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惩罚都源自我们自己的罪恶。
——克莱门特·斯佩尔曼，1660年
1651年9月3日，查理·斯图亚特在伍斯特战役中被一举击败，这标志着英国的保王主义已告一段落，至此，英国国内的保王派已经基本被肃清（这些保王党人无法或不愿意流亡海外）。查理打着苏格兰长老会誓约派“立约国王”的旗号挑起战争，誓约派秉承加尔文宗原教旨主义，其背后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做后盾。但是，立约的双方从一开始就是在铤而走险，因此，这样的联盟不大可能靠得住。随着查理麾下苏格兰长老会军队的惨败以及他逃往欧洲大陆，保王党抵抗克伦威尔政权的运动进入了一个全新而又截然不同的阶段。
英格兰的骑士党又恢复到依靠自己的状态，他们当中有些性子更急的人怀着热情而兴奋的心态欢迎这种局势的到来。至少在他们看来，命运又掌握在了自己手中。这个更好勇斗狠的保王主义反对党对特立独行者颇有吸引力，它的目标主要有三个：一是煽动起义和暴动，最好是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二是鼓励心怀不满的激进分子投身骑士党事业；三是要克伦威尔的命。前两个目标虽然不是不可能，且这个队伍中有几个相当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勇敢而又足智多谋，但事实将证明它们不太容易实现。第三个目标虽然靠碰运气，但成功的可能性更大。要知道，半个世纪前的“火药阴谋”v差一点就要了查理·斯图亚特的祖父詹姆斯一世的命。
流亡法国巴黎的国王宫廷一直受卢浮宫保王党集团控制，该集团以查理一世的妻子亨利埃塔·玛丽亚王后为核心。在自己出生的城市，玛丽亚身边聚集了一批暴躁易怒的保王派成员，比如皇家顾问杰明勋爵，这个人道德败坏，有传言称他已秘密和王后结婚（当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还有巴尔卡雷斯勋爵，他原来是苏格兰誓约派，后来变成“勤王者”w。能够接纳这些保王派的公民到处都是，他们支持那些多国参与者制订的夺回王位的计划，宁可让他们之中的通权达变之人——他们中的杰出人物包括哲学家、罗马天主教徒和酒瓶的发明者凯内尔姆·迪格比）爵士——去培植教皇和王子、国王以及公爵，也不指望土生土长的阴谋家。他们不知为何看好查理的表弟，他是罗曼蒂克式保王主义的神秘流星，莱茵河的鲁珀特亲王，一个在内战中指挥骑兵屡获荣耀之人，他更关心的是猎犬而不是平民，后来成为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急先锋。但是，如果没有一个重要的欧洲大陆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政和军事援助，保王党人反攻英国很有可能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幻想，正如流亡在外的约克郡保王党人马默杜克·朗格代尔爵士向查理·斯图亚特本人指出的那样：
如果有可能得到外来者的帮助，那么，他们将成为陛下夺回英国行动最合适的帮手。陛下要知道，他们对那些佯装为陛下效力的人分成几派别并不感兴趣，也不关心那些人的双手是否已经沾染无辜英国人的鲜血。对那些向陛下进言，说陛下在英国的朋友是不会欢迎那些外来者的，这些人并没有和陛下站在一起，或者这些人并不了解英国的国情。看在上帝的份儿上，陛下一定要谨记，不要再让那些所谓你自己的朋友加入你的军队，除非他们背后有外国军队撑腰，或者能振臂一呼带来一支大军。1
朗格代尔爵士身材瘦削，素以“幽灵”著称，爱德华·海德很瞧不起他。海德把自己在1648年内战期间的伟大功绩抛在一边，说朗格代尔爵士是“一个很难伺候的人，理解力很差却又很自负，而且固执己见”2。朗格代尔在内战期间勉强站在保王党一边；战争爆发前夕，他领导东约克郡反对国王征收船税。但他在三十年战争中与欧洲大陆残酷的对手屡次交锋，积累了很多经验，因此行事小心谨慎。如果内战不可避免，他希望能把这场战争限制在英国南部，“我们的苦难就是从那里开始的，而且在那里掠夺就足以支撑很多军队了”3。当内战最终爆发时，朗格代尔努力维持现状，在马斯顿荒原战役中完胜费尔法克斯，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名副其实的优秀骑兵指挥官。第一次内战结束后，朗格代尔被流放到法国，但第二次内战爆发时又把他召回参战。保王党在1648年8月普雷斯顿战役中遭到惨败...
支持外国进行干预面临的问题是，国王几乎得不到外国的支持。法国路易十四的首相马扎然生于意大利，他赞同与克伦威尔结盟，克伦威尔有一支久经沙场的陆军和海军的支持，他的权力似乎很稳固。马扎然派到英国的特使和外交官向他报告，据他们观察，克伦威尔的政权很稳固，也很强大，但他们对保王党的努力极尽贬损之能事。西班牙在当时还没有察觉到克伦威尔正紧锣密鼓地展开夺取其加勒比海地区殖民地的计划，而且它在与欧洲各地的冲突中精疲力竭，因此，即便西班牙非常有意愿，也无法为斯图亚特的事业提供任何帮助。荷兰人不太可能加入反对他们新教伙伴的阴谋，至于丹麦和瑞典，这两个国家向来是死敌，但现在达成一致意见，希望能与护国公领导的共和国开展贸易，尤其是波罗的海的原材料贸易，比如木材和沥青（柏油），这些原材料对克伦威尔建设强大的海军至关重要。
卢浮宫保王党集团中的法国人和苏格兰人共同制定了“现实政治”政策，该政策有种孤注一掷的味道，想把苏格兰长老会拉过来，他们认为苏格兰长老会是最有可能将王位交还查理的盟友，但这种想法大错特错。在英国国内，国教圣公会（有时也包括天主教）保王党对玛丽亚王后和她的小集团普遍持不信任态度，将他们一干人等贬低为“苏格兰长老会中冲在前面的圣徒”，当克伦威尔把入侵英格兰的苏格兰人打回他们的老家，重新思考对待苏格兰的政策时，玛丽亚王后和她的小集团将成为许多幸灾乐祸之人的目标。4卢浮宫保王党集团已经受到轻视，他们的权威更多的是建立在血统上，而非实*能力，因此日渐式微。
王后一党的失败为“老保王党”提供了机会，老保王党把注意力放在两个人的身上：一位是爱德华·海德，他是国王身边学富五车且能言善辩的财政大臣；另一位是奥蒙德公爵詹姆斯·巴特勒，他是爱尔兰保王党军队的前指挥官，曾率军抵抗1641年爆发的天主教叛乱。克伦威尔侵入爱尔兰后，爱尔兰人对奥蒙德公爵的高贵品质和军事能力产生怀疑，他于1650年12月逃亡海外。奥蒙德公爵在爱尔兰的经历让他变得谨小慎微，不大可能和老保王党结盟，双方也无法和谐相处，但他在行为举止上仍然不愧为一位欧洲贵族。这两人都要比卢浮宫保王党集团更忠于自己的原则，而且他们对与苏格兰长老会结盟感到不安。海德与杰明勋爵的恩怨可追溯到17世纪30年代，众所周知，海德对伍斯特战役的策略即便不是嗤之以鼻，也是保持高度谨慎。国王一回到巴黎——查理·斯图亚特能逃回来实属幸运，这多亏了他表现出来的某些个人勇敢和牺牲精神，他是伍斯特战役后少数几个没被克伦威尔绞*的大人物之一——就抛弃了卢浮宫保王党集团，苏格兰人只能听天由命了，而海德和奥蒙德公爵提出的策略因为原则性较强，务实且不急躁，而被采纳为“官方”政策。
