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年当中，再没有什么时候比春节更让中国人想家。人们回到自己的原点，与最亲近的人团聚，共同追思先人，为来年祈愿。
一年当中，也再没有什么时候比春节更让人思考：我们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
今年春节，澎湃人物推出一组策划“家族志”，试图记录平民的历史，打捞普通人的声音，为他们留下生命的踪迹。
我仍然记得第一次看《陆犯焉识》时受到的冲击，尤其是陆焉识在青海劳教的那段。1958年，我妈出生的那年，外公也被揪去青海劳教。
他从未向我们任何人袒露他在那里经历了什么，哪怕是外婆。
如今，外公和外婆已相继离开人世，我只能从三个舅舅和妈妈的叙述中知道意气风发的外公终究成为一口枯井，看到孩子才间或露出笑容。目不识丁的外婆也因此等待数十年。
我想知道，他和外婆究竟是怎样的人，又如何影响了我的妈妈。
月台上的耳光
阿姝看着姆妈，也不慌。
老火车站月台上，姆妈即将要坐绿皮火车离开上海回无锡了。她从国营的橡胶厂退休了，厂里的公租房不再能住，她在上海也没其他房子，想着还是回无锡老屋里蹲蹲。解放前，她把女儿领来上海，现在却极度后悔这一决定。
她想在临行前劝女儿阿姝离开男朋友建国。“伊是白相人。（他是好玩乐的人）”姆妈晓得，“头势油光光，欢喜溜冰、踢足球、弗会赚铜钿（不会赚钱）。”
她之前给女儿介绍过静安寺一带的小业主，还托徐家汇的亲戚帮她物色，没一桩成的。
“要么离开伊，要么吾就没侬这女儿。”姆妈心焦得很，热气上头。
阿姝不依不饶，硬当得很，“吾弗会得离开伊额。跟定了。”阿姝是三七开的齐肩发，头发多的一边用发夹挑部分固定在耳后，一丝不苟。
“pia”、“pia”、“pia”，阿姝连吃三记耳光，面孔发热，一直蔓延到耳根。姆妈出了气，一声不响地上了车。
这是1954年。
就在这一年，阿姝和建国结婚了，顺理成章分到了厂里的公房，长条型的结构，前头有个天井，搭了间储藏室和浴室，后头有灶间，四十多平方的屋子还算宽敞。1955年，他们的大儿子爱国出生。1956年、1957年又生了二儿子爱党、三儿子爱民。
建国和阿姝是盼着有个女儿的。北面的第一排公房里有家想生儿子，却生了三个女儿，取名招娣、来娣、根娣。夫妇俩则想再生个女儿。
到1958年，他俩的女儿终于呱呱落地，取名若凌。若凌大眼睛、塌鼻梁，建国喜欢抱这个眼里透着光亮的小女儿。没高兴多久，建国被居委的人揪出来，以“反革命分子”的身份被送去青海劳教。
原来是前几年找工作时，建国在师兄介绍下填过一张申请表，他以为是招聘单位收集资料所用，填完信息还交了一张照片。没想到贴照片的下方有一排小字——“我志愿加入忠义救国军”。
后来，这个“救国军”被列入“反革命组织”，建国连坐，阿姝眼睁睁看着丈夫被带走。建国觉得自己是冤枉的，极力声辩却无济于事。
“老早就叫侬离开伊。”事发后，姆妈半讥笑半劝服。
床榻上商量改姓
阿姝不声不响，一个人照顾四个孩子。期间她胃穿孔两次，被邻居送去医院。
结束青海的劳教，建国被遣送回了原籍，在江阴农村。他表现不错，在农忙时会待在农村干活，农闲时可以溜回上海，看看阿姝和孩子。二儿子爱党上小学时曾被大人带去江阴见爸爸，“一个人租了一间毛坯，价格便宜，条件特别差。”好在，乡里人对他还算不错。
