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从柏拉图到笛卡尔，“身体”似乎常常被视为比“灵魂”更低一等的存在。不过在现代社会，身体在人类思想中获得的重视日渐增多。社会学家希林更是认为，在一个高度风险化的现代社会，身体是人类最后一块可以进行自我掌控的避风港——它其实是我们所理解的这个世界的中心，通过它，我们才能一步一步体验和构建世界。
对身体的这种理解其实是将身体视作一个边界明晰的生物实体。不过，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对身体的既有理解开始不断被打破与重塑。在麦吉尔大学文学教授奥利维耶·迪安斯看来，一个多世纪以来，身体逐渐成为“无边界之地”，“被占有、被感染、被折磨、被解剖，被网络化”。从各类改造人体的技术到人与机器融合的赛博格想象，作为有机生物体的人类身体，与无机物、动物、信息等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
这种对身体的全新想象，其实早已出现在许多现代小说家的文本中。在《金属与肉体：技术如何接管人类进化》一书中，迪安斯从乔治·威尔斯、卡夫卡和乔治·奥威尔三个脍炙人口的作家出发，剖析了这些文学作品中的身体想象。时代背景影响着一代作家的写作，这些作家的作品昭示出，20世纪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身体的变形”。而在这种身体的变形中，我们也能看到许多现代危机发生的社会心理，与现代人面临的根本性焦虑。
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金属与肉体：技术如何接管人类进化》，有删改，小标题为作者所加。
原作者｜[加] 奥利维耶·迪安斯
摘编|刘亚光
《金属与肉体：技术如何接管人类进化》， (加) 奥利维耶·迪安斯著，中国工人出版社 2020年11月版
《莫罗博士的岛》：变形身体
当代身体是个新世界。这个身体已不再“正常”，它不再是一个固定且被清楚界定和分类（哺乳动物、爬行类动物、卵生类动物等）的实体。身体已被入侵，如今它就像个连体双胞胎，被捆绑在一个奇怪的畸形复制品（复制它的表征和文化形态）上一般，它作为有机生物的最基本结构底线已被触及。这个双重的文化体就像一本可反复书写的羊皮纸卷。当代身体是模因、表征、行为和人工制品的沉淀，但这些沉淀已被非生物现象污染而变得面目全非。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伽塔利合写的《千高原》一书用“生成” （becoming）这个词来定义今天的有机变化，它指向的是生物与文化相磨合时引发的一种非线性的、突变的和“癌性的”身体变形。“生成”意味着一个自由漂浮的无地域性的身体，它从自己有形的物理身份中剥离出来，成为*和强度的流动体。“生成”强调了深刻的非生物性身体的存在，它是符号网络而不是器 官网络创造出来的非地域性的身体。
非地域性的身体将自己从自身本体放逐，这个处于不稳定状态的身体犹豫着应该是去否定还是坚持自己的生物性。我们到底是什么呢？是物质的身体？器官和边界？又或许变成了流态和透明？到底我们是生物体还是文化体呢？对德勒兹和伽塔利来说，我们是“无器官的身体”（Bodies without organs）。无器官的身体就好比鸡蛋：未成形，未实现，液态，浸在柔软和流动的表征之中，身体器官既无处不在，又根本不知所在，它们的唯一本质就是尚未成形的流动和强度；无器官的身体没有进化，没有边界，毫无规约，无法从生物学角度加以定义；无器官的身体是已转变为符号的生命体，符号也已具有生命；无器官的身体就是变形的身体。正如威尔斯所说：
“我可以改变的不仅仅是一只动物的外在形态，生物的生理与化学节律也可以被持续改造。……你开始明白，把细胞组织从动物身体的一个部位移植到另一个部位，或者从一只动物身上移植到另一只动物身上；改变它的化学反应和生长方式；转变它的四肢接连；直至改变它最本质意义上的结构；所有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我唯一最想做的——其实是找出一个活体变形的极致。”
什么是变形身体？变形身体就是与自己的生物体割裂的身体。它是存在的，至少可以部分地存在于生物领域之外，并相对较少地依赖有机生态系统。变形身体就像一个身体宇宙，一个从自身生理、心理和遗传系统内生发出来的身体宇宙。例如，克隆就是一个变形身体，因为它是不属于生物界的存在，是一种从概念和文化领域中被创造出来的具身理念。它是一个没有边界的身 体，从根本上说是文化的不具备生物完整性的生命形式。
