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题星解 | Pola三大攻淋利器(二)——CD79b创新靶点精准破局,DLBCL全球首创“魔法子弹”引领新航道

弥题星解 | Pola三大攻淋利器(二)——CD79b创新靶点精准破局,DLBCL全球首创“魔法子弹”引领新航道

首页休闲益智解图专家更新时间:2024-06-23

导读

每一个未知世界的开启,都有先驱者勇敢预见;每一段暗夜潜行的征程,都有点灯者无畏引路。“弥题星解——解锁DLBCL治愈新标准”系列报道,深挖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治疗中的难题,探讨临床未满足的需求;结合临床研究、中外真实世界治疗经验,共同探索DLBCL的精准诊疗新标准。维泊妥珠单抗(Polatuzumab Vedotin,简称Pola)化作北极星(Pole Star),在领域大咖指引下,助力优化诊疗策略,以期改善中国DLBCL患者的生存。

《Pola三大攻淋利器》系列文章上期解析了Pola的有效载荷药物MMAE,MMAE可通过旁观者效应进入临近肿瘤细胞,重复、持续性地对肿瘤细胞进行*伤,让我们看到了攻克肿瘤异质性的曙光。本期将从CD79b靶点出发,继续探索Pola治疗DLBCL的奥秘。

本期弥题

靶点对ADC而言至关重要,在设计血液肿瘤ADC药物时,如何在众多靶点中抉择?基于靶点表达水平可能影响ADC疗效,ADC一般需要靶点检测以指导临床应用,是否所有ADC药物都需要靶点检测呢?近年来ADC药物研究愈发火热,研发中选择的CD79b靶点以及靶向CD79b的药物Pola有何特殊秘密?

星解专家

ADC靶点难以抉择,重重弥题有待解决

由于严重不良反应将限制给药剂量,从而限制治疗窗口,因此小分子化疗药物的应用受到了较大限制。ADC将强效的细胞毒性药物靶向递送至目标癌细胞,从而提供更广泛的治疗窗口,限制了脱靶效应的发生情况[1],其兼具靶向治疗的选择性和化疗的细胞毒作用,可能通过提高疗效、改善安全性或耐受性而改变肿瘤的治疗策略[2,3],迈向更精准的免疫化疗。

图1 小分子化疗药物和ADC的治疗窗对比

在ADC药物研发过程中,靶点的选择是ADC药物研发的关键。探索血液肿瘤的治疗靶点,并从中选择ADC药物的理想靶点,是研究者一直以来致力突破的难关。免疫化疗时代,CD20作为DLBCL的明星靶点被众多血液科医生熟知,尽管CD79b在B细胞的分化表达阶段与CD20相似,但是目前靶向CD79b的成药极少,全球首个治疗DLBCL的ADC药物Pola为何独辟蹊径选择靶向CD79b构建“魔法子弹”,而未选择CD19、CD22等热门研究靶点以及至臻成熟的CD20靶点,背后有何特殊秘密?既往全球已上市的抗肿瘤ADC药物大多需要靶点检测以指导临床应用,是否所有ADC药物的临床应用都需要靶点检测来指导?

层层筛选,CD79b靶点脱颖而出

除了熟知的CD20靶点外,还有许多靶点仅在B细胞和B细胞肿瘤上表达,近年来研究者对这些靶点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在Pola开发的早期,研究者首先在肿瘤移植动物模型中测试了ADC作用于CD19、CD20、CD21、CD22、CD72、CD79b、CD180等靶点的疗效和安全性[4]。结果发现,大多数靶点仅对酶可裂解型连接子-药物有效,而CD22和CD79b由于对酶可裂解或不可裂解型连接子的ADC均有效,成为更受关注的靶点[4]

图2 7个靶点的疗效曲线图

体外抗肿瘤活性的研究证明,以MC-vc-MMAE构建的靶向CD22和CD79b的ADC疗效均不受靶点表达水平影响,治疗人群将更加广[5]

