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戴礼记．易本命》中有一段资料，兹录如下：
子曰：夫易之生人、鸟兽、万物、昆虫、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飞或行，而莫知其情，唯达道德者，能原本之矣。
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数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马，故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时，时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猨，故猨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为律，律主禽鹿,故禽鹿六月而生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风，风为虫，故虫八月化也。[１]
这段话也见于《淮南子．墬形训》〔２〕和《孔子家语．执辔》〔３〕，三处意思几乎完全相同，而用词稍异。《大戴礼记．易本命》认为这段资料为孔子所讲（子曰），《孔子家语．执辔》认为是子夏所言，作“子夏问于孔子曰”。“一主日，日数十”之间，《淮南子．墬形训》有“日主人”句。“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 之间，《淮南子．墬形训》有“二主偶”句。《淮南子．墬形训》豕作“彘”，禽鹿作“麋鹿”，《孔子家语．执辔》作“鹿”。
这段资料，涉及到“数”的“一”至“九”，“天文”“地理”的“日”、“月”、“斗”、“时（四时）”、“音”、“律”、“星”、“风”，以及 “人”和“虫”物（古以“虫”指动物）的“马”、“狗”、“豕”、“猨”、“鹿”、“虎”、“虫”（指具体的“虫”之一类）等，是讲了一套性命学说（详见下）的内容。我们注意到，这段资料的逻辑关系非常清晰，很有条理，又很完整，是一套学术性很强的东西。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段资料是如何建立的？它有怎样的学术理路？其阐述方式有何特点？其根据何在？令人遗憾的是，北周卢辩、清王聘珍等人对这段资料的注解，虽有一些启发意义，但都不能使我们清晰地明了这一切。因此，有必要对这些问题作一番深入探讨。
下面即为笔者对此问题的初探，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易”的境域
首先，我们对这段资料的论说境域作一考察。
这段资料的篇名为《易本命》。何谓“本命”？“命”古人又称“道”，《诗经．维天之命》云：“维天之命”，郑笺：“命，犹道也。”《广雅．释诂三》： “命，道也。”“道”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指本原、究竟义，因此，“本命”指根本之道。“命”又指事物的“性命”，它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中“命”表示事物的形上终极根据，“性”表示事物的最普遍本性，事物的生死、运化及其度数都是由其“性命”所决定的，这就是古代的性命学说。《大戴礼记》中有《本命》篇，阐述了“本命”的性命之道，其曰：“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化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化穷数尽谓之死。故命者，性之终也，则必有终矣。”〔１〕因此， “本命”意味着论说者要探讨事物的根本之道或曰性命之理。
《易本命》中的“易”指易学中所讲的“易道”，《易本命》的篇名表示论说者是从“易道”的高度来阐发一番事物的性命之理，《易本命》的第一段话和卢辨注，正明确表示此意。《易本命》曰：
易之生人、禽兽、万物、昆虫，各有以生……而莫知其情，唯达道德者，能原本之矣。
卢辨注曰：
《易》曰：“浑元之始，是曰太易，二象之所资，万品之所生。”《易》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说卦》曰：“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太素者，质之始也。”〔１〕
卢辨三引《易》言释《易本命》之“易”，用“太易”、“太极”这些易学中表示“易道”的哲学概念，说明“易”即为“易道”，《易本命》是从“易道”来原万物生之本，即探讨性命之理。