1967年农闲时光，建国在上海的家与孩子一起午睡，有几个男人冲进来就把他提走了，拎到居委就一顿批斗。建国这一走，与家人的隔绝就是15年。
爱国是长子，1967年是12岁。那年，阿姝牵着他的小手坐船去江阴找建国。建国很高兴，村里黑灯早，晚上三个人躺在床上盖着被子，阿姝突然冒出一句，“我们离婚吧，让孩子们改姓。”
“留一个老大跟我姓吧。”建国坚持。
“这样以后怕要影响他的前途。”阿姝试图说明问题的利害。她没想到，爱国听得懂，还嚷着不改姓。爱国那时候就觉得，冤枉的事情早晚得翻过来，坚决不改，他后来是唯一跟着建国姓的孩子。
他回忆，那晚他躺在床上眼光笃定地看着天花板，父母说着离婚的事情，没有争辩和大声，平静得出了奇。
临行前，建国给妻儿买了一包一块钱的黄鳝丝，“当作零食路上吃吃。”在离别的码头，谁也没哭，好像春游到了尾声，孩子意犹未尽却心存满足。
回上海后，阿姝着手办理离婚和孩子们改姓。“爸妈感情好，大家都知道那是假离婚，但也都不点破。”爱国悠悠地说道。
一包桂圆提到头顶
与父亲建国分开的日子里，孩子们贫穷却快乐着。
阿姝的二哥当时在福建当兵，给在上海的他们寄来了一旅行袋的莆田桂圆。那时是稀罕货，孩子们也不敢在阿姝面前撒开手脚吃，就趁妈妈还没回来时轮流着摸一个摸一个，不知不觉吃掉一大半。
等到阿姝下班回家把这袋桂圆挪个地方，没想到一拎起来轻松举过了头顶。“气得给四个孩子一顿生活吃，拎起来打屁股。”小儿子爱民说着笑了。
那时候最开心的就是孩子们排排坐等阿姝下班回家，她会下班买些高庄馒头、小点心等放在一个黑色坤包里带给孩子们。有时候还会买点市面上紧俏且昂贵的“麻荔枝”（荔枝），小孩们开心得不得了，剥开壳，甜滋滋的汁水汪出来。“吃‘麻荔枝’总归比吃‘毛栗子’（注：手握拳敲打别人脑袋，麻荔枝与毛栗子在沪语中发音相近）好。”
等孩子们都上小学了，自己回家料理午饭，从家到学校往返就是四五公里。饭做好了，若凌用勺子把锅里的饭切分成四块，一人一份，美其名曰：“大家弗吃亏”。“心向好”（有耐心）的时候，大家伙一起“买、汰、烧”，比如包点素菜馅儿的馄饨，买皮子、绊馅子，包馄饨、下锅子……汤里没油水，孩子们也把碗里的馄饨汤喝得干干净净，留下的馄饨汤就用来洗碗。
1966年全国粮票
每逢礼拜天，老屋的水门汀地上，小女儿若凌趴在地上一遍遍擦，凳子的腿脚也浸到大盆里洗得干干净净；小儿子爱民要拿鸡毛掸子扑掉些灰尘，再用湿水擦拭；二儿子爱党用建国手工做的板铺平放在几个矮凳上，把被套、床单从上到下用肥皂水刷一遍，逢天冷就在旁边放一小盆热水，手冻僵了就放里面泡泡。
彼时还是单休，每周阿姝就一天能完整地陪孩子。碰到周六出去，为了省下两毛的车钱，几个孩子会步行从充满田地的杨浦走到老楼林立的徐家汇，去无锡的远房亲戚家玩。有时候要去外滩，从家坐车到提篮桥是四分钱，多坐一站就多三分钱，他们就下车步行到目的地。
在学校里，若凌穿衣服颜色稍微“跳”一点，就会被同学叫“妖怪精”，当然，更常见的称呼是“反革命分子子女”。下了雨，晾在外面的衣服没有邻居会帮忙收；从家里接一根天线到天井外会被人剪断……
这些几乎没有阻碍孩子们的前程：70年代里，大儿子爱国被分配到近郊农场，在农场做队长，表现不俗；二儿子爱党从技校到进工厂，成为骨干员工；三儿子爱民顶替进了父辈的厂，业余时间则自学会计；小女儿若凌也是进到工厂，从在车间打包到负责驾驶铲车……
