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和教皇，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一个是清帝国的君主，一个则是基督教的至尊，这两人按说是风马牛不相及（毕竟相隔万里，也没什么政治经济上的直接来往），但就是这样两个毫不相关的人竟然因为中国传统礼仪问题撕得不可开交，吵得头破血流，康熙皇帝甚至下令禁止传教士们来华进行传教工作并中断了中国和西方的联系，一直到一百年多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大炮才轰开满清的大门。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明清时期传教士已经进入中国并开始传教活动）
其实这是个传教的问题，也是一个要上帝还是要祖宗的问题。
咱们知道基督教作为非本土宗教也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明朝末年的西洋传教士们就充当的是一个布教者的任务，他们不远千山万水来到中国，就是为了在中国建立起信教的基础，把主的光辉散播四方。
（扎根中国，学习中国文化并穿中国服饰的传教士们）
早期传教士们为了传教曾努力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并试图融入中国社会，为了给百姓带来亲切感（毕竟你要扯什么自己叫罗伯斯、伊丽莎白啥的百姓们也整不明白啊），他们都给自己取了有浓厚儒家气息的中国名字，就比如说艾儒略、万济国、汤若望等，在考虑到百姓的同时他们也竭力向士大夫们靠拢，西洋人还效仿中国文人给自己起“外号”，利玛窦号“西泰”、石铎琭号“振铎”、文都辣（哈哈，这个名字也是要醉）号“道济”等等。
（利玛窦和徐光启，为了争取读书人的支持，利玛窦不惜穿儒服，当儒生）
所谓入乡随俗，既然来到了中国连姓都改了，那么着装上也要做改变，您就比如说利玛窦刚入中国时自称是“西僧”——也就是西洋来的僧人（毕竟在中国人看来你这啥天主教和佛、道也差不多嘛），甚至他还在文人们的建议下穿上了僧服。不过利玛窦很快就发现在中国当家做主的是士人阶级、读书人，而且僧人和道士们在读书人们的口中风评并不佳，所以利玛窦在征求上级同意后改穿了儒服，然后又给自己改了个称号“西儒”（您这口风倒改的挺快啊......）
（汤若望和满清高层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为清朝时的传教奠定了基础）
等到江山易主，传教士们又迅速和清廷建立了亲密关系，著名的传教士汤若望就因为医术高明成为了孝庄太后的义父，顺治皇帝还称呼他为玛法（就是满语爷爷的意思）。与此同时传教士们为满清的社会稳定和天文历法等做出了重要贡献，传教士们为清廷观测天象并演算节气历法。您千万别以为这是小事，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百姓们播种生产都与节气历法有关，要是历法发生错误耽误生产，那是危乎社稷安危的大事！对天象的监测也涉及到朝廷祭天等活动，如果出现日食、月食等异常情况，需要向朝廷报备提前安抚人心，所以天文历法等在古代非常重要，而传教士们的到来迅速的填补上了清廷在这方面的短板。
（尼布楚条约，传教士们功不可没）
除了在天文上做出贡献外，以南怀仁为首的传教士为清廷铸造火炮，协助满清镇压三藩之乱。在清朝与俄罗斯商定尼布楚条约时，又是精通拉丁文的传教士们充当翻译鞍前马后的与俄罗斯人沟通（因为俄人不会汉文，咱们又不会俄文，所以选取了双方都能接受的拉丁文作为沟通文字），甚至最后的条约都是以拉丁文签订的！
除了在外交、军事上发挥作用外，传教士们还与康熙皇帝关系密切，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当过康熙的宫廷教师，为皇帝传授西洋科学，并给清廷带来西洋艺术，这一切卖力表现都使康熙对传教士们的表现极为满意。为了表彰天主教所做出的贡献，康熙三十一年，皇帝颁布了著名的容教令：“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可也。”
（从明朝开始，数代传教士的努力终于在康熙朝有了结果）
可以说从利玛窦开始，传教士们将近百年心血终于在这一年开花结果，相信利玛窦、汤若望等人泉下有知，也一定会感到欣慰。
可是就当天主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中西文化交流即将进入新阶段时，一场礼仪之争却让康熙皇帝和罗马教皇激烈对立，导致了天主教好不容易在中国建立的根基毁于一旦，这是怎么回事呢？
（利玛窦为后辈们奠定了传教的基础和方法）
