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姜佑怡，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博士研究生。
姜振宇，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
【摘要】科学幻想是一种文化实践。在传统的以科幻文本为核心的文学研究方法中，其面向现实的实践潜力难以得到彰显。科幻人类学通过将科学与幻想并置连通，对科幻进行整体性的研究，从而提供了一种更加具有想象力、统摄性和贯穿性的理论进路。它能够使得科幻中所内蕴的人类想象与建构未来的实践得到更加充分的解析和讨论。这一思路源自人类学与科幻交融互鉴的历史，在研究当代科技文化中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类科学实践的历史，科幻文本及其生成的环境与过程，以及虚构想象对现实的建构，共同构成了科幻人类学研究的研究对象。火星探索这一重要的科技实践和科幻母题，正是科幻人类学应用的极佳案例。在这样的视野之下，作为科学幻想载体的科幻便打破了文学文本的禁锢，而人类学也超越了对世界进行平面描写的藩篱，二者共同成为人类建构未来的文化实践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科幻人类学；研究方法；想象；科技实践；文化实践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科幻文学的审美价值和社会影响研究”（21CZW055）阶段性成果。
圖
姜佑怡（右）和姜振宇
来源丨作者供图
中国科幻研究的历程始于晚清时期。青年鲁迅“经以科学，纬以人情”[1]的文体论和“导中国人群以进行”[2]的实践论，奠定了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科幻发展、科幻理论探索的基础。此后中国科幻在文类内部，形成了科学与人类社会、日常现实、未来幻想等多种人类的“非科学”要素的对立；在外部文类定位方面，则始终处在对“四个现代化”“科学的春天”等政治宏大叙事的依附当中。直至70年代末，中国科幻理论开始了一个迅速的生长期。研究者们尝试赋予“科学”以更丰富的内涵，同时对“幻想”进行了全方位的重新定义、推演和论证。21世纪初开始，中国科幻文学理论来到了由逐渐复苏突然跳跃至急速膨胀的阶段。一方面，在各类文学、文化、产业、科技的学术会议当中，科幻往往作为单独议题或者活动版块频繁出现；另一方面，科幻研究也常常深刻介入到各种并非纯粹学术的文化活动和产业运作当中，理论与实践因此形成了极为丰富且难得的互动。但此时科幻研究的文学进路，尚处于逐渐成熟的过程当中，便隐然有自限于狭小话语桎梏的风险。
青年鲁迅及其翻译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
经过多年的理论发展，我们逐渐意识到科幻对人类科技经验的敏锐觉察和对科技未来的强大的建构作用，并不能被单一的文学方法所充分阐释。历代学者、作者所关注的议题，往往极大地超出了文类内外的理论界限；并且总在折射着最深沉宏大的时代与人类命题。其横向往往跨越数个学科，纵向贯穿文本之外的人类想象与社会实践，深处则直抵根源性的理论逻辑和世界观念。因此，在中文语境下，面对科幻这一关涉人类实践的诸多层面且具有广阔纵深的领域时，我们亟需一种更加强有力的理论更新。
而人类学则是一个与真实世界紧密相连的学科，同时又以“人类”为理论探究与民族志书写的对象，在对真实世界进行参与和观察之后，选取其中的一部分进行描摹。尤其在“想象的共同体”之后，虚构和想象也被视为了现实的一部分。这便使人类学有潜力成为科幻突破“文学虚构”这一桎梏，以抵达更普遍之文化实践乃至文化创造的关键性理论工具。
Imagined Communities
与科幻一样，人类学同样是在晚清时被引入中国，且同样处于“进化论的人类史观”影响之下。发明了“科学小说”一词的梁启超在述评人类学问时说：“于是人人不敢不自勉为强者、为优者，然后可以立于此物竞天择之界。”[3]
作为中国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吴文藻，主张人类学要为国家现实服务，把人类学研究与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实联系起来，推动人类学研究从原始民族扩大到现代民族。从此后费孝通也传承并发扬了这种思想，在燕京大学求学时就将学习和应用人类学定位于为“认识中国”“改革中国”而服务。在战火交织的年代，费孝通又进一步将中国学者的精神具体化为“救国与富民”。[4]因此可以说自其引入之初，人类学在现代中国的发展基本是达尔文主义为根基，围绕“救亡图存”这一核心任务而展开的。[5]