正如海德所说的，“不安、嫉妒和厌恶……左右着牛津的一切”，这里是第一次内战期间保王党的大本营，这种派系林立、四分五裂的局面将继续主导着那些支持“克罗斯先生”（流亡在外的查理二世的保王党代号x）事业的人。5这个保王党大本营没有全面的情报机构，也没有克伦威尔政府那样由间谍和特工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最初由弑君者托马斯·斯科特和他的助手乔治·毕晓普组建，毕晓普是狂热的布里斯托尔独立派。他们有一个助手，即非常聪明的密码学家约翰·沃利斯，沃利斯是牛津大学几何学教授，他破译了内兹比战役后缴获的写给查理一世的龌龊信件，由此帮助他们获得了国家的大量资源，而这些资源很快将被约翰·瑟洛用上。克罗斯先生却没有这些手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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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斯特战役之后，骑士党依然绞尽脑汁地在英国图谋不轨，其背后还有其他一些原因。1652年2月24日，残缺议会通过了《大赦令》，赦免了伍斯特战役之前有叛国行为的保王党人。很多以前支持国王的人与政府签署了忠于英吉利共和国的订约书，口头上宣布放弃支持斯图亚特的事业，以寻求平静的生活。丹尼尔·笛福就是事后做出这种承诺的保王党典型，他在回忆自己的父亲时说，他是一位“非常富有的绅士，每年靠地产有五千英镑以上的收入，他的家族和几个主要贵族都有联姻”7。像这样的人最患得患失，克伦威尔也非常渴望能赢得这些“举足轻重的人物”的支持，以此作为他“恢复和解决”计划y的一部分，而且这个计划的确表现出了很大的诚意。对保王党人来说，英国国内的气氛正在发生转变，而且是在向好的方向转变。内战爆发以来一直执行的扣押保王党财产的政策几乎完全被废除了。圣公会的礼拜仪式——祈祷书在礼拜仪式中是主角——几乎和以往一样频繁地进行，很少受到当局的干涉。即使是那些没有签署订约书的人，也逐渐开始受法律程序保护。总体来看，许多流亡的保王党人返回英国，“很好地被容纳到社会中，并得到了善用”。
克伦威尔政府颁布了《保护和平法令》，这项法令根据保王党人的威胁将其分门别类。其中最不受关注的一类人是那些在内战期间曾经“违法”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那些曾站在国王一边战斗的人，但战争结束后这些人已经归顺政府。最麻烦的一类人是那些冥顽不化的危险分子，他们人数虽然相对较少，但不遗余力地妄图颠覆克伦威尔政权，这些人将被监禁或驱逐。到了17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国内绝大多数保王党家族本着务实的精神与政府达成和解，即便这种和解有些勉为其难。
保王党中这一“被动的多数群体”在英国得以安顿下来，甘心和平地生活在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度，尽管他们仍然怀念过去那种封侯加爵、充满秩序和神圣的舒适自在且没有被彻底击败的日子。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曾是年轻的查理·斯图亚特亲王的数学老师，也是一位服从王权统治的倡导者，他现在已经接受了克伦威尔的政权，并当着护国公的面为自己的归顺做出了辩解：
人们认为，臣民长久地对国王负有义务，且这种义务的持续时间不会比王权持续的时间长，国王正是靠王权才能保护臣民。人们天生拥有保护自己的权利，当没有别人保护他们时……服从就是为了保护z。8
对冷静的霍布斯来说，君主的血统无关紧要。查理一世被打败并处死，他的王位继承人流亡海外，看不出有卷土重来的迹象，他的臣民终于可以自由宣誓效忠任何能够保护他们的权力。支持君主政体的缄默派拒绝流亡，同时也否定悲观主义者对未来所持的停滞不前、日渐萎缩的态度。1653年，艾萨克·沃尔顿出版了《钓客清谈：做人与生活的境界》，这本书成为保王派退隐到农村的一种宣言aa，书中创造出了一个虽低调但绝美的英国版阿卡迪亚ab，这片只存在于散文中的土地静静地闪着光亮，宛若它在水面的倒影一般。作为一名传记作家，沃尔顿还为难以预料的后世记录了四位著名人物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正是他试图维持的传统。他笔下的这四位人物是：约翰·唐恩、理查德·胡克、亨利·沃顿和乔治·赫伯特。正如历史学家朱迪思·马尔比指出的，一些英国圣公会教徒深深地凝望着英格兰的过去，他们从克伦威尔的胜利中看到了《解散修道院法令》带来的神谴——“所有的惩罚都源自我们自己的罪恶。”
克拉伦登伯爵爱德华·海德在他的《英国叛乱史》（这本书在17世纪70年代早期进行了修订，最终于1702—1704年间出版）中描述了一些失望的保王党人是如何慰藉自己的：
对那些因忠诚而让自己或朋友一蹶不振的可怜人来说，能相聚在一起，哀叹他们的不幸，真是莫大的安慰，而这引起了对克伦威尔一干人等的谩骂。他们以酒买醉，他们笔耕不辍，乐于注意到全国人民对他的普遍仇恨，幻想着消灭他该有多么容易。
在威尼斯大使乔凡尼·萨格里多的笔下，海德和他的保王党同僚爱德华·尼古拉斯显得更清醒：
他们肩上的担子极为沉重，运气也背到了极点，如果没有资金、领袖或支援，他们与其为自己辩护，不如发发牢*。9
历史学家大卫·昂德当说得更直截了当，尽管和实际分毫不差：大多数保王党人的才能“更适合在酒馆里发挥，而不是在战场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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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外国干涉的可能性很小，那些积极寻求支持这个一没钱二没权的国王事业的人，往往都是些持不同政见者：一帮“上校、少校和上尉”军官以及中等和低等贵族。要知道，一个人财富越少、社会地位越低，可失去的东西也就越少。这些人往往通过一个松散的关系网联系在一起，这个关系网中的成员都是一些无所顾忌的勇夫，但无不充满着浪漫情怀。总之，他们就是所谓的“骑士党”。保王党在作为其事业大本营之一的英国西南部各郡成立了“西部联盟”。1649年10月，未来的查理二世在泽西岛短暂停留，这给了西部联盟动力，他们策划了一些阴谋，但没产生什么效果。博尚勋爵亨利·西摩ac是西部联盟中最有头脸的人物，他和联盟的其他成员都是赛马会的常客——借着赛马会聚到一起策划阴谋是骑士党的典型伎俩，当局注意到他现身1650年4月在索尔兹伯里举行的一场赛马会。西部联盟虽频频活动，却收效甚微，慢慢地也就悄无声息地沉寂下去了，而国王则在卢浮宫保王党集团的坚持下，卑躬屈膝地谋求与苏格兰长老会结成注定没什么好结果的联盟。
