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大家解读的这本书是《坏世界研究》，副标题是：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这是一本政治哲学领域的经典著作，出版于2009年，作者是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赵汀阳。赵汀阳把他之前在政治哲学领域的所有重要学术成果都汇集到了这本书里。这是一本极具分量的学术作品，在各大网上书店都能买到实体书。这里我想先给大家解释一下政治学和政治哲学有什么区别。可以这么理解，政治学研究的是政治博弈的策略，相当于有关权利和利益问题的兵法，而政治哲学，研究的是政治的正当理由和原理，也就是相当于有关权利和利益的法理。这本《坏世界研究》就是通过考察中西方文明的政治制度，来探索和反思人类的政治进程。那么这本书对普通读者又有什么价值？
如果把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在政治领域的所有成就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博物馆，你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来看展，你会怎么做？最好的方式当然是选一个懂行的导游，让他带着你去几个最重要的展厅重点讲解几个最重要的文物。在我的阅读范围内，我认为赵汀阳就是最理想的思想导游，这本儿《坏世界研究》就是他为我们制作的导游地图。根据这份地图，在人类政治成就的博物馆中，有三处展厅是你必须要看的，仪式思想起源厅，这里展出的是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对政治起源问题的思考，第二个值得去的展厅是西方历史厅，这里展出的是西方政治制度的起源和发展，第三个值得去的展厅是中华历史厅，这里展出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起源和发展。不过，对这第三个展厅的内容，赵汀阳另外有两本专著来讨论。这里就略过不提。
今天的这本书我们就跟随赵汀阳的指引，主要去看看第一、第二个展厅中有哪些不能错过的产品，他们的重要价值在哪里？他们又留下了什么难解的问题。我相信听完赵汀阳的导游讲解之后，你一定会对政治的本质以及向民主法治等西方政治制度的关键要素有一个更深的理解。好，话不多说，下面就进入第一个展厅，看看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对政治起源问题是怎么思考的。我们还得从《坏世界研究》这个书名开始讲起。为什么赵汀阳说这是一个坏世界？因为他认为人类社会面临两个根本性的限制条件，第一是资源有限，第二是人性自私。只要这两个限制条件不变，赵汀阳眼里人与人之间就一定会为了权力和利益而明争暗斗，世界就只能是坏的。那么有没有可能为一个坏世界建立起一个好的制度？事实上，这不仅仅是赵天阳关心的问题，也是古今中外的先贤大哲都在苦苦思索的问题。比如中国儒家就把希望寄托在道德上。儒家想用道德去改造人性，用道德规范去约束人性，让人变得没那么自私。不过，这招好像不太管用，人性自私的力量过于强大，相比起来，道德规范苍白无力。当道德规范和自身利益相冲突时，人们只会对规范阳奉阴违，变得更加伪善。
也就是说儒家解决不了见利忘义的问题。那么能不能干脆让人们见不到利？这就是老子提出的解决方案，让生活回归到极其简朴的水平，社会中根本没啥可争的东西，也就不争了。老子的方案有点儿釜底抽薪的意思，但它的前提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水平永远不进步，这显然也是不可能的。看来道德解决不了争斗问题，取消利诱不可能，那就只能由郑智出场来解决。政治不试图去改造人性，而是在承认人性自私的前提下，设计一套制度来分配权力和利益。人类最初的政治制度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对这个问题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有一个著名假设，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原子化的个人，人与人之间不信任、不合作，而且相互敌视，冲突不断。最后人们再也受不了这种极度不安全的自然状态，于是不得不寻求合作，订立了一系列社会契约。这就是政治的开始。
赵汀阳把这个观点叫做霍布斯假设。那么霍布斯假设有没有道理？赵汀阳认为作为一个政治分析框架，它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霍布斯充分考虑了人类社会可能存在的最坏情况，也就是每个人都极度自私，相互为敌。一种政治理论必须把最坏的情况考虑进来，否则就没有普遍的解释力。但同时霍布斯假设也有缺点。这个假设存在一个极大的推理漏洞，就是即使人们忍受不了无止境的冲突，也并不一定通过合作来解决。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如果一方有绝对实力，那么就直接消灭对手，如果谁也没有绝对实力干掉对方，那么就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相互回避，各过各的。在自然界像老虎、豹子、熊等大型肉食动物的同类之间就普遍采取这种策略。所以说，从冲突并不必然走向合作。除非某个社会的运气特别好，出现了一个拥有绝对实力的强者，但他竟然不上武力，反而是大力推广合作，这样的话，人才有可能认真的思考合作问题。
