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人入侵地球，星际大战一触即发”“见血封喉的死光、*戮成性的外星人会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你还认为这是广播剧，或者科幻小说描述的场景吗？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当美苏以各种手段争夺德国科学家、争相进行核试验、研发原子弹时，一场真正的世界争霸战正在以科学的名义拉开序幕……
4 不是科学幻想，而是科学真相
1938年的万圣节前夕，在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播出了一则根据维多利亚时代科幻小说《世界争霸战》（ The War of the Worlds）改编的故事后，整个新泽西州陷入了一场巨大的恐慌之中。很多正在收听这个直播节目的人们相信，火星人即将从新泽西州入侵地球，并且美国将会有大量人员伤亡。“女士们、先生们，”节目主持人说道，“现在我们暂停播放舞曲，插播一则特别新闻。”他告诉听众，一颗巨大的、熊熊燃烧的陨石在新泽西州首府特伦顿以北22英里处格罗弗磨坊（Grover’s Mill）地区的一座农场中坠落。
饰演卡尔·菲利普斯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弗兰克·雷迪克宣称当时自己正在事发地点，并且立刻进行了现场报道：“这个物体看起来不太像陨石，”菲利普斯声音颤抖地说，“而更像一个巨大的圆筒，它的金属外壳肯定来自外星！”很快，这起事件就从无伤大雅发展到了恶意作俑，菲利普斯开始惊声尖叫：“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可怕的事情！有人从空筒的盖子里爬了出来！”菲利普斯接着描绘道，“这些外星生命开始扭曲着自己的身躯，钻出了坠毁的飞行器。他们的个头像熊一样高大，而四肢是像蛇一样的触角。”“树林着火了。”菲利普斯高喊。“仓库被付之一炬，停车场上汽车的油箱也燃起了冲天火光。”收音机旁的人们只听到一片哀嚎，紧接着便是万籁俱寂。显然，那名记者已经死于非命。接着，一名自称是内政部长的男子语调沉重地打断了这次直播。“美国同胞们，”他宣布，“我无意掩饰，当前局势的紧急程度已经危及全国。”数十人在此次事件中丧生，其中包括新泽西州的警务人员。美国军方已经开始采取行动。纽约市接到了全体疏散的命令。星际大战一触即发。
尽管这档晚8点的广播节目从一开始就发表了一则简短的声明，表示该故事是根据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小说改编的一部科幻作品，但还是有不计其数的美国民众相信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许多听众在收听过程中纷纷打来电话，以确认这则消息的真实性，结果却获悉其他电台全部中断了自己的节目，并且开始追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火星人入侵事件的独家现场报道。成千上万的听众打电话到广播电台和警察局，使得电话交换台一度陷入瘫痪。各大医院也说，因为情绪失控和震惊过度而入院的人数也在持续攀升。虽然新泽西州警察局通过内部通讯系统发布了一份电传，指出该广播剧的内容“纯属虚构”，但是人们的恐慌情绪已经超出了当地执法部门的控制范围。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人们开着满载货物的车辆竞相逃亡。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是世界末日的前奏。
次日清晨，《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刊登了一篇题为“广播剧以假乱真，诸听众一片恐慌”的报道。全国上下关于“人民流离失所、教堂人满为患、交通严重堵塞、通讯信号中断”的报道纷至沓来。整个晚上，从哈莱姆到圣迭戈的教堂里，人们纷纷祈祷上帝的救赎。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共有12 500篇新闻报道对广播剧《世界争霸战》进行了讨论。联邦通信委员会也对此事展开了调查。但鉴于对言论自由的尊重，最终决定不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行任何处罚。联邦通信委员会没有权利“决定广播节目应该说什么和不应该说什么”，T.A.M.克雷文委员解释说，“公众也不希望看到一个奴颜婢膝的广播电台。”
1938年的《世界争霸战》节目导致举国上下人们的恐惧感日渐增长。2周之前，阿道夫·希特勒的铁骑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欧洲的安全前景变得扑朔迷离。对于处在大萧条时期的大多数美国民众来说，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雷达、喷气引擎和微波等新发明层出不穷，他们深刻地意识到，在很大程度上，科技将会影响这场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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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争霸战》在电波中传出的那一刻起，这部广播剧就开始对美国军方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虽然要经过严格审查，还是有大量“军中听众”就这一话题对美联社记者谈起了自己的看法。“最让军中听众感到震撼的是，这部广播剧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情感效应，”这位军官告诉记者，“成千上万的官兵相信，一场真正的侵略战争已经拉开序幕。因此，他们表现出了实战当中可能出现的种种症状，比如恐惧、惊慌、坚定、绝望、勇敢、激动或者听天由命等等。”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战争中，政府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与无线电台进行密切合作。”然而，有一点这些军官们全都只字未提。
实际上，最让战略家和决策者们感到担心的是，区区一个广播节目竟然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颠倒是非、混淆视听。对于这起纯属子虚乌有的风波，美国采取了实实在在的行动。整个局势乱作一团。这种控制民众的做法闻所未闻，但现在却成了无可辩驳的事实。
