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亡故者，世界各地都有各自独特的风俗惯例。这种风俗，中国同样有之，且虽朝代屡有更迭，然厚葬死者这一点却一直没有变化。每当居高位者或富裕之人下葬时，除了奢华的大墓及陪葬生前喜爱与贵重物品以外，还会为死者专门承制器物作为陪葬品置于墓室内外。这种特制的器物即是“神明之器（或称冥器）”。明器当中包括车马、家具、房屋、家禽等与生活有关的各种东西。随明器一道，还有制成人类像形状的物品，这种人类像被称为俑。
上图为杨家湾汉代兵马俑出土位置示意图。图中向图左侧的白线表示机场高速公路机场方向（西向），向图右的白线表示曾经的机场专用路西安、铜川方向（东向）。两条道路交汇位置为“马家湾收费站”。杨家湾陶俑出土位置即位于马家湾收费站东南方向不远处，今仍可见两处高大的封土。
俑的制作原材料多种多样，包括石、木、玉或金、银、铜等材料。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是陶俑。陶俑是以黏土制成人形，再以火烧制而成。从烧制技术层面而言，以黏土为原材料烧制物品甚至人形物品在商代以前就已出现。如仰韶文化时期就有黏土制人头像，或在陶、土器物上贴印人物像。
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殉葬活人这种劣习明显减少。此时陪葬用陶俑逐渐越来越多出现。从这一点可知，陶俑是以取代殉葬人而制作并用于陪葬的。至于原因，应该是统治阶级认识到殉葬制度造成大量生产力的浪费，不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
上图为杨家湾出土汉代步兵指挥俑
制作陶俑陪葬这种风俗一直持续到清代，清代以后至今，人们使用用木、布、纸制作成人形替代黏土陶俑，并渐渐广为流行。究其原因，应该是陶俑制作成本及周期高于木、布、纸制品，而人们更愿意将财务花在自己而非亡故之人身上罢了。
上图为杨家湾出土汉代步兵指挥俑
提及陕西地区出土的陶俑，人们首先一定会想到秦始皇陵兵马俑。但，实际上陕西出土的陶俑可不止秦俑。这是因为陕西的历史地位特殊，造成历代王公贵族墓葬密集，墓葬中不但随葬品多，陶俑同样也多。根据统计，上起公元前五世纪的战国泥俑，下讫公元十七世纪的明代陶俑，各朝代陶俑在陕西层出不穷。
上图为杨家湾出土汉代步兵俑，手中应执有长兵器或旗帜
陕西出土的陶俑种类大致可分为人物俑、镇墓俑、动物俑三大类。人物俑又可分为兵马俑、仪仗俑、乐舞俑、侍俑、狩猎出行俑五种；镇墓俑有武士俑、天王俑、十二生肖俑等。陶制的动物本不该称为“俑”，但因为长期以来没有将之细化分类，所以暂且称为“动物俑类”，其包括家禽、家畜、猛兽三种。
上图为杨家湾出土汉代着玄甲步兵俑
制作陶俑的材质无法改变，但则随着社会及技术的进步，陶俑的外部装饰却越来越精美。从秦、汉的素胎、彩绘到隋、唐的釉陶、三彩、绞胎、贴金、描金等工艺，不同时代的陶俑“各显神通”，将时代的特点与技术的进步体现的淋漓尽致。这其中，1965年于咸阳塬出土的汉代兵马俑则是一个非常具备时代特点，并且起到“承前启后”作用的存在。
上图为杨家湾出土汉代执盾俑
1965年，位于今西安机场高速“马家湾”收费站东南侧的咸阳市杨家湾村，汉高祖刘邦长陵地望范围，考古工作人员发掘了属于汉代墓葬（考古工作者将墓葬封土划入长陵陪葬墓，编号为四号、五号墓）的竖穴土洞式兵马俑陪葬坑（向下掘穴，之后向侧面挖洞）。