为什么必须是一个强者？显然，如果是一个弱者，跳出来呼吁说：大家要合作，不要冲突。没人会理他。但是出现强者加圣人这样的概率又太低了，不可能作为合作的基础。赵天阳说这就导致霍布斯假设的解释力太弱，不能自圆其说，这是它的一个致命缺陷。那么有没有办法修正这个缺陷？赵汀阳的答案是，有。这个思路是由中国儒家的荀子提出的。我们知道，孟子是相信人性本善的，而荀子与他针锋相对，认为人性本恶。在这一点上，荀子与霍布斯是不谋而合的。荀子认为是每个人私心私欲的无限膨胀导致了乱世，而政治的根本目的就是去乱求治，也就是霍布斯说的，从冲突到合作。但是荀子所假设的政治初始状态与霍布斯有一个关键的不同。荀子说：“人生来就是群居动物，作为个体的人，力量是如此弱小，和老虎豹子没法比，根本没办法在自然界独自存活。人要活下去，就必须要组队打怪，所以说不存在霍布斯想象的完全原子化的个人。”
这样一来，霍布斯假设的缺陷也就是从冲突推不出合作的问题就解决了。在荀子看来，人本来就是先有合作，然后才在合作当中起了冲突，那为什么合作会导致冲突？通俗点说，荀子认为合作带来了集体收益，但是在分配收益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想多吃多占，所以就开始有了矛盾冲突，随着冲突越来越大合作逐渐瓦解。但是一旦发展成了全面冲突，天下大乱，每个人作为个体又无法自保，所以，人们又不得不想办法重新开始合作。这就是荀子认为的政治初始状态，赵汀阳把它叫做荀子假设。赵汀阳认为荀子假设是和解，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是怎么形成的，而霍布斯假设更适合解释国际政治的形成。
在赵汀阳看来，目前世界各国之间仍然处于霍布斯说的各自为政的自然状态，国际政治的底层游戏规则仍然是强者为王。如果把荀子、霍布斯的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所谓荀子、霍布斯假设，就可以比较完整地描述人类社会的政治初始状态。荀子、霍布斯假设指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人类之所以从冲突走向合作，根本不是出于想象中的道德目的，而是因为人类意识到合作能够比冲突带来更大的利益，而要合作就必须克服自己的私心私利，也就是说，必须要讲道德。从这个角度说，讲道德必须有利于人们获得生存优势。否则，如果讲道德的人处处吃亏，永远吃亏，那么讲道德就不是一个可行的策略。
如何证明讲道德是一个好的生存策略？根据现代博弈论的观点，如果是一次性博弈，讲道德的人必然被算计，道德策略就不可行。但如果是多次重复博弈，一开始人们由于相互算计，必然落入囚徒困境，也就是对双方都不利的一种局面，那在后续的博弈过程当中，人们会尝试用其它策略来达成合作，这时候讲道德就有了优势。怎么证明这一点？美国博弈论专家阿克塞尔罗德曾经设计了一个计算机仿真游戏，让各种博弈策略彼此混战上百万个回合，看谁能胜出。游戏结果出人意料，所有的好人策略，也就是更愿意合作从不首先背叛的道德策略，在得分上遥遥领先。而所有的坏人策略，也就是总想着通过背叛来单方面捞取好处的不道德策略，都输得很惨。换句话说这个证明了在多次重复博弈中，讲道德才是最优的生存策略。这样一来，在理论层面，问题似乎被完美地解决了。人们为了获得生存优势，就必定会从冲突走向合作，也必定会讲道德。于是世界大同人间再无纷争。
但是，这显然不是事实。如果一个理论与现实不符，那肯定不是现实错了，而是理论出了问题。错在哪儿？赵汀阳认为，这个博弈游戏的根本漏洞在于它的规则过于理想化，和现实世界有很大的差异。比如所有人都是*不死的，永远有卷土重来的机会，再比如，所有人的每次出招都是公开的，没有机会暗算别人。这些规则其实是明显偏袒好人策略，削弱了坏人策略的威力。其实关于政治初始状态的思想实验，除了刚才说的荀子、霍布斯假设和阿克塞尔、罗德的博弈游戏还有很多。比如美国著名学者罗尔斯提出的无知之幕等等，这里就不再一一讨论。你只要知道政治的初始状态问题，也就是人类是怎样从冲突走向合作的，这是政治哲学领域的一个大问题。同时这也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它没有标准答案，而是有很多种可能的解法。可以说，人类的每一种文明都给出了自己的解法。好，到这儿相信第一个展厅里的精彩展品已经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下来请移步到第二个展厅，我们一起来看看历史上的西方文明是怎样来解决这道题的，也就是说西方政治制度实际上是怎样开始怎样发展的。在这部分我们会跟随赵汀阳的讲解来看看民主法治等重要政治制度的优点与。赵汀阳认为对政治问题来说，本来就没有完美的答案，而只有最正确的解法。在英文中政治politics这个词源于古希腊语的城邦bodies。这表明西方文明对政治的理解最早就是源于希腊的城邦。关于城邦的意义，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城邦之外，非神即兽。”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对人的理解更接近于荀子，而非霍布斯。赵汀阳认为古希腊城邦给现代政治留下的最重要遗产是民主制度，但要注意，古希腊城邦的民主与现代西方民主有很大的不同。现代西方民主的主要形式是投票选举，而在古希腊城邦民主的主要形式是随机抽签和公共讨论，投票只是起辅助作用。