变形身体的概念源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中篇小说《莫罗博士的岛》。威尔斯在小说中阐述了身体的物质性和本质如何可以从根本上被改变，他其实是想告诉读者，身体没有绝对的完整性，它只不过就是一种可塑、可变的材料。在莫罗博士的岛上，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一个物种变换成另一个物种。实际上对于莫罗来说，动物身体只是实验人或动物变形所需的生物材料，他的变形动物们可以说是活着的莫罗理念，变形动物按照莫罗的意愿不断发生变形。威尔斯在这个引人入胜的故事里说到，这些活体可以被看作是不断变化的在生物意义上独立和可复制的身体形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克隆体。
但是，正如我们现在强制改造我们的身体一样，莫罗对改造生命体的兴趣不如说是对改变周围世界的一种兴趣，莫罗把受他折磨的动物们当作工具，用以触及世界最基本的结构，但其实莫罗对那些受折磨的动物也只是间接感兴趣，因为他的主要目的不是塑造身体，而是通过这些身体去操控生物学的基本架构。因此威尔斯笔下的角色是在试图将身体从生物学范畴中抽离出来，再赋予它们不同的身份以及经改造的生理和新的生物结构。莫罗固执地追求“活体变形的极致”，并不是想看看生物的生理极限能达到什么程度，而是想检验有机物质是否可以被转变成文化意识形态。
《莫罗博士的岛》，［英］乔治·威尔斯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年3月版
因此，被这位“医生”利用的身体已失重，它们所有的物理和有机结构已被掏空，一切伦理、一切绝对真理和一切历史统统与它们无关。对莫罗来说，身体没有绝对的权利，它们只是短暂的不稳定的集合体，其形式和功能都是在特定时间、特定条件下临时产生的。生命体只有和文化纠缠在一起才存在，它的基本性质只有在被文化改造后并被文化塑造成可被改造之物时才会显现。 所以痛苦、损害甚至酷刑在威尔斯的文本以及很多20世纪的其他作品中不但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威尔斯创作的基本元素和概念性工具。莫罗则把痛苦看成是改造行为的载体，因为只有痛苦才能把身体从动物的“肉体性”中抽离出来，使它痛苦到任何有机、生物或生理方面都因此而欣喜若狂，痛苦也就必然被置于一边，痛苦、 煎熬、折磨只是科学的探索方法。奇异而恐怖的莫罗博士残害、折磨和雕刻着他的生命体们，直到死亡随之而来，这个吸引读者、将折磨和痛苦化为他的创造物的文学角色，是当代文化与生物学纠缠过程中常常令人感到痛苦而恐怖的完美象征。
莫罗既是操控基因的科学家，也是假繁衍之名折磨生命的人；他既是整形外科医生，也是集中营医生；他是压抑，是技术，是意识形态。威尔斯就像卡夫卡一样，在我们的时代来临前夕猜想到20世纪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身体，这不仅仅是因为身体形态将面临根本性的挑战，更重要的是因为作为生命的容器的身体特质正在被淡化，其专属性已经扩展到了非有 机现象。的确，比起20世纪的世界大战、意识形态冲突或范式变化，人们发现生命体的基本结构才是我们最关注的焦点。20世纪首先是一个关注身体的世纪，是一个有生命的身体（包括人类以及动物）被变形、改造、拆解 和被强行浇铸到不同文化模具和非遗传框架中去的世纪。 整个20世纪对待有生命的身体就如同莫罗对待他的动物一样，尽管结果可能不总是那么暴力：身体成了很容易被改变的材料，被用来传播文化现象，诸如意识形态、信息和艺术等。更重要的是，在刚刚过去的一百年里，经过变形和扩展的生命体已经成了一个新的领域，身体已经不再是单单一个“我”了，它变成了幸存下来的媒介、载体——一次次被改变的“重写本”、蜂巢、系统，成了离散和淡化“我”的殖民地。
卡夫卡与奥威尔：越过身体的文化意识形态
变形生物居住在一个专属的、私人的、与我们的有机世界没有联系的世界里。为了活着，变形生物必须制造自己的宇宙，因为那是他们唯一可以存在的地方。这就是卡夫卡在20世纪初看到的和所理解到的。卡夫卡困在了一个从根本上发生了无数次变形的边缘的世界，他和威尔斯一样预见到了身体是所有这些变化的核心所在。一个新的身体正在变得清晰可见，那是一个饱受社会压力和政治压迫的身体，一个基因构成的血肉之躯，一个由螺栓组装起来的有意识、有思想的身体。就像在他之前的威尔斯一样，卡夫卡感觉到我们的身体不再专属于我们，它们变得不再确定和牢固，同时没有器官和拥有器官，血肉之躯沐浴着政治、科学和文化动力。正如卡夫卡所预见的那样，我们的身体形式现在已被共享和变形，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战争、压迫、自由和艺术都撒了种并茁壮成长。当卡夫卡写下《变形记》开篇中那句著名的话“一天早上，当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一部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就这样诞生了。《变形记》的意图并不十分明朗，小说闪烁其词，结局是作为人的那个肉体的毁灭。