此后，在中国的现实历史条件和政治境遇的影响下，人类学的引进和发展均朝“社会发展”、“民族再造”与“国家抗争”等主题贴近。[6]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漫长发展，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逐渐暴露了一些缺憾。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科发展之疆域自限于“汉学”或“少数民族学”的藩篱，缺乏对整体和终极之“人”的讨论和关怀。[7]“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类学”，数智时代的人类学该如何与数智关联，关注数智、理解数智、阐释数智，由数智派生，与数智博弈；承继演化论，建立共时观，以未来眼光关注本届人类共同体[8]——这是当今人类学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面临着科学技术这个时代重大议题的今天，在数智时代业已到来并渗透于我们日常经验深处的今天，人类学与科幻的交融互鉴或可提供一条新的理论路径，使得科幻中所内蕴的人类想象与建构未来的实践得到更加充分的解析和讨论。由此召唤出的“科幻人类学”这种更加具有想象力、统摄性和贯穿性的理论进路，正是本文所要展望与探讨的。
一、人类学与科幻的交融互鉴
在历史上，人类学与科幻的交融与互鉴并非无迹可寻。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就曾提出过“人类学应当面向未来”的呼吁，提倡与当代人对话，将传统社会与我们自己的历史进程融为一体。[9]这一观点源自于美国学者对于在未来建构自身历史的现实焦虑。实际上，这种焦虑是普遍存在的。同人类学领域类似，美国这一时期的科幻作品也反映了这种状态。在小约翰·坎贝尔（John W. Campbell Jr.）的影响之下，更多具有创作自觉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科幻小说开始出现，科幻作家的创作兴趣从太空牛仔故事，越来越多地转向创造“一个真实的、内部自洽的、有机的未来社会”。[10]这种创作风潮绵延至60年代，诞生了一批愈加典型的作家作品。如厄休拉·勒奎恩（Ursula K. Le Guin），她的作品中包含了宇宙生成论、生态学和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致力于“发现本质上的新的部落和新的生活模式”——这被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称之为“空间人类学”。[11]但正如尚在成熟之中的科幻文类一样，这批作者在科幻创作中引入人类学，通常是将人类学方法作为第二世界构建的工具，或将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和结论作为故事的素材，并未更加深入地挖掘这一领域的潜力。这在今天看来似是一种对于话语资源的浪费，但在当时却已的确是一种极富勇气的尝试。
美国科幻作家、编辑小约翰·坎贝尔
更进一步的探索有待于人类学理念和社会功能的进一步发展。在充满变革的60年代，整个西方世界开始了一场犀利的自我拷问。此时的科幻也从一种大众娱乐消费品、一种浮泛的幻想产物，逐渐生发出严肃性，试图成为一种参与社会建构的力量。加之战后控制论-功能主义思潮开始改写人们对社会的认知与理解，以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等为代表的一些功能主义人类学家希望将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战后新秩序的建立。她的目标是将系统理论，特别是反馈循环的控制论模型，应用于民主制度的发展。她自觉地将科幻方法纳入视野，积极讨论诸如在太空殖民地建立新的文化等议题。[12]
就像整个60年代的时代风潮一样，这一时期的许多探索都在巨大的焦虑之下显得操之过急。将科幻引入人类学并将其作为未来社会的设计方法迅速演变为一种政治性的话语霸权，背离了人类学的根本目的。而且这些乌托邦式的想象也暴露出了自身的局限，技术修正主义、仁慈的凯恩斯主义国家、美国式的神化技术官僚以及将每一个文化都想象成一个自成一体的实验室，都是不切实际的。另一方面，当人类学家想象和设计另一种地外文化时，实际上也将文化上的“他者”降格成了过去时间里的异域“野蛮人”。[13]
这一思路在美国的人类学界一直延续到了70年代，相关的讨论形成了一系列的集体讨论，人类学界与科幻之间的联系也越发变得主动和广泛。其中阿瑟·哈金斯（Arthur Harkins）和丸山孙郎（Magoroh Maruyama）在美国人类学会组织的“文化未来主义”小组最具代表性。他们在美国人类学协会年度会议以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科学大会上组织了一系列关于外层空间的讨论。这些会议促成了1975年出版的《地球以外的文化：人类学在外层空间的作用》（Cultures Beyond the Earth: The Role of anthropology in Outer Space）一书。在这个文化未来主义阵营中，一部分人推测与外星人接触可能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变迁，另一部分推测太空移民的后勤问题。丸山在其中提出了“地外人类学”（extraterrestrial anthropology），认为地外空间消除了地球上的限制因素，因而可以发明新的文化模式，有着更多未知的文化选择。[14]
《地球以外的文化：人类学在外层空间的作用》