克伦威尔的情报部门察觉到了都有哪些反对派存在，而且有时还故意对这种情况进行夸大。但是，反对派的发展也越来越小心谨慎，隐蔽得很好。1655年2月15日，就在保王党准备起义推翻克伦威尔统治的前夕，这位护国公在一次演讲中警告说，那些致力于保王党事业的分子适应能力强，足智多谋，“他们一刻不停地在策划着阴谋”。爱尔兰人丹尼尔·欧尼尔就是这些图谋不轨之人中的一员，海德后来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绝对的老狐狸”，还有就是保王党的间谍头子尼古拉斯·阿莫勒。
欧尼尔时年四十岁——他和蒂龙伯爵沾亲带故，而蒂龙伯爵这个头衔绝对是在反对派中脱颖而出的“响当当的名号”。11欧尼尔的父亲兢兢业业地管理着这个家族在爱尔兰的地产，而他则在英格兰成长为一名新教徒，就在这里，欧尼尔成了王权复辟事业不折不扣的阴谋家。劳德大主教支持这位年轻人，希望“能把不是因为这位绅士自己的过错而失去的东西还给他”。查理一世的爱尔兰总督斯特拉福德伯爵则不这么认为，他觉得欧尼尔就是个“叛徒，就像他们说的那样，这个人数典忘祖”。
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似乎并不是这样；尽管他在寻求推进复辟王权的事业时会面临一系列困难、绝望和消沉，可他对斯图亚特是全心全意的。欧尼尔曾牵扯到“第二次军队密谋”中，这次密谋行动使国王躲过了议会激进分子的攻击，他事后遭到逮捕。1642年，他滑稽可笑地从伦敦塔逃了出来。逃跑那天，他身着女装，把床单绑在一起，然后从牢房窗口爬了下去。欧尼尔机智聪慧，招人喜欢，用海德的话说就是，他“处理任何事都非常机敏而理智，在敏锐性和理解力上远远优于任何一个爱尔兰人”。欧尼尔在海牙的流亡宫廷之所以能平步青云，自是少不了大献殷勤。海德注意到，欧尼尔“对奥蒙德侯爵和我本人表现得都非常诚实而善良”。欧尼尔一眼就发现，海德和奥蒙德侯爵这两位保王党老将才是国王最能干、最坚定的支持者；不仅如此，欧尼尔还有一位能力不俗的同谋。
尼古拉斯·阿莫勒“长着一副饱满的圆脸盘，面色略显红润……披着一头深棕色的头发”，他在国王的间谍特工机构中排名第一，负责探察仅靠英国保王党人推翻克伦威尔政权是否具备可行性。12作为诺森伯兰郡一位贵族的小儿子，他曾在1641年镇压爱尔兰叛乱中为国家效力，因表现突出而深受奥蒙德侯爵的赏识。阿莫勒曾在第一次内战中为国王而战，他在查理一世被处决后流亡荷兰，并于1653年9月“因一些个人特殊情况”返回英国。在落款日期为11月24日的一封信中，阿莫勒给流亡国王的国务大臣爱德华·尼古拉斯写信，希望能批准他培养一批坚定的保王党成员，这批保王党成员将负责“处理”国王的事务，这样一来，在那些斯图亚特支持者中间“可能就不会发生冲突”。1653年11月至1654年2月，六名誓死拥护国王的贵族集合在一起，成立了所谓的“封印结”组织，到了春天，他们的暴动计划已经成形，暴动将主要集中在英国北部和西部的保王党核心势力地区。1654年8月，当阿莫勒回到已迁往莱茵兰的四处流亡的宫廷时，他绕过爱德华·尼古拉斯（这让尼古拉斯非常懊恼），单独向海德和奥蒙德汇报。尼古拉斯确信，不管有没有说服力，阿莫勒避开他只不过是奉国王之命行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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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封印结”指的是一群对社会无害的痴迷者组成的协会，协会的成员致力于重现当年英国内战的历史场景。这些人让游客兴奋不已。由于他们非常注意那个时代的服装、装备和武器的各种细节，因此，他们组织的活动对研究早期现代战争的历史学家来说有时也是一种重要的参考。历史上的“封印结”是护国公时期出现的最重要保王党组织。海德当时与身在巴黎流亡宫廷的国王在一起，通过一份报告，他被正式告知了这个新成立的保王党组织的名号，这份报告的落款日期为1654年2月2日。提交报告的是“封印结”的一位*爱德华·维利尔斯，他在报告中写道：“‘封印结’仍处在集合状态，意图有所动作。”早在1653年11月，查理就和“封印结”组织至少三位未来的*有过接触。他在一封用商业语言写成的密信中，表达了他渴望“封印结”组织“在贸易上再做一次冒险”的愿望。
“封印结”是由“更年轻的孩子组成的谋反组织”，其所有*都是所在家庭中的次子或更小的孩子，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土地，但有着大把的时间可挥霍。他们都是一些年纪轻轻的冒险分子，不把危险当回事，虽然在内战中颇有建树，但在思想上和智力上往往比较肤浅。除一个人以外，他们都来自清教徒的大本营英格兰东部地区，这在地理位置上就不平衡，以后这个问题会暴露出来，因为他们的组织缺少来自英国西南部各郡保王派的代表。西部联盟的领袖博尚勋爵本可以扮演这个角色，可惜他后来于1654年就去世了。
沃拉比的贝拉西斯勋爵约翰是这六位*当中唯一的天主教徒（他的父亲娶一个反叛者家庭的女儿为妻并改宗）。他还是唯一的北方人，因此，他有望成为与英国北部地区组织严密的保王党家族取得联系的重要潜在纽带。贝拉西斯勋爵在1643年攻打布里斯托尔时头部中弹，身体恢复后又*约克郡的国王军队，之后于1644年4月在塞尔比被他的堂兄、议会军队总司令托马斯·费尔法克斯勋爵果断击败。为了表彰他为国王事业做出的贡献，他被擢升为贵族。
贝拉西斯勋爵在很多方面都非常典型地体现出了国家的四分五裂。他是极端保王党人第一世福肯贝格男爵托马斯·贝拉西斯的次子，而福肯贝格男爵的侄子也名托马斯，其在1653年继承福肯贝格爵位，后来在1657年迎娶护国公的小女儿玛丽·克伦威尔。此外，他还和费尔法克斯及约翰·兰伯特有亲戚关系。这就是当时英国社会复杂的纽带关系和互相矛盾的忠诚，在这样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里，每个家庭都陷入了窘境，很难选择该站在哪一边或到底该抓住什么样的机会。在被流放到欧洲大陆期间，贝拉西斯经历过许多冒险，包括有一次觐见教皇。1650年，当他回到自己在约克郡的庄园时，他发现自己已成为国务会议的通缉犯。被监禁的日子也将给他带来一个积极的方面：1651年向南入侵英格兰时，贝拉西斯勋爵成为领导北方英军的查理·斯图亚特的第一人选，但不幸的是，他在战斗中被俘，这意味着他在那场灾难性的战役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拉夫伯勒勋爵亨利·黑斯廷斯则稍微显赫一些。他是第五世亨廷顿伯爵之子，出身莱斯特郡一个强大的家族，而且还是“封印结”组织领导层中除贝拉西斯勋爵约翰以外唯一的贵族。和贝拉西斯一样，他也是参加过两次内战的老兵，特别值得称赞的是，他在1644年解除议会军对纽瓦克的围困中战功卓著，包括他坚决保卫父亲在阿什比德拉祖什的宅邸，这处地方成为插在议会军在东米德兰的一颗钉子，直到1646年2月才被攻陷。就在查理一世被处决的前夕，拉夫伯勒勋爵从温莎逃了出来，最终在鹿特丹安定下来。1652年的年底，他回到了英国。