因此，可知《易本命》的这段资料是阐发易道，它的性命之论是置于“易”的境域中的。
这段资料的论说者，也与《易》有密切关系。《大戴礼记》作“子曰”，一般而言，“子”指孔子。孔子研《易》传《易》，历来是作为事实看待的，虽然也间有怀疑或反对的意见。而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的出土，其中一些资料（如《要》“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易我后亓祝卜矣！”等等），再次证明这一说法可成定论。又，《孔子家语》认为论说者是子夏，《史记》未载子夏知《易》、传《易》之事，然司马贞《索隐》云：“子夏文学著于四科，序《诗》传《易》。又孔子以《春秋》属商。又传《礼》，著在《礼志》。而此史并不论，空记《论语》小事，亦其疏也。” 子夏有《易传》传于世。司马贞议曰：“案刘向《七略》有《子夏易传》。”梁阮孝绪《七录》载《子夏易》六卷，《释文．序录》有《子夏易传》三卷。（《子夏易传》已久佚，现有清儒孙冯翼、臧庸、黄奭等人的辑佚本，而四库本《子夏易传》之类为伪书。）因此，子夏研《易》传《易》看来乃为事实。
清儒马国翰认为，《大戴礼记．易本命》这段资料抄《孔子家语．执辔》，而《执辔》这段话是子夏所讲的“易阴阳”。他说：“《家语》载子夏论易阴阳一篇，文理精微，《大戴礼》取之，称《易本命》。”（马国翰《周易丁氏传》）〔４〕由于《大戴礼记》编定于东汉时期，《孔子家语》是三国时曹魏王肃（195- 256年）撰，因此，马国翰所言《大戴礼记》抄《孔子家语》是不对的，但马氏认为这段资料是子夏所论“易阴阳”，定有根据。
总之，不管论说者是孔子还是子夏，都与这段资料的“易”的境域相吻合而不是冲突。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九家易》所载的一句古资料给我们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而在谈此问题之前，有必要对《九家易》作一简要说明。
《隋书．经籍志》始录有《周易荀爽九家注》，新旧《唐志》、唐陆德明《经典释文》都有著录，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作“九家易”。对于《九家易》集者及九家确定，历来是有争议的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以宋儒陈振孙、清儒王谟的观点为代表，认为“九家”为汉淮南王所聘明《易》者九人，《九家易》为荀爽所集九人之易说资料。另一种以清儒惠栋、今人徐芹庭先生、林忠军先生的观点为代表，认为“九家”指陆氏《经典释文》中所列以荀爽为主的九家，《九家易》为魏晋以后人所集。（详见林忠军先生《〈九家易〉考辨》，《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３４—３９页，齐鲁书社１９９８年版。）因此，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但大部分学者认为，《九家易》为易学资料集录性质的书，其中有些资料较古。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所列“九家”有“京房”，京房（前77- 前37）为西汉昭、宣、元帝时人。朱震认为：“秦汉之际，《易》亡《说卦》，孝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说卦》，至后汉荀爽集解，又得逸象三十有一。”〔５〕（卷九）尚秉和指出：《九家易》三十一象，其古可见。“九家注之古，为荀所宗，显而易见。”〔６〕可见，《九家易》保存有秦汉之际和西汉易学的一些较古的资料。
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释《说卦》“艮为狗”曰：“艮数三，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为犬，故犬怀胎三月而生。”〔7〕（第702页）这句话应属《九家易》中较古的资料，因为除了“艮数三”之外，它也见于我们上面所引的《淮南子．墬形训》、《大戴礼记．易本命》以及《春秋纬》（见下）。与《易本命》相对照，它多出的“艮数三”，使我们认识到：《易本命》所言“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正是以古易《艮》卦象数为根据的（详见下）。
由此，考虑到《易本命》这段话“易”的境域以及“数”为“一”至“八”，可进一步断定《易本命》这段言论是本之于古易八卦象数的。