俑坑为7座一穴一洞，3座一穴二洞，内里出土的陶俑由此形成13个方阵，阵列自南向北，东西呈两队相向排列。其中南端有4座为步兵俑坑，北端有6座为骑兵俑坑，共清理出步兵俑1965件，骑马俑583件，指挥车1部以及舞乐杂役俑 100余件。是国内发现并出土最早的大规模兵马俑群（1974年发现秦兵马俑）。
上图为杨家湾出土汉代步兵“蓑衣俑”
由于此地于高祖刘邦长陵封土以东、长陵陵邑以南、景帝刘启阳陵以西，因此推测墓主人可能是西汉初期，尤其是文帝、景帝时期的高级军事将领。查阅史书，此地汉代称为“周氏陂（音：碑）”，是周氏家族莹地。因此，学者们推断这两座汉墓的主人应是西汉大将军周勃或周亚夫（周勃次子）。
上图为杨家湾出土步兵阵列
周勃，秦代泗水郡沛县（今江苏沛县）人。秦二世元年（前209），周勃随刘邦起兵反秦，参加攻打王贲、包围章邯等战斗，曾带兵攻取曲逆、泗水、东海两郡，得二十二县，声名赫赫。高祖建汉，封周勃“绛侯”（今山西）。后周勃又带兵平定韩王信、陈豨、卢绾的叛乱，官拜太尉。高祖驾崩前曾对吕后预言“安刘氏天下者，必勃也”。吕后崩，周勃又联合陈平夺取吕禄军权，诛*吕氏诸王，迎立代王刘恒即帝位（汉文帝），两度成为丞相。文帝十一年（前169），周勃薨，上谥曰武。
上图为杨家湾汉俑阵列
周亚夫，周勃次子。文帝时，周亚夫任河内太守，封条侯。文帝后元六年（前158）任将军，驻军细柳（今西安西南三环外）。因不许文帝随意入军营而被文帝认为治军严谨。后世文人墨客多以“细柳观兵”来形容军中常备不懈、军纪森严。文帝驾崩前嘱咐太子刘启（景帝）“如有缓急，周亚夫可任将兵”。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周亚夫以太尉身份率军平吴楚等“七国之乱”。五年后，迁丞相。后因谏废太子刘荣等诸事触犯景帝，加之梁孝王在一旁“煽风点火”，遭致景帝猜忌。后元元年（前143），其子被人告发盗买官器，其受牵连，绝食五日后呕血而亡。
上图为杨家湾汉俑阵列
杨家湾出土的这批陶俑中，骑兵俑、陶马、马尾系采用“分件模制-拼接组装”而成，之后再与其它模制成型的步兵陶俑一起按照“施画彩绘-入窑烧制”的顺序制成，属于“先上色，后烧制”的彩陶类陶俑，因此出土至今色彩依然绚丽。
上图为杨家湾汉俑阵列
步兵俑呈站立姿态，高44.5-48.5厘米，头饰分两种：或头包巾帻，额头处系红色“抹额”，巾带沿两颊垂至颏下系结；或挽成圆形发髻垂于脑后。身着红、绿、黄、白色长及膝部的短襦，腰间系带，大多数陶俑外罩玄甲（黑色甲），肩有护膊长及臂弯。下穿长裤，膝下裤筒裹在行藤（绑腿）之中。士兵足蹬麻鞋，军吏则穿高筒战靴。多数陶俑右手半握上举，似持长柄兵器，左手下垂做持盾状。盾多为红底黑色几何纹彩绘。
杨家湾汉俑（图片下载自网络）
上图可见步兵俑发髻部位细节
上图为杨家湾出土汉俑所执盾牌
盾，作为古代战争中重要的防护的武备，也叫干、牌等，约于商代出现。目前国内所见较早的实物有山东省滕州商代墓地出土的木漆盾及三门峡虢国博物馆的犀牛皮盾遗迹。通常来讲，盾长不过三尺，外形多为长方形或梯形，个别圆形。盾背有握持用的把手。质地多由木、藤、竹制作，有的蒙以生牛皮，表面涂漆，并绘有龙虎、神怪、鸟兽花纹等。大型的盾又称旁牌。作战时可以连锁排列，形成一条结阵防线。车战用的盾较小，称为子盾。
上图为杨家湾出土汉俑所执盾牌
战国到秦汉的盾一般是用皮革或木制成，然后再在表面髹（音：修）漆。从目前出土文物来看，西汉时常见的盾与战国、秦代的盾区别不大。杨家湾陶俑所持的盾与秦始皇陵铜车马坑中出土的青铜盾造型就极为相似。
