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在公元395年分裂成了东、西两个帝国。到了公元476年，油尽灯枯的西罗马帝国在日耳曼民族的入侵中轰然倒下。从此，西方文明史上的古典时代寿终正寝，欧洲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传统的历史学家把中世纪看做是黑暗的时代，因为当时的西欧四分五裂，封建领主遍地开花，缺乏足够强大的国家来代表世俗君权，而教廷又试图让神权来主导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乃至金钱），因此宗教的势力空前强大。这种前所未有的宗教影响，也体现在了欧洲中世纪的制图学上。
T-O地图：中世纪世界地图的标配
在教会的思想统治下，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在交流方式上有一个鄙视链，即口语词汇的地位高于书面文字，而文字的地位高于图像。口语词汇之所以备受推崇，是因为《圣经》中的叙事大量地使用了它们；而图像的地位之所以最低，是因为教廷认为它们是为文盲而存在的。中世纪早期的著名教皇格里高利一世便是这种观点的拥趸。在这样的外在条件下，以图像设计为核心的地图制图学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力，它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或技术而存在，只能成为辅助教堂来扩大宗教影响力的工具。制作地图的人也不再是一个单独的群体，“制图师”（cartographer）这个职业也销声匿迹。大部分的制图活动被教会接管。
在特殊的发展过程中，中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一种脱胎于古典时代的传统地图、但又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新地图类型。它们被称作mappaemund，这个词在拉丁语里的原意为“世界地图”，但如今被用来特指这些绘制于中世纪时期、以教导基督教信徒有关《圣经》中的知识以及教廷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为目的的地图，我们姑且称它们为“中世纪世界地图”。和古典时期用于归纳地理知识、展现帝国疆域的地图不同，这些中世纪世界地图并不被用于准确地记录地理位置，因此这些地图上很少出现经纬线和比例尺等早已在古典时代就已经发展出来的地图要素。这些中世纪世界地图通常是用简单的几何形状来示意整个世界，其中最为常见的是T-O地图。
T-O地图的基本布局
比起真正的世界地图，T-O地图更像是宗教符号，它们完全为宗教服务。这种地图把已知的世界归纳为简单的几何图案：外围是圆环形状的海洋（即“O”），中间为圆形的陆地，而陆地又被一横一纵两片水域分割为三块（即“T”），分别对应当时已知的三大洲，以及《圣经》里诺亚的三个儿子：欧洲是雅弗，亚洲是闪，非洲是含。根据基督教的教义，这三个大洲的原住居民分别为这三个人的后裔。地图的中心是基督教的圣地耶路撒冷。这种极简风格的抽象世界地图，在准确度和（地理学意义上的）可用度上，远远不如之前古典时代的一些地图。然而，这种地图在中世纪大行其道，出现在各种各样的著作之中，因为它们符合《圣经》的内容和基督教的教义。这类地图，把中世纪教会对知识的垄断和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
虽然T-O地图是制图学发展中的一个“畸形”产物，但如果我们站在当时的天主教会的角度看，这些地图的确是把现实中的地理学和教义中和神有关的地理知识融洽地合并在了一起。捏合这两者看似容易，但将现实的世界删繁就简，提取出符合宗教教义的象征性符号，绘制成中世纪世界地图，这其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程。被誉为“古代西方教会中最伟大学者”的哲罗姆早在罗马帝国后期就试图将《圣经》中的地名和托勒密世界地图上的现实地理位置一一对应，但没有成功，因为《圣经》中的地理信息有很多是不准确的，甚至还有虚构的成分。例如《圣经》中记载了一条环绕古实地区（Cush，大致为今埃塞俄比亚及苏丹一带）流淌的基训河（Gihon River），但事实上这条河并不存在。在四大福音中所提到的27座城市里，有许多位置都尚不明确，甚至不见于任何其他的记载，比如迦拿婚宴（耶稣的神迹之一）的发生地“迦拿”究竟在何处，经过几个世纪的考古和考据之后，目前只有几个“候选地”，具体位置仍未明确。
