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高考状元的自白：清华的光环不是我应得的

高考状元一直是社会津津乐道的话题。成绩优异的人被考试制度遴选，独占魁首，成为人们对于知识和成功的一种寄托。曾经成为状元的人，后来都拥有怎样的人生？状元头衔给他们点人生带来了什么？我们找到六位曾经的状元聊了聊。

考上状元，对我目前人生最大的影响是：复读、再考。考得省文科状元，港大向我发来邀请；就读港大后，我却对北大念念不忘。再考一次，却没想到，还是状元。

萌生考状元的想法，源自初中班主任的潜移默化。当时我成绩不错，被选进其他人需要砸钱进入的重点班；班主任把早前带过的中考市状元挂在嘴边，向我们反复强调追求完美和“零失误”。老师对我很是照拂，我也想考出好成绩作为报答。

中考发挥失利，排到全市十八，没能如老师所愿进入“全市前十”，我十分愧疚。这愧疚紧压着我，我对自己的要求一直是：做到最好，不容许出现任何失误。高中三年，我埋头苦读，几乎不闻窗外事。最终，我在那一年高考中取得省文科状元。

报志愿时，我本一心向着北大中文系。但身边的人似乎都认为：一个状元，应该去北大读光华或去港大读商科，将来从事性价比最高的工作。

我去港大面试，两轮面试后，港大承诺我提供72万的全额奖学金。当时，我被英语无领导小组讨论的课堂氛围和港大的友善、规范吸引，最后在港大商科和北大中文之间折衷报读港大文学院，对父母和自己都是一个交代。

在港大，老师讲课用粤语，第一节课，我只听懂了“A、A 、B、B-”。为了跟上进度，我三天读完中文系的教学大纲，大纲里的参考书目大多出自北大出版社，或是北大老师的著作。“南辕北辙”四个字，清晰地堵在我的胸口。一个月后，我从港大退学。

媒体上开始疯传“高考状元无法适应大学素质教育”，我在各方压力下重读高三。苦读一年后，我再一次斩获省文科状元，校长得知后哭了。我隐约意识到，不仅仅是我，我的学校与教育模式，被捆绑在一起，互相传递并共享着压力。

得偿所愿。在北大中文系，我结识了许多敬重的老师，重拾曾因学业中断的音乐爱好，开始吹笛子、听昆曲。大二那年，我规划了自己未来的人生：成为一名大学老师，业余玩玩音乐戏曲。

进入大三，在写论文时，我开始头痛，我一向自律，可生理疼痛难凭意志克服，我陷入对学者型生涯规划的质疑中，迷茫开始了。

只要一有时间，我就会去苏州（苏州被我们称为“昆中央”），也在那里接触到了昆剧传习所。

戏曲“新编”都很难吸引观众的当下，苏州昆剧传习所保留着最传统的演绎方式，从1921年延续至今。2016年，它曾濒临解散，目前仅剩6位演员。可他们都是传承昆曲最好的老师。

毕业后，我会去传习所做文案宣传、文献整理等工作，同时继续练习昆笛，争取早日成长为一名能够独挡一面的笛师。

当年曾做过我的范本、被初中老师挂在嘴边的那位状元，后来出国、进投行，走上众人期待的“状元”的人生路径。我虽比不得人们心中对“卫冕状元”的想象，但也找到了怀着使命感的理想和事业。

受访者在吹笛子

逃课，谈恋爱，从不报补习班，和同桌在课堂上养鱼，抽烟喝酒玩音乐，与一帮社会上的朋友玩得很好……我是一个非典型的优等生。

以中考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嘉峪关一中后，我的压力主要来自于母亲，她是嘉峪关一中的老师。如果考试没能进入前三名，母亲和老师们就揪着我不放。

闲言碎语会传到母亲那里，“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女儿？”母亲叮嘱我，不要被人看笑话，他们都在等看你掉下“神坛”。我没有掉下去，高一、高二两年间，我基本都是第一名，有时拉开第二名四十分。

然而，高三那年，我状态很不稳定，好几次模拟考落到了第二名。老师疯了，语重心长地批评我。我突然落泪，只因不希望母亲受到影响。

高考前夜，一个青梅竹马突然造访，邀请我出去走走。我和他一起长大，高中三年谈了一段分分合合的青涩恋爱。

我们骑车到城市边缘的一个大湖边，干坐很久。在这种静默和安宁的环境中，我忽然醒悟过来，似乎跨过高考这道坎将获得自由，可以与从小喜欢的男孩在一起。

考试不算顺利。数学考试结束前，我检查出一道大题写错了，走出考场时我脑子嗡嗡作响。等到成绩出炉，心里的石头才落地，我是市状元。

我曾以为，自己有个性，和书呆子不一样，周边的朋友也很有个性，玩音乐的、当兵的……去到清华，生活也会继续精彩。去到北京，更大的世界摆在面前，我才发现家乡那座城只是小地方。