让政府官员感到震惊的是，一个广播节目竟然可以对人们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不仅是美国，阿道夫·希特勒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柏林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了美国民众对于广播剧《世界争霸战》作出的失控反应，指出这正是“民主制度腐朽没落的证据”。事后人们还发现，斯大林也曾关注此事。对于这部科幻广播剧造成的巨大影响，罗斯福总统的高级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也不禁感到忧心忡忡。后来，他曾经告诉自己在卡耐基学院的同事W.卡梅隆·福布斯，正是公众惊慌失措的情绪为他敲响了警钟。3个月后，广播中再次传出令人不安的消息，不过这一次不是科学幻想，而是科学真相。
1939年1月26日，卡耐基学院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准备对外界公布核裂变这一重大发现。当发言人宣布2名德裔科学家成功地分裂了原子时，不少与会的物理学家立刻跑到了屋外。这一发现既意义深远，又极具毁灭性。如果科学家能够分裂一个原子，那么他们一定能够制造一系列分裂原子的连锁反应，从而释放巨大的能量。
3个月以后，据《纽约时报》报道，在这场新闻发布会的一次后续会议上，人们曾就“某个科学家利用极少量铀炸毁大片陆地的可能性”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世界正面临着某种可怖的前景。《波士顿先驱导报》在一篇题为“科学界发现真正的弗兰肯斯坦”（《弗兰肯斯坦》，即“ 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是英国作家玛丽·雪莱于1818年创作的一部小说，讲述了疯狂的科学家弗兰肯斯坦在实验室制造出一个人形怪物并且最终与其同归于尽的故事，而弗兰肯斯坦也成了科学怪人或作法自毙的代名词。——译者注）的报道中进一步解释道，在当今世界，“一个肆无忌惮妄图征服一切的独裁者，完全有可能把波士顿、伍斯特和普罗维登斯从地图上抹去。”但是，万尼瓦尔·布什却不同意舆论的这种看法。原子分裂这一发现带来的“真正危险”，他告诉福布斯，“不在于原子能本身，而在于公众对自己无法理解的事情产生的恐慌情绪”。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布什还提到了广播节目《世界争霸战》所导致的结果作为例证。
事实证明，原子能已经远远超出了以往任何一种人工方式产生的能量。在科学家宣布发现原子分裂的6年7个月之后，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转眼之间就将这两座城市夷为平地，造成25余万居民死亡。（由于当时日本官方没有公布广岛、长崎两地平民、驻军以及劳工、俘虏的准确人数，所以具体伤亡人数至今仍然众说不一。——译者注）罗斯福总统任命万尼瓦尔·布什为“曼哈顿计划”的主管，负责制造原子弹。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黑色行动，而布什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夫。
当日本帝国投降以后，万尼瓦尔·布什并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欣喜若狂，而是开始考虑下一步计划。在接下来的18天里，万尼瓦尔·布什眼睁睁地看着斯大林挥师东亚，将苏联红军部署在库页岛、朝鲜、中国及其陆路口岸满洲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布什的思路变得更加清晰。他告诫杜鲁门总统不要相信苏联人。要想在未来的战争中挫败这个新的敌人，美国需要更加先进的技术。上一场战争或许已经结束，但是科学研究绝对不能就此止步。
在国人对和平额手相庆之际（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后，民意测验显示，超过85%的美国民众对这一行动表示赞成），万尼瓦尔·布什和战争部的官员开始计划再次进行核试验，并且希望能够于次年夏天在太平洋的马绍尔群岛进行一次模拟水下核战。他们将要在比基尼环礁一个深深的潟湖中使用核弹炸毁数十艘被俘的日本和德国军舰，从而向世界展示美国这种新式武器强大的震慑力量。这就是“十字路行动”。从这个代号中可以看出，这次行动标志着美国的战略导向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美国向苏联暗示，它已经决意在未来的战争中使用核弹。
5 “十字路行动”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十字路行动”开始在比基尼环礁大规模展开。比基尼环礁是一座周长约25英里的红色珊瑚岛，岛的中间是一个湛蓝的潟湖。在1946年7月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有人曾经提醒美军不要身着红色泳裤在湖中游泳，因为那里到处都是梭鱼。据说这种长着毒牙的生物会在事先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对游泳者发起袭击。
比基尼环礁上共有167名土著，他们的国王名叫朱达。但是从1946年7月以后，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再也没有出现在这座岛上。美国海军将这些土著疏散到了比基尼环礁以东125英里的朗格里克环礁上，并且告诉他们，即将进行的3次核爆试验有可能会暂时为他们的国土带来不安全因素，但是却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
在这座珊瑚岛的海滩上，一位名叫艾尔弗雷德·奥唐纳的年轻人正躺在自己的活动房屋里，海风呼啸，暴雨猛烈地敲击着经过加固的金属屋顶。他辗转反侧，夜不成眠。“这是因为我担心的事情太多了。”奥唐纳解释说。虽然事隔60余载，他还能够清楚地回忆起开展“十字路行动”时的情形。“事情会一切顺利吗？爆炸会不出意外吗？”让这位年仅24岁的武器工程师最为担心的是环礁中的海洋生物。“假如有一只章鱼碰到了炸弹上的某根电线会怎样？或者有东西被撞歪了会怎样？”奥唐纳所说的电线从比基尼环礁上水泥工事里的控制点开始，一直延伸到海洋深处一枚代号“贝克”、爆炸力为2.3万吨的原子弹。美国海军第一特遣队的队员为这枚炸弹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比基尼的海伦。就像特洛伊战争中的海伦一样，这些水兵说，核武器是一种致命的诱惑。