事实上，昆虫格里高尔·萨姆沙已经变成了莫罗的动物之一，半人半兽，不能和自己的双重人格和解，被上级（老板、父亲、房客）训斥，生活在一个完全与世界隔绝的地方，即他的房间。格里高尔唯一能解脱的方式（像莫罗的动物们一样）就是自己的死亡，而他的家人对此几乎完全无动于衷。 在这个文本中，人与其身体之间的关系已猛烈腐化蜕变到外部压力对控制那个新滋生的生命体再也无能为力了。
格里高尔·萨姆沙一觉醒来，已发生彻底变形，这就 是最终导致他不惜一切代价试图逃离所在的社会等级结构在他身体里的向内爆裂。格里高尔变形后的身体不仅歪曲 了任何关于“正常”人体的看法，而且还是从外部对人 类身体进行控制的所有可能性的滥用。事实上，格里高 尔·萨姆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去人性化的身体不仅会腐蚀 栖息于这个身体的人，而且也会腐蚀归附其中的社会结 构。但小说最引人入胜的地方还是昆虫格里高尔在摆脱社 会压迫的同时，也被剥夺了其作为生命的特权，他的身体不能再被划为人类身体的一类，因此也就不能像正常身体 一样受控制。 因此，格里高尔所经受的变形像２０ 世纪晚期众多赛 博朋克风格的人物一样，成为一种退到不同表征领域的方式，那里不再会有“正常”世界的压抑力量。格里高尔 越是变形，他就越不需要思考人类问题；越是变形，就越是远离人类，也就越能摆脱人类需求。他的去人性化就是他的自由。
《变形记》，卡夫卡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8月版
20世纪那些变形的身体在痛苦中挣扎。文化身体或者说变形的身体通常也是痛苦的身体。身体经过改造后变形既是一种重生，也是痛苦的小产。莫罗的动物们、昆虫般的格里高尔·萨姆沙以及20世纪很多很多被雕刻和改造的身体，它们都具有这种双重性。奥威尔在《1984》 中写道：“温斯顿，一个人是怎样向另一个人彰显他的权力的？”温斯顿想了想说：“让他受折磨。” “太对了。让他受折磨。光服从还不够。除非他受尽折磨，不然你怎么确定他服从的是你的意愿而不是他自己的呢？权力就是让他遭受痛苦与耻辱，把人类思想撕得粉碎，然后再按照你自己所选把碎片重新拼合起来。好了，现在你是不是开始明白我们要创造 的是个怎样的世界了？它和那些老派的改良者们所想象的愚蠢而享乐至上的乌托邦可是恰恰相反呢，这是个充满恐惧、背叛和痛苦折磨的世界，一个践踏与被践踏的世界，一个在自我完善道路上变得越来越无情的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进步都是朝着越来越痛苦的方向，过去建立起的各种文明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建立在爱与正义之上的，而我们的文明却是建立在了仇恨之上，我们的世界除了恐惧、愤怒、耀武扬威和自贬自卑之外，再无其他情感。我们要摧毁其他的一切——摧毁一切。”
当然，对于每一次变异，一定程度的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但在过去一百年里所遭受的痛苦程度不只是变形的结果，那种与文化身体关联在一起的恐怖是根植于一种新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兴起：文化体原教旨主义者（cultural-body fundamentalists）。 莫罗就是这样一个原教旨主义者，也就是他拒绝承认身体在生物意义上存在独立自主性。对他来说，身体除了传播文化，没有任何其他功能。这样的人会认为身体没生物特异性，它的有机存在只有在为庞大的意识形态服务时才是有可能的。
一个文化体原教旨主义者会将个人置于完全屈从于文化的地位；由此操纵个人行为的既不是群体，也不是个人，甚至不是个人所属的种族，即使看起来像是。文化及其传播成了他唯一关心的问题。 对于文化体原教旨主义者来说，有机自主的个体身体 是文化传播的障碍，只要有一个身体在发挥作用，它就不会单是服从，因为这意味着有意识，它必须真的消失——为了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文化体必须本体失重，从生物和人类基础上将之切掉和抹去。