威廉·康普顿是第二世北安普敦伯爵的儿子，他的军事才能很早就显露出来。康普顿家族是忠实的保王党，在沃里克郡和北安普敦郡的南米德兰地区拥有广阔的土地，没有受到内战分裂带来的任何影响，这一点很不一般。1643年3月，年仅十八岁的他陪父亲一起参战，亲眼看到父亲被*。到第二次内战时，他已成为一名少将。据说，康普顿很有魅力，才华横溢，甚至引起了克伦威尔的注意，克伦威尔称他为“虔诚的骑士党”。
与康普顿不同，约翰·拉塞尔是第四世贝德福德伯爵的第三个儿子，他的家族在德文郡拥有土地，受内战的影响，这个家族分裂严重。他的父亲在1641年去世之前一直坚定地站在议会一方，反对查理一世。然而，拉塞尔站在保王党一边，曾指挥鲁珀特亲王的步兵团，并在1645年的内兹比战役中负伤。拉塞尔与这场斗争的双方都保持密切关系，这就为他逐渐接受“中立”意见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爱德华·维利尔斯是海德在“封印结”保王党组织中的主要联系人，他是白金汉公爵同父异母兄弟的第四个儿子，也是查理一世命运多舛的宠臣。维利尔斯与势力强大的霍华德家族（即萨福克伯爵）有亲戚关系，他娶萨福克伯爵的第二个妹妹弗朗西斯为妻。1643年，维利尔斯在纽伯里遭遇战中受伤，1649年逃到欧洲大陆，三年后返回英国。1645年至1646年，他还曾在理查德·威利斯爵士的带领下参与纽瓦克围困战，是“封印结”保王党组织的最后一位成员，他对斯图亚特事业的忠诚最后遭到了怀疑。
威利斯约在1614年出生于赫特福德郡，是“封印结”六名*中唯一的平民，他为了成为一名军人而放弃了法律职业。威利斯曾于1637年在布雷达与荷兰人作战，参加过主教战争（这场战争是第一次内战的导火线），也是查理一世私人卫队的卫兵。1642年，他在什鲁斯伯里战役中再次立下战功，这次是在鲁珀特亲王的骑兵团服役。1645年，威利斯被俘虏，作为战俘被交换回来后成为纽瓦克的总督，就是在这里，他开始与贝拉西斯勋爵结仇，并成为“封印结”组织的成员。当威利斯欢迎鲁珀特亲王来纽瓦克时，这似乎违背了查理一世的命令，因为当时国王对鲁珀特亲王已经没有好感。威利斯正是因为此举而被免除总督职位，取而代之的是贝拉西斯，于是他向贝拉西斯提出决斗。国王最终原谅了威利斯，并在1646年册封他为准男爵，但他并没有在此久留，而是前往意大利过着悠闲的流亡生活。
不论他们彼此之间关系如何，这六位领导成员都被认为是“合适而忠诚的人”，有着良好的教养，出身名门望族，“在战争中肩负最重要的职责”。因为是军人出身，所以他们对不计后果的鲁莽计划心存疑虑。“除了奥蒙德侯爵和财政大臣海德之外谁也不知道”，他们公开表示的意图是等“第一次合理的机会”来到时，再向克伦威尔的政权发动进攻。海德试图保持对英国国内保王党的直接控制，并使他们的计划切实可行。他和“封印结”保王党组织的六名成员决心“阻止任何荒谬或铤而走险的企图”。他们会耐心地等待发动全国大起义的合适时机。国王找不到其他可行办法，“同意了他们的所有提议”。
虽然老谋深算且难以捉摸的阿莫勒最初引起了财政部长海德的疑心，但两人之间的关系有希望带来好的结果。他们是一对头脑清醒的搭档，不像1654年夏天那些鲁莽轻率的保王党阴谋家那样，就是“一群极端分子”聚在一起闹事，那些人把喝得酩酊大醉的骑士党冒险碰运气的原型演绎得淋漓尽致。这一切从两桩没有任何联系的阴谋策划中就可以看出，策划这两桩阴谋的骑士党把计划搞得既不严密，还弄得流言四起。在那些骑士党当中，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剑客”罗杰·惠特利，他是一位参加过伍斯特战役的精力充沛的退伍老兵，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日记作者，他搞阴谋的瘾头很大，在越来越不靠谱的鲁珀特亲王及愤愤不平且被边缘化的马默杜克·朗格代尔爵士的驱使下，屡屡做出危险举动。惠特利一伙谋事者不在“封印结”保王党组织的控制范围内，他们从1653年初开始就在老贝利街附近的“船家酒馆”和遍布伦敦大街小巷的其他酒馆会面。他们希望煽动伦敦城的年轻学徒工暴动。他们的“大议会”包括许多重要的骑士党人物，比如“封印结”保王党组织的朗伯勒勋爵很可能也在内，尽管他后来被证明并没有参与其中。当局的特工掌握了这伙人的计划。克伦威尔的国务大臣约翰·瑟洛——当时他刚刚接手负责间谍工作——故意让他们煽风点火，最后悄悄地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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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实施“恐吓统治”的特征就是利用盘根错节的家族关系。在护国公制统治的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克伦威尔国务会议的成员只有二十人，其中十三人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其中就包括约翰·德斯伯勒，他是内战中著名的骑兵指挥官，议会舰队的前海军上将（尽管他从来没有登船指挥过），这可能就是他对“西征计划”的后勤补给缺乏足够监督的背后原因。正如我们所见，德斯伯勒娶护国公的妹妹简为妻。查尔斯·弗利特伍德是参加过内兹比战役的退役军官，熟悉军事指挥，他是护国公的女儿布里奇特的丈夫，他们在1652年结婚（他们的儿子在受洗时取名为“克伦威尔”）。布里奇特是亨利·艾尔顿的遗孀，艾尔顿在1647年“普特尼辩论”中以雄辩的口才坚决支持维持现状，他也是残酷的爱尔兰远征中克伦威尔的副指挥官。至于国务会议主席亨利·劳伦斯，他和克伦威尔的关系可追溯到克伦威尔最初在英格兰东部的时候，那时劳伦斯是未来护国公的房东。菲利普·琼斯曾是克伦威尔在南威尔士土地的一名佃户，后来成了护国公政府的审计长。