其实这就涉及到了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早在利玛窦来中土传教时，如何处理中国人的祖先信仰和祭祀文化就成了首要解决的问题。为了争取中国信徒，利玛窦决定：在进行先祖的祭祀过程中，如果内心认为这只是尊敬祖先的世俗仪式，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是不违反天主教教义的。而利玛窦这种试图贴近中国习惯的传教方式也为后世耶稣会的传教士们所奉行，这被称之为“利玛窦规矩”。
（多明我会是这次礼仪争辩的直接责任人，也是罪魁祸首）
不过好景不长，正当耶稣会巩固中国信徒，在民众和士大夫之间享有崇高声望时，有人眼红开始搞事了，随着1631年多明我会（也就是另一个传教教会）的介入，中西方礼仪之争开始迅速成为天主教讨论的重点。
在多明我会的人看来你们耶稣会竟然还会宽容中国的教徒祭祖、尊孔！简直不可理喻，只要加入了天主教就没有别的神，怎么还能搞祭祖这些迷信呢！于是多明我会在指责耶稣会立场不坚定、对中国信众放纵的同时，还向罗马教廷告了一状。
（罗马教皇）
早期的这种礼仪之争只是天主教内部的学术问题，顶多就是在争论在中国传教的模式和方法，但随着各个教会在中国的竞争加剧（毕竟中国人口多，能发展的信徒多啊），双方各自向背后的大佬们求助，这件事就由小变大，从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
（祭祀孔子是整个文人集团的根基，是他们的心灵支柱）
您就比如说多明我会返回罗马后向主教控诉耶稣会的几大罪状，包括：中国信徒能否参加政府组织的祭祀典礼？中国信徒能否参加祭孔典礼及丧葬祭拜之仪？中国信徒是否可以参加祭拜祖先牌位之典礼及举行其它祀祖仪式？中国信徒因尊敬孔子，可否用“圣”字？中国信徒在其会堂中所悬匾额，对于皇帝应否用“万岁”字样？
好家伙！你们这些西洋人这是要把咱们传统文化连根拔起啊！按照多明我会人的意思，只要你信仰了天主教，那么在你的心中除了主是你的圣人外，其他都不管，什么孔子啦祖先啦都不能再祭祀。这些西洋人甚至还丧心病狂的要求信徒们不用“万岁”来称呼皇帝......
（祭祀祖先同样是咱们老百姓的心灵支柱）
说句实话这些要求在现代都显得有些强人所难，更何况是古代视祖先和孔子比生命更重要的士大夫和老百姓。更何况这些要求同样犯了皇帝的大忌，连万岁都不喊，你们这些人想要造反么！像这样不考虑中国国情，对天主教义生搬硬套，使得中国根本没有多少人会去信仰洋人们所谓的“主”，连祖宗和孔子都丢了那不是得被亲人和邻居们喷死啊！你看看当年人家利玛窦为了传教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多明我会的这些人不多像前辈们学学，反而净出馊主意。
但教廷竟然还采纳了这个馊主意......教皇发布通谕禁止天主教徒参加祭祖祀孔，这在中国教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为了不让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耶稣会的教士们向教皇申诉，考虑到中国的信徒广大教皇推翻了前面的命令。关于中国信徒的信仰问题，随着教皇的不断更替也在不断的改变，这一任教皇规定中国人可以参加祭孔祭祖等活动，下一任就表示这样做是违背教义的！
（礼仪问题引起了康熙的高度重视和警觉）
终于到了康熙三十二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阎当主教打破各方妥协，他在其负责的福建地区发布了禁止教徒行中国礼仪的禁令。于是乎礼仪之争开始迅速演化成了政治事件，康熙皇帝对此表示十分重视，皇帝敏锐的感觉到天主教与中国传统宗教不同的地方，佛教和道教只要求教徒保持戒律，如不食五荤三厌等，但对于祖宗、君主等原则问题佛道均无条件支持，而天主教胆敢要求信众背弃祖先和孔子，那下一步岂不就要背弃我这个皇帝了？
任何皇帝对于试图控制信众思维的宗教都会保持高度警惕，更何况是政治水平极为高超的康熙。于是康熙皇帝断然采取措施，一方面将教皇派来宣布禁令的使节多罗驱逐，一方面颁布上谕规定只有保证在中国定居永不回国，并遵循利玛窦等定下的原则，保证中国教徒有祭祖、祭孔、祭天的自由，并经内务府发给执照的外国传教士，方可在中国传教。
（多罗，成功惹怒康熙的作死小能手，最后死在了澳门）
按说康熙皇帝对天主教已经足够容忍了吧？多罗老哥开始作死，这货从北京被驱逐后来到了南京，他还在南京宣布了教皇的禁令，谴责中国教徒们使用“上帝”和“天”等称呼来表示魂灵（不过咱们汉朝时期就开始用上帝了，这个词都用了几千年了，你也不能不讲道理吧！）果不其然这个作死小能手成功的激怒了康熙，于是干脆把多罗赶到澳门去了。
（康熙表示让你们瞎BB，干脆就禁掉，谁也别说了！）