作为“十字路行动”中军方负责连接和引爆原子弹的主要成员，初出茅庐的奥唐纳深感责任重大。“5年前，我还只是波士顿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那时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将来能够成为一名棒球职业选手。”奥唐纳回忆道。1941年，尚在读高中的奥唐纳就已经因为423的出色击球率加入了波士顿勇士队。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后，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在和露丝结婚后，奥唐纳参加了海军，并且开始学习无线电和电子技术。由于天资聪颖，他很快就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战争结束返回波士顿以后，奥唐纳被神秘地招聘到大型国防合约商雷神生产公司工作，而万尼瓦尔·布什正是该公司的创办人之一。在签署合约时，奥唐纳并不清楚这份工作的具体内容。招聘人员告诉他，在获得一定的安全级别后，他会进一步了解到更多细节。“当时我并不懂得什么是安全级别。”奥唐纳回忆道。一个月后，他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曼哈顿计划”的成员之一。奥唐纳被调往一家小型工程公司，该公司名称是以麻省理工学院3位创办人的名字命名的，即埃杰顿、格梅斯豪森和格里尔，后来简称为EG&G。奥唐纳就是在那里跟随轰炸日本原子弹点火系统的发明者赫伯特·格里尔学习如何为核弹布线的。
“我记得随后便接到命令，让我于1946年夏天前往比基尼环礁，”奥唐纳说，“我本来不想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曾经在那里出生入死，海面上到处都漂浮着年轻士兵的尸体，所以我发誓再也不会回到那个地方了。当时露丝和我正准备要孩子，她同意让我去，所以我就来了。”他接着说道：“我非常想念露丝。感谢上帝，她*了，不过我还是很担心她在波士顿家中的状况。她能自己顺利地把垃圾带到门外吗？”当时共有4.2万多人齐聚比基尼环礁，见证“十字路行动”这一历史时刻。奥唐纳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因此根本无法安然入睡，总是为炸弹上的电线是否连接好而感到忧心忡忡，唯一能够让他忘记这些的就是露丝。
在比基尼环礁的另外一个地方，理查德·萨利·莱格霍恩上校俨然成了一名战争英雄。莱格霍恩留着两撇胡子，相貌英俊潇洒，看起来就像是电影《一夜风流》中的克拉克·盖博。莱格霍恩是第一特遣队第五大队二分队的指挥官，也是负责从空中拍摄核弹爆炸场面的主要飞行员之一。每逢下午，莱格霍恩就会和海军导航员一起演练飞行线路，以便让自己在核爆当天顺利进入原子云的可视范围之内。虽然理查德·莱格霍恩只有27岁，但他已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在诺曼底登陆的战场上，他是进行侦察拍摄的最年轻的军官。“理查德·莱格霍恩不畏艰险，深入西欧硝烟弥漫的防空据点，拍到了大量桥梁、铁路中枢、空军基地和其他目标的照片。”美国陆军航空军不无骄傲地说。莱格霍恩拥有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位，是一位物理学家。他热衷于摄影理论，因此在战后来到了伊士曼柯达公司工作。直到1946年初，海军将他召回，莱格霍恩临时加入了“十字路行动”。在新墨西哥州的罗斯威尔空军基地接受训练后，他载着军方最尖端的摄影器材飞越太平洋，来到了比基尼环礁。很快，莱格霍恩就会驾驶飞机在蘑菇云的上空翱翔，并且对军舰遭受核弹攻击后的情形进行跟踪拍摄。
在指挥中心，柯蒂斯·爱默生·李梅使劲踩灭了地上的烟头。他正在重温“十字路行动”的步骤和规定。年仅39岁，李梅就已经作为在二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物登上过《时代》周刊的封面。45岁时，柯蒂斯·李梅又成为美国军中继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以来最年轻的四星上将（Ulysses Simpson Grant，1822年4月27日～1885年7月13日，美国军事家、陆军上将和第18任总统，1866年4月晋升陆军上将——译者注）。他肤色深暗，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而固执己见的性格更是尽人皆知。李梅曾经率领美军，对包括东京在内的一系列日本城市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当凝固汽油弹无法结束太平洋地区的战事时，杜鲁门总统授权李梅指挥位于提尼安岛的509轰炸大队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
柯蒂斯·李梅一向不苟言笑。每当他说话的时候，更像是在咆哮。在评论家们看来，他之所以会成为一位冷酷无情、老谋深算的军事战略家，与他坎坷的身世不无关系。李梅的父亲酗酒成性，所以他不得不在年纪尚幼时就独自撑起家庭的重担。7岁那年，他曾经为隔壁的老奶奶打麻雀，以换取每只5美分的酬劳。虽然新闻记者I.F.斯通讥讽他是一个“开着喷气式轰炸机的野人”，但是李梅却深得部下的爱戴。在这些人的眼中，李梅不是一个只会调兵遣将的军官，而是一个亲自披坚执锐、身先士卒的统帅。在太平洋战场上，李梅经常一马当先发动空袭。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李梅就已经开始思考未来的军事战略。从“十字路行动”起，他对美国空军的个人影响无人能及。作为美国陆军航空队伍空军方面负责进行研究开发的副主管，李梅也亲自来到比基尼环礁，以便对核弹究竟能够在未来美苏之间的海战中发挥多大威力进行实地观测。
“十字路行动”的声势如此浩大， ①因此有人将其喻为“轰轰烈烈的世界末日”。对于那些尚不知道二战业已结束的人们来说，当天比基尼环礁上的景象仿佛是一场梦幻。在一批美国退役的巡洋舰和驱逐舰旁，停泊着一排排被俘的德国和日本战舰。每一艘舰艇的占地都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它们个个体型巨大、威力惊人，其力量加在一起更是无与伦比。此外，在太平洋底的铁锚上，还系着8艘潜水艇。也就是说，洋面上漂浮着超过100万吨在战争中变得千疮百孔的钢铁。这些舰艇上空无一人，但是在南太平洋落日之前，却有成千上万的猪、羊和老鼠被关进铁笼或戴上脚镣运了上来。它们将和这些舰艇一起经历即将到来的核爆。有些动物的脖子上戴着金属牌，有些的耳朵上用盖革计数器（又叫盖革-米勒计数器，是一种用于探测电离辐射的粒子探测器，至今仍然被广泛应用于核物理学、医学、粒子物理学及工业领域。——译者注）做了标记，因此海军部门能够准确掌握生物在核弹爆炸中的存活率。在距离潟湖以西40英里的地方，阿尔弗雷德·奥唐纳站在一艘观测船甲板下的控制室里，负责监测控制舱里的动静。在他头顶的甲板上，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陆军上将、海军上将和一些政界要人正在满怀希望地急切等待着。他们都戴上了深色的、光密度为4.5的护目镜，以防核爆产生的强烈光波造成双目失明。奥唐纳小心翼翼地操纵着面前的仪表盘。还有60秒，他看到自动定序计时器上的数字正在不断跳动。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发射系统将进入自动控制模式。随着信号依次通过DN-11继电系统，示波镜上的波形也从左至右不停移动。只剩下10秒钟、5秒钟，引爆信号开始闪烁，2秒钟，发射信号猛然迸现。
时间到。