克伦威尔的间谍头子约翰·瑟洛也同样如此。瑟洛是埃塞克斯教区长的儿子，而且还是克伦威尔的表亲奥利弗·圣约翰“一手带大的”，把他培养成了一名律师。瑟洛最开始接触到克伦威尔可能是在他作为克伦威尔的姑姑琼·巴林顿夫人的财产受托人期间，以及通过为圣约翰工作（圣约翰与克伦威尔的一个表妹结婚）。瑟洛第一次为国家服务是担任议会特派员的秘书，1644年，这位议会的特派员与查理一世在阿克斯布里奇谈判，双方最后陷入了绝望的地步。1650年，瑟洛被任命为“探险者公司”的财务主管（克伦威尔也是这家公司的*），负责排干伊利小镇周围的沼泽地（此举令许多当地人感到愤怒，而未来的护国公也卷入这场纷争中）。1651年，瑟洛率领外交使团前往尼德兰联省荷兰共和国，提议两国缔结联盟。1652年，瑟洛被任命为国务大臣，年俸六百英镑。瑟洛住在靠近政府中心的白厅，先后成为代表伊利镇和剑桥大学的议员。
瑟洛虽然负责国内外情报的收集和处理，但他从来没有被正式分配过这样的工作。这种点头眨眼式的任命是克伦威尔政权的典型特征，这个政权行事之所以神神秘秘、躲躲闪闪，就是因为它既不安全又不牢靠。护国公制下的英国很少向对其意识形态漠不关心的公众透露什么信息。威尼斯大使在1654年指出：“这世上没有哪个政府比英国政府披露的信息更少了。”
他们都是在内部彼此相通的房间中碰面，房间没有门牌号，所有的门都紧闭。议事是按照最有利于他们利益的形式操作，也就是很少的几个人（最多十六人）聚在一起开会，研究重大事件，并做出最重要的决定。13
然而，事情很快就会变得非常明显，用历史学家大卫·昂德当的话说就是，一位“天才”已经取代了瑟洛的前任乔治·毕晓普的“能力”。不论国内还是国外，人们都认清了瑟洛和克伦威尔的这种亲密关系。正是通过瑟洛，护国公的所有决策畅通无阻；也正是因为瑟洛，克伦威尔听不到任何反对的声音。14如果有人想领会克伦威尔的意图，那他就必须俯身倾听瑟洛说了什么，而瑟洛则与克伦威尔联手让国务会议措手不及。历史学家H. N. 布雷斯福德曾写道，瑟洛建立的“高效的警察国家”像“我们20世纪任何极权国家一样高度中央集权”。15当然，他这么说是有些肆意夸大事实的味道。即使瑟洛有这样的野心和天分，当时也没有方法实现他的设想，因为通信技术远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或者说根本就缺乏这样的技术。尽管如此，瑟洛还是发展出了当时高度发达的国家控制体系，与他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前辈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不相上下。19世纪的托马斯·卡莱尔在一篇文章中认为，瑟洛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国王能拥有的最内行的大臣之一”。很少有人会否认他的判断力，当然，那些密谋参与保王党“杰拉德阴谋”的人也是如此，这个阴谋在1654年夏天浮出水面。
“杰拉德阴谋”是由一伙更广泛的持不同政见的保王党分子策划的，其性质非常严重。鲁珀特亲王身边的一个小集团在巴黎与三个流氓人物进行了接触，这三个人分别是：托马斯·亨肖，派到荷兰的前议会间谍，他放弃了在法国大孔代亲王军队中的雇佣兵职位（大孔代亲王是“投石党运动”期间反对马扎然的贵族领袖，“投石党运动”是法国反对专制王权一系列内战中的一场政治运动，发生在17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西法战争期间）；约翰·维斯马斯，托马斯·亨肖同父异母的兄弟，他也是一个逃兵；约翰·菲茨詹姆斯上校，另外一个议会变节者。这帮人的野心很简单：不择手段*死克伦威尔。在保王党阴谋家采用的所有策略中，这是最容易实施的策略，而且如果能得手的话，也是对现政权造成最大损害的策略。至于这样做会产生什么影响，密谋者则根本不关心。事实上，结果将证明这会给国家造成致命伤害。他们这么做的信条就是把纸牌抛到空中，然后看花落谁家。毕竟，护国公是17世纪50年代英国动荡世界中的一个支点；把他除掉，所有的赌注也就烟消云散了。单单*死一个人，尽管可以保护很多人，但这不仅会给那些头脑发热的阴谋家带来大肆宣传政变的口实，而且与协调全国进行成功起义相比，实现起来要简单得多ad。
1654年2月，当瑟洛审问一个名叫罗杰·科茨的人时，“杰拉德阴谋”引起了当局的注意。科茨指认了许多意图谋害护国公的阴谋者，其中包括约翰·杰拉德，布兰顿第一世杰拉德男爵查尔斯·杰拉德的堂兄，后者也同样受到了威胁。据科茨交代，这起阴谋涉及多达八百人，暗*对象除护国公外，还有约翰·兰伯特和瑟洛，出于个人安全的考虑，瑟洛搜寻阴谋者也就更为卖力。
亨肖和杰拉德从巴黎悄悄潜入伦敦，悲惨的菲茨詹姆斯在路上淹死了。他们在首都散发了一份公告，称愿为暗*“某位铁腕式人物”（克伦威尔）出资五百英镑。有一个人比较聪明，是有潜力成为*手的人选，但他却警告他们“不要插手国家事务”，于是亨肖和杰拉德就把他忽略掉了。5月13日星期六，这些秘密策划者聚集在一起。亨肖将负责率领一支七百人组成的强大队伍（听起来不太可能）阻击克伦威尔的骑兵卫队。杰拉德将按计划赶到白厅这个此次行动的中心，在那里，护国公每周都会按既定的路线回到他在伦敦西部汉普顿宫苑的住所度周末。这时，他们会在伦敦市政厅所在地南华克区虚晃一枪，转移对方注意力，而杰拉德的亲戚弗朗西斯和萨默塞特·福克斯也同时会实施煽动城市学徒工暴动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他们在老贝利附近的“船家酒馆”策划出来的）。遗憾的是，克伦威尔在当天晚些时候决定经由泰晤士河向西改道。沮丧的刺客因而临时拼凑了一个计划，决定在马上到来的星期日发动暗*，当克伦威尔去白厅的小教堂时刺死他，但他们最后还是被及时挫败，杰拉德和其他五人被捕。其余的同谋者在几天内相继被逮捕。“封印结”保王党组织的重要人物威利斯也在其中，他被关押在伦敦塔。意料之中的是，威利斯坚信自己被他的老对手贝拉西斯给出卖了，并请求护国公饶他一命，他公开声明：“我将用归顺政府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他甚至还向克伦威尔主动提出，只要将他释放，就会交代保王党策划的另一个疯狂计划：领导一支在威尼斯军中服役的爱尔兰军队对抗土耳其人。
6月5日，杰拉德由瑟洛亲自提审。第二天，瑟洛审问了来自伊斯灵顿区的教师彼得·沃威尔，他被煽动军队暴动的约翰·怀尔德曼指认为同谋，而怀尔德曼则是在伦敦塔最高长官约翰·巴克斯特德的审讯下交代这些的，后者是位狂热的弑君者和克伦威尔的崇拜者。怀尔德曼长期以来一直是反对护国公制的平等派分子，他参与暗*表明，保王党和平等派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联盟。瑟洛发现自己和兰伯特也是暗*目标后感到异常愤怒，他把那些密谋造反者称为“渣滓和粪便”16。相反，政府的反应却相对温和：杰拉德和倒了大霉的沃威尔于7月10日被处决，另外三名策划者作为契约劳工被发配到巴巴多斯岛。亨肖想办法回到了欧洲大陆，只要谁想听，他都会这么说：那个暗*计划从头到尾就是克伦威尔派设下的陷阱。
