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的象牙塔走进村庄，和陷入深度贫困的村民们休戚与共，甚至成为村庄的一份子后，李小云才发觉，在学校里的知识和方法，远不能解决村庄的问题，他们需要用新的方法，去真正改变这个被现代化遗落的村庄。
从2015年起，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和他的团队，进驻到云南省勐腊县边境河边村，这是一个深度贫困的瑶族村庄。过去8年多来，他们拒绝外部资本和企业的进入，但也为河边村带去了许多新的东西。
2023年12月，讲述河边村故事的新书《小农生计》发布，李小云说，“现在的河边村，已经不需要我们了，他们可以自己经营产业，自己对接市场，自己融入现代化，而我们依然需要河边村，需要在这里融入一场小农现代化的历程。”
旧日河边村。受访者供图
走进一个深度贫困的村庄
一个深度贫困的村庄是怎样的？2014年末，李小云第一次走进河边村，从县城开车，沿着县道一路进山，在进村的小路上停下，再经过一条七八公里、只有摩托车可以通行的山路，才真正走到村庄里。
低矮的茅屋、凌乱的村庄、人畜混居的房间，是李小云对这个村庄最初的印象，贫困嵌入了这个村庄最深层的结构。全村没有一个富人，几乎每一家都负债，他们从事最艰苦的农业生产，没有谁家的贫困是因为懒惰，相反，他们比绝大多数人更勤劳，但他们的收入，依然不足以负担他们的支出，那些不肯向命运低头，想要通过创业改变生活的人，却总是会遭遇更沉重的打击，从而陷入更大的困境。
是什么导致了河边村的深度贫困？在《小农生计》中，记录了村里众多农户的生计变迁。在2016年前，村民们的主要收入，都来源于最末端的农业生产，或者说，在河边村，几乎所有村民都还从事着多年不变的农业劳动，这种生产方式，从自给自足的小农时代沿袭而来。
如果河边村依然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山村，那么他们的生产方式，仍然可以让他们自给自足。但显然不可能，尽管没有一条可以让汽车通过的路，他们依然受到了现代化的冲击，对货币的需求在快速增长，孩子要上学，老人要看病，种地需要化肥农药……支出不断增长，收入的增长却缓慢而微弱。
负债，成为了所有人共同的归宿。
在《小农生计》中，李小云和团队记录了这个村庄深陷“贫困陷阱”的处境，一对*的家庭中，夫妇二人和四个孩子，曾在10年的漫长时间中艰难生存。由于贫困，受伤后只能按照土办法救治，孩子们早早辍学，在家帮助父母务农。这样的故事几乎发生在每个家庭中。
同时，河边村又是一个珍贵的样本，在现代化的历程中，中国有太多的村庄变得面目全非，劳动力流失，年轻人出走，村庄原有的社会结构完全被打破，传统的生产模式日渐式微，村庄的文化系统崩塌消解。而在河边村，这一切几乎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只是这种保留的背后，是以每一个村民的贫困为代价的。
受限于教育水平的普遍低下，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不会说普通话，更难在现代化的城市中生存，因此，河边村很少有年轻人外出务工，绝大部分人留在村里，和父辈们一起劳作和生活。
2023年10月，河边村现貌。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做参与者而不只是旁观者
怎样改变这样一个结构性贫困的村庄？作为外部进入村庄的力量，又该以怎样的身份和村民相处？
进入乡村，调查农民的生活状态，寻找乡村发展的问题和瓶颈，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可能是传统的研究方式所擅长的，但在这样的研究中，研究者游离于乡村之外，更像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他们可能对乡村抱有更大宽容，但同样也很难真正融入乡村生活，像农民一样思考，怎样去改变贫困的命运。
想要深入地了解村庄，只有变成村庄中的人。
“我们不是做理论研究，而是要做实践者，真正参与到村庄的发展中去，变成村民的一份子，和他们一起经历挫折、沮丧，在不断的失败中，探索改变村庄的办法。”李小云说。
当摆脱传统乡村研究和乡村建设的框架后，真正进入村庄的生产和生活中时，李小云他们发现，那些过去在学校里学习的、在研究中使用的知识、方法，几乎完全失效了。他们需要寻找新的方法，甚至要从学习和村民相处开始。
保持原初风貌的河边村，在民俗、传统村落等文化等领域，或许有它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但对河边村的村民来说，改变贫困的生活状态，才是他们最迫切的需求。事实上，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共同的目的，是让乡村和乡村居民，跟上现代化的进程。
《小农生计》记录了这段村民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全部历程，“从一开始，河边村的实验，就按照乡村发展的思路，去整体推动村庄由传统落后逐渐向现代化的生产生活体系过渡。”书中写道。
“干部、能人、生计稳健的农户、生存型农户、女性主导的生计、单身汉的生活等各类农户的真实情况在书中一一展现，并对变迁的动因的复杂性进行了解释，这种深入的描述，超过了以往的研究，并且提供了一种参与式的工作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仝志辉说。
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方法和思路？在李小云看来，今天的乡村建设，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也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100年前中国的乡村建设，是当时学者们，尝试从乡村的现代化开始，实现中国的现代化。100年后，中国的城乡关系已经完全不同。西方现代化，则是以城市现代化逆向带动乡村的现代化，这200年中，农民的利益几乎被完全牺牲。而在今天，中国的乡村建设，很难延续任何一种方式。