T-O地图的一个代表，15世纪勃艮第历史学家Jean Mansel所绘，上面清楚地体现了诺亚的三个儿子和三个大洲的对应关系，现藏于比利时皇家图书馆
让如此抽象的T-O地图得以在欧洲传播数百年的是西班牙神学家圣依西多禄（Isidore of Seville，560－636）。依西多禄出生于西班牙的海滨城市卡塔赫纳，他出生时，这座城市正饱受战火的摧残：拜占庭帝国（东罗马）的查士丁尼大帝远征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哥特王国，试图恢复罗马帝国的疆域，而卡塔赫纳正是双方交战之所。为了躲避战祸，依西多禄一家人逃亡到塞维利亚附近的森林里，那一片森林就成了依西多禄成长的家园。传说有一天，少年的依西多禄坐在森林里，盯着从岩壁上不断滴下的水珠出了神，他发现一颗水滴落在石头上，不会对石头造成损伤，但如果日复一日，成千上万的水滴不断地滴在这块石头上，就会让石头表面产生凹陷。从此，他悟出了水滴石穿的道理，并以此来要求自己，用日复一日的学习来获取丰富的知识。
经过多年的积累，依西多禄成为了一个十分博学的人。公元601年，他当上了塞维利亚教区的总主教。在传教之余，他决定做一件前无古人的事：将世界上所有的知识汇编成册。在这样的目标下，从公元621年直到他去世的636年，他用一生的时间编著了鸿篇巨著《词源》，一部结合了字典和百科全书的书籍，这套书共二十册，涵盖了语言学、医学、农业、工程、自然科学等不同的领域。在他看来，包括山川走势、日月星辰在内的所有自然现象都是对上帝的神圣工作的一种表达。
其中有一卷的主题是地理知识，在整理这一卷书的时候，依西多禄参考的主要是以前的天主教作家们留下的著作。他认为上帝创造了一个圆形的世界，并用海水将世界划分为了三个部分，即亚洲、欧洲和非洲。天堂位于世界的最东方，也就是印度河的对岸，因为当时在西方人眼里，印度河是已知世界的最东端。基于此，他绘制了一幅十分简洁的地图，并将其作为了这卷书的封面。为了突出神性，他决定将世界简化为几何图案。地中海、红海和黑海被他简化为了一个T字形，这样看上去就像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张开双臂用自己的身躯保卫着整个世界。这幅简单的地图便是之后大部分T-O地图的原型。因为天堂在东方，依西多禄的地图是上东下西的格局，亚洲位于地图的上方。
《词源》封面上的地图
依西多禄把一切自然规律和现象都归因于上帝，他的著作得到了教廷的推崇，在接下来的一千年里，《词源》成为了教廷钦定的知识总谱。到了公元800年前后，欧洲的每个教堂都可以找到《语源》的副本。其封面上的地图也成为了中世纪欧洲教会在绘制世界地图时最主要的参考标准。从此，T-O地图在欧洲大行其道。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的画像，可见其手上的地球仪也被做成了T-O的形式（比利时皇家图书馆）
带状地图：科学和理性的星星之火
虽然T-O地图占据了中世纪地图的主流，但并非所有的中世纪地图都如此抽象。在中世纪的欧洲，还有几种相对少见的世界地图，其中包括“带状地图”（zonal maps）。和完全符号化的T-O地图相比，带状地图将世界从北到南分为5个条带（脱胎于亚里士多德为地球划分的纬向气候带），并对每一个进行相对详细的描画，但是其中记载的地名大部分都和《圣经》里的故事有关，同时加入了一些现实中的天文、自然和哲学元素，在宗教和神学以外的价值要相对高一些。
如果说T-O地图是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对世界地理简单粗暴的符号化归纳，那么带状地图就是掌握知识和智慧的神职人员进行的一些思考和探索。比如，从流传下来的一些带状地图（例如《埃布斯托福地图》）的内容及附带的文字里，我们可以得知，当时有些神父在推测，在地球南部或许还有未知的种族。这样的记载其实也见于依西多禄的《词源》。于是神父们陷入了困扰：这些南方未知的种族是不是上帝创造的呢？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圣经》里没有提到他们呢？如果他们是亚当的后人，那么他们是怎样抵达那些遥远的地区的？由此可见，带状地图揭示的是当时神学权威们的一些纠结和思考，在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里，保留了科学和哲学的一点微弱的光芒。
《埃布斯托福地图》（Ebstorf Map，绘制于1234-35年）的临摹品，原件于二战期间被空袭汉诺威的盟军炸毁