或许只有清除这些莽撞急躁的人，保王党的事业才有可能成功。可问题在于，除了威利斯，维利尔斯和博尚勋爵等众多更清醒的保王党人也在随后的行动中被逮捕。这主要归咎于心怀不满的保王党人约瑟夫·班普菲尔德，他已成为克伦威尔安插在流亡宫廷里的间谍。班普菲尔德向瑟洛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其中披露了查理·斯图亚特完全掌握“杰拉德阴谋”的来龙去脉，指认了英国国内活跃的保王党支持者，并透露了“封印结”保王党组织的成员名单。鉴于夏季的密谋失败，这个保王党组织的行动变得更为审慎。
班普菲尔德是间谍的事让人几乎难以置信，这说明了流亡宫廷内部存在巨大分歧。17班普菲尔德谎骗他人的行径可追溯到1644年，当时查理一世要求他“刺探议会内部两个派别的计划”。保王党的事业被挫败时，他帮助组织国王的第二个儿子约克公爵詹姆斯逃往欧洲大陆。查理一世被处决后，班普菲尔德遭到逮捕，但他从威斯敏斯特的盖特豪斯监狱逃到了低地国家。1652年，他回到英国，先是被逮捕，然后被“驱逐出境”——一旦瑟洛把嫌疑犯成功“转化”，接下来就是这个套路，瑟洛对此乐此不疲。悄无声息地站在护国公一边后，班普菲尔德开始在苏格兰假装为国王服务。但是，他返回巴黎流亡宫廷的行程足足耽搁了大约五个月，这引起了宫廷的怀疑。直到1652年12月，他都被一些以前的同僚视为“无赖”。但到了1654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又现身流亡宫廷，所有对他的怀疑都被一笔勾销了，这回倒好，他可以堂而皇之地给瑟洛提供情报，一封封蘸着柠檬汁写的隐形快信源源不断地汇总到瑟洛那里。此外，他还策反了国王的另一位大臣约翰·亨德森爵士，亨德森爵士曾经是纽瓦克的保王党总督。这两个人都不受查理和海德待见，他们警告宫廷的大臣说，班普菲尔德“对伦敦那边的宣传让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不可能和那边最有权势的人没有书信往来。”18然而，流亡宫廷内部的敌意反而帮了班普菲尔德的忙。财政大臣海德对他起了疑心，这一事实足以让海德的老对头——杰明勋爵和巴尔卡雷斯勋爵——对隐藏在眼皮底下的间谍采取更纵容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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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4年7月6日，查理给维利尔斯写了封信，用的还是商业行话拼凑在一起的暗语。信中写道：“韦斯特伯里先生（维利尔斯的代号），我发现一个问题，最近我们的商品提价了，可我根本就没让你们这样做，这已经严重扰乱了市场，我们的货可能很长时间都无法出手。”这封信由约翰·史蒂芬斯送出，他是爱尔兰一名海关收税员的新教徒儿子，也曾在爱尔兰与奥蒙德并肩作战，然后跟他一起流亡海外。由于未能在法国军队谋得一官半职，史蒂芬斯决定与把自己的命运和英国保王党的地下组织拴在一起。
史蒂芬斯捎回来话说，由于最近发生的事件，“封印结”组织的领导层变得“如惊弓之鸟般小心翼翼”，而且根据他的判断，他们“决定不再进一步推动你（国王）的事业”。随着“封印结”组织打退堂鼓，国王的复辟大业开始出现真空，就在这时，一批新的保王党活跃分子冒了出来。如果说“封印结”组织是由阿莫勒一手促成的，那么这个“新顾问班子”的老底则可以归功于史蒂芬斯。1654年夏天，史蒂芬斯开始负责向“封印结”保王党组织传达国王的指示和建议，当回到宫廷时，他带回来一个来自完全不同渠道的新计划。19
史蒂芬斯的“特别考虑”是试图在英国国内团结一个范围更广、人员更多的反对克伦威尔政权的圈子。它的目标不仅是吸引以前那些不太正派的骑士党，而且还包括长老会成员，甚至包括那些对背叛“古老而美好事业”心怀不满的激进军人。这就是后来这类事的发端。这个团体的核心由“封印结”组织中更好战的成员（拉夫伯勒和维利尔斯）及威洛比勋爵组成。威洛比勋爵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长老派成员及巴巴多斯岛的前总督，在17世纪50年代早期发生的加勒比海地区岛屿纷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是阿莫勒在英格兰与威尔士交界的“边界地区”的联系人。这个团体的成立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归功于查尔斯·戴维森造访国王在巴黎的流亡宫廷，戴维森是北方保王党的代表人物，他对海德和奥蒙德奉行的隐忍的实用主义方针持批判态度。1654年7月，史蒂芬斯向国王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接下来的第二个月，阿莫勒又给查理写了封短笺，当时查理被逐出巴黎，暂住在德国亚琛。这封信给国王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叛党的国务会议在继承人问题上产生分歧”。保王党终于找到了克伦威尔政权的软肋（这个政权从建立之初就根基不深）。作为回应，国王建议对那些与克伦威尔政府闹翻的前议会支持者予以大赦。需要特别争取的对象就是那些长老派成员，比如柴郡的显要人物乔治·布兹，以及身在首都的理查德·布朗少将，对他们来说，“普莱德清洗”和处决国王的痛苦一直萦绕心间。
克伦威尔以高压手段无视议会的存在，这就为保王党和有限君主制支持者结盟打开了大门，这种可能性非常大，因为他们都反对革命政治。双方都开始动作。威洛比在1653年年底就已经与流亡宫廷取得联系，随着史蒂芬斯集团的阴谋向前推进，1654年9月，威洛比再次主动联系国王一方。他在给国王的一封信中甚至声称，可以说服托马斯·费尔法克斯这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归顺。议会军队总司令费尔法克斯曾强烈反对审判并处死查理一世，后来他于1650年辞职，不愿领导议会对苏格兰的远征作战。有传闻说，他将支持英国北方地区（那里是他的老家）的起义，而其他人则担心费尔法克斯继续效忠护国公，尽管可能是迫于无奈。虽然费尔法克斯被大众认为是一个“值得钦佩的人”，不会背信弃义，但一些更狂热的保王党人置事实于不顾，强烈反对拉拢费尔法克斯。20
