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世纪初期，罗马教廷与伦巴德王国的领地纷争愈发激烈。由于拜占庭帝国对意大利控制的削弱，伦巴德人不断尝试南下进军，企图实现王国统一，甚至掌控意大利全境。
而一向自持高傲的罗马人坚持认定自身血统的优越性，不愿让“蛮族”伦巴德人坐拥统治地位。
与此同时，教皇所领导的罗马教廷正在努力伸张在意大利地区的政治、宗教权威。罗马教皇愈发寻求摆脱拜占庭帝国的枷锁，独立控制和领导意大利中部地区。
然而，教皇同样知晓，如果容忍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地区的权威彻底崩溃，那么便再也无法阻挡伦巴德人征服整个半岛的野心。
但为了获取帝国的军事支援而选择屈服于拜占庭统治者的敌对政策，亦是教皇无法接受的局面。
因此，教皇只能努力周旋于伦巴德人与拜占庭人之间，竭力维持罗马教廷与伦巴德王国的关系，以保证自身在意大利所享有的权益不会被伦巴德人掠夺。
伴随破坏圣像政策的出台，意大利民众反抗拜占庭帝国的运动逐步进入高潮。
此时的伦巴德国王柳特普兰德清醒意识到，意大利民众对利奥三世的不满以及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统治权威的衰退，显然是一个绝佳的机遇。
利用这一时期的权力真空，伦巴德可以趁机占领包括佩鲁贾、拉文纳在内的多个中部城镇，以便将伦巴德王国从有限的北部地区逐步向南扩张，并占据南下进入斯波莱托和贝内文托的主要通道。
726年，柳特普兰德相继占领了艾米利亚大道与弗拉米尼亚大道上的部分城镇，开始了他的事业征程。
随后，伦巴德人持续施压，实现了对拉文纳的围困，从而获得了通往斯波莱托的重要通道。
值得一提的是，当柳特普兰德在下令围攻拉文纳的同时，他也在密切关注着教皇格里高利二世的反应。
因为无论是否领导了反抗帝国权威的运动，此时的教皇依旧是拜占庭帝国行政体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事实证明面对伦巴德人的扩张行为，格里高利二世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他既没有阻止伦巴德人南下的念想，也没有与伦巴德合作抵抗拜占庭帝国的思维。
也许是领导意大利民众的反抗运动已经占据了教皇的主要精力，因而，只要伦巴德人未触及教廷在意大利地区的核心利益，教皇似乎便会继续保持中立的立场。
然而，在占领拉文纳后，柳特普兰德并未暂缓领土征服的脚步。格里高利二世对伦巴德人扩张的默认态度，更加坚定了柳特普兰德南下进军的决心。
728年，为了穿过潘塔波利斯进入斯波莱托公国，柳特普兰德率军占领了距离罗马30英里处的小镇苏特里。
如此相近的距离，使得格里高利二世再也无法忽视伦巴德人的军事威胁。
据《罗马教皇传记》记载，在伦巴德人占据苏特里的140天时间里，格里高利不断修信以督促柳特普兰德从苏特里撤军，并以个人名义向其呈贡了大量财物。
遵照《传记》作者的说法，在经过利益考量后，柳特普兰德最终归还了苏特里。
不过这里的“归还”，并非是将其交予前任宗主拜占庭人，而是将其献给圣彼得和圣保罗，也就是罗马教廷所有。
苏特里事件并没有导致帕维亚与罗马之间的关系走向破裂。尽管局势一度紧张，但在格里高利与柳特普兰德的协商下，危机最终化解。
特别是对罗马教廷而言，其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苏特里成为了教廷的财产，教皇的管辖地，而在此之前，其一直归拜占庭人掌控。
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教皇对意大利地区现有局势的认知。或许在此时间段，教皇已经开始将意大利中部视为教皇的辖地，而不再是拜占庭人的管辖范围。
如此说法，也就可以解释格里高利为何要以个人名义向伦巴德人捐赠，以换取教皇对苏特里的掌控。
同时，经过苏特里一事，格里高利二世也逐步认清了伦巴德人的领土征服*，在领导反抗帝国运动的同时，他也必须时刻提防伦巴德人南下进犯。
728年，在时任拉文纳总督优提乌斯的撮合下，伦巴德王国与拜占庭帝国达成盟约。
在这个被《传记》作者称为“邪恶安排”的计划中，优提乌斯赠予柳特普兰德大量金钱和财物，并允诺帮助其控制斯波莱托和贝内文托，而伦巴德王国则会援助拜占庭人镇压教皇的反抗运动。
就拜占庭帝国而言，通过与伦巴德人结盟，将使得此前的主要敌人柳特普兰德变为盟友，从而暂时保住帝国在意大利地区的剩余领土，并有可能收回部分城镇。
更重要的是，通过结盟，将结束伦巴德人对拉文纳的围困。此外，优提乌斯也希望通过此次结盟，强迫教皇重新归顺帝国的统治。
