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有一个“说不完的明史”现象。如果说中国汉唐史气质阳刚、气势恢弘，令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充满文化自豪感，那么相比之下，有明一代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则精神阴柔、历史晦暗，令人内心纠结、无限怅惘，产生一种“丰富的痛苦”：明代最讲纲纪王法，却多有暴君昏君，君视臣如草，臣视君如仇；明代重视儒学理学，却文字狱盛行，新“焚书”学案不断；明代腐儒盛行，伪道欺世，有文治而少武功，讲“道德”而无法治；明代崇文有余，武功废弛，故其“文”就显得纤弱柔媚，其“雅”就有些精巧无用。尤其是明朝中晚期，西北有胡虏，东南有倭寇，内地有动乱，怎一个“乱”字了得……所以，研读明史，使人对于历史真假、国家治乱、人事兴替等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甚至让人有心乱如麻之感。但是，明代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留下了太多存废治乱的教训，故而“别有怀抱者”反而乐于深研细究，力图把这团乱麻理出个头绪来，给今人后世存一面镜鉴，张学良、吴晗、朱东润、孟森、黄仁宇、高阳等概莫如此。
曾纪鑫较早完成的是《俞大猷：不该忽视的抗倭名将》，之后创作了《大明雄风·俞大猷传》（以下简称《俞大猷传》）。曾纪鑫知道，这是一个大难题：首先，明朝那些事儿，史料庞杂。无论官史还是稗史，可谓斩不断、理还乱，难以正本清源。其次，明末诸人毁誉参半。对正德、嘉靖、万历皇帝固然众说纷纭，对严嵩、张居正、徐阶、高拱、谭纶、海瑞、戚继光、郑和等人的看法也莫衷一是。第三，俞大猷备受争议。一方面史料博杂，另一方面一些偏见已成，要想拨乱反正，“还原历史，回归真相”，无异于以一敌众，自树标靶……但是，曾纪鑫还是写成此书，因为“俞大猷集道德、事功、文章于一身的‘三不朽’境界，其高尚的人格魅力，也一直吸引、感染着我”（《俞大猷传》后记）。
英雄不问出处，常起于微末，却往往因为具有“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进取精神和牺牲精神，终成一段传奇。俞大猷生平无疑具有“英雄传奇”的所有要素：他世袭末级武官百户长，文秀才，武进士，文才出众，武敌百人，有战略思维，能率百万之师；他生年76岁，戎马生涯47年，东南抗倭，西北驱虏，内地平暴，是难得的忠义之臣；他“坚持谋定而后动，计定而后战，不肯轻易出击，对瞎指挥有着一种本能而强烈的抵抗意识；加之为人正直，不愿委曲求全、巴结上司，不居功，不诿过，常遭攻诘，蒙受难以预料的灾祸。他不抱怨，不颓废，总在逆境中奋起，往往撤职不久，就因大胜而撤销处分，并受擢拔。他一生四为参将，六为总兵，有过七次受辱，四次贬官夺荫，一次逮捕下狱的坎坷经历”，可谓大起大伏；直到71岁时，他还被夺去正一品官职，幸有兵部尚书谭纶保护，到北京训练车阵，才重获右军都督府佥书管事，练兵3年后，于万历六年（1578年）回到故乡泉州，“完名全节”，可谓宠辱不惊，的确一代儒将。正如万历皇帝准其回乡的圣旨所说：“才猷兼茂，忠赤独怀。历仕三朝，身经百战。经营四十七年，斩馘二万五千余级。功在边陲，裒然为诸将之首。况操履清素，始终不渝，又有足称者。”《三国演义》作者借曹操之口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就此而论，俞大猷是一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一个无私无畏的大英雄。我想，《俞大猷传》之所以没有在结构和叙事技巧上做过多设计，而是话说从头、顺流而下，就是因为传主一生已经足够曲折，比戏剧更具有戏剧性。
这部历史人物传记就是一面镜子，不仅刻画出了传主的形象气质，更让人看到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风貌。俞大猷一生功业主要在抗倭，而《俞大猷传》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前提追问”，揭出倭寇成灾的原因。我试将其归纳为如下三点：一是闭关锁国。明代施行陆防海禁政策，与倭蛮互不通贡，这就无法满足国民生存和经济发展需要，无法适应新的生产力要求；陆防海禁消耗巨大人力物力，既不利于开源节流，更滋生了外患侵扰。二是兵乱不断。外患入侵，故军费大增，捐税苛杂，民不聊生，故起义不断，衍生内忧。三是道德失范。明代“德治”盛极一时，这反而使道德成了伪装、假道学，应验了老子的“大道废，有仁义”之说。从严嵩到一班文官，多是*道义旗帜的伪君子，他们以弹劾他人来自标高格，对将士用而不信，有功而无赏，有过则严惩，处处制约，使之动辄得咎，在抗倭军事行动中，瓦氏夫人带领俍兵*倭寇，而官兵作壁上观；俞大猷率军苦战，而广东将官掠功请赏……这样的怪状不胜枚举。因而可以说，明代倭患历百年而不靖，与“德治”失范有重大关系。
此外，曾纪鑫在资料搜求方面，“全深细实”，仅“附录”中就列举了数百种文集史料、报刊文章和网络资料，行文做到了言而有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