然而，这些尝试遭遇了双重困境。一方面，他们试图用科幻中的文学虚构直接去撬动社会实践，这个方法在相当程度上很难奏效——事实上科幻作品中想象的乌托邦实践也已经在1968年之后迅速地堕落为了一种乌托邦冲动。另一方面，他们所持有的与米德类似的功能主义-控制论观点也同样显得过于简单粗暴。他们的思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之上，倾向于强调文化的统一性和同质性，认为人类学家可以理解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绝对边界，创造“纯粹的”人类学研究对象；认为掌握文化内部的关系比研究文化之间或之外的关系更重要；并且他们相信人类学家可以通过应用系统思维来预测，从而塑造文化变革的进程。[15]这些假设过于夸大了人类学与人类学家的作用，并且将机械控制论的方式直接用于社会科学之中，其可靠性也是值得怀疑的。
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认为，这一阶段的人类学和科幻在表述上达成了一种深刻的认同。一方面，随着60年代一系列社会实践的失败，以表述或想象的方式进行文化实践成为二者共同的表达。另一方面，在理念上，人类学和科幻共享了一种超越性的现代人类视角，即“同时性”（coevalness）[16]。人类学开始越来越多地致力于在全球政治经济互动背景下表述各种文化，将其他民族视为我们同时代的一部分；而科幻也在尝试抛弃黄金时代的关于种族和文化的刻板印象，反思将他者视为被征服对象的殖民主义思维。在这样的背景下，功能主义-控制论的观点也逐渐为人们所扬弃。
事实上，科幻和人类学遭遇的困境指向的是更为普遍的认识论危机——尽管对于这些危机的表达需要等到80年代才得到普遍的认同。正如迈克尔·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认为：“这场危机是新信息技术与人类学研究对象的划时代转变——原始民族现在也通过网络和我们联系在了一起。”[17]在人类学领域，此时迈克尔·费舍（Michael Fischer）提出了一种“预先叙述”（prolepsis）的方式，呼吁人类学家创作描述性民族志，描述新兴的话语、制度和存在方式。他将人类学的前景与网络空间的新技术联系在一起，认为将来会在物理性之上出现超文本。[18]而以布鲁诺·拉图尔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ce and Knowledge，即SSK）领域通过科学研究过程的微观社会学证明，科学也是文化的，由身份、权力和社会关系构成。在对全球化的研究中，人类学家提出各种过渡性和虚拟空间，用来描述流通资本和商品的更广泛范围。种族景观、技术景观、金融景观、媒体景观和意识形态扩散，人们与文本化世界的匿名互动隐去了他们的多元社会关系，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非地域性”。[19]
而对于科幻来说，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则更为清晰明了：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过去人类所反复设想的未来。
到了90年代，以“赛博格人类学”的提出为标志，人类学与科幻已经在实践层面上结合在了一起。研究者们常聚焦于讨论科幻中的机器人形象和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宣言》（The Cyborg Manifesto,1985），认为人类、机器、“科学”和“文化”是由制度和权力调节的混合边界。以其为代表的后现代人类学建立在科幻想象的基础上，试图把握新兴技术、制度以及人类社会在未来的走向。
唐娜·哈拉维
在人类学与科幻相互交融的过程中，赛博格人类学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但此时哈拉维的同志们却仍在襁褓之中。超越性的赛博格想象并未影响思想界和科幻圈之外的大众，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女神”仍是远比“赛博格”更加可爱的形象。思想的激荡如何落到行动者的观念和实践中，我们仍然期待一个被充分想象但仍显陌生的时代的到来。
回顾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人类学与科幻的联姻无论在创作领域还是在研究领域，都为人们拓展了知识的边界，提供了新的话语资源。但与此同时，这些成就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其中最为显著的问题在于，它们并未试图打通人类学与科幻的边界，而是在彼此挪用和收编中制造出一种理论生长的景象，这就制约了彼此拓展的动力。更大的潜力、更深的问题和更宏观的图景尚未被充分解放出来——更平等的并置与融合应是理论进一步更新的方向。
二、科幻人类学的提出
当下科幻与人类学的相互介入，已经与此前仅仅将人类学作为类比于各个“分科之学”，被科幻视作素材或语料库的做法大不相同。科幻是一个正在勃兴之中的当代人类文化现场，人类学外在于但又深层次地介入其中——科幻人类学便由此诞生。于是，一系列隐藏在市场消费行为和学科范式建构背后的重大命题便得以显现：科幻得以超越文学想象的桎梏，被释放到更广阔的现实文化实践当中；而人类学也得以直面正在迅速变动的当下人类文化，实现自身的持续更新。