而对于柳特普兰德来说，他则可以借助拜占庭的军事力量，顺利夺取斯波莱托、贝内文托两大公爵地的控制权，从而实现统一王国的夙愿。
并且帮助拜占庭人镇压罗马教廷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威慑斯波莱托和贝内文托的反动派系。
因为在此之前，斯波莱托和贝内文托就已经与罗马教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交好关系。
帕维亚王室的持续施压，使得斯波莱托和贝内文托公爵日益向罗马教廷“倾斜”，以寻求共同抵抗伦巴德人的扩张。
而教皇也在领导反抗帝国的运动之余，试图从罗马周边地区寻求军事支援。
因此，与拜占庭人的合作，不仅可以帮助柳特普兰德实现统一王国的目标，而且也可以助其清除两大公国内部的亲罗马派系，从而保证王国运行的长治久安。
教皇格里高利三世的主动出击政策735年，柳特普兰德身体抱恙，伦巴德王国暂时由其侄子希尔德布兰德统治。
在位伊始，希尔德布兰德便联合维琴察公爵佩雷德攻入拉文纳，总督优提乌斯被迫逃亡威尼斯，也宣告了意大利地区短暂的和平局势正式告破。
优提乌斯希望借助威尼斯公爵乌尔普斯的力量重返拉文纳，出人意料的是，与此事并无直接关联的时任教皇格里高利三世也督促乌尔普斯向优提乌斯提供援助。
格里高利三世致信乌尔普斯，要求威尼斯人“为了圣国、为了我们的儿子利奥与君士坦丁的帝国，需要帮助总督重新夺回拉文纳。”
最终，在乌尔普斯和格兰多主教安东尼厄斯的援助下，优提乌斯重新回归拉文纳。
也许格里高利三世间接援助优提乌斯的行为，只是不愿打破伦巴德王国、拜占庭帝国、罗马教廷之间的力量均衡，不愿在意大利地区看到某个势力独霸一方的局面。
但是对柳特普兰德来说，教皇的表现却像是伦巴德的敌人，格里高利三世的介入完全是多此一举。
因而，柳特普兰德必须重新审视伦巴德王国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复杂关系。
738年，斯波莱托公爵特兰萨慕德袭击了罗马要塞加莱塞。该要塞位于维泰博附近，是连结罗马与亚得里亚海的关键。
出于谨慎，教皇格里高利三世出资修复了罗马城墙，以防止斯波莱托人进一步的袭击。随后，格里高利三世为特兰萨慕德献上重金，换回了加莱塞的控制权。
此外，格里高利还竭力说服斯波莱托与罗马教廷达成盟约，以扩充教皇有限的军事力量。
当然，格里高利三世与特兰萨慕德的联盟似乎并不是为了直接针对柳特普兰德；教皇只是想用最快速、最便捷的手段保护罗马免受斯波莱托人的侵犯。
然而，格里高利三世也十分清楚，罗马教廷与斯波莱托结盟，代表了斯波莱托对帕维亚王室的叛变，也预示着罗马教廷将成为柳特普兰德的敌人。
特兰萨慕德的叛宗行为，使得柳特普兰德勃然大怒。
因此，当斯波莱托与其它政权缔结盟约，柳特普兰德便会毫不犹豫即刻采取行动。
739年6月，柳特普兰德率兵击败特兰萨慕德，并任命亲信希尔德里克担任斯波莱托公爵。
而兵败的特兰萨慕德只能逃往罗马寻求教皇的援助。
随后，柳特普兰德要求教皇交出特兰萨慕德，为了能在与柳特普兰德的谈判中掌握一个有力的砝码，格里高利三世强硬拒绝了这一要求，这也致使柳特普兰德将怒火转向了罗马教廷。
据《传记》记载，柳特普兰德率领重兵劫掠了坎帕尼亚地区，并强迫当地罗马贵族穿上伦巴德样式的衣服和装饰。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查理·马特拒绝了教皇的援助请愿，但格里高利三世所寄予的两封求助信函依旧被收录进《加洛林书信集》中。
由此，部分学者依据这一时期罗马教廷与法兰克王国之间较为冷淡的关系，对加洛林宫廷学者在8世纪末汇编《书信集》时的信件筛选工作提出了质疑。
在查理·马特未向罗马教廷提供援助的情况下，为何格里高利三世的两封求助信函依旧被选择放置其中。
对此，汇编《加洛林书信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存加洛林王朝与罗马教廷深厚的感情连结。
而格里高利三世在信件中，曾明确指出了罗马教廷与查理·马特家族的历史渊源：“他们盗走为使徒之长准备的蜡烛以及你[查理·马特]和你的先祖们进献给他的礼物。”
这就表明，早在查理·马特之前，其祖先就已经与罗马教廷有所接触。
尽管考虑到法兰克人与伦巴德人的合作关系，查理·马特在当时并未做出积极回应。
但是在有关加洛林王朝历史的众多文献中，都记载了此次格里高利三世向查理·马特求援的史实，这足以见得法兰克人对此段历史的重视。
因而，这两封信件被添加其中，自然也就不足为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