打个比方，对希特勒来说，集中营囚犯的身体只有一个用途：传播纳粹意识形态。身体经受折磨、恐惧和痛苦，不仅仅是因为暴虐剥夺了它任何人性的痕迹（使它完全消失：集中营的囚犯并不是作 为人这个实体存在，而只是作为纳粹主义的象征），其实 更是因为身体的如此变形能够使人震惊、恐惧和害怕。对纳粹的暴行反应越大，我们就越难做到视而不见。随着纳 粹暴行的公之于众，受害者的尸体不再被视为人，而是成为统治、恐怖和压迫的象征。身体受虐越甚，它就越是能转化成一种象征；施予身体的痛苦越大，纳粹的意识形态 就越好地被存续起来，并被永远地植入了社会想象之中。 纳粹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消灭犹太人、吉卜赛人和他的政治对手，也不是要创立一个隶属于某种意识形态的“种族”，而是想通过时间和历史去传播纳粹的意识形态。希特勒所说的雅利安人也不过是一种被完美改造的文化体罢了，不具任何人类特殊性；每个雅利安人也不过是纳粹意识形态机器的一个齿轮罢了，与集中营的囚犯相比，其绝对价值是一样的。
无论是雅利安人还是集中营的囚犯，他们都存在于同一个文化生态系统之中，那就是希特勒的恐怖生态系统。很多人都会因为希特勒梦想的千年帝国如此短命而嘲笑他，但令人遗憾的是，似乎短暂的寿命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或从模因的角度来看，比什么都更接近真实，正是因为纳粹能够震慑集体想象力，使其意识形态伤痕累累，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短期内是不会从人类社会的意识中消失的。纳粹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一套地方性模因，它以恐怖作为生存载体渗透到了文化环境之中。被扣押在集中营的囚徒被摆布、折磨和改造，为的就是让他们作为纳粹威慑力的象征而被永远记住，永远成为我们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虽然很有可能出于一种无意识，但是纳粹已经明白了这样一个可怕的公式；在我看来，他们对记录、拍照和拍摄一切的狂热是不可否认的证据。改造过的身体本质上是一种特定文化的生存载体，因此它可以存活得更久，也能更频繁地进行传播。
《1984》 乔治·奥威尔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新经典文化2010年4月版
这样就等于，每一个被改造过的身体，无论在小说中还是在现实中，都参与了某种特定世界认知的传播。比如在数字文化中， 每个整形手术、每个文本、每部电影以及变形身体的每个形象都在传播人和机器的相互纠缠。变形的身体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产品，更主要的是它往往还是一种文化生存的载体。文化体原教旨主义者们已经明白了这一点。意识形态存活下来的关键以及意识形态永恒不灭的关键，不是压迫肉体或恐怖惊骇本身，尽管它们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是创造出了已完全摆脱任何有机需求的无机文化体，这些“身体”能够在人类想象的意识形态和模因属地中不受阻碍地自由游走。
如果说痛苦足以让动物屈服和把它改造得不再认识自己（比如说威尔斯的故事），那么痛苦的力量往往不能强大到击垮一个人。事实上，整个20世纪的文化体原教旨主义者们已经悟出了这个道理，仅仅折磨一个人的身体是不够的，而要打击其最深刻的架构体系，消灭其最深刻的个体特性，其中必须要做的就是让其周围的世界消失，让其心甘情愿地融进文化的生态系统中去，周围的有机世界必须逐渐消逝于无形之中。奥威尔曾写道：如果你想要一幅未来的图景，那么想象一下自己的一只脚正踩在一张人脸上就行了——永远如此。……记住是永远如此。那张脸会永远在那儿随你踩踏。异端分子、社会公敌都永远在那儿，好让你反反复复复地打败他们、羞辱他们。自从你落到了我们手里，你所遭受的一切——就会永远如此，而且会更糟糕。间谍活动、叛党卖国、逮捕监禁、严刑拷打、裁决处置、毁尸灭迹，永远如此，永无终止。这是个恐怖还扬扬得意的世界。政党越有力量，就越不容忍；反对力量越弱，独裁暴政就越严酷。
谁不会被《1984》这本书震慑和感动到呢？谁又不会为茱莉亚和温斯顿而哭泣呢，也许他们唯一的错误就是活着和相爱了吧？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时的情景，那年我二十岁，从大学图书馆借出《1984》这本书 的那一天起，我怎么都不会预料到最后自己会陷入如此情绪。突然之间，世界的无数欺骗都暴露无遗；突然之间，人类的残忍和恐怖显得如此浩浩荡荡。国际宣传机器变得 如此清晰可见和精准明确。这本书的故事无时无刻不在我的世界徘徊，甚至于在我工作时、好几个小时的洗碗劳累时，都要挤出哪怕几分钟的时间去追寻温斯顿和茱莉亚的悲惨故事。
原作者| [加] 奥利维耶·迪安斯
摘编|刘亚光
编辑|石延平 张进
导语校对|陈荻雁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