什么是人类？以及什么是作为今天/未来人类学之研究对象的人类？这些“大哉问”已经不再是若干学术大咖或理论明星超越式的悬想，而成为了一系列严肃的理论命题，以及每个人类个体都必须面对的变化。正如徐新建指出的，从20世纪初开始，最前沿的科学认知，就试图将有机的生命类型置于更为宏大的无机世界中，并因此提供了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可能[20]。遗憾的是，这一视野并未普及开来，且直到今天仍被囚禁在少数思想家与科幻迷的头脑当中——青年鲁迅曾短暂地望见非人之物带来的巨大审美效果[21]，但直到刘慈欣为止，也不过是堪堪提出了极易被混淆的“大自然”[22]的概念。科幻和人类学在此时都遇见了“新人类”与“新文化”的命题。
建立在科学之上的认知结构，所提供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类（形象）呢？上个世纪之交威尔斯的《时间机器》成为了一个极佳的隐喻母题。在小说中，人类借由科学造物，在纵向观摩了一系列人类身体的演化形态之后，抵达了文明的尽头，去瞻望“人类的末日”。而中文科幻的起点，同样源自梁启超对卡米伊·弗拉马利翁（Camille Flammarion）《世界末日记》的述译——不同之处在于，他在横向目睹了一切人类文明形态的共同衰亡之后，仍旧补入了一点关于“爱之花盛开于其他星球”的希望。[23]这些共同成为了关照人类的现代方法：我们可能会面对末日，但那只是（地球上的）人类的末日，甚至不是地球的末日。换言之，我们终于得到了一个比人类更大的意义结构，此时无论人类还是人类学，就不得不如同牛顿之后的一切传统文化一样，被放在一个更大的认知体系当中，重新衡量估计自身的价值。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与《时间机器》
刘慈欣式的科幻其实给出了一种绝佳的尝试，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被他视为前辈的克拉克以及诸位黄金年代的科幻作家们。当人们注目于《三体》系列中人类的毁灭时，刘慈欣在意的是，在文明毁灭之前，地球人已经把文明扩展到了整个太阳系，这已然是超越了一切既有史诗的伟大成就。问题在于，这关于毁灭与希望的母题，对于一般人类而言，已然近于奇幻——它失去了现实的依附，而仅仅有赖于方程式和模型来描摹美感：这就与人类具身的体验与日常的情绪拉开了知识层级的差距——人类学的介入，此时便成为了拉住风筝的线绳、吸引飞扬的引力，或是困住地球生命的氧气。
在新人类的角度，科幻人类学的价值定位也正在于此，当超越性的科幻成为一种与日常的人类（而不是人类的日常）能够发生联系的研究对象，科幻在悬想之外的现实力量，便能够被激发、呈现和生长：新的人类正在诞生，而他们可被理解。在新文化角度，科幻人类学的要害之处在于“科学与幻想并置连通的整体研究”[24]。这种“连通”就同时激活了科幻的中国传统，以及科学的文化实践脉络。
1982年，在“科文之争”的高潮时期，刘兴诗、童恩正、王晓达联名发表《为科学小说正名的建议》，要求从科幻当中去除“幻想”之名，“彻底和专以搜奇猎趣、荒诞怪异的‘幻想’决裂”，以回复到“科学小说”[25]当中。但这一提法实际上是以退为进，想要重点强调的是点出另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念：“科学本身是需要幻想的”[26]。这一观点勉强可以看作对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署名郭沫若的讲话《科学的春天》的承袭：“科学是讲究实际的。……同时，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有幻想才能打破传统的束缚，才能发展科学。”[27]在后来的科幻论述，类似观点也得到了延续：“科学是一个复杂的认知体系，这个体系中已经预设了想象的存在”[28]。这些观念都在于破除过分神圣化、“科学主义”式的科学观念，而在一个人类实践与创造的逻辑当中，对科学进行定位。
此时的“科文之争”便成为“科玄论战”的继承者。当初遇现代的先辈们怀疑科学能否提供“人生观”的时候，“科幻姓文”的主张，实际上就已经明白无误地彰显这样一个事实：除了真理性的知识之外，科学还有其他存在的方式，并且总是与人类相关。
这一逻辑恰好体现了科幻人类学的两方面理论基础。徐新建认为：“从学术话语的谱系延伸看，科幻人类学的创建并非凭空倡导，而有其现成的、可依赖的坚实基础，即文学人类学与科学人类学。”[29]“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科幻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science fiction）将以科学人类学及文学人类学为根基，面向社会生活中蓬勃发展的科幻实践，形成自身特有的知识范式和话语阐释。……在研究对象和阐释论域的构成范围，科幻人类学立足交叉并置的结构，将人类理性与诗性视为整体，双向考察科学与幻想（science and fiction），及其交互式的互动关联。”[30]