我们以雅典为例，它的最高行政机构叫做500人议会，这500人是由全体雅典公民随机抽签产生，同时设有九名联席执政官。这九个人是从500人议会的成员当中随机抽签产生的。此外，雅典城邦的各级政府官员和法庭陪审团成员也都是由抽签产生。唯一的例外是雅典的最高军事机构，它是由各部落推举的十位将军组成的。毕竟，指挥行军打仗是极为专业的事情，而且事关生死，外行人无法胜任。除了抽签制，雅典城邦还设有公民大会，城邦的所有大事都必须由公民大会来决定。公民大会每年举行十次重要会议和几十次普通会议，每个公民都有权在会上发表意见，公开辩论，把需要决定的事情充分讨论之后再投票决定。概括起来，雅典城邦民主的具体运作就是如果是任命官员，那么就抽签决定，如果是决定事务，那么就提交公民大会讨论，然后再投票决定。所以说城邦民主是由抽签、公议和投票三种形式结合的复合民主。这种搞抽签制的民主看似不靠谱，但是它能够保证每个人中选的几率相等，也就是让每个人都享有实质性的平等。
不过古希腊人显然也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抽签虽然能够保证平等，但是却不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民众可能因为无知，可能因为受到误导而做出对自己不利的决定。说到底，民主的最终目的不是民众自己来选择，而是民众能够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事情。那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古希腊人想出的办法就是公议制度，也就是公共议论。公民除了可以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意见，还可以在城邦的广场上宣传、交流、辩论各自的意见。这样一来，就等于是建立了一个言论自由的意见广场。人们可以把不同的意见放在一起比较，分析它们的优劣，从而明白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然后去选择那些真正的好事情，民主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赵汀阳认为古希腊的工艺制度是一个理想制度，但问题是人性并不理想，达不到这个制度所需要的水平，于是公议制度在实践过程当中严重变形走样。按照公议制度的设计，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并且所有的意见都享有平等的地位。从逻辑上说，这就必然会导致各种意见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这本来也不是问题，因为在理想状态之下，人们可以通过理性对话找到真知灼见，择其善者而从之。但实际的情况却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最有道理，每个人都想争夺话语权，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人们就陷入了意见的混战，不但不能达成共识，还往往相互仇恨，从意见分歧走向社会分裂。更麻烦的是既然没有什么绝对标准来判断意见的高下，那么某个意见能否胜出，关键就在于它有没有高超的表达技巧。于是修辞术在当时大行其道。什么是修辞术？亚里士多德说：“修辞术就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修辞术不关心什么是真正的对与错、好与坏、善与恶，他只关心有效的说服方式，也就是如何用语言的力量来操纵人心。当时一些政治煽动家就是借助修辞术的强大威力，故意去炒作各种意见，既迎合了公众的*，又挑起公众的情绪。相比起来，那些朴素的真理根本竞争不过那些精心包装、专攻人性弱点的错误意见。于是在意见市场上就出现了今天经济学家常说的劣币驱逐良币，各种低劣浅薄的意见漫天飞，雅典人根本无法从中分辨真相。这就是为什么苏格拉底对修辞术深恶痛绝，他决心用辩证法来对抗修辞术，用逻辑和知识来检验意见的真伪。但是苏格拉底没有成功，反而因言获罪。但无论如何古希腊城邦的民主实践以及古希腊哲学家对民主制度的反思，都给现代社会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除了民主，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另一大支柱是法治。民主传统来自古希腊城邦，那法治传统又来自哪里？答案是罗马帝国。提起罗马帝国，给我们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战力超强的军事大帝国。在全盛时期，罗马帝国控制了大概59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把整个地中海变成了它的内海，这是古代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帝国。罗马人崇尚武力，他们相信成功的武力征服本身就证明了帝国的优越性以及帝国统治的合法性。不仅如此，罗马人还把军人品质，比如勇气、力量、尊严、荣誉感等等，上升到了美学的高度。罗马人热衷于斗兽，不是因为他们对*戮本身感兴趣，而是为了追求这种强烈的美感。看到这儿，你可千万不要以为罗马帝国就是以武力平天下的。其实罗马帝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创造，就是开创了法治传统。历史上的强者都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军事征服之后，该如何去统治才不会引起反抗？罗马人的答案是创造一种对所有人都有效的公证法律。罗马人相信，只要法律能够对被征服地区的民众一视同仁，公正治理，那么他们就会失去反叛的动力。
