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本刊记者 徐黛茜
谌彦辉 | 编辑
在北京，他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从深夜工作到凌晨，对他是家常便饭。他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干活，直到行程轨迹被所有人看见，他的轨迹也被称为“最艰难的流调”。
北京“18天辗转28地打工”流调背后，是一名寻子一年半的父亲。（@视觉中国 图）
1月18日上午8点43，是G1085次列车驶离北京南站的时间，但列车迟迟未见发车，车上的乘客很快被告知：列车上有涉疫人员，此趟列车暂时无法出发。
在8点30分左右，坐在车厢里的岳宗坚接到北京市东坝卫生防疫站的电话，通知他前一日做的核酸检测结果异常，需要他呆在原地不动，稍后会有人安排他前往隔离点。
挂断电话后，岳宗坚来不及想太多，他立马打电话给在威海的妻子，“我可能得新冠了。”他和妻子说。
妻子在电话另一头，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只是顺着说了一句，“那就听从安排吧。”
车上的列车员也接到电话了，他们按照防疫要求不再靠近岳宗坚所在的车厢。等到8点57分，穿着防护服的人带他离开了北京南站。直到中午12点，他被120转移至北京佑安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一个小时后，G1085次列车上的乘客陆续下车，作为密切接触者乘坐大巴车前往酒店隔离。
为了寻找儿子
这一天，G1085列车原本会在下午1点38分到达威海。下车后，岳宗坚需要再坐一个半小时的大巴车，到达位于山东省荣成市龙须岛的一个小村庄，这是他此行的目的地，也是他的妻子和12岁的儿子目前的居住地。
岳宗坚今年44岁，中等身材，由于长期住在海边，脸上晒得黝黑。他与妻子是河南濮阳人，十几年前就离开家乡到山东威海，长年以捕鱼为生。
在11月20日左右，他背着两个包到北京，一个装着衣服，一个装着被子，最后在朝阳区平房乡石各庄村落脚，一间每月700块的出租屋，只有8平方米。
岳宗坚寻找儿子发布的寻人启事。（受访者供图）
岳宗坚此行来北京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儿子。他的小儿子今年12岁，刚上初中，大儿子岳跃仝今年21岁。
2020年8月12日上午，在荣成市打工的岳跃仝突然说肚子不舒服，要回家，但直到晚上，他一直没有出现。三天后，儿子的电话都是无人接听的状态，之后就直接关机了，从此再无音讯。
这两年，为了寻找儿子，岳宗坚头发白了快一半。他揣着儿子的照片，还带着一封给信访局的信。
岳宗坚的大儿子岳跃仝。（受访者供图）
对于北京，岳宗坚并不陌生。两年前，他与儿子岳跃仝一起来北京打工，通过老乡介绍，他主要从事装修材料搬运工作。儿子则在东五环边的玉龙泉洗浴中心当服务员，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2900元。那时候，父子两人也是居住在石各庄村。
这一次，岳宗坚还是选择做装修材料的搬运工作，每次干活都是6个小时，一共200多块，“这比在海边挣得多。”岳宗坚对《看天下》记者说，他是渔民，非休渔期时就在渔船上干活，一晚上120块钱左右，休渔期就种海带。
他妻子平时就做些零工，帮着晒海带，又或者是把从海里打捞上来的鱼放进包装袋里。一家人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岳宗坚，他们在老家河南还有三个长辈，身体都不好，都需要岳宗坚来回照料。这几年，他还去过很多地方干活，到威海周边的城市打零工，为的就是打听岳跃仝的消息。
“最艰难的流调”
11月份到北京后，岳宗坚待的时间并不长。12月初，他回了一趟濮阳，母亲在老家摔了一跤，造成股骨颈骨折，在医院做手术。岳宗坚的父亲则常年瘫痪在床，平时都是他弟弟在家照顾两位七旬老人。
这一次，弟弟在医院照顾母亲，岳宗坚不得不赶回老家，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父亲。直到12月16日，他再次回到北京。
从这一天开始，他一直在干活，没有一天休息。从1月1日到1月18日，18天的时间里，他去了28个地方，行程上百公里。
北京南站。（@视觉中国 图）