首先，“科学人类学”这一方向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以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以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一书中所阐明的思想为理论出发点来讨论科学知识问题，在科学社会学领域提出了新的研究范式。他们的共同观点是：科学知识一如其他各种信念体系，是受社会条件制约的，是社会集团的产物，是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群活动的成果。他们认为，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一样，是社会建构的。[31]他们采用了人类学的方法来考察科学知识的产生，来论证他们关于自然科学知识的根本观念。[32]
托马斯·库恩 布鲁诺·拉图尔
其次，与科学人类学相对应的则是“文学人类学”。“文学的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狭义的文学类别，将更加广泛的人类表述实践纳入研究范畴，同时考察文本生成的过程与环境。它关注感性与诗性的人，故亦可称为诗性或诗学的人类学，聚焦从神话、歌谣、史诗到图像、仪式、展演直至影视、游戏、网络视频等人类表述的演绎化，[33]亦即“文学成人”。[34]同理，如果从单一的文学视角出发，科幻——即science fiction，其研究对象通常限于科幻小说与电影。尽管汉语的“科幻”一词每每与英文的science fiction对应，但无论在形上的学理还是形下的实践层面，“科幻”的意义更多关涉内在的科学想象、科学虚拟及外在的科技制造。[35]正如人类学家格尔茨所言，即便在民族志表述的意义上，英语的“fiction”一词原本就包含了“制造”和“虚拟”的意思。[36]因此，在文学人类学的视野之下，“结合其实际存在及影响来看，科幻的所指，从观念到实践都不限于文学、电影，也就是并非仅限于重虚拟、有情节的文学书写或影视叙事，而已更为广泛地渗透至包括视觉艺术、电子穿戴、智能装置乃至VR乐园、网络电游及‘赛博格’（电子人）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37]
克利福德·格尔茨
科幻人类学就诞生于科学人类学与文学人类学相互融合的地带。当我们承认，科学带来的认知范式革命，彰显了巨大宇宙当中的全新人类形象，并且这些新人类正在创造前所未有的新文化之时，科幻人类学就呈现出它的必要性了。
作为类型文学的科幻，实际上是我们这些受困于漫长演化进程的原始人类，在面对全新世界观念与正在生成的人类现代文化时的某种下意识的反应——它从两百年前就始终被囚禁在文学虚构或臆想故事当中。科幻人类学将会把它从版税、市场和意识形态当中解放出来，将身处于边缘或前沿的悬想，置入广泛的行动者网络[38]当中。
当困窘于前科学或前现代认知思维与文化结构的当代中国人尝试热烈地拥抱现代科学之后，他们实际上有机会达成一个西方科学从起点处就尝试抵达但始终未能达致的目的，即如何在一片瓦砾堆上创造全新的人类以及人类文化。我们意识到了古典中国不够优秀，西方文明也不够完美，鲁迅式的“拿来”就成为了一个绝佳的态度——重点在于，当我们发觉了包袱的存在，对包袱的省思和革新就有了前提和基础。1995年底，杨振宁在给科幻世界题词时写道：“幻想与梦想不同”，强调的即是幻想作为“有序的，有意识的思想活动”[39]——亦即现实的组成部分。
而在今天，幻想已然是现实文化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当科幻渴求挣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却也让地球还原为茫茫宇宙中无关紧要的一颗星星；人类学则在人类拥抱了更为宏大和虚无的“大自然”之后，提供了回到康德，回到科学是诗歌组成部分的浪漫主义年代。就像来自太阳的引力一样，人类会因为被囚于地球而忽略它的存在，但当我们终于开始迈向星空，它仍是最为夺目的灯塔。
三、科幻人类学的应用
对远方星空的抵达，始于更精细的“看见”，以及由之而来的幻想、谬误、猜测、谵妄，还有它们的传播——这些不甚科学的事情，最终将被共同镌刻在实践的每一个脚印中。诚如徐新建所言，“科幻世界的两个空间，一是指被形形色色科幻家们创制出来、与生活世界形成特殊映照的科幻作品……另一层意义上的科幻空间，则是指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存在、并以不同方式参与创制科幻作品的一切个体、群体、机构、媒介、网络。”他发现了围绕科幻存在的两个人类所生活的世界，其一是以个体想象的方式进行实践，其二则是以群体事业的方式进行实践。
作为与地球最相似的系内行星，火星是极佳的科幻人类学对象、母题以及范本。在伽利略第一次用望远镜观测火星两百多年之后，意大利天文学家乔范尼·夏帕雷利（Giovanni Schiaparelli）在1877年火星的“大冲日”[40]期间，用最新的高倍望远镜在火星表面观察到一个密集的线性结构网络。这使得人们普遍相信，一定有一些智慧文明在火星上从事了行星规模的工程建设。[41]一些天文学家热忱地参与了对这些假想的文化建构。美国的帕西瓦尔·罗威尔（Percival Lowell）和法国的卡米伊·弗拉马利翁就是其中的代表。
乔范尼·夏帕雷利在火星表面观察到的线性结构网络