图3 抗CD22 ADC与抗CD79b ADC疗效与靶点表达水平关系

进一步研究显示,抗CD79b-vc-MMAE(Pola)的半数有效剂量比抗CD22-vc-MMAE(Pina)更低[6],意味着Pola的治疗窗可能更广。

图4 Pina和Pola在不同剂量下的疗效反应

II期ROMULUS研究也提示Pola更有效,其缓解持续时间(DOR)比Pina更长且具有更佳的获益-风险特征,无论是5级不良事件(AE)还是严重不良事件(SAE),Pola的发生率均低于Pina[7]。经层层筛选,CD79b成为非霍奇金淋巴瘤(NHL)治疗靶点中的优选。

图5 Pina和Pola联合利妥昔单抗治疗R/R DLBCL和FL的DOR

图6 Pola和Pina联合利妥昔单抗治疗R/R DLBCL的AE例数

揭开CD79b靶点神秘面纱,靶向CD79b ADC Pola前景无限

CD79是B细胞受体(BCR)的组成部分中参与信号转导的异源二聚体分子,由CD79a和CD79b(分别为Igα和Igβ)两条肽链组成,具有B细胞谱系高度特异性,在多种B细胞NHL和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B细胞上均有较高表达,具有广泛性*伤B细胞肿瘤的作用机[8]。同时临床前研究也验证了以CD79b作为结合位点,比靶向CD79a更加高[9],因此CD79b成为发挥ADC作用机制理想的治疗靶标,能够通过精巧的内吞作用并转运到富含蛋白酶的溶酶体样区室,从而有效递送载荷药物并引起靶向的细胞毒*伤[10]

图7 CD79b为BCR成分

体外、体内移植瘤模型均提示,靶向CD79b的vc-MMAE ADC药物 (Pola)耐药原因不来自靶点下调或靶点的内化效率,耐药移植瘤仍能维持靶点的表达水[11];对移植瘤进行寡核苷酸微阵列技术的基因分析显示,仅有P-gp基因在耐药株中表达水平上调超过1个数量[11],表达水平约为亲代细胞系的100倍,这一点同样在流式细胞术分析中验证。获得性耐药主要驱动因素为P-gp过表达,其被认为与化疗的耐药性有一定相关[11]

图8 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肿瘤细胞表面CD22、CD79b的表达水平在原始株和耐药株中相似

图9 通过流式细胞术测定的耐药细胞系表面P-gp表达水平。原始株几乎不表达,耐药株高表达

凭借精准强效、不因靶点下调而出现耐药的独特优势,靶向CD79b的ADC Pola在不适合移植的复发难治性(R/R)DLBCL人群中开展的临床试验——GO29365研究显示了非凡的成果,与BR组相比,Pola-BR组可显著提高患者的完全缓解(CR)率(40.0% vs 17.5%;P=0.026)和最佳CR率(57.5% vs 20%[12,13]。中位随访22.3个月后,Pola-BR在BR的基础上进一步延长了无进展生存期(PFS,9.5个月 vs 3.7个月;P<0.001)和总生存期(OS,12.4个月 vs 4.7个月;P=0.002),并降低58%的死亡风[12,13]

此外,随机对照队列生物标志物分析表明,无论是肿瘤缓解、还是PFS/OS获益均与CD79b表达水平没有相关性(P=0.69),Pola的疗效不受CD79b表达水平影[12]。CD79b表达水平分析显示,96.4%患者通过免疫组化(IHC)可检测到CD79b表达,另3例患者IHC阴性样本的平行RNA检测也显示CD79b表达为阳性,提示IHC需要关注检测灵敏度或假阴性可能[12]

图10 患者PFS、OS与CD79b蛋白表达分析

这一发现在Pola治疗初治DLBCL患者的一项Ib/II期研究——GO29044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14]。探索性的生物标志物分析显示,所有患者肿瘤样本均为IHC及RNA CD79b阳性,且肿瘤病灶缩小、PFS与CD79b的表达水平高低均无相关[14]

