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打仗为什么不将城墙外的地修成斜坡？越陡越好？（城池攻坚战）

古代人打仗为什么不将城墙外的地修成斜坡？越陡越好？

答：虽然中国古代一些建在特殊地貌上的坚城，比如著名的“合州钓鱼城”，也有“城墙外面是斜坡”的地貌特征，但是放在大多数战略条件下，无论古今战争，“城墙外的地修成斜坡”这事儿，都是个严重不靠谱的事。

首先一个原因是，哪怕在古代科技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放在大多数城池攻坚战里，就算把城墙修在斜坡上，作战意义实在有限。

理论上说，把城墙外的地修成斜坡，攻城部队攀爬难度增大，防御效果确实能提升，但城池攻坚战的胜败关键，并不是“城墙外有没有斜坡”。哪怕是冷兵器战争年代，中国古代的攻城器械，也是突飞猛进。比如战国时就常用的“云梯”，发展到魏晋年间时，已经变成了用六轮车驱动的大家伙，主梯上还有双轮，能沿着城墙滑动上去。唐代起这“大家伙”，更有轮轴连接折叠，四周还有牛皮护具，冲击力一代代强。

巨木制造的“飞楼”，那更是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怪兽”。往往都造到和城墙同高，上下分为若干层，接近城墙后可以平射弩箭压制守军，掩护部队攻击。唐宋时期，由于弩箭技术的进步，一种简单粗暴打法也十分流行：就摆开射程“千步”的床子弩，冲着城墙发射“大凿头箭”。等着这些“大凿头箭”在城墙上密密麻麻扎一堆，攻城士兵们再抓着“大凿头箭”向上攀爬。多少防卫森严的城池，都是这么“啃”下来的。

所以，面对这些科技有限但智慧爆表的“冷兵器时代攻城装备”，城墙外的斜坡修得再好，那也真是拦不住。

而放在中国古代的城池防御战上，但凡有头脑的军事主官，都不会想“修斜坡”，二是要在“深挖壕沟”“加固城墙”“正面防御”等环节上做文章。如公元451年的盱眙之战，面对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率的五十万大军。刘宋盱眙太守沈璞早早加固了城墙。打红了眼的北魏军队用冲车屡次撞城，却丁点撞不动。多次登城搏*也被击退。最后只能狼狈北撤。两千盱眙军民，就凭着坚硬城池和铁血搏*精神，打出一场古代防御战奇迹。

而公元1259年的宋蒙鄂州之战，更见证了“正面防御”的重要性：蒙古“东路军统帅”忽必烈率领的精锐，不但将鄂州团团围住，还一度凿破了鄂州西南城墙。当惊慌的宋军准备修补城墙时，统帅鄂州防务的南宋右丞相贾似道果断部署，命人沿着城墙内壁建造木栅栏，一夜之间迅速完工。这牢固的“二道防线”，也叫忽必烈，这位未来的元世祖怅然撤退，还扔下了一句服气名言：“吾安得似道而用之。”

面对这一类的恶仗，倘若守城方把心思花在“修斜坡”上，那才是脑筋用错了地方。战果？百分百是另一个结局。

而第二个原因就有意思了：就算“城墙外面修斜坡”能起到奇效，确保战事百分百胜利，以古代的科技条件，这事儿，也是真修不起。

既然是“城墙外面修斜坡”，那也就意味着，要把整个城池“垫高”。可一座普通的城池，就得几万至几十万人，外加街道楼阁各种建筑，倘若地基不牢，“垫高”的城池不用敌人来，自己就得陷进去。可地基要打牢，建筑材料就很重要。可现代人熟悉的水泥等建筑材料，古时根本就没影。

放在古代社会，赶上修桥铺路砌城头这类大工程，建筑材料都金贵无比。比如传统的建筑材料石灰，商周秦汉时多用来修造陵墓与宫殿。西汉起又出现了三合土(石灰、黄土、沙子混搭），是筑城的专用材料。南北朝起又出现了糯米灰浆，元明清年间时已广泛用于城墙水利等各种建筑里。古时想把城池“垫高”？那基本就是这几种材料。

