险、迅速解决的纠纷（例如他们是要面对鲨鱼的威胁还是鳄鱼的袭击）。
邓恩称这种玩耍嬉戏为亲密关系的开始。在孩子们所扮演的角色中，他们不仅饰演着自己的人物——海盗，也了解对方的角色、对方所采取的行动和对方所说的事情。他们有着复杂详尽的共同意向性。在捉迷藏中，我们可以看到儿童经历了角色互换。要玩好这场游戏，在躲藏时，你必须想象自己扮演的是捉人者。嬉戏似乎是我们在儿时探索如何建立他人的模型，如何理解他人并与他们协调配合的方式之一。
电影《龙猫》（1988）剧照。
大约20万年前，语言的出现将思维从之前的猿类状态转变为一个混合体。此时，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我们的祖先建立起了个体的心理联结，诸如约翰·华生和罗莎莉·瑞娜所发现的条件化躲避。与此同时，他们与个体、后代、性伴侣和朋友一起进行计划。他们也习得了当地的群体文化特征。此外，他们现在开始使用以新方式工作的处理器，并可以理解和生成语言。
后来，智力进一步发展：想象力出现了。这正好解释了人为何不仅能对思想进行思考，还能对超越眼前及记忆体验范围的事物进行思考。嬉戏便是这样一种活动——孩子能够以抽象的方式进行推理。
想象力似乎需要一整套（共计 6 种）能力，其中有些由来已久，另一些则是人类最近才获得的。就现代儿童而言，所有能力都会在4岁前出现。这些能力具体如下：·模仿、共情和利他主义、了解自己有在世界上行动的能力、象征性游戏和角色扮演的游戏、了解模型和心理理论。
这些能力之间似乎并不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例如，能够在游戏中扮演角色，并不预示着其心理理论有所发展。然而，这些能力对我们现代人类的思维确实十分重要。其重要性体现在我们的联合计划中，体现在我们对文化世界的发展和维护中。有了它们，我们才能够想象自己未能身处的其他环境：生于少数族裔群体之中，被饥饿所困扰，或成为战争的受害者。对于在抽象中思考，理解可能出现的未来，例如气候变化的后果、收入差异率和国际冲突等，这些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
游戏与体育是童年嬉戏的延续
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曾出版过一本关于游戏的著作：《游戏的人：文化的游戏要素研究》（Homo Ludens: 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赫伊津哈认为，我们这一物种（即智人）并非天赋异禀。相反，我们是一个借由丰富想象力和良好合作性聚在一起玩乐和沟通的物种，并创造出了以前不存在的东西。
《游戏的人：文化的游戏要素研究》，[荷]约翰·赫伊津哈 著，傅存良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
有些人会认为，嬉戏和玩耍只属于童年，长大后人们便不再进行这些活动了。但实际上，嬉戏并没有停止，只是转变了形态。游戏和体育运动就是两种游戏的“新形态”。
不同于男孩子扮演海盗那种无结构、无条理的嬉戏玩耍，游戏和体育对角色有明确的规定，详细说明了如何扮演这些角色，让我们知道可以采取哪些行动，应当遵守哪些规则。它们是生活模式（例如竞争和技能）的践行模型（enactive model），对此，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概述了一种理论来进行解释。他说，在每场游戏中都有：一系列可能发生的事件和一群推动事件发生的角色，共同构成的一片上演决定性戏码的场域、一个存在的位面、一台意义的引擎以及一个世界本身。
除了数独等极个别的例子外，游戏和体育都是社交性的活动，也都是合作性的邂逅，即使其模式本身是竞争性的。并且，戈夫曼说：似乎没有什么动因比“另一个人”更强大而有效了，他可以为给你带去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也可以让你所寄寓的现实枯萎干涸，这所借助的不过是举手投足、只言片语和惊鸿一瞥。
电影《棒！少年》（2020）剧照。
许多游戏和体育都反映了社会结构。例如，国际象棋以中世纪战争为蓝本，大富翁是在模拟房地产投机，蛇梯棋则模仿了我们起伏的人生旅程。将这个隐喻反过来说也成立：工作的各种形式都可以被喻为游戏或体育，例如金融游戏、写作游戏。有人也可能会说：“这还真是出乎意料。”