直至最后一秒，奥唐纳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控制仪，因为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其间一旦出现故障，他必须立刻向指挥官汇报。但是一切正常，信号正通过海底电缆急速向一枚代号为“贝克”的核弹传输。如果跑得够快，奥唐纳就可以及时赶到甲板上，亲眼目睹爆炸时的场景。于是他飞一般地冲出控制室，猛地拉上护目镜。他站在甲板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海上的空气。他什么也看不见。透过护目镜，伸手不见五指。奥唐纳凝视着漆黑的天空，整个世界万籁俱寂，仿佛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在一片静默中，他只能听到身旁人们的呼吸声。奥唐纳面向潟湖，松开栏杆，朝着甲板前方又走了几步。对于控制按钮到核弹之间的距离以及信号传输所需的时间，他无疑了若指掌。数秒以后，信号将抵达终点。
一道炫目的强光过后，黑暗便不复存在了。接着，天空又划过一道似乎比太阳还要耀眼的光芒，将奥唐纳面前的世界化作一片火红。他看到一股巨大的洪流从湖底涌起，蘑菇云逐渐成形。“太可怕了！太恐怖了！它越变越大，”奥唐纳回忆道，“简直就是一个庞然大物。好像一片片巨大的花瓣正从一个硕大无比的花朵中绽开。花瓣向上伸展，卷曲，然后又落回蘑菇云的菌盖之下。”紧接着狂风大作。奥唐纳说：“我看到水柱开始弯曲。我目不转睛地望着蘑菇云的顶端，那里已经开始结冰。冰块碎裂开来，接着向四周散落，最后消失在一团火球之中。这是我第一次观看核弹爆炸，这一景象令我终生难忘。”
“贝克”释放出的巨大能量让奥唐纳感到目眩神迷，他一动不动地站在甲板上，凝望着远处的大海。眼前发生的一切让他不知所措，甚至忘记了即将到来的冲击波。一枚核弹造成的冲击波其速度约每小时100英里，这就意味着第一次爆炸后4分钟就可以抵达观测船。“我忘了抓住栏杆，”奥唐纳解释道，“冲击波一下子就把我掀了起来，然后猛地掷到10英尺后的隔离壁上。”他跌倒在甲板上，浑身被摔得淤青。奥唐纳心想：你真是个笨蛋！事先明明有人警告过你！
在潟湖上方的高空，理查德·莱格霍恩上校正驾驶飞机在蔚蓝的天空中穿行。在遥远的南方，他看到巨大的积云正在逐渐形成。美国陆军航空军将其派遣至爆心投影点附近，以确保在不受到蘑菇云辐射的前提下，上校能对潟湖上方发生的一切进行准确观测。眼前的景象让莱格霍恩感到目瞪口呆。他看到核弹“贝克”在水底形成的火球激起了一道烟囱模样的空心巨浪，或者说是一股放射性的水柱，这股水柱高达6 000英尺，宽2 000英尺，厚约300英尺。昔日威风凛凛的舰艇就像一个个浴缸形状的玩具一样被抛上半空。日本一艘名为“长门号”的战舰，曾经是偷袭珍珠港行动的策划者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旗舰被掷到了400码开外。美国退役的战舰“阿肯色号”虽然重达2.7万吨，也在瞬间头朝下没入水柱当中。在这次犹如地狱之火般的核爆中，共有8艘巨型战舰消失不见。假如潟湖中的这些舰艇上全部都配备了船员，那就意味着将有3.5万人在顷刻之间命丧黄泉。
莱格霍恩上校认为，当时自己在飞机上目睹的场景，正是核弹爆炸的那一刻。战争有多么残酷无情，莱格霍恩并不陌生。从1943年至1945年，他曾经深入欧洲敌占区执行过80余次侦察任务。在诺曼底登陆当天，理沃纳先后3次驾驶着一架没有配备机枪的单座飞机，只身飞越敌军的滩头堡。但是就像奥唐纳一样，时隔60余载，莱格霍恩上校仍然能够清清楚楚地回忆起“十字路行动”的所有细节，甚至还有当时的切身感受。“那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时刻。我知道，世界无法承受核战争带来的惨痛后果。”莱格霍恩说道。在当今核时代中，要想在军事上取得优势，唯一理智的办法就是通过刺探敌情掌握更多的情报，超过敌国对己方的认知。他说：“只有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我也因此萌生了发展空中侦察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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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1946年，对于苏联在伏尔加河以西尤其是乌拉尔山以西的一举一动，美国的情报部门几乎一无所知。莱格霍恩认为，如果美国能够在广袤无垠的苏联大陆上空进行秘密侦察，并且将其军事设施拍摄下来，就可以在情报方面遥遥领先。通过这些间谍活动，美国就能够了解苏联究竟拥有多强的核能力，采用了何种钚或铀处理设备，兴建了哪些船坞及导弹发射基地等等。作为一名科学家，对于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莱格霍恩可谓胸有成竹。按照他的想法，美国应该设计一种飞行高度远远超出敌方战斗机或防空导弹的尖端侦察机。在“十字路行动”当中，莱格霍恩用自己的表现证明了对敌空中侦察，也可从称作高空侦察或空中间谍理念的可行性。正是这一努力将他从国会大厅带到了美国空军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廊前。然而，他的观点却与来此对这枚爆炸力为2.3万吨的核弹“贝克”进行客观测评的另外一个人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这个人就是柯蒂斯·李梅。
李梅断然反对莱格霍恩关于空中侦察机的设想。在李梅看来，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二战中取得胜利，并不是因为常规武器，而是因为有了原子弹。燃烧弹虽然将东京化作一片火海，但是日本并没有屈服，直到美国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日本帝国才屈膝投降。关于在比基尼进行的核试验，李梅了解到许多只有少数人才能获悉的内幕。近来，参谋长联席会议一改往常，致使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战争政策发生了大幅逆转，即只有在首先受到别国攻击的情况才能参战。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了一项代号为“铁钳”（Pincher）的高度机密的新政策，允许美国军队“在必要的情况下先发制人”，而仅在一次行动中就可以投放多达30枚原子弹。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在随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这项史无前例的新政策已形成计划草案，并且于10个月后，即1946年6月18日正式生效。这无疑对李梅在“十字路行动”中的态度造成了巨大影响。
