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写过的“穿行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歌"之十四：伤心的电视
十年前的乡村里，电视机寥若晨星。而就在那时候，叔叔走在前头地从县城运回了一台。叔叔在村水电厂工作，每月挣100来块，这在当时村里人来看，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叔叔买回电视机那天，堂弟大傻兴奋得像一只捉到虫的公鸡，到处乱串，逢人就讲。堂弟虽小我一岁，但却比大伙们都来得凶，在我们整日百做不厌的游戏里，堂弟是最会赖的一个，我们大伙最讨厌他。而在当日我们却像从不曾发生过什么似的，众星捧月般的簇拥着他：大傻他家买电视了，县城买的。村里人惊诧不已，就问什么样，大傻就趾高气扬地用手比划着电视机的轮廓。
左邻右舍忙歇下手中的活赶到叔叔家看，电视机已被端端正正地摆在八仙桌上，还给它披了一件花衣裳。叔叔就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中操作起来，拧拧这，电视机就显出了人像，接着捏捏那，又马上传出声来......村里人早已看得目瞪口呆了。有人不禁问，多少钱？三百五十块。村里人吓得倒吸了口凉气，那得锄多少下茶畔啊，就荷锄背筐怅然走了。
路上收工回来，叔叔家的电视机前早已坐满了村里人。他们时而张着嘴大笑，时而捏着拳捶胸顿足，完完全全地走进电视。而叔叔那时候却没有看电视，他只是背着手踱来踱去，脸上灿若桃花。就在叔叔家热闹非凡的时候，我跑回寂寞冷清的家里，吞吞吐吐地问母亲（母亲平日比父亲来得宽容），我能否去叔叔家看电视。话音刚落，父亲就走过来拍了我一巴掌，两道寒芒暴射。我当时害怕极了。其实我也明知父亲绝不会答应。我们与叔叔家一直是断交，从我懂事起，我就没见过我们友好地交流过。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我知道父亲不允许我去看电视的原因。
父亲小时其实很聪明，读初中班时成绩总是甲乙丙丁四个班第一名。后来遇上文化大革命，父亲辍学回家，从此在田野上劳作。叔叔不一样了，读完高中参了军，然后退伍，安排在村水电厂，然后很骄傲地过日子。
那时的电视像比现在的电视好看。有《霍元甲》、《一代枭雄》、《血凝》等。家境的贫寒让我只能用“听电视”来满足那爱看电视的小小心灵。孩子是最禁不起新东西的诱惑，他会想方设法去寻找满足的方式。有一天，我终于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一个看电视的“好”地方。我家厨房的内屋，专门堆柴禾之类用的。内屋有一窗户，可以看到荧火屏的侧角。但我已经太满足了。天刚黑，我就背着用旧布缝成的书包告诉母亲，我要去对面鸟蛋家做功课，然后趁母亲不注意，悄悄地溜进厨屋的内屋，瞪大着焦渴的眼睛，生怕漏掉任何一个镜头。
偷看电视是急需讲究工夫的。遇上好笑的，你要憋着不做声，遇上伤悲的，你不能嘘出声（孩子极易动感性，这点困难性最大），母亲走进厨房，你要蹑手蹑脚闪到门后；叔叔家有人走到窗前，你要立刻装着捡柴禾的动作......尽管如此，我还是看得有滋有味。记得看完了《陈真》，我就学着陈真又捣又踢，并用嘴跟着“套路”配音，惹得母亲直骂我不正经。后来电视播了《霍东阁》，我就向同学炫耀，我叔叔那电视播的《霍东阁》好看极了，好人把坏人打得落花流水......有人哈哈大笑，他说我傻，以为只有我叔叔家那电视才播得那么好看。全村的电视都播一样的节目，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新鲜事......
后来，村里人陆陆续续买了电视，父亲也托人买回了一台，十四英寸，珊瑚牌，黑白的，跟叔叔家的一模一样。几年后又更换了大彩电。我也考上大学，参加了工作。工作紧张，我很少看电视了，倒是我回家常看到父亲不时用细布拂拭着那台旧珊瑚，然后小心地打开看。看得少，音像效果很差。父亲说，东西最怕放，一放就坏。
前阶段，接到家里电话，说父亲膝盖骨手术，躺在床上，话也不说，东西也不吃，净开着那台旧珊瑚，愣愣的一看就是半天。我听了心里酸酸的，想起那台旧珊瑚，想起父亲，想起那段偷看电视的岁月，泪就流出来了。
（写于1997年6月，发表于1997年7月25日《泉州晚报》）
章剑峰，男，一个尽量把华语流行音乐的文化属性说清楚的中年油腻大叔，1976年3月出生于福建省安溪县，中文系毕业，曾任机关报编辑、记者， 后自主创业至今。业余时间爱音乐爱写作，发表诗歌散文若干、获奖若干。2011年受天涯论坛邀请开设“剑峰说星”专栏，发表音乐随笔，后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歌迷》。《歌迷》一书在各新华书店及京东、当当、亚马逊等网上商城均有销售。2013年郑州国际书展上该书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参展书籍中销量冠军。《歌迷2：耳朵的陶醉》、散文集《城市鸟声》待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