在清华大学，绝大多数同学不仅仅是学习好，爱好特长同样也很优秀。同样喜欢摇滚乐的同学，还精通乐理和乐队流派的历史。我不过是个门外汉罢了。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真相，我终于明白自己的无知。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无法确定自己的方向，去报社实习，到互联网公司工作，试图在自己学习的新闻专业领域有所成就。却都发现不是很喜欢。

大学一年级，我开始学习用相机。很多人比我拍得好，我没有和别人比较，而是慢慢接受，只和自己比较。大三这年，我到别的学校交换学习，并且下决心要做纪录片。

每次回到家乡，家乡人依旧会开玩笑说：“清华状元回来了。”我并没有很在意他们的夸赞，“状元”这个光环并不是我应得的。

至于那个男孩，高考结束后，我和他又在一起了，只是大学期间很少联系，不了了之。

那年，山东省为杜绝过度宣传状元，在公布排名时只列出前十名，不写具体名次。出成绩三天后，陈天才从清北招生老师的口中得知，自己“据推测”是当年省文科状元。

分数太高不一定是件好事。为了让好不容易考得的高分“物有所值”，她的专业选择被笔直地导向——北大光华、清华经管。我选择了前者。此前，她设想自己以后要做个学者，对大学专业的探究也集中在文史哲和小语种，从没想过“金融”是怎么回事。

北大光华是个“容错率”很高的优质平台，但这个前景指向业界——进投行、扩展丰富人脉、在波诡云谲的金融圈里如鱼得水，然后，挣得很多钱。但我，一个想坐学术“冷板凳”的人，在光华的四个专业方向里，只能选择研究经济学。

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和文史哲相差甚远，陈天无法过上曾经理想中的学术生活，更使她头痛的是，高数太难。高中时，陈天的数学比理科生还强， 但大一整整一年，她一边拼命刷题，一边痛悔自己为什么要进入光华。大一结束，陈天考虑转专业。与父母合计后，他们又都认为，积累的资本不该推翻重来。

作为折衷，陈天在大二开始修中文双学位。每天，陈天都盼着去上中文系的课；但一到期末，如果精力冲突，陈天还是会优先“保光华”。

将20%的精力花在中文系上，如此过了三年。毕业典礼，中文系邀请双学位学生一起参加。被拨穗的那一刻，“我察觉自己内心深处对北大中文强烈的归属感”。但陈天那时已通过“内部保研”，将在光华继续读下去。

陈天也考虑过跨专业保研到中文系。只是，三年闲散的双学位学习没能让她找到研究方向，何况，风险太大。为了调解自己的不适，保研时，陈天进行了第二次折衷——选择组织行为学，减轻在数学方面的压力。

这却是另一个“坑”。组织行为学依托于心理学背景，和她之前的经济学思路大大相悖。再度受挫，她一度不适应到认为眼前的研究无价值、无意义。那段时间，陈天打不起精神做任何事，觉得自己勉力坚持的不过是一些精神折磨。研一寒假，一直抗拒就业的她开始盘算着找工作。

思前想后，陈天第三次换了方向，改学战略管理。战略管理走的是经济学思路，陈天比较认可和适应。她总算安定下来。

当陈天在光华的范围内三次做出微调时，曾和她一起念中文双学位的好友已经经历过：获得保研名额、保研失败、闷头复习大半年后成功考上中文系。这不是她身边唯一一个选择彻底重来的人。“在不适合自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走着走着，路变了，自己也变了”。

读完四年经济学后，陈天发现，自己变得不太能欣赏文史哲的研究。回望自己的三番折衷，似乎是经济学教导自己“权衡利弊”的结果。就这样，一个愿意“经济”的人，经过四年教育，成为了一个确实“经济”的人。

今夏，陈天从光华硕士毕业，将去美国继续攻读战略管理Ph.D，期望回国后在“清北人复”一类学校谋得教职。从小想做学者的愿望还是没跑，“对人文的爱好——跑远了，就放它走吧”

中学时代，我常常考第一，但内心从不认可自己是“尖子生”。初中，我独自住在老师安排的小房间里，用诗段记录每天的生活。高三我开始对哲学有兴趣，常翘掉晚自习去书店看柏格森等人的著述，并决定大学要读哲学。高考不巧考成状元，我游离人外的自在受到空前挑战，自我介绍时，我会用笔名介绍自己。

身为状元，我的志愿也牵涉多方利益，甚至失去填志愿的自主权。清华招生组带我参观了解各专业，希望给我更好的引导，我中途落跑；北大招生组向我力陈“哲学系并不好”，我在一旁如听笑料；最后，母校高中也出面施压。三方守持下，我一不留神没坚定，填了之前从没听过的光华管理学院。

光华的学业我倒不抗拒，但形形色色的课余生活吸引了我，我延续了之前对文艺的爱好。小学时，卖摩托的老爸给了我一部相机。那会，我会举着重重的相机踩坑踏水，从取景器里观察我们那个小地方。大学，我进入电影社团，和朋友们一起写剧本、摄影、导短片，也时常旁听其他学院开设的电影相关课程。我开始认真思考电影和自己的关系——作为一种强大的表达工具，它刚好把我最喜欢的摄影和文学结合在一起。大三暑假，我第一次拍出自己的成片，观察踞守在北大的考研人和旁听生。