一张复婚证跑断腿
1982年，消息传来，孩子们的父亲建国要回来了。
一家人心情复杂。孩子们长大成人，都还没成家，老公房的空间已经显得拥挤了。老屋阁楼上的空间，爱党翻个身会觉得不自在了。爱民则忧虑事情没有想象简单，说不定父亲回来了又得走，关键是“感情没到非让他回来不可”。若凌习惯了这么多年没有父亲的生活，甚至不太愿意他回来。
建国老担心影响家人，不敢回家，租住在虹口区苏州河畔的河滨大楼。他感激于妻子和儿子的不辞辛劳。
家里只有阿姝带着爱国到处奔走，递交材料帮他平反。阿姝是要跟建国复婚的，她都想好了。她不厌其烦地带着各种证明去建国的原单位，试图办理复婚证，她发现自己永远少带一份新规定的材料。阿姝偏爱大儿子爱国是有目共睹的，做事也会跟他商量。事实上，爱国也的确更懂姆妈的欢喜。
证终于办下来了，内心真正回家却不容易。建国不像从前那么犟头倔脑了，好像被未知却莫大的力量磨得没了脾气，变得木讷、少言寡语。阿姝倒是没来由地确信一切可以回到原点，换了全新的床上四件套，给建国买了身衣服。
或许真像木心先生诗里说的，从前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那年恰逢爱党恋爱，他能理解父母之间的深情。对方是同一所技校的师妹，他不善言辞，笔头子倒是还溜，就给姑娘写写信。姑娘出落得标致，有文工团来招她，爱党惶惶不安，未料姑娘因为身体柔韧性不够，“骨头硬”，最后没能入选。两人书信一来二去，在厂车间同事的撮合下真成了。
谈恋爱的四年里，听过一场在上海音乐厅的星期广播音乐会，去文化广场看过一场演出。约会的次数屈指可数，因为“实在没钱”。两人最常规的约会项目就是轧马路，那时精力充沛，随便走个十公里都不累，时间好像飞奔向前，话都来不及说完。
谈婚论嫁前，爱党想想房子、车子（自行车）一样没有，有点着急。他自认为努力，却没法给予心上人物质生活上的基本满足。他曾动笔写了一封分手信，意思是姑娘可以找到更好的归宿，而自己没房没车，还达不到娶她的要求，恐怕很长时间内都难以达到。
当然，这封分手信被弹了回去，那个姑娘成为了我的二舅妈。他此举甚至被嘲笑为“欲擒故纵”。很快，两人去领了证，爱党去当时出名的星星美发店吹了头发，又用了半个月的工资带妻子去王开摄影拍了三张婚纱照。
1986年，爱党和妻子在王开照相馆拍摄了结婚照，花去约半个月工资。
1986年，爱党和妻子去南宁度蜜月，火车票售价是25.1元。
“高价姑娘”的婚姻
若凌则对婚姻不抱什么希望，少时贫穷带给她的不安全感，她全武装成择偶的标准，一条条把接近她身边的人驱走。
她希望对方能“有多层的新公房，不能是苏北人，不要跑上来就动手动脚。”她对空间很敏感，觉得地方小，是非多，所以才会诞生《七十二家房客》这样的本土艺术作品。她碰到过有眼缘的，但对方没房子，她只好作罢。那个年代，同一个居委有许多“穷得叮当响”的苏北人，而她又穷怕了，怕一辈子都翻不了身。相亲过几次，其中有个男的见面两次就约她去看电影，抹擦乌黑里，男的摸了摸她的手，她只记得那天自己逃也似的离开了影院，从此再也没搭理那人。
若凌的额头有点冲，剪掉额前的长发，捋成平整的前刘海，她喜欢一把扎，很少把长发披下。她眼睛近视了，坚持不戴眼镜，保持着炯炯有神的样子，还调侃自己“聪明面孔笨肚肠”。