对此，我们有必要作具体的分析和考察。
二、本之于古易八卦象数
首先来看《易本命》的“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说卦》云：“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认为圣人顺从性命学说，立天地人的三才之道，而作卦、爻，而成《易》。这可看作是对《易本命》“天一地二人三”的注解，也再次证明整段话的“易”的境域。
古易《乾》有逸象“日”、“人”。《九家易》称乾有日象，《九家易》注《同人．彖》曰：“谓乾舍于离，同而为日，天日同明，以照于下。” 《系辞》：“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九家易》释曰：“夬本坤世，下有伏坤，上又见乾，以乾照坤，察之象也。”虞翻释《同人．象》“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辩物”曰：“以乾照坤，故‘以类族辩物’。”按虞翻以《同人》旁通《师》，《同人》上卦为乾，为日，《师》上卦为坤，故曰“以乾照坤”。《履．彖》：“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虞翻曰：“乾为大明”，《礼记．礼器》：“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郑玄注：“大明，日也。” 郭店楚简《唐虞之道》曰：“《虞诗》曰：‘大明不出，万物皆暗。’”〔８〕“大明”显为日。故乾为大明即乾为日。《乾．彖》曰：“大明终始”，显以乾为日也。尚秉和也从《焦氏易林》得乾之日的古逸象。〔9〕（第259页）由此，可证乾古有日象。乾又有人象，《履》：“履虎尾，不咥人”，虞翻曰：“乾为人”。《谦．彖》：“人道恶盈而好谦”，虞翻曰：“乾为人”。《损》六三：“三人行”，虞翻曰：“《泰》乾三爻为‘三人’”。虞翻认为《损》来于《泰》，《泰》下卦为乾，乾有三爻，故曰“三”。乾为人，故曰：“三人”。
由此，可知《易本命》的“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数十，故人十月而生”以及《淮南子．墬形训》的“日主人”，言“日”，言“人”，皆本之于古易《乾》卦之象。而进一步者，我们还有意外收获，得到了古文献中久已佚失的古易《乾》卦之数：一。
古易《坤》有逸象“月”、“马”。坤有月象，《春秋考异邮》曰：“地主月。”地为《坤》，“地主月”即《坤》主月，是《坤》为月。帛书《衷》曰：“易之义呼阴与阳，六画而成章。曲句焉柔，正直焉刚。六刚无柔，是谓大阳，此天〔之义也〕。……六柔无刚，此地之义也。”“六刚无柔”显指《乾》，《乾》为大阳。 “六柔无刚”，显指《坤》，《衷》于“六柔无刚”后虽未明言“是谓大阴”，（廖名春认为，此处脱“是谓大阴”四字。见廖名春《帛书〈衷〉校释（一）》，《周秦汉唐文化研究》创刊号，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０月。）但观其语意和语法，《坤》即为大阴。《说文》释“月”曰：“月，缺也。大阴之精。”是《坤》与月皆为大阴，故《坤》为月。《淮南子．天文训》曰：“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月者，阴之宗也。”月为阴之宗，《坤》六爻皆阴，表示纯阴，故《坤》有月象。《坤》又有马象。《左传．闵公元年》记毕万筮，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震为土，车从马。”杜预注：“震变为坤，震为车，坤为马。”《易纬．乾坤凿度》曰：“坤为马。”《汉书．王莽传中》：“五威将乘乾文车，驾坤六马。”《王莽传下》：“乘乾车，驾巛马。”干宝注《坤》“利牝马之贞”曰：“行天者莫若龙，行地者莫若马，故乾以龙繇，坤以马象也。”《坤．彖》云：“牝马地类，行地无疆。”王弼注曰：“乾以龙御天，坤以马行地。”《春秋说题辞》曰：“地精为马。”由此可证坤古有马象。
由此，可知《易本命》“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案这里辰指十二月），辰主月，月主马，故马十二月而生”中，言“月”，言“马”，皆本之于古易《坤》卦之象。同时，我们也获得了古易《坤》卦的佚数：二。
案这段文字也见于《春秋考异邮》，其曰：“阴合于八，八合阳九，八九七十二，二为地，地主月，月精为马。一（笔者案：“一”疑衍文）月数十二，故马十二月而生。”是知这段文字在古代文化中是很有影响的。