当李梅就此次核试验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汇报时，他将自己的看法概括为以下3个要点。第1个观点：“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承认拥有的原子弹数量，应当足够抵消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并且摧毁其社会和经济结构。”换句话说，在李梅看来，美国要制造的原子弹应当多多益善。他的第2个观点更为偏激：“把核武器的力量与其他大规模*伤性武器结合起来，就有可能让地球大片土地上的人们消失殆尽，只留下一片废墟。”然而，最终对美国空军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还是李梅在次年形成的第3个观点：“要想最大限度地发挥原子弹的力量，就要建立一支高效的核打击队伍。”有鉴于此，李梅认为，美国必须组建起规模庞大的轰炸机机群用于投掷核弹。
李梅的3个愿望都变成了现实。3年以后，随着他升任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参谋长联席会议获得的原子弹数量从最初的30枚飙升为133枚，以确保美国有足够的能力对苏联先发制人。他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强烈呼吁建造一种能量为原子弹数千倍的新型武器——氢弹，而这一计划的带头人正是爱德华·泰勒博士。在接下来的44年中，美国一共制造了7万枚核武器。因此，李梅对所谓的高空间谍或空中侦察方案毫无兴趣。侦察机上既没有配备机枪，也无法运载武器。李梅认为，在当今核时代，强大的军事力量才是克敌制胜的唯一法宝。
远在世界的另一端，对于“十字路行动”中所发生的一切，在莫斯科的军事堡垒克里姆林宫里，斯大林的态度截然不同。最初，苏联被美国排除在外，但是后来却邀请他们参观海军在比基尼环礁进行的核试验。苏联派遣2名代表前往观察，一名是来自苏联科学院镭研究所的物理学家和一个来自克格勃的前身国家安全部的间谍。为了掩人耳目，这名间谍的公开身份是《真理报》的通讯记者。
对斯大林来说，比基尼环礁上进行的核试验无异于美国向世界其他国家发出的一个信号：美国不会就此停止使用核武器。此时的斯大林早已疑虑重重，并且越发确信，就像4年前自己与纳粹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后，希特勒却出尔反尔突然对苏联发起偷袭一样，美国人也打算欺骗自己。然而美国人不知道的是，在观看“十字路行动”时，斯大林之所以显得成竹在胸，是因为他的核计划已经胜利在望。仅仅5个月后，苏联在一片批评声中成功地建造起第一个链式原子反应堆。此外，当时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除了原子弹以外，斯大林正在为自己的军械库开发另一种秘密武器。这种武器与恶作剧《世界争霸战》里描述的几乎毫无二致，正是它在这些可怖的帝国主义者心中播下了恐惧的种子，也正是它让惊慌失措的美国人四散奔逃。
10个月过去了。1947年5月29日，格兰德河上夜幕已经降临，在位于新墨西哥州的白沙试验场上，一群陆军科学家、工程师以及技术人员正在满怀希望地与美国的秘密武器“赫尔默斯”（Hermes）进行最后一次接触。这枚长25英尺、重达3 000磅的火箭最初被命名为V-2，即Vergeltungswaffe 2，在德语中意为“复仇”。但是赫尔默斯听起来显然更顺耳一些，因为在古希腊神话中，“赫尔默斯”是诸神的信使。
2年多前，这枚位于第33试验区的火箭曾经属于阿道夫·希特勒，与那些在二战期间“第三帝国”用于对伦敦、安特卫普和巴黎实施恐怖袭击的火箭出自同一生产线，都是由纳粹德国奴役之下的劳工制造的。二战末期，美军从德国在佩内明德的火箭制造厂缴获了近200枚V-2，并且在战争结束后将它们运往白沙试验场。“回形针行动” ②与此类似，甚至可以说更为机密，直至2011年，该项行动的所有细节仍然秘而不宣。在这次行动中，共有118名被俘的德国火箭专家重获新生，随后被带往美国的导弹试验基地。
其中两位德国科学家正在为“赫尔默斯”的试射作最后准备工作。一位叫韦纳·冯·布劳恩，是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弹道导弹，或者说是飞弹。另一位科学家是欧内斯特·斯坦霍夫博士，他负责设计V-2火箭的控制设备。1947年春季的一个夜晚，这枚V-2火箭从发射台上腾空而起，一开始速度较为缓慢，冯·布劳恩和斯坦霍夫在一旁急切地注视着。在第一个2.5秒内，“赫尔默斯”仅上升50英尺就消耗掉1 000多磅火箭燃料。但是接下来的50英尺、100英尺显然要轻松得多，火箭开始加速升空。根据物理学定律，任何事物只要具有一定的速度，就能够在空中飞行。现在“赫尔默斯”已经遥遥在望，并且在夜色中继续朝着高层空间迅速攀升。至少他们计划如此。几分钟后，出人意料的是，这枚火箭突然改变了航向。按照原定路线，“赫尔默斯”应该在面积为200万平方英亩的白沙试验场内朝着荒无人烟的北方飞行，但是与此相反，它却朝着南方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的闹市区飞奔而去。
此时，斯坦霍夫博士正在距离发射台南1英里远的一个观测点，通过望远镜密切注视着这枚导弹的运行轨道。由于在为阿道夫·希特勒工作期间，斯坦霍夫博士设计了V-2火箭导弹的制导系统，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了监测这次试射行动的不二人选。在导弹发射过程中，如果斯坦霍夫发现任何错误，就应当立即通知军方有关工程师，由他们通过远程控制迅速切断火箭助推器的燃料供应，让导弹在白沙试验场内安全坠落。然而，当“赫尔默斯”按照错误的弹道穿越埃尔帕索冲向墨西哥时，斯坦霍夫博士却什么也没有说。几分钟后，这枚火箭在墨西哥华雷斯城南部3英里处的特佩亚克公墓坠毁，而华雷斯的人口有12万之多。巨大的爆炸几乎撼动了埃尔帕索和华雷斯的每一栋建筑，也吓坏了这两座城市中的所有居民。他们“一窝蜂地打电话到报社、电台和警察局，急切地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赫尔默斯”留下了一个宽50英尺、深24英尺的弹坑，但是却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美国陆军火速赶往华雷斯以平息事态，同时大批墨西哥士兵也被派遣至现场，在弹坑四周建立警戒。此次任务以及相关人员和这枚火箭均被列为高度机密，其中的详情任何人都不得而知。为了让墨西哥官方保持沉默，调查人员立即清理了地面巨大的碗形弹坑，并且对“赫尔默斯”造成的损失进行了赔偿。但是在白沙试验场，补救工作却难以顺利展开。情报部门不得不把大量精力用于调查对这次高度机密计划进行蓄意破坏的德国科学家。对于那些曾经效命于前“第三帝国”而现在为美国政府工作的科学家，当时人们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以“回形针行动”负责人陆军军官博斯盖·韦夫为代表的一派认为，美国应当“既往不咎”，如果仍然在这些德国科学家过去一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上纠缠不休，无异于“鞭打死马，徒劳无益”。 ③按照这种看法，纳粹德国已经土崩瓦解，所以不再对美国的未来构成威胁，而苏联日渐壮大的军事力量才是美国的心腹之患。因此，如果能够将这些德国科学家网罗到美国，那么他们就不会再为苏联政府卖命。