罗威尔几乎倾尽毕生时间试图证明火星上存在着智慧生命。他在亚利桑那州的弗拉格斯塔夫建立了自己的天文台，从1894年开始对火星运河进行了详细的观测。他将这些科学实践与想象进行了融合当中，撰写了《火星》（Mars ,1895）、《火星和它的运河》（Mars and Its Canals ,1906）和《作为生命栖息地的火星》（Mars As the Abode of Life ,1908）等书。“运河”被罗威尔解释为古代火星文明的遗迹，火星人试图利用它们从两极输送大量的水来灌溉干旱的星球。而弗拉马利翁的观点略有不同，他认为“运河”是由智慧生命在地表河流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目的是让原本有限分布的水资源能够覆盖整个星球——与正处于工业革命的欧洲相似，火星的宜居性正在日益下降，而火星人试图用兴修水利的方式挽救这个濒临崩溃的世界。
在刚刚成熟的普遍的现代科学生产机制走向完善的过程中，从事科学事业的个体科学家尝试依托想象和实验，进一步促进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但最终结果却呈现为一种“科学幻想”——早在1611年，年轻的开普勒将他的天文学论文编入名为《梦》的故事中时，这类“原型科幻”或“准科幻”就已经诞生了——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坐落于这条脉络的延长线上。在此意义上，与科学密切相关的幻想始终是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它有赖于前沿科学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的不够充分所带来的想象空间，特别是其中最具有颠覆性和话题性的部分。
这些科学家脑子里的幻想，启发了大量的科学文化事件。作为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门徒，一战前最著名的科学记者和狂想家，坦克和原子弹的预言家，威尔斯从《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开始便尝试在文学和文化的空间中描摹科学视角下全新人类与全新文化的潜在可能。作为一位正典作家，他的尝试被伍尔夫（Adeline Virginia Woolf）视为那些没有效仿对象的世纪初作家的杰出代表。[42]遗憾的是，这个被指认为科学罗曼斯的传统，只在后世科幻史家奥尔迪斯（Brian Wilson Aldiss）等人的追溯中，作为美国纸浆科幻的对立面才被重新发掘。它实际所指向的人类尝试将科学纳入自身文化传统中的努力，也如弗兰肯斯坦的怪物一样，失去了它的名字。
在威尔斯笔下，火星人实际上成为一个外在于人类的威胁点和道德观察点。正如《时间机器》中终有灭亡的人类一样，在宏大的世界之战中，人类也只是一群被殃及的池鱼——尽管他们最后将胜利归为己有。[43]威尔斯的这些努力正如他的后辈鲁迅在青年时期对科幻小说的迷恋和过分的倡导那样，同样被简要的科幻文本和评价体系所遮蔽。
火星的再一次引人注目，需要等到大洋彼岸的美国人重新生造出“scientifiction”[44]这个概念的时代了。美国探险家、科幻作家埃德加·赖斯·巴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s）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他在太空里给西部牛仔找到了新的舞台。他的《火星月下》（Under the Moons of Mars,1912），以及后来的“巴苏姆”（Barsoom）系列作品，还有被重新书写和扩展的《火星公主》（A Princess of Mars,1917），原本只是一些外在于人类科学进展、阅后即弃的纸浆读物，而它们却意外地激发乃至构筑了美国将历史和文化形象塑造于未来和星空的文化精神。与后继的《基地》《沙丘》等作品一样，这些寻获了新舞台的旧故事，反而成为了（美国所自诩的）新人类与新文化的起点。著名行星学家、科普作家和科幻作家卡尔·萨根（Carl Edward Sagan）正是从这些尚未抵达但又以可能性的方式存在于小说文本的科学幻想中，获得了科学实践的最初动力。[45]
卡尔·萨根以及在他主持下拍摄的地球照片《暗淡蓝点》
童年时期的卡尔·萨根在图书馆中阅读了《火星公主》，又很快在其中陈列的科学书籍中辨析小说简陋幻想当中的事实错误，但这一切并未磨灭他关于火星乃至群星的好奇、热忱和冲动。1990年，在他的主持下，“旅行者1号”探测器在距地球64亿公里外的太空中拍着了那张著名的照片《暗淡蓝点》（Pale Blue Dot）。始于二百年前的诸多人类个体尝试将星空纳入个人经验与现实文化的努力，此刻终于步入了现实。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图像文本提供了一个真正从外太空看待地球的新视角：此时我们终于无可回避地承认，人类已经通过端坐在地球上抵达了全新的宇宙空间。然而，如何理解这样一个被现代科学所颠覆和重新塑造了的现代世界呢？我们这些“原始人”不得不求助于一系列的想象。当人类开始认真地推进太空探索的步伐时，科学的计算、工程的制造与文学的想象终于彼此交融，新的文化形态便处在快速的生产当中。