古易《艮》有“斗”的逸象和“狗”象。《艮》之斗象世人鲜知，项安世《周易玩辞》引《子夏易传》释《说卦》“艮为狗”曰：“斗主狗，斗止而动，艮之象也。”是子夏知《艮》有斗象。虞翻也知艮斗象，《丰》六二“日中见斗”，虞翻释之曰：“《噬嗑》离为见，象在上为日中，艮为斗。”是其证也。《艮》为何能主“斗”？《九家易》指出：古易用覆象，《艮》的覆象为《震》。《系辞下》：“重门击柝，盖取诸豫”，《九家易》注曰：“下有艮象。从外示之，震复为艮。”尚秉和也指出了这一点。〔9〕（第52页）《说卦》曰：“艮，止也。震，动也。”“斗”（北斗）的特点为“止而动”，古人认为，北斗居天之中，相对位置静止不动，同时自身又回旋运转。《公羊传．文公十四年》何注：“北斗，天之枢机，玉衡七政所出。”《庄子．齐物论》云：“谓之道枢，枢始得其中，以应无穷。”《鹖冠子．环流》曰：“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史记．天官书》曰： “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通“向”）。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故《艮》为斗象极为恰确，最可理解。又，艮为狗象，见于《说卦》，《说卦》曰：“艮为狗。”
由此，可知《易本命》“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中，言“斗”，言“狗”，皆本之于古易《艮》卦之象。由此，也知古易《艮》卦之数：三。
上面已讲，《九家易》中也有这句关于古易的话，其全文为：“艮止，主守御也。艮数三，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为犬，故犬怀胎三月而生。斗运行十三时日出，故犬十三日而开目。斗屈，故犬卧屈也。斗运行四币，犬亦夜绕室也。”《春秋纬》也记有这段古文字。《春秋考异邮》曰：“七九六十三，阳气通，故斗运，狗三月而生。”宋均注：“狗，斗精之所生也。”《春秋元命包》云：“犬，斗精，以度立法也。”宋均曰：“犬斗精，别气也。犬能别善恶，且卧蟠屈，象斗运。”由此，可看到这句话在古代文化中的较大影响。
古易《坎》有逸象“音”。《说卦》云：“坎为耳。”耳主听声音，是坎主音之一证。古人认为，声音为风吹动窍穴而发出。《庄子．齐物论》曰：“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坎》古有穴象。《未济》卦辞曰：“小狐汔济。”《汉上易》卷九引孟喜释之曰：“坎，穴也，狐穴居。”《需》六四：“需于血，出自穴。”《九家易》曰：“云从地出，上升于天，自地出者，莫不由穴，故曰‘需于血，出自穴’也。”李道平疏曰：“《九家》注：坎为‘坎窞 ’，其象为穴。”音由风吹穴而来，故坎又主穴，是坎主音又一证。音古指五音，亦称五声。《汉书．律历志》曰：“天之中数五，五为声。”又云：“天之中数五，地之中数六，而二者为合。六为虚，五为声。”五音（五声）指宫、商、角、徵、羽。
“猨”（猿）的古卦象，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还无法确认。但通过上面的考证，我们可推测，《易本命》所言：“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猨，故猨五月而生。”可能本之于古易《坎》卦之象。由此，也获知古易《坎》卦的佚数：五。
古易《离》有逸象“鹿”。“离”的本字为“丽”。《离．彖》曰：“离，丽也。”《序卦》：“离者，丽也。”王家台出土秦简《归藏》离作 “丽”。林忠军先生指出：“离当来自丽。”〔１０〕（第8页）《说文》：“丽，旅行也。鹿之性见食急则必旅行。从鹿，丽声。”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曰： “丽字从鹿，当为鹿之旅行之专字。”看来，离古易恐有鹿之象。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盗者》，其生肖午为鹿，〔11〕《汉书．律历志》：“位于午，在五月”，《乾凿度》卷上曰：“离位在五月”，此离为鹿之一证。又《榖梁传》注引《京房易传》曰：“火不明则国多麇。”“麇”即麇鹿，离为火，京房也似有以离为鹿象之例。按“卦气”说，夏至五月为“鹿角解”，《乾凿度》卷上曰：“离位在五月”，是离为鹿又一证。律古指六律，《汉书．律历志》曰：“地之中数六，六为律。”又曰：“六为虚，周流于六虚。虚者，爻律。”六律指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亡射。
虽然《离》是否有律之象，无法确认，但据上考证，可推测《易本命》所言“四九三十六，六为律，律主禽鹿,故禽鹿六月而生也”很可能本之于古易《离》卦之象。由此，我们也获知古易《离》的佚数：六。