吃了这么个硬钉子，罗马教廷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也没有停止自己作死的脚步。在十三年后，也就是1720年（也就是康熙六十年）教皇再一次派遣特使前来中国，老皇帝看到了1715年教皇颁布的禁令，在这禁令里教皇重申了天主教徒必须遵守1704年的禁令，否则将会被逐出天主教，而且要求所有天主教徒宣誓服从。
康熙表示：？？？给你几分面子你还甩起来了，不是老子大发慈悲你们这些西洋人能到中华传教？而且教廷生硬的忽视中国传统礼仪和风俗文化，一昧的将天主教的习惯和教规强加给教徒，这也就注定了在中国失败的命运。
愤怒之下的康熙直接规定“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等人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钦此。”
得，你不牛逼轰轰的么？那就别传教了，反正咱们中国人信仰佛、道已经够了，也不差个天主。
（禁教之后罗马教廷当即傻眼，但已成定局，再难改变康熙心意了）
这下耶稣教的会士们傻了眼，好不容易争取的传教机会就这么给自己人作死了，这可咋整？
没办法，只能自己妥协呗！
于是在向康熙宣布教皇谕旨时还加了几条变通的办法：
（1）准许教友家中供奉祖宗牌位；牌位上只许写先考、先妣姓名，两旁加注天主教孝敬父母的道理。
（2）准许中国对于亡人的礼节；但是这些礼节应属非宗教性质的社会礼节。也就是说中国人想搞亡人礼节（如下跪啦等等）可以，但必须不涉及其他宗教，也就是说你只能信基督！
（3）准许非宗教性质的敬孔典礼。孔子牌位若不书写"灵位"等字，也可供奉，且准上香致敬。
（4）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棺材前叩头。（不改牌位不能叩头！）
（5）准许在丧礼中焚香点烛，但应当声明不从流俗迷信。（仍然强调不能迷信，像什么祖先们在地下安息这种话不能说！）
（6）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棺材前供陈果蔬，但应当声明只行社会礼节，不从流俗迷信。（啥都是不迷信，我给祖宗上贡品就迷信怎么的,你们没祖宗么?）
（7）准许新年和其它节日在改正的牌位前叩头。（改了才能叩，而且时间规定只能在新年和节日，其他时间不允许。）
（8）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焚香点烛，在墓前供陈果蔬。
您看看这一口一个准许，又是非宗教又是准叩头，咱给自家长辈磕头还得要他们准许？什么毛病！这所谓的变通还是透露着西方惯有的优越，还是“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的嘴脸，就我一个普通人看着气都不打一处来，您说说康熙是个啥感受！
康熙也没和洋人们废话，只是一句“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尔等西洋人所可妄论。”还是不能传教，拜拜了您内！
当然了，康熙虽然和罗马教廷决裂颁布了禁教令，不过并没有马上驱所有传教士，清廷驱逐的只是未领票的传教士（也就是没有绿卡），要是你有一技之长（比如说会钻研火器啦、算学啦，科学啦等等西洋科技）并按朝廷手续向政府申请，还是可以继续留在中国，说明康熙皇帝没有改变洋夷为我所用的方针政策。
（与父亲相比，雍正对西洋技术并不热衷，他的一生都在改革）
不过最可笑的是后来的教皇连这八条都给禁止了（理由是与教义不合），这时候的皇帝可不是还讲道理的康熙，而是铁血改革派雍正，老四脾气多刚烈，直接谕旨说： “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也就是说你们西洋教就在西洋传吧，我们中国不需要，爱去哪就去哪。
于是教皇再一次因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了代价，这下传教是彻底被禁止了，后世的乾隆、嘉庆等也忠实遵循老祖宗规定，尽管乾隆皇帝也很喜欢西洋的技术和工艺品，传教士们在宫廷也受到较高礼遇，不过只要涉及到传教，嘿嘿，不好意思，免谈！
所以传教士们只能讲讲艺术，弹弹钢琴，搞搞科研，至于本职工作传教则被绝对禁止，为什么？还不是你们自己作的！
传教是一种文化传播，只有尊重了解中国本土文化，找到天主教和中国本土教之间的平衡点，才能保证传教顺利，哪有二话不说就对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礼仪全部否定排斥，强制教徒们信仰天主教的？更何况那些所谓的西洋教皇和传教士们也没有任何想要了解中国的*，他们高高在上，视中国本土教为迷信异端，可惜半桶水瞎晃荡落得个禁教的结果。我们只能说：该！
作者：胡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