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克劳迪安对斯提里科的赞颂,可以看出,对日耳曼人排斥感

从克劳迪安对斯提里科的赞颂,可以看出,对日耳曼人排斥感

首页战争策略帝国保卫者更新时间:2024-05-10

从克劳迪安对斯提里科的赞颂可以看出,“反日耳曼人(蛮族)”似已成为当时罗马社会的一种政治正确,并且由此衍生出一套政治话语体系。

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上层罗马人对日耳曼人等蛮族的排斥感日益激化;另一方面也说明,斯提里科越是标榜其“政治正确”、越是娴熟地运用这套话语体系来昭示自己的政治立场,就越表明他对自己蛮族血统可能带来的潜在危险和巨大压力十分在意。

这迫使斯提里科必须以实际行动向罗马朝野昭示他的政治立场。斯提里科之所以能够跻身帝国上层,并深受先帝塞奥多西一世信任最终成为西罗马摄政,主要凭借军功和他与塞奥多西家族的联姻关系(其妻赛琳娜是塞奥多西家族直系成员)。

联姻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他的蛮族血统,更让他与皇帝建立起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信任,进而开启了在军队中迅速晋升的通道。在塞奥多西一世讨伐西部地区僭位者、再次统一帝国的内战中,斯提里科与皇帝并肩战斗,立下了汗马功劳。

因此,对于已经成为西罗马实际掌控者的斯提里科来说,如何在上述两方面持续发力,是他能否化解压力的关键。所以,斯提里科一方面先后将其二女玛利亚(Maria)和塞尔玛提亚(Thermantia)嫁给霍诺留,继续加强与塞奥多西家族的血缘联系。

另一方面,斯提里科必须在准确解读罗马上层政治诉求的基础上,以实际行动争取更大的功劳和荣誉。于是,重建先帝塞奥多西一世功业进而重振罗马帝国,就成为斯提里科的必然选择。

就斯提里科个人来说,身为上层社会的一员和基督徒,他难免受到重振罗马理念的熏染。这在克劳迪安献给斯提里科的颂词中有鲜明体现:古罗马的美德在斯提里科治下将再度复兴,罗马会再度成为整个帝国的首脑,而意大利的荣耀也将得以恢复。

作为斯提里科的喉舌,克劳迪安在颂词中表达的正是斯提里科本人所认同并希望实现的理想。另外,斯提里科曾追随塞奥多西一世而重建统一,并由于同赛琳娜的婚姻而成为塞奥多西家族成员。

换言之,他既是塞奥多西一世最信任的部下和朋友,也是塞奥多西家族中现存最年长且最有能力的成员,更是深受先帝“知遇之恩”与“托孤”重任的元老重臣,于情于理、于家于国、于臣于友,他当为先帝创立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而就当时罗马上层的政治诉求来说,无论是罗马传统多神教的“永恒之城”还是基督教新贵的“世界帝国”,都具有极大的政治号召力。

然而,实现所谓重振帝国的理想,必须面对两大难题。其一,作为久经沙场的战将、纵横政坛的政治家以及因蛮族血统而遭遇怀疑的蛮族军官,斯提里科对罗马帝国的严峻现实具有清醒的认识。

无论是通过战争手段消灭蛮族来实现罗马复兴,还是终止罗马军队的蛮族化,仅凭他实际掌握的西罗马的资源和实力,实在是力不从心。

而作为西部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摄政,蛮族血统背景又始终是他必须面对的潜在威胁。最能巩固其地位的措施莫过于将自己打造为重振帝国的英雄,而要重振帝国,则必须能够合理调配帝国内部全部资源以建立能够击败蛮族入侵的军队,使其门客克劳迪安笔下的罗马帝国保卫者形象成为事实。

其二,就当时的形势而言,重建罗马帝国的绝对霸权,又不得不借助业已坐大的蛮族势力———无论是征召更多的蛮族士兵,还是争取蛮族部落的军事和外交支持。比如公元408年,东部皇帝阿尔卡迪乌斯逝世。

斯提里科得知后,请求霍诺留派他前往君士坦丁堡处理东部事务,同时建议让阿拉里克的军队负责平定此时占据高卢的僭位者,而在此前阿拉里克的西哥特人是斯提里科为了进行与东部帝国的内战所召集的主力军队之一

于是,这里出现了一种历史的反讽:作为一名罗马化的日耳曼人将领,为在上层社会的反日耳曼人情绪中树立自己帝国捍卫者的形象,必须依靠日耳曼人来实现目的。

而这些蛮族又是帝国上层社会普遍要求予以消灭或排除于帝国之外的。实际上,这一政策是理想与现实双重夹击之下的产物:一方面重振帝国符合斯提里科对自己的政治定位以及当时社会上层的理想。

另一方面,以日耳曼人为代表的蛮族已经成为罗马帝国不得不借重与防范的对象。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实现自蛮族威胁之下重振帝国的理想就必须接受军队的蛮族化乃至与蛮族结盟,但这种做法显然会影响斯提里科作为帝国保卫者的形象。

斯提里科的政策本为消解双重身份带给他的政治压力,但其政策内部隐含的矛盾却又形成对斯提里科政治地位的威胁。

如前所述,斯提里科重振帝国的雄心策略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心路历程以及内在矛盾。就当时的形势来说,西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对伊利里库姆地区的侵扰,成为斯提里科实现目标的契机。