冯·布劳恩及其《火星计划：一个技术故事》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在《火星计划：一个技术故事》（Project Mars: A Technical Tale,1953）中，以一种未来计划的方式虚构了各国政府的未来火星登陆计划——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考察了各国政府技术实力之后的未来规划。类似的思路贯穿于整个冷战期间美苏两国政府的一系列太空计划当中。当1969年人类在电视机屏幕前目睹了阿姆斯特朗（Neil Alden Armstrong）踏足月球的“一小步”之后，人类在新文化建构的道路上终于迈出了前所未有的一大步——遗憾的是，人类的鞋印在太空时代的这一起点之后，便再无寸进。火星以及更遥远的太空重新让位于无法抵达外太空的科幻作家们，似乎只有他们还未曾失去《安魂曲》[46]式的文化冲动。直到21世纪，在冯·布劳恩的火星计划诞生半个多世纪之后，来自南非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赛博朋克落潮的美国重新燃起了黄金年代火箭的尾焰；马伯庸在《大冲运》中幻想的大冲日返乡（返回地球）之旅将像春运一样一票难求；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则将载人登陆火星的时间点定在2033年——彼时，距离老舍《猫城记》中晦暗的火星想象，将恰好过去一百周年。
当下，新的个体想象仍在不断生成，发源于“现代”的科技想象也在与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交融中描绘出更加多样的未来图景。地方性、同时性的文化建构与正在生成的全新科幻传统一起营造出新人类与新文化。它们当中的一部分会以印刷品的方式呈现为文字、公式或图像等内容，而广义的文本则以更多丰富的形式存在于物理世界的原子簇、信息世界的比特流和想象世界的神经信号中——这些都是科幻人类学的广阔田野。当我们游走在贯穿历史与未来的动态时间线上，打破学科的分野，用超越性的眼光来观察业已生成和正在生成中的科技文化时，一种包含了人类想象图景的“未来民族志”便从中诞生了。
“祝融号”火星车/中国新闻网
结语
回顾人类对火星进行观察、想象和探索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航天的实践关涉于航天的幻想，航天的幻想关涉于“抵达天空”的神话，而“抵达天空”的神话又来自于人类“走出山谷”的原始冲动——这本就是科幻与人类学所共同关心的生命足迹、文学母题和文化记忆。只是长久以来，它们被暂时放置和遗忘在科幻的文学形态当中。它们应当得到解放，在想象的实践中，成为新的方法、新的知识、新的人类文化，进而创造新的现实。
科幻文本，以及其生成的环境、生产的过程，还有虚构想象对现实的建构作用，共同构成了科幻人类学研究的研究对象。现代意义上的科技世界、科学想象和科学意识形态正是科幻作品的外部结构，而文学家实际上是在以科幻的方法来进入并且回应由科学带来的——时常是组成的——文化议题。这些关乎伦理、哲学、人类命运的问题，不仅作用于文本内部的虚构世界，也与文本之外的文化状态联系密切。
在“科”的世界与“文”的世界之间，幻想是勾连起、贯穿于人类文化实践的桥梁、公路和星门。在科学早就不为实验室和科学家所垄断的今天，每一个人类个体都处于科技文化实践的现场。而科幻是虚拟世界的表达，更是现实世界的实践，以及同时生活于两个世界中的人类的知识、态度和立场。在这样的视野之下，作为科学幻想载体的科幻便打破了文学文本的禁锢，而人类学也超越了对世界进行平面描写的藩篱，二者共同成为人类建构未来的文化实践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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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新建：《回向“整体人类学”——以中国情景而论的简纲》，《思想战线》，2008年第2期。
[6]徐新建：《回向“整体人类学”——以中国情景而论的简纲》。
[7]徐新建：《回向“整体人类学”——以中国情景而论的简纲》。
[8]徐新建：《人类学与数智文明》，《西北民族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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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agoroh Maruyama, "Notice." Anthropology Newsletter, 1975, p. 13. And Arthur Harkins, eds. , Cultures Beyond the Earth: The Role of Anthropology in Outer Space. New York: Vintage, 1975.
[15]参见：Samuel Gerald Collins, “Sail on! Sail on! : Anthropology,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Enticing Future”.