可这些材料，样样都金贵无比。就以元明清三朝常见的糯米灰浆来说。唐宋的泉州古寺，就是用糯米灰浆做粘合剂，建成后曾扛住了七级地震。明代徐埔夫妇的墓葬也是以糯米灰浆来浇筑，发掘时“推土机都无可奈何”。清代以糯米灰浆修筑的浙江余杭鱼鳞大石塘，三百年里扛住了无数次飓风大浪，至今巍然不动。

用这好玩意“垫高”城池？《天工开物》记载：糯米灰浆要用河砂、糯米、藤桃汁、石灰、黄土“和匀”，有时还要用上蛋清和动物血。与之类似的“油灰”，是用桐油鱼油加石灰制作而成。且不说制作过程，每一样原材料，放古代都是价格不菲。这么昂贵的材料，用来把城池“垫高”甚至“修斜坡”，每加固一砖一瓦，那都是在烧钱。全国的城池都这么修？不用敌人打来，“垫高”几座城，就得活活穷死一个王朝。

第三个原因，也是实实在在：就算古代真有一位“军事发烧友”皇帝，不惜血本搞建设，把全国的城池都这么“垫高”了。那后果，也绝不是国防的安全，却是全国城市交通的瘫痪。

古代的城池修建，固然有军事功能，但更重要的考量，却是经济与交通作用。越是重要的城市，越坐落在古代的经济交通枢纽上，日常的经济生活，交通安全更马虎不得。真把城市“垫高”了？敌人攻城是困难了，日常车马进出那更困难了。比如那些坐落在运河沿线的城市，例如唐宋年间的大名府，明清年间的扬州临清济宁，日常的装货运货都成了麻烦事。国家的物资运送，乃至京城老少爷们的吃喝问题，必然拖后腿。

放在一些古代“一线城市”身上，城池“垫高”的后果，那更是灾难性。比如北宋的都城汴京，每天清晨在汴京城的南熏门外，就有数以万计的猪肉贩子赶着生猪等待检疫，这些猪肉当天都要供应给汴京城上万家店铺。倘若真把汴京城“垫高”了？检疫速度将大大放缓，汴京城的肉食，当天就得供应不上。

另外同样是这汴京城里，人口上百万，商业行会三百多个。每个行会名下，都是数家至数百家各色店铺。日常营业全赖水陆运输。如果城市突然“垫高”起来，交通必然一团乱麻。城市瘫痪？那是分分钟的事儿。

而到了“城市化”更发达的明清年间，城市的交通顺畅问题，也更关乎国计民生：明代江南文人的笔下，苏州松江一带的城镇，动辄是“洋货、皮货、绸缎……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所以“有千万人之奢华，就有千万人之生理”。哪位大人如果彪呼呼大兴土木，把城池垫高导致交通不畅？“如山如林”的商业景象顿时没有，“千万人生理”也跟着断送。

比起百万人口的北宋汴京城来，明代都城北京的人口，最高时已突破一百二十万人，但明朝刚迁都时的，还是“市廛尚疏”。但发展到明朝嘉靖年间时，北京外城的人口，已经超过了内城。城市也不断扩容，正阳门大街和东西街成了北京最繁华的地方。倘若明朝迁都时，因为北京人少，就把京城“垫高”了？北京城会变成什么模样，不用细思就极恐。

甚至，发展到明代中后期，北京郊区的各式产业，也是大踏步发展。门头沟的煤矿红红火火，明代北京城冬天每日的用煤，主要就来自于此地。全国的货物云集北京，交易量早已甩开两宋。北京郊区的农产品，也大量投入到京城市场，甚至冬天的北京菜市，都能看到新鲜的蔬菜和瓜果（用“穴地温火”的办法种植）。倘若这样的北京城，突然“垫高”了，京城一百二十多万人，不止进出不方便，冬天恐怕生火用炭，烧饭做菜，都是大难。

城市交通的通畅程度，关乎着日常的生活甚至国家安危，即使在古代也马虎不得。也正因如此，在明清时代来华的外国人笔下，他们无比羡慕中国的，正是发达的水陆交通与火热的商业贸易。中国的城市道路甚至被《大中华帝国志》称为“世界上最好的公路”。古代中华文明的强大与繁荣，只看这些，相信就是多少深刻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