这位流亡在外的国王对费尔法克斯支持他复辟帝制的可能性抱以极大的热情。1654年7月6日，他给费尔法克斯的妹夫亨利·阿灵顿写了一封信，信中承诺国王已经“忘记了他做过的所有错事”。尽管国王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但费尔法克斯的态度仍然让人难以捉摸，因此，查理在9月26日改变了策略，他致信约克郡的保王党人菲利普·蒙克顿，说也许可以通过罗切斯特伯爵与费尔法克斯接洽，因为罗切斯特伯爵一直想娶费尔法克斯将军的女儿威妮弗蕾德为妻。但这一切努力都变得有点让人失望。求贤若渴的查理降低了预期，坚持认为，“绝对有必要”派代理人与威洛比取得联系。然而，直到1654年12月29日，爱德华·格雷报告称，尽管他“预约了好几次”，但始终没见这位大人物现身，这让欧尼尔得出结论，他只不过是“不太愿意插手此事”罢了。精明老练的威洛比很可能认为，在目前这种形势下，这种计划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长老派的首脑们不太相信保王党许诺的赦免政策。海德在这种大背景下坚持他的原则，显得谨慎而务实。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一些长老派对这个阴谋很有信心，至少名义上是这样的；这些人当中就包括乔治·布兹，他的儿子约翰·布兹上校与罗切斯特和欧尼尔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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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克伦威尔政权更激进的反对者又怎么样呢？那些共和派与托马斯·斯科特和亚瑟·黑塞尔瑞格一样，对克伦威尔背叛“古老而美好的事业”怀恨在心。自从1653年4月克伦威尔驱散残缺议会后，这些“桀骜不驯的少数派”的代表人物就一直激烈地抨击现政权。尤其是理查德·奥弗顿，瑟洛对他越来越怀疑。奥弗顿1646年出版了《千万公民的抗议书》这本小册子，这被认定是平等派运动的创始宣言。奥弗顿在意识形态上拥护共和政体，对苏格兰的一切事物都怀有深深的仇恨，他对解散议会和处决国王都持批评态度。尤其是克伦威尔，让他感到特别愤怒，奥弗顿指责护国公是用一种“新君权”取代了旧君主制。在黑塞尔瑞格、布拉德肖和斯科特策划的新阴谋中，他们将首先控制住蒙克将军，把他指挥的这支驻扎在苏格兰的三千多人政府军交给奥弗顿，然后由奥弗顿率军南下，在多个地方与军队中较为激进的分子会合，会合地点中就包括备受崇敬的马斯顿荒原战役所在地。但这个计划最终没有成行。蒙克将军事先得知了这一阴谋，逮捕了奥弗顿，并把他押解到伦敦，由于伦敦的正当法律程序执行陷入停滞状态，他未经审判就直接被监禁四年。21
与此同时，奥弗顿的平等派同僚约翰·怀尔德曼（他是克伦威尔政府的眼中钉）写下了《军中几位上校的谦卑请愿书》，并四处散布，上面有约翰·奥基、托马斯·桑德斯和马修·阿留雷德的签名。这本小册子强烈批评克伦威尔绕过议会进行统治的决定，呼吁废除《政府约法》，实施1648年由激进的军官委员会起草的《人民公约》。1654年10月，请愿书被截获，三名军官被捕。他们得到了宽大处理。奥基接受了军事法庭审判，被判无罪（支持者仅比反对者多出两票），他辞去了军中职务；桑德斯未经审判被释放；阿留雷德是唯一被投进大牢的人，这倒不是因为他在请愿书上签名，而是因为他煽动爱尔兰叛乱。
克伦威尔引用《圣经》中的句子这样形容那些秉承千禧年清教主义的第五王国派煽动动乱者，他们幻化出“所多玛的硫黄和无底坑冒出的烟”，对这个政权发动一系列暴力攻击。22而且，收集的情报表明，保王党人组织的暴动迫在眉睫，在这个关头，克伦威尔召开两次特别会议，一次是把第五王国派的主要支持者召集在一起，包括哈里森、里奇、卡鲁、休·考特尼、亚瑟·斯奎布和亨利的弟弟克莱门特·艾尔顿，卡鲁在会上告诉克伦威尔说，当他解散贝尔朋议会的时候，他就“从耶稣基督的头上摘下冠冕，然后戴在了自己头上”。他们拒绝维持现在的和平状态，反对权力来自人民的议会，因为“所有权力属于基督”，克伦威尔肯定至少部分同情这种观点。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克伦威尔后来的态度有所变化，即当他与国务会议商讨完此事后，克伦威尔提出，如果第五王国派悄悄告退回乡，就可以对他们免予起诉。不出所料，第五王国派拒绝了克伦威尔的慷慨提议。兰伯特的主要竞争对手哈里森少将则在斯塔福德郡被软禁，哈里森少将曾经与克伦威尔走得非常近，一直都是反对派中引人注目且非常有号召力的焦点人物。哈里森获释时，克伦威尔亲自警告他：“不要对那些骗人的伎俩执迷不悟，陷进去的结果就是自我毁灭。”但哈里森坚持这样做，他于1655年2月15日再次被逮捕，并被送往卡里斯布鲁克城堡囚禁，气数已尽的查理一世曾经就被关押在那里；在护国公制存续的大部分时间里，哈里森一直身陷囹圄。23
仅仅十天之后，克伦威尔就接见了贵格会领袖乔治·福克斯ae。虽然福克斯从头到尾把克伦威尔呵斥了个遍，但克伦威尔还是拉着福克斯的手说：“下次来我家，如果我们能聊上一小时，我们就能更加亲近了。”24鉴于人们对福克斯领导的宗教运动普遍持怀疑和恐惧态度，这是一个非常不一般的表态。那天晚上，在释放福克斯之前，克伦威尔甚至邀请福克斯在国宴厅用餐（福克斯自然拒绝了），全然不顾弗朗西斯·哈克上校等人的激烈反对，哈克上校曾监督国王的处决，现在负责福克斯家乡莱斯特郡的安全工作。
克伦威尔希望能提醒公众，保王党和军队中的激进分子（比如军中的平等派）之间可能结成联盟。对护国公和他的间谍组织首脑来说，这并不完全是他们臆想出来的。苏塞克斯郡的保王党人亨利·毕晓普上校是平等派怀尔德曼的朋友，他声称自己已经被国王委以军职，“处理平等派相关事宜”。就连一向冷静持重的海德也认为，这支军队（保王派将其称为“阿切尔先生”af）可能会“为我们开创事业”。但是，除了激进的少数派的一厢情愿，国家的军队是不应该调转枪口的。瑟洛着眼的是更宏伟的图景，他高瞻远瞩地给出这样的判断：“军队远没有落入这些人手中，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为了维持政府现在的稳定状态，他们将出生入死。”议会一直试图淡化《政府约法》，因为这部宪法与1647年军队的宣言——实际上就是1648年军官委员会起草的《人民公约》——如出一辙。看到议会的议员不遗余力地想修改宪法，1654年11月，陆军军官与克伦威尔会面，以捍卫《政府约法》。总体说来，政府的利益所系和军队是一致的。在此之前的10月份，克伦威尔用加薪这种最传统的方式解决了强大的海军冒出的不满情绪，此举也让海军忠于他的领导。这个政权几乎完全控制了这个国家，它的人民厌倦了战争，宁愿安定也不愿暴动。
注释
v 火药阴谋发生于1605年，一群亡命的英格兰乡下天主教徒试图炸掉英国议会大厦，并*害正在其中进行议会开幕典礼的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和他的家人以及大部分新教贵族，阴谋并未获得成功。（译者注）