除了体现神父们的思考以外，带状地图也涵盖了新的地理知识。虽然比起古典时代，中世纪在地理学上的进步显得十分迟缓，但进步迟缓并不等于止步不前。在罗马帝国衰亡后，欧洲的道路设施遭到了破坏和废弃，再加上各地群雄割据，导致道路不通，让旅行变得困难，这是事实。然而，还是有一少部分人排除千难万险进行着长途跋涉。他们中有传教士、十字军、朝圣者、海员和职业探险家。他们仍旧在积累着新的地理知识。
T-O地图太过于抽象，无法用于总结新的地理知识，因此带状地图被派上了用场。这其中的代表性作品要数绘制于11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地图（The Anglo-Saxon Map）。这幅地图的内容和9世纪的一次探险有着密切的关系。罗马帝国后期的葡萄牙神学家、历史学家保卢斯·奥罗修斯（Paulus Orosius）游历了南欧、北非和西亚，撰写了一本关于世界历史的书，这本书中记录了他所到之处的历史、风土和宗教传说。在9世纪后期，北欧海员奥瑟尔（Ohthere）看到了这本书，他如获至宝，因为这本书激发了他探索世界的兴趣。不过美中不足的是，这本书对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记载甚少。于是奥瑟尔决定一路向北航行，开启一场前往北部世界外围的探险。
奥瑟尔的家乡霍洛格莱是当时欧洲最北的居民点之一。他从那里出发，沿着无人区的海岸线向北航行了3天，超出了当时捕鲸船到达过的最北点。他发现此时陆地开始往东转折。于是他顺着海岸线继续航行了下去，最终抵达了今天俄罗斯的白海一带。就这样，他成为了第一个找到欧洲大陆最北点的人，今天那里被称为诺尔辰角。回家后，他四处向人吹嘘自己的发现，很快他便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知音：英格兰的阿尔弗雷德大帝。
11世纪前期欧洲形势及奥瑟尔探险的大致路线
阿尔弗雷德大帝是一个雄才大略之主，他率众击退了维京海盗，建立了统一英格兰的威塞克斯王朝，并以所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王自居。奥瑟尔在讲故事的时候，提到了很多生活在英国以外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消息。这一下子就引起了阿尔弗雷德大帝的兴趣。于是他让奥瑟尔仔仔细细地向他讲述了北欧的那些新知识，他发现，奥瑟尔的见闻里还有许多关于丹麦人的信息。当时英格兰正在和丹麦人进行军事对抗，阿尔弗雷德大帝认为这些信息很有军事价值，于是将它们仔细地记录了下来。后来，阿尔弗雷德大帝和奥瑟尔将这些新的地理知识收编进了盎格鲁和萨克逊语言译本的奥罗修斯历史书里。奥瑟尔在欧洲大陆的极北之处新发现的地区被他们命名为Norþweg，在古英文里意为“通往北方的路”，而这个词后来演化成了“挪威”（Norway）。
时间来到了11世纪前期，此时的英格兰在地缘政治和自我认同上有一对尴尬的矛盾。一方面，或许是出于对维京人入侵的历史性恐惧，亦或是想要保持相对于周围未开化民族的优越感，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民族身份认同是植根于基督教的，他们渴望得到教廷权威的认可，也渴望和其他基督教国家打成一片。另一方面，由于基督教的核心在地中海沿岸，如果要置身于基督教的圈子里，英格兰无论如何也当不了主角，只能游走在舞台的边缘。当时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认为，在教廷钦定的T-O地图让英格兰完全失去了存在感。
于是在11世纪前期或中期的某个时候，一位英格兰人决定画一幅不列颠视角的世界地图。和T-O地图相似，这幅地图的基础格局是耶路撒冷居中，亚洲在上面，欧洲位于左下。但不同的是，它保留了海陆轮廓、城市山川的细节，甚至还史无前例地加上了一些国境线。这些细节基本来源于阿尔弗雷德大帝和奥瑟尔修订版的奥罗修斯历史书。大不列颠岛位于地图的左下角，是已知世界的一隅，但它被画得很详细。不仅是英格兰本土，奥瑟尔带回的北欧等地的知识也被画得很详细，因为作者认为这些地方也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传统活跃区。一幅以欧洲高纬度地带为重点的带状地图——盎格鲁萨克逊地图——就这样诞生了。根据现代学者的分析，这幅地图的作者很可能是想用这一张精心设计的地图，来展现盎格鲁撒克逊人悠久而光荣的历史，在承认英格兰处于基督教世界边缘的同时，也体现出英格兰走向政治舞台中央的愿望。