上图为秦始皇帝陵铜车马坑出土秦代盾牌线描图
骑兵俑由六个方队组成，分重甲骑兵和轻骑兵两类。重甲骑兵的骑士和马都较高大，俑体通高68厘米，骑士多数身穿甲，手似执兵器；轻骑兵的骑士和马相对小于重甲骑兵，俑体通高50厘米，不着甲，手执弓弩，背负箭囊。无论重甲骑兵或轻骑兵，均穿红色短襦，呈坐姿骑于马上，头戴赤帻，下有结带，沿两颊结于颏下。左手握拳举于胸前，似牵缰勒马；右手握拳下垂，似执有兵器。骑士各个均抬头挺胸，精神抖擞，呈威武昂扬姿态。
上图为杨家湾出土汉代轻骑兵俑
马分黑、红、紫、白共四种毛色，马身绘辔（音：配）、鞯（音：间）、鞧（音：秋）等马具，未见有马镫。马胸宽体阔，四腿挺立。高䰇（音：齐 测量马高度的基准）甲，宽额头，双耳竖立。马多呈傲然肃立待命状，少量作昂首嘶鸣姿态。
上图为杨家湾出土汉代轻骑兵俑
伯乐《相马经》云：......马头为王，欲得方。目为丞相，欲得明。脊为将军，欲得强。腹为城廓，欲得张......鼻孔欲得大，鼻头欲得有王、火字。口中欲得赤。膝骨欲得圆而张。耳欲得相近而竖，小而厚......这些所有对于良马的标准的描述在这些陶马上均可以得到体现，由此也可知晓，随着西域良马的引进，汉代初期的军用马匹已经得以逐步改良。
上图为杨家湾出土汉代轻骑兵俑
春秋时期的兵书《孙子》，尚未论及骑兵问题。而战国初期的《吴子》不但论述到骑战，还专门谈到战马的饲养使役问题，由此推测，骑兵作为一个兵种出现在中国古代的军队当中，大约开始于春秋战国之交。据史籍记载，中原地区最早组建骑兵的实例，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公元前307 年，赵武灵王率先“胡服骑射”，大力发展赵国骑兵，以对抗善于骑射的北方游牧民族。
上图为杨家湾出土汉代轻骑兵俑
据《通典》记载，西汉初期，骑兵作为军队的主力之一，已成为一个独立兵种，集中排列，自成方阵。这些汉代兵马俑骑兵方阵与步兵方阵被安排在不同的俑坑，也表明了骑兵作为一类兵种而独立存在，证实了史书的记载。
上图为杨家湾出土汉代轻骑兵俑
据《汉书•食货志》载，西汉初期，因连年战争的破坏，马匹等生活、生产物资极为匮乏，就连皇帝想用四匹白色的骏马为车驾使用都不能如愿，大臣们更是乘坐牛车上朝。为应对来自北方的匈奴不断侵扰和自身生产需要，统治阶级便大力发展养马业，同时对于优良马种引入和马匹的改良给以高度重视，先后由西域引入大宛马（又称“天马”）、乌孙马（又称“西极马”），并在当时的西北牧区（今陕西、甘肃一带）进行大规模的马匹选育和改良工作。
上图为杨家湾出土汉代重甲骑兵俑
杨家湾骑兵俑所乘马匹四腿挺立，肌骨匀称，就具有西域乌孙良马的特征。并且，各人觉得，轻骑兵所乘马匹应是河曲马或三河马一类本土马匹。重甲骑兵与轻骑兵所乘马匹有高低区别，应该就是当时部队为军种不同而配发的不同品种马匹的体现。
杨家湾汉代兵马俑虽出土时间早于秦兵马俑，但展示其的咸阳博物馆所处位置和名气却远逊色于秦兵马俑博物馆。由此致使杨家湾汉代兵马俑的地位与名气两者间不相符合，这一点略显遗憾。借此，希望杨家湾汉代兵马俑可以向更多国人展示大汉军队“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盖世气魄。
上图为杨家湾汉代兵马俑阵列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