w “勤王者”是苏格兰长老会成员，当国王被关押在怀特岛的卡里斯布鲁克城堡时，他们与查理一世于1647年12月秘密订立协定：苏格兰派军队帮助查理一世恢复王位，解散现存议会和军队，而查理一世则答应在英国全国推行苏格兰人信奉的长老会教义。
x 英文原文写作“Mr. Cross”，意思是跨过英吉利海峡逃亡在外。（译者注）
y 这种措辞援引克伦威尔1654年9月4日在议会演讲中说的话。
z 霍布斯从内战中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教训：政治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对拥有统治权的国家的需要。
aa 《钓客清谈：做人与生活的境界》是重印次数排名第二的最受欢迎的英文书籍之一。
ab 阿卡迪亚是存在于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大区，被誉为“伯罗奔尼撒的粮仓”，拥有半岛上最广袤的农田。西方国家广泛将这个名称用作地名﹐引申为“世外桃源”。
ac 第二世萨默塞特公爵的第三子。
ad 1984年10月，布莱顿大饭店发生爆炸案，克伦威尔式的人物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她的内阁成员差点在爆炸中丧生。几个小时后，爱尔兰共和军宣布：“今天，我们运气不好，但请记住，我们只需要走运一次就行，但你们就必须永远幸运才行。”17世纪中叶的恐怖分子应该也是这么想的。
ae 贵格会创始人乔治·福克斯因信仰的神秘主义特色以及拒绝抵抗复辟王朝而遭到克伦威尔政府的屡次监禁和迫害，最后一次被捕是因为福克斯传教时经常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当局害怕福克斯煽动如此之多的信众推翻政府，因此将他逮捕并带到伦敦与护国公会面。（译者注）
af 英文原文写作“Mr. Archer”，在这里以“弓箭手”指代军队。（译者注）
注释
1.C. H. Firth, The Last Years of the Protectorate, vol. 1 (London, 1909), pp. 24–25.
2.Clarendon State Papers, vol. 3, pp. 135, 181; Nicholas Papers, vol. 2, p. 3.
3.Antony Fletcher, ‘The Coming of War’, in John Morrill (ed.), Reactions to the English Civil War, 1642–49 (New York, London, 1982), p. 39.
4.Secretary Hatton to Nicholas, Paris, 1 November 1649, quoted in Geoffrey Smith, Royalist Agents, Conspirators and Spies: Their Role in the British Civil Wars (Ashgate, 2012), p. 148.
5.Clarendon, Rebellion, vol. 7, p. 299.
6.David Underdown, Royalist Conspiracy in England 1649–1660 (London, 1960), p. 21.
7.Daniel Defoe, The Memoirs of a Cavalier (Edinburgh, 1812), p. 2.
8.Thomas Hobbes, Leviathan (1642–51), 21;21.
9.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Venice, 1655–6, p. 148.
10.Underdown, Royalist Conspiracy, pp. 157–8.
11.See Smith, Royalist Agents.
12.Geoffrey Smith, ‘Sir Nicholas Armorer’,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Biography.
13.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Venice, vol. 3, pp. 142–3.
14.Timothy Venning, ‘John Thurloe’,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Biography. D. L. Hobman, Cromwell’s Master Spy (Abingdon, 1961).
15.H. N. Brailsford, in Christopher Hill (ed.), The Levellers and theEnglish Revolution (Redwood City, CA, 1961), p. 492.
16.Philip Aubrey, Mr Secretary Thurloe: Cromwell’s Secretary of State,1652–1660 (London, 1990), p. 98.
17.Alan Marshall, ‘Joseph Bampfield’,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Biography.
18.Smith, Royalist Agents, p. 176.
19.Underdown, Royalist Conspiracy, p. 106.
20.Ibid. pp. 93, 224–5.
21.B. J. Gibbons, ‘Richard Overton’,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Biography.
22.See Bernard Capp, The Fifth Monarchy Men: A Stud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ish Millenarianism (London, 2011).
23.C. H. Firth, ‘Cromwell and the Insurrection of 1655’, The EnglishHistorical Review, 3/10 (April 1888), pp. 323–50.
24.George Fox, Autobiography (1694), Chapter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