另一些人却对此持有异议，其中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就在“赫尔默斯”在华雷斯城坠毁前的5个月，爱因斯坦和刚刚成立的“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曾向杜鲁门总统请愿：“我们认为，这些人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作为纳粹组织的知名成员和支持者，他们是否适合成为美国公民，并且在工业、科学和教育机构出任要职，美国政府应当三思而后行。”对爱因斯坦来说，与这些战犯进行交易既违背了民主精神，又是一种危险之举。
就在舆论为此争论不休时，一场内部调查也在暗中展开，而白沙试验场上的火箭研究工作却仍在继续。在那里，德国科学家已经对V-2火箭进行了为期14个月的试验。在军方对华雷斯导弹坠毁事件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又有3枚导弹从33号试验架发射升空后在军事禁区外先后坠毁：一枚落在了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的附近，另一枚落在了新墨西哥州的拉斯克鲁塞斯，还有一枚又一次在墨西哥的华雷斯城外坠毁。德国科学家将这几场灾难的发生归咎于V-2零件老化。在从德国装船运抵美国的途中，海水侵蚀了其中的部分火箭。然而，根据有关高级机密报告记载，陆军情报部门已经立案，准确对这几起事故中德国科学家的责任进行追查。战争部情报处一直监视着这些德国科学家，并且指出基地中的某些德国人“有造成安全隐患的嫌疑”。在工作之余，这些德国科学家被软禁在白沙试验场内一处面积为6平方英亩的区域。即使是对这支火箭研究团队的带头人斯坦霍夫和冯·布劳恩，军官俱乐部也不开放。就在火箭试验屡遭失败引起双方互相猜疑时，美国发生了一起不同寻常的事件。从表面上看，这起事件似乎与导弹发射毫不相干。
6 谁掌握了空中悬停技术？
1947年7月的第一个星期，有2架飞行物以惊人的速度横跨美国西南部，引起了陆军通讯团工程师们的高度关注。虽然它们仍然按照传统模式向前推进，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些不明物体却能够在飞行的间隙在空中作短暂盘旋，而这种技术远远超出了当时美国空军正在研发的任何空气动力推进系统。随着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报道同样的内容，有一件事情显而易见：雷达上显示的既不是幻象，也不是鬼影，而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物体。位于白沙试验场北部的柯特兰空军基地曾对其进行跟踪，并且一度接近了这些物体。基地指挥官下令，派遣二战中屡立奇功的飞行员肯尼·钱德勒驾驶喷气战斗机，对这些不明飞行物进行定位追踪。在此之前，这一事实鲜为人知。
钱德勒并没有亲眼看到自己正在追踪的物体，但是就在他进行长达数小时空中搜索的过程中，一架飞行物在新墨西哥州的罗斯威尔附近坠落。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掌控了局势，并且复原了机身和包括供电装置或能量来源在内的部分推进设施。经过复原的飞行物看起来迥异于普通的飞机，因为它既没有机尾，也没有机翼，圆形的机身顶部高高凸起。在1994年解密的陆军部门秘密情报备忘录中，这个物体被称做“飞碟”。最令人感到震惊的是，飞碟内部有一处显系人为的标记：沿着机舱内壁，压印着一圈用西里尔字母印刷体组成的俄语。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美国军方最担心的事情竟然变成了事实。苏联政府一定早就开始下手物色德国的航空工程师，这些工程师不仅比埃内斯特·斯坦霍夫和韦纳·冯·布劳恩更加出色，而且极有可能早在数年前就已经为德国空军研制出了这种飞行器。苏联人绝不可能仅凭自己的力量发展这种尖端技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的武器储备及其研究队伍几乎损失殆尽，人口也减少了2 000多万。那些侥幸活下来的科学家，大部分都是在“古拉格”（Gulag，是俄语“苏联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的缩略语，作家安妮·安波鲍姆将其定义为，苏联内务部主管劳动改造营并监督在押犯服刑与运输的分支行动部门。——译者注）里度过他们的战争岁月的。然而，就像美国、英国和法国一样，苏联也把那些曾经为希特勒效命的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作为战利品进行大肆掠夺，并且试图利用他们保持自己在全世界的领先地位。1947年7月，令人感到震惊的是，苏联的最高*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设法渗入到阿拉斯加边境附近的美国领空，并且成功飞越美国西部高度敏感的几处军事基地。这无疑是一次厚颜无耻的侵犯，它不仅动摇了美国国家安全坚不可摧的观念，而且挫伤了美国军队的空中防御能力。于是情报部门立刻介入其中，并且迅速掌控了整个局势。他们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下令撤回罗斯威尔空军基地关于坠毁事件的最初声明，即“一架飞碟……在罗斯威尔镇附近的一个农场上降落”，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则新闻稿，对外宣称此前坠毁的只不过是一个气象探测气球，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从此以后，为了掩人耳目，官方始终坚持这种说法。
美国当然有理由感到害怕：他们担心苏联人已经掌握了空中悬停技术，担心苏联战机能够在美国的雷达下瞒天过海，担心苏联会对自己发起致命的打击。然而，当时最让参谋长联席会议惊恐不安的是：这些苏联飞行器会不会是利用原子能推进的？更为糟糕的是，就像现代世界的脏弹一样，它们会不会传播放射性物质？1947年，美国政府仍然认为，原子弹是自己的独门武器。但是，早在1942年6月，德国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就曾经在“美洲轰炸机”的研发过程中负责监督“第三帝国”研究委员会将核物理学应用到武器制造上。在这些科学家中，也许已经有人在为苏联工作。然而，中央情报处（中情局的前身）所不知道的是，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里一个名叫克劳斯·福克斯的间谍已经盗走了原子弹的设计图，并且将其送给了斯大林。两年以后，苏联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试爆。因此，罗斯威尔坠机事件发生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当务之急就是立即推断苏联的核技术究竟发展到了哪一步。