她一直把自己的不聪明归咎于童年暑假在乡下外婆家得的一场脑膜炎，治愈后她自觉没从前机灵了。她的手保持着灵巧，会踩踩缝纫机，打打毛衣，做做针线活，“如果没有生过病，应该已经是服装设计师了。”她的这种盲目自信应是部分随了姆妈阿姝的。
若凌还随了阿姝的节俭，却不及她。阿姝平生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侬弗要太做人家。（不要对人太小气）”但她一辈子对自己最小气。
若凌是想陪伴姆妈阿姝一辈子的，也为母亲的强势所逼。阿姝看中了同一爿厂的同事儿子，想跟同事结为亲家。若凌不知道跟阿姝吵了多少次，甚至闹着要离家。对方儿子倒是上心了，住在同一片区的公房里，走动也方便，常常茶余饭后提着“扎台型”的双喇叭三洋收录音机“吱嘎”一声推开若凌一家的门。
爱党结婚时凭票换购的双喇叭收音机，那时候提着到处走很“拉风”。
千百年来，中国人总能依据传统把不婚与不孝扯上关系。30岁的若凌也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说得好听是“高价姑娘”，说得难听是“没人要的隔夜饭”。她渐渐松动，被阿姝的坚持说服，与对方结了婚，心有不甘地搬入了老公房六七平方的阁楼。
张望的老人
直到若凌在31岁时生下了我，她说生活重新恢复了活力。
她很少向我提起外公建国，也不曾解释过自己没与父亲同姓的原因，每次都是“你长大了自然明白”。
据说建国回来后，对妻子和子女总是充满愧疚。他试图弥补，回上海后就重新工作，为家里赚钱，从不落下一天。建国常常迁就阿姝，晾衣服、打扫卫生、买菜做饭，一百样全按照妻子的要求来。他偶尔窝火，却几乎不发作。以至于在我的印象里，建国是个极度温润的人，反差只在于他跟我一样爱看打打**的武侠，全家只有他一人愿意陪我看看金庸、古龙和温瑞安。我们甚至会讨论武功绝学应是无招胜有招，不战而屈人之兵。
他让我“尽量远离政治”的时候，我还不怎么理解“政治”的概念。只记得自己积极地加入苗苗儿童团、争戴绿领巾、红领巾，会因为没成为班里第一批戴上团徽的学生而感到沮丧。
2003年，阿姝做心脏搭桥手术的时候，大家都担心老人会走。没想到建国却因病走在了她前头，走得干脆，没有多耽误子女一天。
当阿姝生病住院时，没人去关心建国三餐吃什么。当他自己刚查出疾病时，还从医院蹬自行车回家，悄悄把内裤上的鲜血洗去。
外公建国是若凌最熟悉的陌生人，可直到他走后，若凌才完成了与他的和解。每逢过年，知道孩子们都会回来，阿姝一定会差使建国去买菜，买最好的三黄鸡做白斩鸡、买最鲜的河虾放油爆炒、买最香的咸蹄髈做腌笃鲜。
如今老人们相继离世，舅舅们和妈妈也聚少离多，家的凝聚力不如往昔，不再有困了累了难过了就能无忧无虑回去的地方。
但小舅告诉我，去年中秋二舅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一起聚聚就是回家，他走在路上就哭了。
今年年初一的早上，妈妈看到对面新建的养老院里，一个老人跟外婆梳着一样的发型，站在朝南的窗户边张望。她说太像外婆了，她断定老人住在便宜的朝北间，只是进来张望朝南间，喜欢边孵太阳边看远方，好像在等待伊人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