根据1月19日北京市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69场新闻发布会中公布的流调结果显示，“1月6日11：00-12:08，在万科翡翠云图工作；14: 21到达平房料厂（小廊国际俱乐部旁边）工作，21:06到达朝阳区东小井沙石料厂工作；21:30-23:04在海淀区农科社区8号楼工作。”
“1月10日0:00-1:45，在胡大簋街三店工作；2:00到达胡大簋街二店工作；3:00到达建国门壹中心1座工作，4:00到达通州区盛园宾馆附近的管头工业区工作，9:00到达顺义区丽宫别墅工作；1月11日凌晨2：58，到达木偶剧院工作。”
流调信息显示，岳宗坚的行程轨迹涉及东城、西城、海淀多区，辗转多个工作地点，常在凌晨工作。他几乎也没有个人生活信息，唯一一次就餐记录，是在1月8日在双桥丝路美食独自就餐。
在北京，他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从深夜工作到凌晨，对他是家常便饭。他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干活，直到行程轨迹被所有人看见，他的轨迹也被称为“最艰难的流调”。
“这都不是事，要生活啊。”岳宗坚对《看天下》记者说，他需要把装修用的沙子和水泥搬到指定地点，然后运走装修垃圾。在北京，大货车只能在夜晚进城，他一般都是在晚上工作。白天则在家里吃饭，他自己准备了电热锅，平时做一份青菜，就着馒头，吃一顿。
自从流调结果公布后，网民对他的关注剧增。人们看到他每晚都在工作，一天都不停歇，对他的流调感到唏嘘。岳宗坚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到儿子。
在北京工作的这段时间，他经常去一些小饭馆，拿着照片就问餐厅的工作人员是否对照片里的人有印象，但两个月下来，他一无所获。
石各庄村一家裁缝店的老板说，“很少见到他，大部分时候都出门了。”北京簋街胡大三店的店员说，他们属于外包员工，对他的情况也不清楚。岳宗坚的妻子说，这两个月内收到他寄来的五六千块钱。
早日回家
两年前，岳跃仝在荣成市东山镇一家食品厂上班，距离威海龙须岛大概 70 公里。“他性格内向，脾气有些暴躁。”岳宗坚这样形容儿子。岳宗坚的妻子则说，儿子有时会与家里有矛盾，但在外打工还是时常与家里联系，去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回来都会和她打电话。
失联那一天，儿子穿着白色外衣，下身套着黑色牛仔裤。他们曾去到东山镇报警，但一直没有回信，当地的监控视频也没有出现他的踪影。
岳宗坚毫无头绪，他只能大海捞针一般，到各个城市去寻人。直到现在，他仍然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有时岳宗坚也觉得很气馁，他说儿子应该是被骗了，“可能被骗进了*或者进了黑厂”。
老家的村里有人说，孩子肯定是不在了。岳宗坚的妻子痛恨这一说法，“他肯定还在的。”她对《看天下》记者很笃信地说道。
小儿子刚上初中，她平时就在家照看孩子，丈夫岳宗坚出去挣钱。大儿子岳跃仝失踪后，岳宗坚和妻子都曾多次外出寻找。
夏天，威海海边晒海带的人，岳宗坚的妻子也干这样的活。（受访者供图）
岳跃仝失踪的地点离海很近，当地有不少人出海。有网友猜测，岳跃仝是否已经出海，但岳宗坚十分坚决地否定这一说法，“他知道我在船上的辛苦，打死都不会出海。”他还说，儿子之前很抗拒去渔船上工作。
1月17日，岳宗坚打算回到威海家中团聚。这一天上午，他去陶然亭邮政局寄件，之后乘坐地铁回到石各庄村。中午，他又去东坝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核酸检测采样点，为回家做准备。
岳宗坚买好了18日回威海的G1085次车票，那是北京到威海最早出发的一趟列车。但这次，G1085次列车没有按时出发，岳宗坚也没有想到，他会成为感染者。
这一次回家，岳宗坚原本打算和妻子再出去寻找儿子，但现在寻人的计划只能搁置一旁。被确诊新冠后，岳宗坚现在医院接受治疗，他的妻子只能在威海干着急。他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会感染病毒，“就是每天正常干活啊。”
岳宗坚对《看天下》记者表示，他不希望外界过多地谈论自己的生活，也不愿意提起这两年找儿子碰到的倒霉事，他觉得自己就是个本分的人，不想招惹是非。对于这次确诊带来的关注，他只希望能让儿子早些回家。
目前，岳宗坚已经退烧。在电话里，他说话时略显疲惫。
（文中岳宗坚为化名，本文本刊记者李慧琪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