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童年的时候，围坐在我们村子中央老槐树下面的一群老年人，经常对清末到民国年间的忻州“好汉”的事情津津乐道。好奇的我多多少少对这些事情略有所闻。这些好汉主要活跃在忻州，现在称忻府区和忻府区周边。他们略通武功、胆识过人、无所畏惧，任何事情都开的了口、办事情下了手。他们的强势在乡镇中取得了一定支配力。这些人或因略具修养为民办事，或因其身怀绝技威震一方，或因利益开展纷争，或因强势横行乡里，行走在“红道”、“黑道”，被乡民统称为“好汉”。
根据对这些人的辨识，可以划分为正义人、好赖人和赖皮人三种类型。
正义人。这类型的人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崇尚武力，为人正义。他们与地方名流、社会精英交往较多。老百姓往往用“厉害、公正、有能力、人缘好、好人坏人都交往、有较强的号召能力，坏人怕他们、能为村中办实事”等来表述或评价他们。在乡民看来，他们具有维护村庄利益的能力，因此，有很多人被村民推上村庄的权力舞台。如忻州奇村的邓绍禹，生于耕读家庭，一生崇尚武力，秉性放荡，交游极广，能写善画，信奉只有人服我，不能我服人。由于他交际广，办事公道，在 1918被奇村商界和村民推为村长。石家庄村人段景茂，于 1917 年任村长。奇村，隔云中河距我的老家东五里路；石家庄，隔云中河北距我的老家五里路。这些故事在村子周边流传深远。
这些所谓的正义人，实际是游离于乡村社会各阶层之外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他们主要凭借“强势”在乡村社会占有一席之地，对乡村社会产生过不同寻常的影响。如石家庄村的段景茂为抵制不合理的上级派款，敢于顶撞县长。对县长说“你是县长，我是村长。你有你的大印，我有我的戳子；你有你的公案，我有我的“村里大小桌；你有三班衙役可使用，我有两个村警来回替”。奇村邓绍禹在出任村长前，和、范、贾、赵四大富豪掌着村里的权。邓对他们在村中行为不满。邓绍禹被奇村商界和村民推选为村长后，主持兴建了忻县第五高等小学，成立了商农社和公和局，合理解决了奇村民户和商户的摊派分成问题，并开展禁烟戒毒、植树造林等活动。不到两年时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省府的嘉奖，并颁发了“造福桑梓”大匾一块。
好赖人。主要是崇尚武力，以强人的形象活跃在乡村社会。他们体格健壮、饮酒赌博；交朋结友，仗义疏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们个个身怀绝技，且无法无天，信奉别人厉害，他更厉害，但从不欺压普通百姓，一般以文盲居多，属于“红道”、“黑道”的两路人。他们拥有的资源较为单一，缺乏相当的学识和财产作为支撑，对村庄事务涉足较少，在乡村社会的支配力较有限。乡民对他们又畏又敬。这一类人被人们冠以“十大野鬼”称谓为代表，他们的故事至今在忻州以至内蒙古地区家喻户晓。“野鬼”：忻州话的意思就是经常不回家，多少年不见个面。也称：刮野鬼。像刮风一样逮不住个影子。
位居十大野鬼之首的赵贵根，生于清代。身材魁梧，性格刚毅，最好打抱不平。传说当时忻州有一赖鬼姓毛，期压百姓，横行乡里，谁也不敢惹。赵久知其人，常想伺机整制他。一次在北殿古庙会上，正好遇上毛赖鬼欺压百姓，横行赌场。赵怒从心起，三拳两脚就将其致于死地。为民除害后,他逃往甘肃凉州。在那里又严惩了“五斤莜面灰鬼”，颇受百姓赞许。后逃至内蒙丰镇闯荡。
流传之深远、众所周知的是：赵贵根的骨头就是硬。说书的称：“红炭置腿面不变色”：一日，赵贵根在内蒙丰镇一赌坊玩牌，向身旁的一位赌徒要火吸烟，那人听说赵贵根是来自忻州的一条硬汉，所以就想试一试赵贵根有几斤几两，竟用双指从土火炉子里面捏来一块烧得通红的木炭递给赵贵根，赵贵根一看就心知肚明来之不善。赵贵根是谁？老子让你看看马王爷长着几只眼。于是慢条斯理地卷起裤子，伸出大腿说：放在这里吧。那人就将红木炭置于赵贵根的大腿肉上。赵贵根置疼痛不顾继续玩牌。顷刻，皮肉烧得流油。过了一会儿，赵贵根伸出烟袋点烟，红炭早已熄灭。便大喊：“活人怎么点来个死火?”言下之意就是：你是死人。那人两指已被烧焦，而赵贵根忍痛一声不喊、颜色不改。见此情此景，那人不敢再逞能，恭恭敬敬地给赵贵根点上烟，屋子里的赌徒都目瞪口呆。其实，背后隐藏着内蒙人准备劫赌场的暗机。一看忻州好汉如此厉害，不敢造次。“赵贵根的骨头就是硬”由此流传至今。这则故事突显了赵贵根无所畏惧、喜欢征服不服之人的好汉特性。
还有一日，适遇丰镇同知李某，性好渔色，且有嫖妓行为，赵就激动于中，纠集赌徒马大牛等十余人，在某日深夜，将这个荒淫无度的民之父母官，就在那醉迷女色的安乐窝中，俯首被捕，景致香艳的藏娇金屋，一变而为斗争贪官污吏的场所。当时李同知以体面攸关，在万分狼狈的情况下，缴出了不少的赃银方被释放。即时风传塞上，成为民间流传的佳话，边庭的政治情况，即可由此而可知。