大四，我临时起意，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我以为希望不大，没怎么复习也没联系导师，结果落得专业课第一却没录取。毕业时，我懒于找工作，有短视频公司看过我的作品找上门来，我顺手便接了offer。

后来的一年多，我在短视频公司拍过青春爱情短片，跟着前辈拍过极限运动，去平遥电影节做过字幕员，自己接活做过广告，也去央视三套当过编导。与此并行的，我一直在创作，一直在筹备自己的独立短片电影。

我筹拍的第一部电影需要二三十万，为此我四处游说校友和制片人。过了两三个月，各方工作人员都找齐后，资金还没到位，我只能暂且搁浅这个剧本。随后，我换了个格局更小的剧本，众筹7万，自己贴进5万，很快拍出一部30分钟左右的短片，目前正在剪辑。

毕业两年，我没有普罗意义上的职业规划，也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但在创作的世界里，我规划好了今后打算慢慢拍出来的十部长篇电影。

反观我的同学，动辄起薪三四十万。每当听到他们的薪资，我都会有质疑自己的一瞬。但既然是我的同学，没有人不明白理想的香味。

远在家乡的父母却始终不能理解。他们不会懂得什么是电影、什么是诗，也不会懂得他们的状元儿子为什么要把自己混成这样。我性格不善争执，于是我们避而不谈，仿佛这是一项讳言的痛苦。

如果有机会，我想告诉爸妈：状元，只是一次概率事件；而他们的儿子，那个扛着相机的小学生，把日记写成诗的初中生，翘课去读柏格森的高中生——不仅还在，而且，也不叫“状元”啊。

1990年，我和许多同龄人一起，跨入了高考大军的行列。当时的考场设在本乡镇的初中学校。

高考前，我在宿舍过夜。因为条件艰苦，宿舍没有蚊香也没有蚊帐，被蚊子折磨得难以入睡。第二天，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了考场。

到出成绩的日子，天气很好，骑着单车就往学校赶。班主任老师从对面骑车过来，大老远看到了我，挥舞手大喊我的名字，激动地告诉我：你考了咱县的第一名，校长和老师们都为你高兴。

于是回到家，我喊“我考上了，第一名”时，妈妈喜极而泣，外婆脸上乐开了花。至今记得当时外婆的话：“咱家世世代代没出个状元，现在好了，咱家有状元了。晚上烧几张纸，向你姥爷报个喜。

要知道，那时的大学还没有扩招，录取率很低，我班100多名考生，本科只录取了4人，形容高考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点不为过。

高考状元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全村。亲朋好友，七邻八舍，每天上门贺喜的人们络绎不绝。那时，国家还在改革开放热潮，经济学和管理学是最热门的学科，于是老师建议我，去天津商业大学。

小县城出身的我，首次踏入天津这么大的城市时，有些拘谨不适，但更多的是新鲜和兴奋，那一刻突然感觉，未来的前途会非常美好。那个年代的人，都有偌大的梦想：通过鲤鱼跳龙门，改变身世，回报家乡。

在大学，我成绩一直很好，每周还给家里人写信。毕业后，为了回报家乡，我收到海尔集团的应邀，回到山东。家乡人知道后，都非常羡慕。曾有一位村民主动找我帮忙，希望我能为家乡人购置冰箱。那时的海尔冰箱很有名，价格昂贵，买下来很有面子。给乡民们买下冰箱后，他们一直为此津津乐道。

八年后，我去了红领集团。此后，我创办了广龙咨询集团。现在的我，家庭美满，有一定的财务自由，但我没有忘本，即便很少回去，但也为家乡的一家钢结构企业做了管理服务。之后，我为各个企业服务，只想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至于曾经的高考状元，对我来说，也只是个象征，没有必要过多地添加外在因素。人生很长，要不断地奋斗，才能让自己问心无愧。

高考结束，我心态依旧很好，妈妈催我去查成绩。还没来得及亲自去查，我就从别处得知自己是市文科状元。相比省状元，市状元很容易被忽略，我感到意外，但没有太放在心上。

我高中期间读过顾维钧和外交方面的书，于是在填志愿时怀着“当一名外交家”的梦想，报了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父母很支持，希望我好好利用北大的资源，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事实上，我是一个很沉闷的人，由于不善来往，更习惯独自一人散步。上大学以后，大多数同学喜欢轰趴、玩狼人*，我也跟着玩，因为不会掩饰自己而成为最终容易被看穿的狼人。

背负着“市高考状元”的身份，高中母校会定期邀请我回去给学弟学妹做交流分享。会后，他们提出很多疑问，我细心给他们解答，有一种成就感。我渐渐发现，自己更适合在学校这种单纯的环境里工作。

去年保研失败，我现在正努力复习备考，想多读两年书。也许，我会成为一名教师。尽管父母对我有更高的期待，但只要好好生活、对自己负责，他们最终还是会理解我的选择吧。

适合自己，才是好的。

*应受访者要求，除庞书新外，文中其他人物姓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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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策划：高欣 宣同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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