古易《震》有逸象“星”、“虎”。帛书《周易》称震为“辰”，《说文》：“辰，震也。”尚秉和从《焦氏易林》得震古逸象为“辰”，〔9〕（第260页）案古辰有星意。《尚书．尧典》：“历象日月星辰。”《鲁语》：“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注：“三辰，日、月、星。”《左传．桓公二年》：“三辰旗旗，昭其明也。”杜预注：“三辰，日、月、星。”知辰为星，故震又有星之象。古有二十八星宿、七星之说，《周礼．秋官．硩蔟氏》：“二十有八星之号”，《淮南子．天文训》：“凡二十八宿也”，二十八宿分布一周天四方，每方为七星，《乾凿度》卷上曰：“星二十八者，七宿也”，东方七星为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七星为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七星为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七星为井、鬼、柳、星、张、翼、轸。
“虎”的卦象，古籍记有多种。《九家易》认为是《艮》。《释文》引《九家易》的《说卦传》曰：“艮为虎。”虞翻认为是《坤》。《履》卦曰：“履虎尾”，虞翻释之曰：“《谦》坤为虎。”虞氏以《履》旁通《谦》，以《谦》中的坤为虎。郭璞认为是《兑》。郭璞《洞林》曰：“白虎东走”，注云：“兑为白虎。”（转引自潘雨庭点校的《周易集解纂疏》。潘注：（郭璞《洞林》）“‘东走’原本作‘西起’，据陈校本及《洞林》正。”）笔者疑《震》古也可能有虎象。案《震》卦卦辞曰：“震来虩虩。”初九曰：“震来虩虩。”《释文》引马融云：“虩虩”，“恐惧貌。”值得注意的是，表示恐惧的“虩虩”从“虎”，此“虩虩”是因为 “震”来，这很可能意味着“震”为“虎”，即古易《震》有虎象也。
由此，可知《易本命》所言：“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很可能本之于古易《震》卦之象。由此，也可获知古易《震》的佚数：七。
《巽》有“风”象和“虫”的古逸象。《说卦》云：“巽为风。”古有八风之说，据《淮南子．天文训》、《史记．律书》、《春秋考异邮》、《易纬．通卦验》等*载，八风为条风、明庶风、清明风、景风、凉风、阊阖风、不周风、广莫风。古易《巽》有虫象。《春秋考异邮》曰：“风精为虫，八日而化。风列波激，故其命从虫，虫之为言屈申也。”尚秉和《焦氏易诂》曰：“《左氏》云：‘三虫为蛊，蛊者，坏也。坏之故，以虫多。多之故，以风止山下也。’《易林》每以巽为虫，本之《左氏》也。”〔９〕（第324页）是其证。
由此，可知《易本命》所言：“二九一十八，八主风，风为虫，故虫八月化也。”是依据于古易《巽》卦之象的。同时，也获知古易《巽》的佚数：八。
通过以上考证，我们得到古易八卦象数中《乾》、《坤》、《艮》、《坎》、《离》、《震》、《巽》七卦，只剩下《兑》一卦。同时，这段资料，也只剩下“六九五十四，四主时，时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一句没得到识读。因此，虽然没有直接的文献资料支持，但我们可推测，《兑》卦和这句话是有对应关系的，也就是说，《易本命》所言“六九五十四，四主时，时主豕，故豕四月而生”是以古易《兑》卦之象作为根据的，同时，可获知《兑》的佚数：四。
通过以上具体分析，我们看到，《易本命》这段言论确实是本之于古易八卦象数。这些古易八卦象数大部分已久佚，但在一些古文献中还有零星残存。上面我们通过考证和推测，钩沉出了这些古易八卦象数。这些八卦象数是：《乾》卦数一，其象日、人。《坤》卦数二，其象月、马。《艮》卦数三，其象斗。《兑》卦数四，其象时、豕。《坎》卦数五，其象音、猨。《离》卦数六，其象律、鹿。《震》卦数七，其象星、虎。《巽》卦数八，其象虫。这种八卦的卦序为：乾、坤、艮、兑、坎、离、震、巽。案京房易学中记载了纳甲卦序，《京氏易传》卷下曰：
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离之象配戊己，艮兑之象配丙丁。
按天干顺序，可知纳甲卦序为：乾、坤、艮、兑、坎、离、震、巽，与我们考证出的古易八卦卦序相同，这暗示二者之间必定有一定关联。
《大戴礼记．易本命》、《淮南子．墬形训》和《孔子家语．执辔》所载这段讲万物性命之理的言论本之于古易八卦象数，表明了论说者采用了“义理本于象数”，即“观象系辞”的学术理路和阐述方式。
三、“观象系辞”的哲学思考