当崞县弓富魁（同盟会员）与赵贵根等结识后，他也曾北出塞外。在张皋、隆盛庄、二道河一带仍操赌搏生涯。由于赵贵根等介绍，开始与当地好汉如张占魁（小状元）、赵有禄等来往从此建立了革命活动的初步基础。弓富魁亲派忻州人杨金牛在丰镇忻州巷李毯子房院内开设了一家“书子房”作为革命工作的联络站，专以送信为名，传递情报。在弓富魁等由原平镇出发前，他曾密函其儿女亲家邓绍禹（忻州奇村人，同盟会同情者）转知塞外的英雄好汉，在长城附近活动援应。邓绍禹，字汉臣，山西忻州人，性放荡，交际极广，能写善画，又嗜演剧，经常登台串演山西梆子的大净戏，所以一般人又都称他为邓大黑。他和一般群众非常接近，其当初至丰镇时期，曾任官屯堡的巡官，就与弓富魁等互通声气，在这个时候，他已调任为隆盛庄的巡官，对革命的策划也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光绪十二年（1886年）左右，许翰度任忻州知州，赵贵根因赌博打架被告官府，受到严惩。后来，许翰度在忻为官清廉，百姓拥戴。他调离时，赵贵根到南门吊桥将一双新靴给许换上，以表示“平步青云”之意，将旧靴装笼，挂于南城门上，以表对清官的怀念。赵贵根被群众称为“仁义白花”，在二州五县广为流传。他看护十八村秋田，庄稼很少丢失。
此类人中，还有忻州城北关米宝泉替人要账耍计谋、活发引（送葬）和开饭铺路过者皆记账等事故。杨庄子村扬大汉护田演出“演出曹操马践麦田以发代首”自认罚款，取得威信。东呼延村白润四“保田辩牛印、力战六个偷田人，穷人可拿财主粮”。合索村人张双寿以保镖为业，据传枪发很好，背着枪能打中天上飞的鸽子。忻州杨家庄人杨步举“高粱杆当大梁”，勒索有钱人。石家庄村人段天成“在丰镇棒打定襄人，强力让人们把忻州定襄合并以后的简称由“定忻”改为“忻定”。
这些好赖人成分相对复杂，没有出任公职的事例。他们大部分文化素质低，崇尚武力，以力量强人的形象活跃在乡村社会，以护田、保镖为业，有诸多不良嗜好，大多都参与赌博，喜好打架，甚至有一些无赖行为。但他们有自身的道德标准底线，同情弱者，维护一方利益。他们对乡村社会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作用。由于他们具有的“强力”，在维护乡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等方面有着积极的一面。他们能够帮助乡民解决许多难于依靠正常途径或依靠正义人无法解决的事情，如小老翁上门诉苦情，赵贵根带人去相助；兰三丑不慎丢牛款，赵贵根相助钱归主；张大财猪死要大价，赵贵根据理来解围等。特别是其护田的能力，如“一人可以看护几个村的田”等。但是，他们的一些不良品质却严重影响了乡村社会的稳定，如赌博、打架、耍无赖等。可以说，这一类型人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很难给以恰当的定位，只能就不同的人和事作出评价。
“赖皮人”。他们横行乡里，欺压族党，其行为对乡民构成严重的威胁，为民众所不齿。但他们也以“好汉”自居，且部分乡民也称他们为“好汉”。他们身体健壮，崇尚武功，也以力量强人的形象活跃在乡村社会，并与“好赖人”有诸多的往来与冲突。他们成为地痞的一个便利——尽管并非必备——条件是体格健壮。比如忻府区合索村的范黄成，早年就在内蒙一代，此人心黑手狠。温村乡田家窑的赵三，有武功，能飞檐走壁，外号蛤蜊贼温村乡大王村的岳六金，民国年间人，人缘极差，人称“好人的害，坏人的菜”。后因赌博也有说是因为女人，被孙六和邢喜堂（原为温村乡南营人，后在下王庄落户）*死在本村。温村乡孙家湾村的孙三，强盗，以偷为生，当地有“大讨吃子”的外号。还有团伙力量，如合索村的“十二游神”，石家庄村的“七十二把半片刀”，南高的“十二英雄”、“八宝罗汉”等。这些人平常以赌牌、偷窃和其他不正当方法为生。到了赶集期，就都聚到集镇上，在那里共同的或分别的做赌博或纵容的勾当。弄到一些钱之后，就一同去呼么喝六，醉酒放荡。日落钱尽，又各回到村中，过穷苦潦倒的生活。”
此类人没有经济文化资本和道德底线，凭借其强力对民众产生威慑力，由于其行为恶劣，在乡民道德评价体系中受到极端鄙夷与憎恶，但一般人不敢招惹他们。此类人一旦攫取了村中权力，其性质是一种典型的“横暴”权力。权力之所以诱人，最主要的应当是经济利益。统治者用暴力来维持他们的地位是目的，而所具有的目的也很难想像不是经济的。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经济利益可得,横暴权力也就没有多大意义,因之也就不易发生。世世代代如此。
附：忻州市忻府区有关十大野鬼。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赵贵根、二官金、金钱豹、罗成生、杜良喜、毛周祥、彭喇嘛、米宝泉、邢炳英、扬大汉，全部为现在的忻州市忻府区人。其二是赵贵根、张占魁、赵有禄、赵喜禄、郑作霖、张永善、马有才、赵永、毛周祥，有一人不可考，其余的除三人是忻府区人外，其余无法考证其籍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