[16]同时性（coevalness）这一概念由Johannes Fabian 在《时间与他者》一书中提出，批评人类学的表述将他者置于时间流之外，并将民族志中的同时性描述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并将同时性框架与时间和历史表述相联系。参见：Johannes Fabian,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3.
[17] Michael Herzfeld,Anthropology: Theoretical Practice in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Blackwell, 2001,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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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Michael Kearney,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The Anthropology of Globa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ism."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95,p. 547-65.
[20]徐新建：《反面神话：科幻人类学简论》，《孔学堂》，2022年第4期。
[21]参见：姜振宇：《体验与想象“现代”的方式——中国式现代化起点处的科幻与鲁迅》，《上海文化》，2023年第6期。
[22]刘慈欣：《重返伊甸园——科幻创作十年回顾》，《南方文坛》，2010年第6期。
[23]参见：贾立元：《“爱”在“末日”开花——梁启超与<世界末日记>》，《南方文坛》，2016年第6期；姜振宇：《论中国科幻小说与现实关系的流变》，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李艳丽：《清末科学小说与世纪末思潮——以两篇<世界末日记>为例》，《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24]徐新建：《反面神话：科幻人类学简论》。
[25]针对“科幻小说”与“科学小说”命名方面的争论由来已久，特别国外科幻研究者如瓦格纳等，在涉及这一翻译时也常进行着重强调。在近年来的诸多相关文献当中，贾立元的《“晚清科幻小说”概念辨析》是最具有典范性的重要论文。参见贾立元：《“晚清科幻小说”概念辨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
[26]童恩正，刘兴诗，王晓达：《为科学小说正名的建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编，《科幻小说创作参考资料》，1982年第5期。
[27]编者：《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全国科学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87页。
[28]吴岩：《论中国科幻小说中的想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2期。
[29]徐新建：《反面神话：科幻人类学简论》。
[30]徐新建：《反面神话：科幻人类学简论》。
[31]刘珺珺：《科学技术人类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新领域》，《南开学报》，1999年第5期。
[32]刘珺珺：《科学社会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0-290页。
[33]参见：叶舒宪、徐新建、彭兆荣：《“人类学写作”的多重含义——三种“转向”与四个议题》，《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34]徐新建：《解读“文化皮肤”：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文化遗产研究》，2016年第2期。
[35]徐新建：《科幻成都：穿越文学的数智未来》，《中外文化与文论》，总第54辑，第477页。
[36] C.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2000，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15.
[37]徐新建：《科幻成都：穿越文学的数智未来》。
[38]参见：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9]龙伟：《幻想与梦想不同——记杨振宁教授为<科幻世界>题词》，《科幻世界》，1995年第8期。
[40]“火星冲日”是指太阳、地球、火星运行在一条直线上，地球在太阳和火星中间。当火星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发生“冲日”时，火星与地球间的距离也是最近的，这时叫“大冲”。
[41]夏帕雷利用意大利语中的“canali”一词来命名这种行星表面的自然结构，意为“通道、沟渠”。但在英语世界中，它被翻译成了“canals”。这个词一般指人工开凿的运河或水渠，比起意大利语中的“canali”更加强调人造工程的含义。这一词义使人们产生了普遍的误解。
[42]伍尔夫：《班奈特先生和勃朗太太》，见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2 页。
[43]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世界之战》，杨帆译，南海出版社，2005年。
[44]这一概念由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在1915年提出。但在1926年《惊奇故事》杂志创刊后，“Scientifiction”一词基本上被“Science Fiction”取代了。后来的评论家在使用Scientifiction一词时，通常指根斯巴克所倡导的以技术审美为导向的科幻小说，有时也隐含着对这类作品风格的贬低。
[45]在卡尔·萨根（Carl Edward Sagan）的回忆中，他少年时代曾经“如醉似痴地阅读巴勒斯描写火星的小说”：“我极力设想那种生物会是什么样子……就在那个时候，一位朋友向我介绍了巴勒斯所著的有关火星的小说。我以前对火星想得不多，读罢这部书，特别是读了约翰·卡特（《火星公主》的男主角）的探险记后，一个地球以外有人居住、描绘得栩栩如生的世界展现在我面前：古老的海床、巨大的运河泵站以及种类繁多的生物。”参见：尹传红：《邂逅“火星公主”》，《中国科学报》，2014年5月9日，第18版。
[46]罗伯特·海因莱因：《安魂曲》，《出卖月亮的人》，Denovo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
【文献引用格式】姜佑怡、姜振宇，2023，《作为实践的科学幻想——科幻人类学的方法及案例》，《现代中文学刊》，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