除了以上的例子，戈夫曼还解释了游戏是如何使我们思考的，即在日常的各种沟通交流中，我们会穿越一种半透膜，进入某种生活方式内部（其内部世界中），去参与生活、接受规则、扮演角色。在餐馆里，人们不会点自己吃不起的菜品，也不会像在游泳池的更衣室里那样脱掉衬衫。当一个人进入工作场所时，他又穿过了另一层膜。工作场所里充斥着礼仪规则、互动模式以及时间规划，这些都与家庭的半透膜不同。更重要的是，现实生活亦如游戏，正如戈夫曼强调的那样，我们在每个角色中所做的不同投入，让一切有了许多变化。如果我们不投入，甚至没有完全投入，事情都会不尽如人意。此外，他也指出，在现实生活和游戏中，小丑和精神病人都知道如何通过违反规则来制造混乱。
读艺术：与创造者建立精神联系
十多万年前，人类开启了一种新的模式——艺术。艺术并不像石器技术那样，具备直接的实用性——最早的石器工具已距今已有三百多万年了。但在某些方面，艺术与工具之间是可比的，因为艺术也涉及外化和思维的共享。已发现的最早的艺术形式是贝壳，人们在上面钻出孔并做成珠子，这样可能是为了制作项链。工具被用于改造外部世界，项链则别有他用。或许，它们的用途与那时已经出现的衣服是相同的。也或许，它们有助于人们塑造自己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己在社交世界中的形象，也改变自己的内心。
后来，其他种类的艺术开始涌现。40000年前，墓葬出现。最早的洞穴壁画则是在肖维（Chauvet）发现的，其时间可以追溯到31000年前。个人装饰品和艺术的出现意味着艺术家和欣赏者的思维之间建立起了精神联系。史蒂文·米森（Steven Mithen）称之为“隐喻”：“此”即是“彼”。墓葬暗喻着“此”（一个死去的人）即是“彼”（存活在另一境界或我们记忆中的人）。在最早的洞穴壁画中，岩石上的一组标记（“此”）可以被认出是犀牛（“彼”），刻下标记的人与标记之间存在精神联系，这种联系又呈现在看到标记的人的面前。
最古老的书面故事包括《吉尔伽美什史诗》（Epic of Gilgamesh）、荷马的《伊利亚特》（Iliad）和《圣经》中的故事。虽然《伊利亚特》后来以文字形式传世，但人们认为其最初的创作，是某人通过向群集的听众口述完成的。这种形式被称为“说书”，目前仍在世界的某些角落传袭着。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叙事故事视为小说，不论其形式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
与虚构的小说相比，事实这个概念对于理解心理来说并不是很有帮助。当然，我们知道事实意味着什么。在法庭、报刊或科研中，我们想要知道事实。对于小说来说，或许更好的称谓是“创意故事”，借助于语言能力的不断提升，创意故事变成了富有想象力的文学。
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戏剧、小说和电影中）虚构故事大多采用的是叙事形式，其主题是人类彼此间的交流。就以真实事件和传闻轶事为基础的故事而言，其起因必定是谈话——这是人类建立和维持彼此关系的手段。儿童在互动游戏中与朋友分享的想象世界，到了小说中，就转变成了作者与读者分享的想象世界，读者继而在读者群体中彼此分享。
成 年 人 对 小 说 的 喜 爱， 可 视 为 他 们 对 进 入 虚 构 世 界（modelworld），以求邂逅自己心仪的人物（model people）的热衷，我们看到了他们身上的特点和怪癖，这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人。
读文学：用想象填补作家留下的空白
几乎所有学科都有一本必读书。对于西方文学小说而言，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的著作《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就是这样一本书。这本书创作于 1936 年至 1946 年，彼时他居于伊斯坦布尔。全书共 20 章。第 1 章讲述了与《荷马史诗》有关的故事，奥德修斯（Odysseus）在特洛伊战争后回到家中，从前的护士通过他大腿上的伤痕认出了他，也讲述了在《圣经》中，亚伯拉罕（Abraham）被告知要献祭他的儿子以撒（Isaac）的故事。然后，按照历史顺序，各章分别介绍了宫廷爱情故事、但丁（Dante）的《炼狱》（Inferno）、蒙田（Montaigne）、普鲁斯特和弗吉尼亚·伍尔芙。每一章中都有取自原文的一个段落，当我们读到这些文字时，会感觉自己置身于一个有其自身意义的社会中，感觉自己处于那个时代的思维中。这既是一部西方的文学史，也是一部西方的思想史。