“观象系辞”首先由《易传》明确提出，《系辞上》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李鼎祚曰：“圣人谓伏羲也，始作八卦。文王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而系属其辞。”〔７〕（第547页）《易传》认为，圣人首先设立卦爻示“象”而有卦爻之象，文王观卦爻之象而系属卦爻之辞。反言之，文王所作《易经》的言辞，并不是随意而讲，也不是来之于别的途径，而是本之于卦爻之象。因此，“观象系辞”是《易经》经文的阐述原则和阐述方式。这种原则和方式被《易传》确认后，就被中国易学史上一些易学家、特别是象数派易学家所信奉和坚持。从“观象系辞”的思想原则出发，他们在解释《易经》时，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探寻卦爻辞所本之象，由此形成了以象解经的路子。在两汉象数易学中，这种特征表现最为明显。两汉注经派象数易学家如虞翻等人，注《易经》，无一字不求其卦爻之象。为求卦爻之象，大肆推演，甚至不惜言论牵合、繁琐。他们以象解经的做法，历来遭到一些易学家、特别是义理派易学家的批评。
刘大钧先生通过对《易传》的深入研究，发现《易传》所阐发的义理都是生发于象数之本的，都不是游离于象数之外的泛泛空谈，而是严格按照义理根于象数、象数义理合一的模式阐发出来的。他指出：《易经》和《易传》等中国古籍“确有其独特的学术理路和‘观象系辞’的特殊阐述方式”。〔１２〕上面我们通过分析，已知《大戴礼记》、《淮南子》、《孔子家语》等书所载这段资料谈论性命之理，也是采取了根于象数而讲义理的阐述方式，这些都进一步证明：“观象系辞”不仅是《易经》卦爻辞的系属方式，在中国古籍中它也成了古人阐发义理的一种方式。
那么，“观象系辞”有没有道理？若有，其道理何在？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对“象”和“易之象”本质的认识。而对“象”和“易之象”的本质认识，必须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对“象”和“易之象”的本质，可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两方面认识。老子最早对“象”的本质进行了深刻揭示。《老子》曰：
大象无形。（四十一章）
执大象。（三十五章）
老子特标识出“大象”一词，以示“象”的独特意义。他指出，“大象”的本质是“无形”。这种“无形之象”与“道”有一种独特的关系：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十四章）
“混而为一”的“惚恍”即为“道”，而“道”又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这说明，“象”与“道”有着十分接近、密切的关系，“象”几乎就是“道”。
但“象”不是“道”本身，而是“道”之见（现）。《系辞上》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天垂象，见吉凶。”“道”是真正的“无”，自身是不能见（现）的。“道”只能“垂象”而“见”（现）“象”。“象”为“无形”，故与“形”不同。“形”则与“器”异名同实，“形”即为 “器”。
因此，“象”的本质含义，绝不是平常所言的“物象”之“象”，也不是指二分法的思维模式所形成的、与所谓“本质”相对立的“现象”之 “象”，而是有比这深刻的多的内容。所谓“物象”只能称为“形”，或“器”。事物之整全，不是西方哲学所称的“本质”与“现象”的二分，而是“道”、 “象”、“器”的三分。庞朴先生对此作了精辟的分疏，他指出：“道”、“象”、“器”三者，呈现这样的关系：“道无象无形，但可以悬象或垂象；象有象无形，但可以示形；器无象有形，但形中寓象寓道。”“因此可以说，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外或之间，更有一个‘形而中’者，它谓之象！” （庞朴《原象》）
因此，从本体论上看，道（形而上）——象（形而中，指本无形而可示形）——器（形而下，“下”为“属”义），构成了整全事物的三层次和二重根据，“道”为“象”之根据，无形之“象”本于形而上之“道”；“象”为“器”之根据，形之“器”本于无形而可示形的“象”。
从认识论上看，对“道”的把握只能以“象”，“言”、“意”只是对“物”的述说，而对“道”则无能为力。庄子以寓言的形式，表达了这种思想，他说：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吃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庄子．天地》）