盎格鲁萨克逊地图（维基公共）
这幅地图的作者姓名已经无从查起，历史也没有给他成为民族英雄的机会。就在地图完成后不久的1066年，法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了英格兰，盎格鲁萨克逊时代戛然而止。这幅地图没能起到激励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崛起的作用，反而见证了它的落幕。不过，它在地图的发展历史中留下了精彩的一笔，也是中世纪带状地图中最具代表的一幅，最初它被收藏在罗伯特·柯顿爵士（Sir Robert Cotton，16世纪收藏家、政客、第一代康宁顿男爵）的图书馆里，因此也被称为柯顿地图（Cottoniana）。
大地图：人文主义的萌芽
到了14世纪，中世纪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当肆虐全欧的黑死病消退之后，教廷的统治在越来越大的质疑声中摇摇欲坠，文艺复兴的序幕已经拉开。到了这个时候，地图的发展也有复苏的迹象，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大地图”（Great Maps，也叫“复杂地图”即Complex Maps）的新流派，即T-O地图和带状地图的杂交体。
最著名的一幅“大地图”、也可以说是最负盛名的中世纪地图，是绘制于13世纪后期的赫里福德地图（Hereford Map）。这幅地图之所以出名，不仅是因为它所在的赫尔福德教堂位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交界处的一座偏僻小镇里，未受过战火波及，从而得以保存完好，而且因为它是留存至今的画幅最大的中世纪世界地图（长1.65米，宽1.35米），还因为它从技法和设计上是中世纪世界地图的集大成者。它的整体布局完全参考T-O地图，但在细节上它却类似于带状地图，甚至比普通的带状地图更加精美。在绘图上，它采取了文艺复兴早期的一些美术手法，使其在视觉上更富有人文色彩。
教堂中的赫尔福德地图（图片来自网络）
赫尔福德大教堂（图片来自TripAdvisor）
这幅地图被画在一张牛皮纸上，传统上认为它的创作地点是距离赫尔福德两百多公里外的林肯，后来才被移到了赫尔福德，因为地图上画得最为详细的是林肯的教堂，而且林肯在当时是一个著名的教育中心，中世纪后期的著名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威尔士的杰拉尔德曾在林肯的图书馆里工作过，并尝试过绘制世界地图。一个叫理查德（Richard de Bello）的人在地图上留下了名字，因此传统上认为他就是地图的作者。根据考证，这个人在13世纪末及14世纪初，在林肯的教堂里担任过神职人员，除此之外再无记载，也没有别的著作留世。有一部分现代学者认为，细节如此丰富、规模如此巨幅的地图，很难被相信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凭一己之力完成的，因此这幅地图很可能是由许多人集体创作的，理查德只是其中之一。
林肯和赫里福德在英国的位置
和盎格鲁萨克逊地图一样，赫尔福德地图上的大部分地理知识也来源于奥罗修斯的历史书。但不一样的是，这幅地图将基于《圣经》的传统基督教的世界观和现实中的自然地理进行了融合，也尽最大可能让《圣经》中的地点和现实中的地点进行了对应。它包含的有趣细节不胜枚举，包括各地的风土特产，飞禽走兽，包括当时已知的各地的科学测量数据，以及《圣经》中的重大事件的地点，《圣经》对地理的各种解读，甚至对基督教审判日的预测，都一一标注在了地图上。
赫尔福德地图全图（图片来自芝加哥大学）
修复版赫尔福德地图上的美索不达米亚局部，可以看到《圣经》中的巴别塔的细节
特别是，这幅地图上还特别显眼地标出了基督教世界的几座圣城，让“朝圣”这种概念首次出现在了一幅世界地图上。因此它是中世纪世界制图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把世俗和宗教这两套互相关联、但又相互对立的系统进行了求同存异的综合整理。在它包含的丰富细节里，人们能窥见中世纪末期的宗教、世俗、人文和理性之间的复杂联系，文艺复兴带来的新思潮已经注入到了制图学里。这幅人文主义已见端倪的地图也标志着中世纪世界地图盛行时代的尾声。随后，文艺复兴唤醒了西方世界沉睡已久的科学和探索精神，大航海时代及地理大发现接踵而至，制图学的发展即将进入下一个高潮——一个追求实用性和准确性的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