图11 患者肿瘤缓解程度、PFS与CD79b蛋白表达水平分析

基于上述研究数据验证,Pola治疗DLBCL似乎无需CD79b靶点检测以指导临床应用,并且DLBCL患者不应因为CD79b靶点表达较低而被排除在Pola治疗之外。凭借其良好的安全性、可观的疗效、不受靶点表达水平影响的优势,Pola有望在DLBCL一线及后线治疗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星解语录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张会来教授

ADC药物近10年来取得了可观的进展,研究者在靶点选择上尤为重视,CD79b为经层层筛选后得到的血液肿瘤优选靶点。

由于肿瘤细胞表面往往特异性表达一些疾病诊断性抗原,或者抗原表达水平对于抗体的结合能力和治疗能力具有限制性影响,既往多种ADC药物均需要靶点检测以指导临床应用。2项Ib/II期临床研究GO29365和GO29044均表明,未经标志物筛选作为入组标准的患者中IHC或RNA分析均为CD79b阳性,且Pola疗效不与靶点表达水平相关,提示其后期的临床开发无需进一步对患者进行靶点检测以筛选患者,相信未来临床实践中患者无论CD79b表达水平高低均有可能从Pola治疗方案中获益。期待Pola的上市,为中国DLBCL带来可及的治疗选择,惠及更多中国患者。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陶荣教授

ADC药物兼具靶向治疗的选择性和化疗的细胞毒作用,带领患者迈向更精准的免疫化疗。在ADC药物研发过程中,针对B细胞肿瘤中的靶点众多,CD79b对可裂解或不可裂解型连接子均有效的性质以及更佳的获益-风险特征使其在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

靶向CD79b的ADC Pola作为后起之秀,因其领先的分子设计和扎实的临床探索备受瞩目。凭借在GO29365研究及全球III期确证性POLARIX研究中展现出的良好安全性、可观疗效,以及临床治疗效果不受靶点表达水平影响的优势,Pola在血液肿瘤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和进一步探索前景。

「魔法子弹」Pola助推DLBCL治疗站上新高度,MMAE、CD79b靶点、可裂解型连接子三大攻淋利器背后的奥秘轮番登场,下期即将揭开可裂解型连接子的神秘面纱,不见不散!

张会来 教授

陶荣 教授

参考文献:

1.Tarcsa E, et al. Drug Discov Today Technol. 2020;37:13-22.

2.lona Pysz, et al. Cytotoxic Payloads for Antibody–Drug Conjugates, 2019, pp. 1-30

3.Mullard A. Nat Rev Drug Discov 2013;12:329–32; 3. Fu Z, et al. Signal Transduct Target Ther. 2022;7(1):93

Polson AG, et al. Cancer Res. 2009 Mar 15;69(6):2358-64

5.Dornan D, et al. Blood. 2009;114(13):2721–2729

6.Li D, et al. Mol Cancer Ther. 2013 Jul;12(7):1255-65

7.Morschhauser F, et al. Lancet Haematol. 2019 May;6(5):e254-e265

8.Rita Assi, et al. Clin Hematol Int. 2021 Mar; 3(1): 21–26

9.Polson AG, et al. Blood. 2007‘110(2):616–623

Hammood M, et al. Pharmaceuticals (Basel). 2021;14(7):674.

11.Yu SF, et al. Clin Cancer Res. 2015 Jul 15;21(14):3298-306.

12.Sehn LH, et al. J Clin Oncol. 2020 Jan 10;38(2):155-165.

13.Sehn LH, et al. Blood Adv. 2022 Jan 25;6(2):533-543.

14.Tilly H, et al.Lancet Oncol.2019 Jul;20(7):998-1010.

编辑:Evelyn、Chole

排版:moly

执行:W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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