对于军方来说，摆在眼前的事实是新墨西哥州的领空受到了侵犯，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因为这里是全国唯一一处与高度敏感武器相关的区域。白沙导弹试验场是美国秘密武器发射系统的大本营，正是在这里的核实验室和洛斯阿拉莫斯的国家实验室里，科学家发明了原子弹，并且正在研究威力为其千倍的核设施。在阿尔布开克郊外一个名为桑迪亚基地的生产厂内，装配工人正在按照阿拉莫斯的设计制造核弹，而且其体积变得越来越小。在距离此处西南45英里的罗斯威尔空军基地，第509轰炸大队是唯一一个能够运载和投掷核弹的远程轰炸队。
随后，有消息说坠机事件再次发生，致使业已错综复杂的局面变得更加危急攸关。仍在就华雷斯导弹坠毁事件接受审查的“回形针行动”科学家韦纳·冯·布劳恩和埃内斯特·斯坦霍夫被召来进行专业分析，而该行动中的另外几位航空医学专家也被带至事发地点。1947年7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在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地区及其附近坠毁的不明飞行物残骸被参谋长联席会议技术服务处收集起来，然后效仿“曼哈顿计划”开展初期为运送铀元素而制定的安全规则，不露形迹地秘密将其运出该地。
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弄清这种技术究竟来自何方，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组建了一支直接受命于陆军情报部门G-2的精英团队，开始执行一项高度机密的计划，并且将其命名为“*扰行动”。根据美国“回形针行动”科学家的证词，陆军情报部门认为，这架飞碟很可能出自沃尔特和雷玛·霍顿的设计，他们曾经是“第三帝国”的航空工程师，现在效力于苏联军方。于是，美国陆军立即下达命令，对霍顿兄弟展开搜捕。
7 争夺前纳粹科学家
二战末期，美苏两国对科学家进行了大肆争抢，但是却唯独低估了航空工程师沃尔特和雷玛·霍顿的重要性，正是他们后来在飞机制造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希特勒的飞翼式飞机便出自霍顿兄弟之手，其中包括霍顿229（也称作霍顿Ⅸ）。在二战期间，他们在德国的巴登-巴登地区研制出这种无尾飞翼喷气式战斗轰炸机，并且立即成为德军的秘密武器。陆军情报部门从莱特空军基地“回形针行动”的科学家那里获悉，有传言说希特勒曾经命令霍顿兄弟制造一种速度极快的碟形飞行器。这些科学家说也许在德国投降前夕，这种飞行器即将大功告成。这就意味着，即使斯大林没有将霍顿兄弟纳入囊中，也很可能已经拿到了这种飞行器的设计图纸和方案。
显然，罗斯威尔失事飞碟的技术含量大大超出了美国空军的能力范围。其推进系统令人叹为观止。它为什么能够具有如此迅疾的飞行速度？它是怎样悄无声息地穿越边境，又是怎样躲过雷达监测的？在美国陆军的雷达屏幕上，这架飞碟曾经一闪即逝。罗斯威尔事件发生后数周，《国家安全法》宣告出炉。也就是说，中央情报局对这起事件的调查不过是一个幌子。与此同时，成百上千来自美国陆军欧洲司令部反情报部队的军官被派往德国各地，对任何可能了解沃尔特和雷玛·霍顿下落的人进行搜索，并且跟踪和追查霍顿兄弟的所有亲属、同事、教授和熟人。这次行动急如风火，其程度丝毫不亚于盟军在二战期间为搜索希特勒原子物理科学家和核研究项目有关信息而开展的“丛林行动”（Operation Alsos）。
陆军情报部门在一份长达300页的文件记录中披露了“*扰行动”的诸多细节。1994年，直到一个名叫蒂莫西·库珀的研究者根据《信息自由法》提出查阅申请，这些文件才终于解密。在其中一份题为“对所谓‘飞碟’形状飞行物进行空中侦察的指南”的备忘录中，④详细记载了军方要求反情报部队官员搜集的飞碟技术参数，而这些特征已经在罗斯威尔坠毁的飞行物上显露无遗。
“可操作性极强，具有明显的空中悬停能力；形状近似椭圆或碟形，表面有圆顶凸起；能够高速消失或完全解体；如果出现一架以上的飞行器，能够迅速紧密编队；有可能通过人工、电动或遥控操纵进行躲避。”
反情报部队在1947年至1948年间对霍顿兄弟展开搜捕的官方记录，有些地方读起来就像间谍小说一样紧张刺激，还有些地方读起来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希望渺茫。在这次搜捕过程中，第一条真正有价值的线索来自阿道夫·斯梅卡尔博士，正是他为反情报部队提供了一系列潜在知情者的名单。从这些知情者当中，特工人员获悉了一长串令人头晕眼花的“事实”：雷玛潜藏在东普鲁士；雷玛在格丁根的英占区居住；1946年下半年，雷玛“有可能已经被苏联人”绑架。要想知道雷玛的下落，一名线人透露，必须首先找到住在巴德诺海姆的著名德国飞行员汉娜·莱契。至于沃尔特，他正在法国从事顾问工作；他最后出现在法兰克福，并且曾经到当地的一所大学里谋职；他也许在德绍；事实上他也许在苏联；他也许在卢森堡，也许在法国。其中一名线人曾是德国的科学家，对于反情报部队特工的讯问，他反唇相讥道，如果他们真的想要知道霍顿兄弟身在何方，以及他们究竟有多大本事，就应该去美国莱特空军基地，问问那些“回形针行动”的科学家。
在反情报部队盘问过霍顿兄弟的同事和亲属后，数百份版面干净整洁但内容极尽芜杂的情况概要纷至沓来。为了跟进这些线索，陆军情报部门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最终仍然一无所获。1947年秋，搜捕霍顿兄弟的任务眼看希望渺茫，直到11月，反情报部队突然苦尽甘来。一个名叫弗里茨·温德尔的前梅塞施密特战斗机试飞员提供了自己掌握的一些第一手情况，而这些情况似乎所言不虚。二战刚刚结束时，霍顿兄弟的确曾经在东普鲁士的海利根布鲁特着手研制一种飞碟形状的飞行器，温德尔说。这种飞机没有机尾，机身长约10米，看起来就像半个月亮。最初的设计方案仅能容纳一人侧卧其中进行操纵，可以上升到1.2万英尺的高空。温德尔简单勾勒出了这架碟形飞行器的草图，这份草图与另一名德国线人乔治教授提供的图案不谋而合。乔治提到，这种飞行器后来经过霍顿兄弟的改进，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缺了一大块的圆形蛋糕”，并且能够容纳一个以上的飞行员。改进后的模型飞得更高，速度也更快，由于其推进器不是喷气引擎而是火箭，所以时速可以达到1 200英里。乔治还听说，在进行超高空飞行时，机舱内能够维持一定的大气压力水平。
为了得到更多信息，美国人对温德尔紧追不舍：
这种飞行器能够在空中悬停吗？据我所知，不能。
你是否知道，它们能够紧密编队飞行？温德尔回答，没有听说过。
该飞行器内是否设计有高速逃离模式？温德尔说，不太清楚。
这种飞碟是否能够进行远程操控？可以，温德尔说，他知道西门子和哈尔斯克公司曾经在该公司位于柏林的电厂内进行无线电操控实验。
陆军军官又问温德尔，他是否听说过空中悬停或类似悬停的技术？没有。
设计这种飞行器是否出于某种战术目的？温德尔说，他不清楚。