“中国正在快速现代化中的过程中，乡村则是现代化的短板或洼地，我们想做的，是补上短板，填平洼地。”李小云说，“在这样的变化中，方法也必须变化，而我们选择真正进入乡村，像农民一样生活和思考。”
2018年，李小云在改造后的河边村。受访者供图
乡村振兴中谁才是真主体
河边村保留着完整的生产、生活与文化空间，几乎没有流失的人口，保证了村庄生产功能的完备。这是一个以传统的小农为主体的村庄，村民们以家庭为单位，大部分时候依靠家庭合作进行农业劳动。
这样一个传统而朴素的乡村，在摆脱贫困与振兴乡村之中，究竟该怎么办？李小云觉得，在村庄里打造具有现代性的新业态，可能是这个村庄摆脱贫困、真正和市场对接的契机。
河边村有丰富的农业和文化资源，这个藏在热带雨林中的村庄，有着全国大多数村庄所没有的异域农业风貌，瑶族特色的建筑、民俗、饮食等，也足以给山外的人们提供不一样的体验。
但谁来把这些资源变成产业，最终又变成村民的收入呢？李小云说，全国的许多村庄在发展中，都是引入外部资本或企业，盘活村庄的资源，进而打造产业，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农民往往缺乏适应市场的训练，确实很难在短时间内与现代市场对接，难以真正打造出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相比之下，外部的企业对接市场的能力显然更强。
但值得反思的是，当外部企业进入，土地被流转，房租被租赁，企业成为了新产业的主体，农民在哪里呢？村庄是农民的村庄，土地和房屋是农民的资源，为什么变成产业后，农民就被边缘化了，许多时候只能收到一份微薄的租金收入，而对新产业毫无话语权。李小云不愿意看到这一幕。
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在村里打造嵌入式客房、雨林农耕体验等各种不同的新业态时，就拒绝外部资本和企业的进入，把新产业都交给村民经营和管理，而李小云团队，则手把手教村民怎样服务、怎么在网上宣传、怎么管理、怎么分配利润、怎么扩大经营……
这是最艰难的部分，让从未接触过市场的村民们，在现代化市场中，打造和管理一个新产业并获取一份足以改善他们生活的收入，比直接引入外部企业要难得多。李小云团队帮助村里建立的合作社，团队前后解散了三次，每次又重新组织起来，伴随在其中的，是无数次争吵、博弈和重构。
“尊重农民的主体性，让农民真正成为村庄的主人，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需要切实的行动，也需要莫大的毅力。”李小云说。
在《小农生计》中，延续了河边村实验的特色，同样采取了以村民为主体的叙事方式，研究者本身也是参与者，叙述者本身也是被叙述者。
“书中记录了丰富材料及背后所反映的日常生活变迁，其实正是这项已经进行了八年的实验的可贵之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王春光说，“河边实验也是一次权力实验，让河边村的农户有了更多可以选择决策的权力，通过实验创新及制度支持，唤醒乡村沉睡的资源。”
2023年10月，河边村的傍晚，游客在村里吃饭。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让小农继续生存下去
跌跌撞撞中，河边村的故事已经进行了八年，当年的小农户，今天还是小农户，他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没有被现代化所解构。不同的是，他们的收入、他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完全变了。
李小云和他的团队，小心翼翼地维系着这个传统村落的基本结构，但又不可避免地给这个村庄带来了外部的力量，政策、资源，还有团队师生们的想法甚至是意志。而他们，也和这个村庄产生了越来越深的联系，硕博士生们的毕业论文，写的是河边村的实验，老师们的研究课题，也在河边村的变迁中。
这种变化仿佛无声无息，又仿佛能撼动世界，曾经连普通话都不会说的村民，可以熟稔地接待游客、烹饪美食，想方设法地打造自己的家园。他们在努力地追赶现代化，在努力地为城市里来的客人，提供熟悉的服务，同时让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靠近现代。
李小云觉得，河边村已经不需要他们了，曾经陷入贫困陷阱的小农户们，告别了负债累累的历史，还在不断地改善他们的生活。这恰恰是李小云的目的，在现代化的大潮中，让小农户拥有维系生计的本领，尽管还稚嫩，尽管还在不断地犯错、纠错、继续犯错，但至少，他们开始尝试着掌控自己的生活，开始尝试在市场中获取一份体面的收入。
2016年，河边村户均收入只有10335元，到2019年，增加到了31181元。三年之中翻了三倍。最近一次组织河边村的会议时，李小云团队成员董强老师说，不用再租车往返了，村民们买了汽车，可以搭村民的车。
今天的河边村，还是河边村人的村庄，但已经不是最初的模样了。
“河边实验构建的复合型产业体系，在生活空间中拓展出一个新的生计空间，同时并没有去挤压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传统生计空间，这就增强了农民生计的韧性与弹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邢成举说，“这也是《小农生计》著作为制定三农政策提供的重要启发，即乡村发展需要一个托底空间，这个托底的空间也是中国现代化过程面临风险时需要战略腾挪的空间。”
过去八年多中，河边村在一点点变化，最初到河边村时，个头只到李小云膝盖的孩子，已经长成了少年，再摸他们的头，要抬起胳膊了。
“河边村不需要我们了，尽管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成为这个村庄的决定性力量，我们是参与者，也是帮助者，但主导者从来都是村民。”李小云说，“如今，村民们成长了，成长到足以掌控自己的生活。”
但李小云他们还需要河边村，需要这样一个理想和浪漫的寄托之地，学生们还要在村里完成学业，老师们还要在村里做实验。河边村的故事也还会继续长久地讲述下去。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