《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德] 埃里希·奥尔巴赫 著，吴麟绶 / 周新建 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5月
故事的讲述者如何才能让读者感到某个场景生动逼真呢？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说，在创作一个故事时，写“有许多蝴蝶”，效果往往不理想。他说：“我发现，如果我不说蝴蝶是黄色的，人们就不会相信它。”
珍妮弗·萨默菲尔德（Jennifer Summerfield）、德米什·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和埃莉诺·马圭尔（Eleanor Maguire）进行了一项fMRI 研究，让我们得以进一步了解这个问题。他们研究了神经科学家所谓的核心网络。这个网络参与我们对生活事件的记忆，计划的制订和对未来可能性的想象。萨默菲尔德及其同事说，他们通过在 fMRI机器中逐个地向参与者呈现口头的短语，成功缩减了想象力的构建加工过程。
他们使用的短语包括“深蓝色地毯”“雕花抽屉柜”“橙色条纹铅笔”，同时要求参与者在听到每个短语时，想象它所表示的内容，如果该短语是新的，还要将它添加到已有场景中。添加后，参与者还需要报告场景的生动性。随着任务的进行，研究人员希望看到有哪些大脑区域被激活了。
核心网络中有三个脑区与想象力有关：海马（包括一些附近脑区）、顶内沟（包括一些附近脑区）及外侧前额叶皮层。当第一个短语出现时，海马及相关脑区被激活；第二个短语出现时，上述脑区的激活增加；第三个短语出现时，这些脑区的激活进一步增加，但头三个短语过后，新出现的短语不再会造成更强的激活。参与者针对自身在任务进行中的体验做了报告，其内容证实了 fMRI 的研究结果，即三个元素便足以构建一个场景，使其生动性达到最高。
举一个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作品中的例子，他是世界上公认的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故事《古瑟夫》（Gusev）中的主人公是一名在东部待了 5 年的普通士兵，他刚刚退伍，身在返乡途中。故事的开头，古瑟夫和读者都不知道死神正在向他走来。回家的路上，他想象着自己的家乡。
他在脑海中勾勒出一个被雪覆盖的巨大池塘…… 在池塘的一侧，有一个瓷器厂，他仿佛看得见砖的颜色、高大的烟囱和滚滚黑烟；另一边是一个村庄…… 他和兄弟阿列克谢一起驾雪橇驶出院子，他们的屋子是一排屋院中的倒数第五个。
契诃夫给了我们一些暗示性的短语——一个满是积雪的池塘、一个烟囱高耸的工厂、一个村庄和雪橇，再有其他的描写就显得多余了，这些短语足以让读者想象出这个场景。在创作《古瑟夫》的同一年，契诃夫给自己亦师亦友的阿列克谢·苏沃林（Alexei Suvorin）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在他的短篇小说中，他指望通过“这样一种设想，（他的读者）会将主观元素添加到故事当中，以弥补其空白”。
世界中的人和物体存在于三维的空间当中，当我们看到并感知他们（它们）时，大脑便会使用来自视网膜的线索指导其建构，形成符合客观世界的心理模型。小说作家做的事大致与此相同，但他们的线索是写在纸上的字句，抑或舞台上念出来的台词。正如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Henry V）的开头所写的：一说到战马，眼前仿佛就有万马奔腾，高昂的马蹄在大地上踏出烙印，而现在，你必须全凭想象来装扮我们的国王。
阅读他人的故事是为了更好地思考自我
林·亨特（Lynn Hunt）认为，共情依赖于“一种基于生命的能力，能够理解其他人的主观性，并想象他们的内心体验，就如同那是自己的体验一样”。她还认为，小说在共情的产生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亨特说：“阅读小说时，通过对小说情节热情地投入，可以创造出一种平等和同情的感觉。”
文学对西方奴隶制的终结也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奥拉达·艾奎亚诺（Olaudah Equiano）1789 年的自传可谓意义深远。他作为奴隶被从非洲运往新大陆；他走南闯北，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赎得了自由，最后在英格兰定居。当时，市面上有着大量精美的文学散文，但他讲述奴隶生涯的自传深深打动了读者。这本自传流传开来，极大地激励了英国废除其奴隶贸易。