第二批关于霍顿兄弟的确凿消息来自一个名叫沃尔特·齐格勒的火箭工程师。在二战期间，齐格勒曾经在“巴伐利亚发动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即宝马公司从事汽车制造工作，而该公司当时处于先进火箭科技的研究前沿。在那里，齐格勒和整个团队一起，共同致力于研发火箭推动的尖端喷气式战斗机。接下来，齐格勒讲述的故事虽然令人不寒而栗，但是情报部门却从中得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二战结束后一年，也就是1946年9月的一天晚上，苏联军方邀请宝马公司前火箭研究团队成员约400人赴宴。宴会极尽奢华，主人不停地劝酒布菜。几个小时以后，这些科学家才被带回家中，其中大部分人早已烂醉如泥。又过了几个小时，大批苏联军官突然在半夜三更将这400名科学家从睡梦中叫醒，并且告诉他们要进行一次长途旅行。但是齐格勒却不在这份名单之中，其中的原因谁也不清楚。这些德国科学家得知，他们可以带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以及长途跋涉需要携带的一切物品，就连情妇和家畜也不例外。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人胆敢表示异议，齐格勒解释道。这些科学家及其家属搭乘火车，来到了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镇上。⑤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待在那里，并且在恶劣的条件下被迫从事秘密军事工程研究。按照齐格勒的说法，这是苏联一个高度机密的军事基地，具体位置任何人都不得而知。正是在这里，这些德国科学家不得不在苏联人的监督下从事火箭和其他尖端技术的研究工作。他们就像美国“回形针行动”的科学家一样，只不过身在苏联而已。
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关于霍顿兄弟的下落、他们设计飞碟的目的以及每一条线索的真实程度，反情报部队的特工们递交了一份又一份报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接着，1948年3月12日，也就是调查工作开展的第六个月，突然有消息说发现了霍顿兄弟的下落。对此，970反情报部队的厄尔·S.小布朗宁在提交给欧洲司令部的一份备忘录中作出了解释。“美国情报部门已经找到了霍顿兄弟，并且对其进行了讯问。”布朗宁说。不过，苏联人很可能已经拿到了飞碟的设计图纸。“霍顿兄弟认为，苏联人有可能已经在哥达有轨电车制造厂找到了霍顿Ⅸ的设计图。”备忘录中写道。对于这一点，另一份题为“关于沃尔特·霍顿的情报节略”的备忘录作出了更加详尽的解释，并且证实了前梅塞施密特战斗机试飞员弗里茨·温德尔提供消息的可靠性。霍顿兄弟的确曾经设计了一种无翼无尾、能够容纳一人以上乘坐的碟形飞行器。沃尔特·霍顿认为，“苏联占领德国以后，获得了大量正处于开发或设计阶段的飞行器模型，并且在这些模型的基础上制造出了飞碟。”
虽然军方确认已经找到并审讯了霍顿兄弟，但是在蒂莫西·库珀根据《信息自由法》申请解密的长达数百页的资料中，没有一处提到雷玛·霍顿。对于霍顿飞碟改进后的模型，雷玛·霍顿说了些什么，或者没有说什么，这些资料中并没有记载。但是，在其中一份备忘录中被称作“霍顿Ⅹ”的战机，在另一份备忘录中使用了“霍顿13”的说法。除此以外，这些文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2011年，笔者再次依据《信息自由法》申请查阅相关资料，但是却无果而终。
1948年5月12日，欧洲司令部给美国空军驻奥地利情报部门的主管发去了一份令人费解的备忘录。“沃尔特·霍顿承认，他曾经与苏联人有过接触。”记录中写道。在陆军情报部门就“*扰行动”解密的所有文件中，这是有关霍顿兄弟的最后一句话。
至于官方对霍顿兄弟以及他们设计的尖端飞碟还了解些什么，直至2011年仍然是一个待解之谜。罗斯威尔坠机事件发生后，飞行物的残骸被迅速运往美国政府最为机密的区域。在接下来近4年的时间里，这些残骸一直保存在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随后，它们又被装上船只，悄无声息地一路向西，运往内华达沙漠中央的一个秘密基地，而了解这些残骸下落的人屈指可数。
本章注释
受访者：理查德·S.理沃纳上校，拉尔夫·吉姆·弗里德曼，阿尔弗雷德·奥登纳，赫维·斯托克曼中校，斯莱特上校，戴维·迈拉。
①《纽约时报》将其称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最重要的一系列试验”。参议员霍夫曼也称，这次试验就像“太平洋中的一场精彩演出”，并且认为“全世界对它们的唯一印象就是，美国的战争还没有结束”。但是，南部乳用羊业主和饲养者联盟却建议，这些试验中的山羊应该由国会议员取代，因为一头纯种山羊要比国会议员难找得多。在试验开展前夕，抗议者纷纷来到白宫门前，他们的标语牌上写着：比基尼环礁，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进行演习。
②“回形针行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秘密情报机关“联合情报目标局”开展的一次行动，可以直接向战争部情报负责人（相当于现在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情报工作的参谋长）汇报。虽然政府一再否认，但是有关“回形针计划”的大部分内容迄今仍然属于机密。早在二战结束前，该行动就已经开始运作，最初被命名为“阴天计划”及“睡衣计划”，其主要目标为：无论前纳粹科学家如何罪大恶极，要利用他们的才智为美国的冷战研究项目服务，同时阻止苏联人得到这些科学家。据信美国各个情报组织共招募了至少1 600名德国科学家，并将他们的家属接到美国。“回形针行动”的后续项目直至2011年仍被列为机密。
③在1948年3月写给国务院关于“身为前纳粹党员及其党羽的德国科学家”的一封信中，时任联合情报目标局局长的博斯凯·韦夫写道：“有关官员……已经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在关于德国科学家的问题上，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纳粹主义已经不再是一种严重威胁。因此，在面对眼前的问题时，我们应当表现出哪怕一点点现实主义精神。这种观点显然更为妥善和切合实际，对此我完全表示赞同。如果继续把这些前纳粹党羽当做严重威胁看待，无异于鞭打死马，徒劳无益。”
④据这份有关飞碟的记录显示，在罗斯威尔事件发生后不久，陆军方面立即开始搜集德国科学家而非外星人制造飞行器的有关信息，但是许多UFO研究者却认为这只不过是军方情报机构的一种宣传策略。实际上，对于理解EG&G公司工程师透露的罗斯威尔事件真相来说，即参谋长联席会议或者空军装备司令部知道，这架飞碟是德国科学家为苏联设计的飞行器，这份记录无疑是一条极其重要的线索。
⑤据反情报部1948年3月1日的秘密备忘录第53页记载，齐格尔把这个镇称做“库比述”（Kubischew），位于“莫斯科以东……现在他们正在苏联人的监视下制造火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