其中的道理在于只要法令是明确可信的，它清晰定义了每个人成功的条件和机会，那么人们就会去琢磨在这个游戏规则下的最佳策略，而不是去掀桌子推翻游戏。在这一点上罗马的法治思路和中国先秦法家的主张是相通的。不过罗马法可是比秦国的法律要成熟得多，不但区分了公法和私法，还创造了市民法和万民法已经具备了现代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罗马法基本覆盖了当时生活中的所有事物，社会不再需要法律之外的其他规则，这是非常简洁的治理方式。所以说罗马不但是个军事帝国，它还是一个法律帝国，他以武力来摆平各地，然后以法律统一治理社会，让归顺帝国的各个地区、各个民族不同信仰的人获得一种新身份，罗马帝国的合法公民。当所有人都变成了罗马人，就不会有人再想着闹独立了，罗马就实现了和平统治。只不过罗马帝国算漏了一点，法律统治让帝国的各族人民多了一个罗马人的新身份，但是却并没有让他们抛弃旧身份和原有的价值观。各族人民在精神上仍然是各过各的，并没有被整合成一个真正的统一体。
换句话说，罗马帝国还不懂得精神和心灵统治的重要性。这个任务最后是由谁完成的？是基督教。赵汀阳认为罗马帝国一开始对基督教大肆迫害，很可能就是看到了基督教在抢夺人心方面的巨大威胁。在精神气质上罗马追求卓越，崇尚强者，而基督教提倡平等，给弱者以安慰。显然相比罗马帝国，当时的基督教观念更容易获得普罗大众的支持。赵汀阳指出，罗马帝国时代基督教更厉害的一点就是能够再造人的心灵。基督徒和罗马人不一样，它不是信徒在原有身份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基督教鼓励信徒抛弃原有身份，放下家庭、社会关系和共同体，而只认基督徒这一个唯一的新身份。比如在圣经新约里耶稣说：“凡是为了我和福音的缘故而撇下房屋、父母、兄弟和财产的人，必得到百倍的回报。”他还说：“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生命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这样一来，基督教就用新的精神身份取代了各种地方性的精神身份和价值观。可能正是看到了基督教的巨大威力，罗马帝国最终把基督教立为国教，由帝国管理肉体，而教会来管理心灵。从此罗马人与基督徒的双重身份认同就成为了西方的身份标记，一直延续到今天。只不过现在是罗马人扩大成了西方人，而基督教扩大成了西方价值观。好了，以上就是第二个展厅当中几个最重要的展品，民主、法治和意识形态，他们的历史久远，可以分别追溯到古希腊城邦罗马帝国和基督教，他们也构成了现代西方政治领域的关键要素。
下面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这次看展的主要收获。赵汀阳认为人类社会面临两个根本性的限制条件：资源有限和人性自私。在这两个限制条件之下，人人相争，相互冲突，而政治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化冲突为合作。在第一个展厅当中，我们看到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做了各种思想实验，来探讨政治的起源过程。而在第二个展厅中，我们通过回顾西方历史来考察了西方文明为解决政治问题而发明的各种制度。历史的答卷并不完美，它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制造了更多的问题，但是它也带来了重要的线索，提示我们去思考更好的解法。
最后，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点赵汀阳对政治本质的思考。现代政治思想是由15世纪的意大利学者马基雅维利开启的。在马基雅维利之前，人们认为政治应该追求高尚的道德目标，甚至把政治哲学看成是伦理学的一部分。而马基雅维利却说这是一个谎言，政治家不用背负任何道德包袱，如果需要完全可以背信弃义，不择一切手段去实现政治目标。对马基雅维利的主张，一开始人们觉得惊世骇俗难以接受，但后来又觉得他说得好有道理，简直是微言大义。不过在赵汀阳看来，如果仅仅从博弈策略上说，马基雅维利的招数并不高明，大概相当于阿克塞尔罗德游戏当中的坏人策略，这类策略往往只能再一次博弈的时候有效，而在长期重复博弈当中大概率会失败。如果从对政治本质的理解来说，马基雅维利更是错得离谱。的确，人性自私和相互争斗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但是人类之所以去思考政治问题，不是为了研究怎样把争斗进行到底，而是为了想办法化冲突为合作，创造一个利益共享、幸福共享的世界。归根结底，世界是坏世界，但思想不能是坏思想。
至此，《坏世界研究》这本书就解读完了，感谢大家的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