在美国，也有一本书在奴隶制的废除中起到了类似的作用，那就是哈丽叶特·比切·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的《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写道：“在道德方面，我们都生而愚蠢，以世界为乳房，喂养至高无上的自己。”因此，尽管我们有合作的倾向，但仍需培养对他人的理解——理解他人与我们是一样的，理解他人如何受到我们行为的影响。
《汤姆叔叔的小屋》，[美] 斯托夫人 著，林玉鹏 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10月
马塞尔·普鲁斯特这样说道：只有凭借艺术，我们才能摆脱自我，了解世界上另一个人的视角，这与我们自己的世界并不相同，否则，他人眼中的风景就像月球上的景色一样，我们永远都无从知晓。
2006 年，雷蒙德·马尔（Raymond Mar）与我们研究组的一些成员合作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发现人们的小说阅读量越大，在共情能力方面和对他人的理解方面就表现得越出色。阅读其他种类的书则没有这种效应。
我们招募了另一组参与者重复了这项研究，发现这种效应的形成并非由于那些共情能力强的人对小说有偏爱。其他的个体差异也不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这说明原因似乎就在于小说本身及其作用。随后有实验证明了这种作用的存在。已发表的文章发现，要求参与者在阅读短篇故事后立即进行测验，小说的短期效应便会出现。
尽管这一结果存在争议，且结果本身可能源自启动效应（接触某种事物会使得随后的特定反应更容易发生），但有研究要求参与者对整本书进行阅读，结果发现了阅读小说的中期效应。更有研究发现了与马尔的研究结果同类型的长期效应，元分析的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总之，这一问题的研究结果目前已经十分确定了。
这种效应意味着小说，特别是关于他人意向的小说（如爱情故事、侦探故事以及纯文学小说）往往关注的是人物及其复杂性。这些类型的小说，以及某些其他类型的非小说叙事作品，比如传记，能够让我们在精神上创造一个与故事相关的世界，并将自己融入到角色的想法中。这就是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所谓的“间接沟通”的一种方式。这种沟通并不试图指导或劝说，更不是（鼓吹和宣传中的那种）强迫，而是让人们有机会思考自我，也思考他人的想法。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是这样说的：以一种创造和构建故事世界及其角色的方式阅读，其实就是完成了作者所做的事情；这是“作者式”的阅读。他说，若是被动地阅读，只完成一个“读者式”的阅读，那就“陷入了一种漫无目的的状态当中”。
在《贯穿文学的伦理》（Ethics through Literature）中，布赖恩· 斯托克（Brian Stock）写道：“看起来，所有的西方读物中都具备伦理要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要素的价值也不会有太大变化。”
2015 年，《纽约书评》刊登了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小说家玛丽莲·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之间的一次对话。奥巴马这样说道：我为这份公民要职所带来的最重要的一系列理念，同时也是我认为我从小说中所学到的最为重要的东西，那便是共情。共情需要我们坦然接受这个世界所充斥的复杂和灰暗，但始终坚信真理仍在，这需要我们通过卓绝奋斗去探明。纵然大千世界里的人们千差万别，但人与人之间仍有可能建立联系。
换句话说，道德的反思和学习，以及托马塞洛所谓的集体意向性，是可以通过阅读小说来提升的。
读小说、看电影、追电视连续剧、玩电子游戏……人们一直认为这些不过是休闲活动，是娱乐。小说对同情的作用不仅体现在阅读这种形式上，电视连续剧和电子游戏等形式甚至可能有更好的效果，并能指向某些更深层次的东西。通过阅读和思考某些类型的小说，我们能够更好地借助自己的想象力理解他人。
校对 | 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