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常常跟在哥哥的屁股后面跑，他玩弹球、打弹弓、粘蜻蜒、粘知了、捉蛐蛐、拍毛片儿(一种有着各种人型、图案的小纸片)、踢罐、捉迷藏、撞拐、打劈柴等游戏时，我总是作为“跟包”当他的助手。
当然洗澡啊、剃头啊我们哥俩也在一起。一次妈妈在胡同里喊了一位走街串巷的剃头匠给我们哥俩剃头，那师傅虽有一嘴糊弄儿顾主、让人受听的好话，但却是一手遭糕透顶的烂手艺。他那把剃头刀不知在我们哥俩的脑袋上划破了多少小口子，再加上用他那不知给什么人洗过的铜盆给我们洗头后，没出三、五天我与哥哥一人长了一头的脓包疮。妈妈为给我们治头疮，经邻居点拨买了一堆中草药熬成了药糊糊儿给我们涂在头上。这一下我们哥俩这一对“难兄难弟” 变成了人见人躲的黑头大侠。
打那儿以后，妈妈汲取了教训，总是愿多花点儿钱送我们到正式的理发店去剃头，再也不敢喊那些走街串巷的剃头匠了。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我们的小光头变成了小平头，小平头又变成了小分头。
1965年2月10日我参军入伍，小分头再次回归小平头。1965年10月9日我们铁道兵58团跨出国门参加援越抗美战争后，每名小平头的战友身边又多了一个为战伤救治的物件，战地“三角巾急救包”。很庆幸我那块“三角巾急救包”虽伴我征战越北的安沛、莱州、谅山三年半，但终未派上用场。退役后因保管不善，我那块“三角巾急救包”也不知失落在那里了。
编辑：乐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