“玄珠”，《释文》曰：“司马云：道真也。”“玄珠”指“道”。“离朱”，成玄英疏：“以目取。”“吃诟”，成玄英疏：“言辨也。”“象罔”即“罔象”，指“无之象”，《尔雅．释言》：“罔，无也。”黄帝失“道”，以知索，以目取，以言辨，都不能得之，只有以“无之象”才能得之。这说明，“象”与知性的耳目之取、言语论辨不是一个层面上的，而是超越于它们之上。对于作为“终极”意义、以“无”为本质、超言绝象的“道”，人要想把握它，以知性的耳目之取和言语论辨都是不可能的，只有以“无之象”才能企及。换言之，“象”是人把握“道”的直接方式。
一切“言”，一切“意”，都是针对“形之器”或曰“物之形”而言的。《庄子．秋水》曰：
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是所以语大义之方，论万物之理也。
“言”和“意”，都只能论“有形之物”，不过一论其“粗”，一致其“精”罢了。所谓论物之粗者，指只论及物之外在形态和性质等“粗理”而已，即如《韩非子．解老》所言之理：“凡理者，方圆、长短、粗靡、坚脆之分也。”所谓致物之精者，指如庄子所言，论及物之内在死生、消息、盈虚、终始等“精理”。
《系辞上》从认识表达功能上，论述了作为认识工具的“言”、“意”、“卦爻象”三者的关系，它说：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所谓圣人“立象”、“设卦”，指以设立的“卦爻象”，来表达客观之象。“言”“意”的功能都是有限的，都不能“尽”，都要靠“卦爻象”来“尽”。“卦爻象”一立，“言”和“意”都“尽”了，显然，从表达功能上看，圣人所立之“象”与“言”“意”不在一个层次上，“言”和“意”表达功能的实现完全取决于 “卦爻之象”。也就是说，从认识功能方面，“象”也为“言”“意”之本。
因此，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方面来看，“象”的本质意义已很明了。从本体论来说，“象”是“道”和“形之物”的中介物，“象”以“道”为本，“形之物”以“象”为本。就认识而言，人的终极目标是要把握“道”。而“道”为“无”，只有靠“无形之象”才能达到这一目标。作为“有”的“言辞”直接所涉的是“象”，“言辞”只是对“象”的提揭和展现，“象”是“言辞”之所本。
那么，如何表示这种本质之“象”呢？这就是“易”的本质所在及独特之用了。“象”是“无形”，对它的表达，言论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圣人创造的卦爻符号才能表示它，这就形成“卦爻之象”。“易”之卦爻只是一种功能，一种符号，一种中介，关键是借它所表达的客观、本质的“象”。《系辞下》曰： “易者，象也。”“易”之本质就在于，它能以其独特的卦爻符号来表示客观、本质的“无形之象”。“象”是“易”的本质所在，对“象”的表达是其独特大用。抛弃了“象”，就没有“易”；而没有“易”，“象”也无法获得表达。因此，“易”也就是“易之象”，“易”的本质即为“易之象”。
既然“言辞”本于“象”，“理”本于“象”，因此，在易学中，系属其辞（包括狭义的《易经》卦爻辞和广义的《易传》义理言辞），自然要求本之于“易之象”，即“观象系辞”了。《易传》的“设卦、观象、系辞”一语，一举揭破“易”的、进而中国古代学术的学术理路和阐述方式，揭破了中国古代智者、哲人的文化理趣和言说方式。由此，可知易学史上象数派易学家以象解经思路的根据——“观象系辞”，古籍中“义理根于象数”的致思路向和言说方式，不但有其理由，而且这种理由是必然的；对“观象系辞”和“义理根于象数”的怀疑和否定，是对“易之象”的本质不理解乃至误解造成的。
《大戴礼记．易本命》、《淮南子．墬形训》和《孔子家语．执辔》所载这段资料中，所讲万物性命之理本于古易象数的致思路向，使 “观象系辞”学术理路和阐述方式再次得到证明。而《淮南子．精神训》的一段话也直接给我们以印证：
古未有天地之时，唯象无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闵，澒蒙鸿洞，莫知其门。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孔乎莫知其所终极，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烦气为虫，精气为人。
这段话以生成论的外在形式，实际讲的是万物根据的本体论，它的结构为：无形之象—二神（阴阳）—八极—形之物（烦气为虫，精气为人），抛开中间环节不论，实际上它讲的是“有形之物（虫、人）”本之于“无形之象”。与见于《淮南子》的上述所引那段资料对照（那段资料也正是讲“万物”的“人”和 “虫”），可看到，言说者基于此本体论，“观”（体悟之义）“无形之象”而察“人”物、“虫”物之理，本古易所示的象数而阐述“人”物、“虫”物之性命，不但是自然的，而且是必须的了。