395年,阿拉里克以“赏功不足”为名,在巴尔干半岛北部起兵,进攻色雷斯、马其顿尼亚、莫西亚等地。斯提里科以驱逐阿拉里克的名义,挥师巴尔干半岛。

然而,当时的马其顿尼亚与莫西亚,已随东西罗马分治而归属东罗马辖地伊利里库姆大区。换言之,对抗阿拉里克入侵,乃东罗马内政,斯提里科的“不请自来”,其实是师出无名。如果结合前述对斯提里科执政背景的分析就会发现,这种选择非常契合其个人目标。

首先,作为先帝事业的继承人、罗马帝国的守卫者,抗击蛮族入侵,不仅责无旁贷,而且迎合了当时罗马上层社会的反日耳曼人情绪与重振罗马的理想。

其次,正因为此时伊利里库姆大区已归属东罗马治下,所以斯提里科对阿拉里克的讨伐,可以彰显其在整个罗马帝国的权威。

再次,伊利里库姆地区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不仅是连接东西罗马的十字路口,也是当时帝国征兵的优质兵源地。

由此可见,对于斯提里科而言,击败阿拉里克,控制整个伊利里库姆地区,既可树立其个人权威、增强自身实力及对东罗马的实际控制力,也是他实现整合东西罗马霸业、塑造其罗马庇护者形象的第一步。

然而,对于东罗马而言,斯提里科的越俎代庖,不仅违背了先帝分治帝国的遗愿,更是一种越权行为。

如果坐视斯提里科剑指伊利里库姆地区的行动,不仅意味着间接承认了其对东罗马帝国的摄政权(控制权),亦将失去与西罗马分庭抗礼的战略要地。

因此,对于斯提里科的“好意”,东罗马非但毫不领情,更是采取一切手段抵制其在伊利里库姆地区的军事行动。东罗马采取的行动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利用罗马帝国内部的斗争语言和模式;二是通过收买、“招安”阿拉里克,使其充当东西罗马之间的缓冲力量,进而将蛮族势力“祸水西引”。

395年,面对兵发伊利里库姆的斯提里科,东罗马政府以先帝长子、东部皇帝阿尔卡迪乌斯的名义迫使其撤军。397年斯提里科再次进入巴尔干与阿拉里克交锋,其间双方互通声息,并听任阿拉里克率众撤退。

而东罗马政府则“三管齐下”:宣布斯提里科为公敌;在阿拉里克撤往伊庇鲁斯(Epirus)后与之达成和议,任命其为伊利里库姆军事长官(magistermilitumperIllyricum),允许他率部驻扎马其顿尼亚与色雷斯。

支持阿非利加两军军事长官(magisterutriusquemilitiaeperAfricam)吉尔多(Gildo)的叛乱,从而切断北非对罗马城的粮食供应,最终迫使斯提里科撤回意大利。

东部政府招安、扶植西哥特人的“祸水西引”策略,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阿拉里克的军队成为斯提里科控制伊利里库姆大区的阻碍并威胁着亚平宁半岛的安全。

这令斯提里科调整政策手段,由以先皇遗命为旗帜、以抵抗蛮族入侵为名号逐渐转为准备与东部政府兵戎相向。

阿兰·卡梅伦认为,至404年,斯提里科已经不再坚持对阿尔卡迪乌斯的摄政权,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意味着斯提里科最终完全放弃了通过合法与和平手段实现其政策目标的打算。

首先,斯提里科出兵伊利里库姆地区的意图是,以抗击蛮族、重振罗马辉煌来迎合罗马朝野的普遍期许,从而树立个人权威并增强实力,进而实现重建罗马霸权的理想。

然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以阿拉里克为代表的蛮族势力却日益壮大,一方面成为斯提里科的盟友;另一方面又时刻威胁着罗马统治。东西内斗,使得阿拉里克渔翁得利,成为亚得里亚海东岸地区的合法主宰。

该地充裕的高素质兵员以及帝国武器工场铸造的精良武器则进一步加强了阿拉里克军队的战斗力。

401年日耳曼人入侵拉埃提亚与诺里库姆,402年、403年阿拉里克两度入侵,霍诺留为避阿拉里克兵锋被迫于402年从米兰迁居拉文纳。

斯提里科虽然击败了这些入侵,但却两次放走了阿拉里克,并与之正式联盟。斯提里科对伊利里库姆地区的过于关注,导致其在战略上顾此失彼,削弱了帝国其他地区的防御力量。

公元405年,以拉达盖伊苏斯为首的日耳曼人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斯提里科将高卢守军调往意大利助战。

在击败拉达盖伊苏斯后,斯提里科正在计划对东部的军事行动,因而并未遣回高卢守军,从而导致莱茵河沿岸兵力空虚,只能将防务责任大部分托付定居莱茵河西岸的帝国同盟者———法兰克人。

这使得406年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和阿兰人等蛮族在几乎不受阻碍的情况下涌入高卢。其次,斯提里科的野心,引发东西罗马的对抗,分裂了对抗蛮族的力量。

当罗马帝国仍在一个皇帝统治之下时,皇帝可以集结整个帝国的兵力和资源与日耳曼人抗衡。

在“背教者”朱利安(Julian,361—363)亡故之后直至斯提里科执政之前,即使帝国东西两部分处于不同皇帝统治之下,当面对境内外敌人时,东西部统治者一般能够互相支援。

然而,斯提里科的行动,导致了帝国东西部政府间的互不信任和敌视。双方的敌对从战场延伸至教会事务,尤其在金口约翰(JohnChrysostom)事件中表现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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